近年來，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網絡，“互聯網+賭博”在國內出現，還有一些境外博彩機構、詐騙集團利用“偽裝者”身份侵入國內網絡。

　　對於網絡賭博行為，公安部門早已明確，利用微信、App等網絡平台進行賭博，與線下賭博一樣屬於違法行為。隻要達到刑事立案標准，就要按照賭博罪、開設賭場罪追究刑事責任。

　　盡管如此，博彩信息仍通過蘋果短信等多種渠道進入公眾視野，用於賭博結算的紅包微信群仍活躍在社交平台上，彩票網站逃過安全軟件檢測“遁入”百姓生活，各類App以“偽裝者”身份逃避審核……

　　“有時即使抓到了網站負責人，也不知道如何處罰，違規成本近乎為零，違法成本極低。”北京市體育彩票管理中心原主任李辰認為，根源在於沒有將“賭”的定義搞清楚，沒有專業機構研究“賭”在什麼情況下會對社會造成危害，正是由於理論上無法突破，導致了法律滯后，所以相關的定罪量刑標准都不統一。

　　技術層面難以達到監管要求

　　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計算機與軟件學院移動應用開發專業負責人李維勇指出，服務器在境外的彩票網站很難監管，對其隻能屏蔽，但仍有很多網站無法封停。

　　曾經研究過手機惡意軟件的李維勇熟悉某些博彩軟件的偽裝技巧，“當用戶第一次進入某個手機應用，給你看A界面，之后再點擊，給你啟動B界面”。

　　這樣的App對於手機應用市場或是手機安全軟件來說，有時沒法檢測出問題，“第一次啟動A界面，第二次啟動B界面，機器通過算法檢測不出來，有漏網之魚很正常。”

　　“各大安全軟件公司都會把博彩軟件當作非法軟件，用戶如果瀏覽到這些網站就會出現提示，但手機上不太好處理的地方，在於手機系統沒給那些安全軟件相應權限。”某移動互聯網安全專家說。

　　盡管手機應用商店對這些均有審核，且安全廠商在檢測到問題應用時，會提交報告建議下架，但因為更新不及時，手機端對於這類網站的攔截效果往往不夠理想。

　　同樣攔截不住的還有將服務器搭設在國外的彩票網站。

　　記者發現，即使用戶通過QQ群等社交群的投訴機制內部舉報了網站鏈接，同時騰訊網址安全中心也檢測出該網頁可能包含惡意欺詐內容，但在手機瀏覽器中，有時該網頁仍可以正常進入，不被攔截。

　　“其實服務器肯定是一個，但可以注冊很多域名，在境外注冊的話很難監管，很多連網站都封不了。”李維勇說，對境外網站查處的難度較大。

　　記者調查發現，在很多互聯網賭博中，通過微信、支付寶等形式進行充值，與博彩游戲實行的是“雙軌制”。表面上看到微信群在發紅包或者轉賬，其實是在結算賭資。

　　“理論上這很難管，畢竟微信群有轉賬功能，隻要用約定的話或隱語去轉賬，你是管不了的。”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暨博弈行為研究中心博士陳海平認為，騰訊公司有企業監管責任，但其本身沒有執法權，“一方面要看騰訊公司能不能承擔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執法機構也不能把責任無限地加給企業，需要制定可操作的技術標准和執法原則”。

　　“目前的問題是，法律規定落后於技術進步和行業發展生態，管不了這些技術層面的事情。”陳海平說。

　　“九龍治水”背后的執法困境

　　“多部門職責分散、無法配合”成為監管網絡賭博難的一大原因。

　　以監管實質為賭博的彩票網站為例，盡管彩票發行和管理機構發現了一些擅自出票的彩票網站，但因為沒有執法權，無權查處任何網站和手機App。

　　對於擁有執法權的公安部門來說，“出票的網站連違法都算不上，最多算違規，公安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熱情來查？”李辰說。

　　對於不出票或聚賭的違法網站，陳海平認為“到境外去抓”的執法成本很高。

　　陳海平解釋，涉及互聯網彩票治理的現在多達9個部門，“這些部門之間如何配合，職責范圍如何界定等這些問題，都值得探討。”

　　6月22日，由財政部牽頭，多個部門在成都市召開全國彩票監督工作座談會，該座談會除了財政部、民政部、體育總局外，還有國家網信辦、工信部等中央部門參加，而且該類會議首次出現國家網信辦。

　　對於這9個部門在監管上的分工，陳海平舉例，財政部管理彩票業務和內容，但缺乏監管的技術手段，公安執法機構擁有監管技術但不熟悉彩票、博彩業務，造成“彈性空間很大，執法往往跟變化著的技術或者與博彩市場情況不對接，就會脫節”。

　　同時，因為通過互聯網售賣彩票等方式屬於網信辦管理，而資金安全上的監管由銀行系統負責，“這些部門和機構各有各的規范，都有監管責任，到最后‘九龍治水’，誰都治不了”。

　　除了網站，實質為賭博的棋牌類App也存在類似問題。

　　“互聯網彩票、博彩在監管上有很多不同環節，目前沒有一個綜合執法部門來管理。多個部門管理，但沒有一個部門有足夠的手段和能力能管好。”陳海平說。

　　監管面臨“空白地帶”

　　為何多部門的監管之間難以配合？李辰認為，即使是對擅自出票的彩票網站，也缺少具體處罰的相關規定。“隻定義了哪些網站違規，但沒規定如何處罰，可以說所謂的違規成本近乎零”。

　　李辰表示，各類賭博游戲從線下搬到手機、電腦上，曾經的地下賭場變成了虛擬賭場。而有關監管彩票的原則性規定和要求仍為2009年起實施的彩票管理條例和2012年公布的彩票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后者規定了非法彩票的條件。2013年起實施的治安管理處罰法提及了與賭博相關的處罰規定。

　　在李辰看來，“很多人通過賭博實施詐騙，但最終承擔的只是賭博罪的量刑標准”。

　　他認為，有關賭博罪的法律依據仍是上世紀90年代成型的刑法，“但賭博的形式已變化成這樣了，依舊靠之前的條文沒法控制，這一塊仍屬於法律真空地帶”。

　　現行刑法規定，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開設賭場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2010年8月31日起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了關於網上開設賭場犯罪的定罪量刑標准以及關於網上開設賭場共同犯罪的認定和處罰。

　　“按照當時法律規定，可能幾萬元就算大金額，但現在賭博動輒數億元，而且最高判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違法成本極低。”李辰說。

　　“迄今為止，我國沒有彩票的國家立法，僅有彩票管理條例，屬於行政法規，從法律效力上來看，不如刑法，因此也可以說所有非法彩票的問題都只是違規問題。”陳海平說。

　　陳海平說，彩票和賭博的區別不在於玩法，也不在於採用互聯網形式，而在於政府是否批准。對體育比賽結果押注，國家批准的是競彩足球和競彩籃球，沒批准的都叫賭球，而賭球屬於賭博范疇，屬於公安部門打擊的對象。

　　“正是由於理論上無法突破，導致法律滯后，所以相關量刑標准、公安執法標准都不統一。”李辰說。（實習生 朱彩雲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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