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學多深材，新知萬裡來。休閑倘有素，不應老塵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新知文庫”現任主持編輯徐國強這樣概括新知文庫的特點。近日，隨著《來自中國的禮物：大熊貓與人類相遇的一百年》的出版，新知文庫整整推出了100種圖書，而老版、新版文庫也與讀者相伴了30余載。

　　百種“新知”幾代人的傳承

　　百種新知文庫，是幾代三聯人的共同傳承，這樣的執著堅守在今天看來彌足珍貴。

　　原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今年已是87歲高齡。或許是年事已高，老先生不再像以往及時回復郵件，採訪他未能實現。三聯書店副總編輯鄭勇說，沈老那代出版人羨慕國外老牌出版社用“文庫”這種形式，推出自己的品牌圖書，於是他在1986年毅然啟動了新知文庫。而按照徐國強的解釋，三聯當年先是推出了“現代西方學術文庫”，但一些介紹性的“二手著作”和篇幅較小的名著放入文庫不太合適，放棄又可惜，便被整理成系列，以供讀者參照閱讀，這就是老版新知文庫。“從1986年到1998年，這套書出版了83種，這些小冊子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譯介西方思想的大潮中頗有影響。”

　　時至1996年，因應科學主義的時代風潮，三聯書店又率先推出了一套叢書“科學人文叢書”，首先出版了《復雜》《雙螺旋》《別鬧了，費曼先生》等名著的中譯本，開一時風氣之先。“當時那套書影響不大，就沒有繼續做下去。”鄭勇說，但這份事業還在繼續，十年后的新版新知文庫正是這套叢書的升級改造版。

　　1997年，徐國強正在清華大學讀物理專業，一心想當科學家的他讀到了《雙螺旋》等書，這些書無形中影響了他，在碩士和博士階段，徐國強選了科學史專業。2006年，博士畢業的徐國強出現在了三聯書店招聘現場，他龐雜的閱讀和理科背景受到格外重視，三聯領導一席話讓徐國強至今難忘，“招你進來，就是做新知文庫的。”他的宿命在那一刻定格。

　　但在徐國強的印象裡，最初的試行本，也就是那些沒有編號、設計朴素的知識小冊子市場反響欠佳。“究其原因，當時的思路還是在瞄著老版新知文庫的影子，六本書也都很單薄。”他說。

　　隨著新版變美變厚重，多年過去了，將老版和新版新知文庫做一番比較頗具特別意味。徐國強認為，1986年推出的老版偏重人文科學，1996年開始推出的“科學人文叢書”則偏重自然科學，而2006年至今的新版新知文庫則二者兼有。前兩版更注重對科學發展的反思和對科學精神的崇尚﹔而新版更注重新知識、冷知識與跨學科的融合，更注重趣味性、可讀性與視野的前瞻性，其選題范圍也重新拓展到社會科學領域。“這種潮流的變遷其實又是與科技大趨勢和社會大環境的發展息息相關。”徐國強說。

　　最厚的一本書銷量最高

　　“新版新知文庫出版時間在一年以上的品種，平均銷量已達到20000冊以上。”徐國強透露了這樣一個數字，而如此銷量在小眾圖書品種中卻是驚人的。

　　新知文庫中，《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是最厚的一本，也是銷量最高的一本。這是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在多年之后對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詳細解讀，前一半是敘事，后一半是分析。在1971年的實驗中，津巴多招募了24個經測試心理正常的大學生，隨機分為兩組，一組當囚犯，一組當獄卒，進行逼真的角色扮演，結果獄卒開始變得殘暴不仁，而囚犯則有的屈服，有的崩潰，有的預謀造反，有的絕食抗爭。原本預期會很無聊的兩周實驗五天就被叫停了，此后國際組織開始禁止做這種有悖於人性的實驗。徐國強回憶說，《路西法效應》剛剛下印的時候，編輯有些擔心，這本書太長太枯燥，根本賣不動，咬咬牙首印了6000冊。但此后，此書居然賣了十幾萬冊。“斯坦福監獄實驗先后被拍成了三部電影，很多讀者稱此書最有深度。有深度的內容逐步喚起讀者對新知文庫的好感與信任。”

　　關於書目的選定，很多時候編輯會如同偵探一樣，需要到處尋找、搜羅。徐國強清楚記得，關於破窗效應的書，在亞馬遜網站上有五六個品種，但他更關注“破窗效應”理論最初的提出者是誰。“1982年，美國犯罪學家喬治·凱林與詹姆斯·威爾遜在《大西洋月刊》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破窗效應，那我們就要找提出者寫的書。”同樣的，關於蓋亞理論的書，也是遵循同樣的尋找邏輯。

　　新知文庫培養了中國讀者的趣味，在接下來的發展中，它將何去何從？徐國強坦言，“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拓展新知文庫的產品線，逐步推出兩個子系列——編號B開頭的‘原創新知’和編號C開頭的‘彩圖新知’。”徐國強透露，“彩圖新知”已經出版了《珍奇屋：收藏的激情》《圖說古今帝王》兩種。

　　迄今從未出過本土學者的書

　　新知文庫改變了許多讀者的閱讀生態，更留下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文庫多年來從未出版過本土學者的圖書，就如同鄭勇所言，“不是我們不想出，而是根本找不到。”

　　中國科學技術館副研究員趙洋上大學時看到了《別鬧了，費曼先生》，這是一次新奇的閱讀體驗，“科普還可以這樣寫，科學家傳記還可以這麼有人情味。”趙洋之前看到的科普讀物都很艱深，不太講科學與社會、與人的關系，但這些書完全不同。趙洋一生的職業方向竟也因此改變，他后來從飛行器制造專業轉向了科學技術史專業。

　　受到讀者追捧的同時，本土學者的缺席也是個不爭的事實。徐國強透露，多年來看過很多學者發來的郵件，但不少都是學術論文改了改，根本無法出版。對此，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科學史學者江曉原直言不諱地說，“現有機制並不鼓勵學者寫這些東西，這在單位考核中不算學術成果。”不過他認為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很多學者確實寫不了這些跨學科的東西。學校從中學開始文理分科，人文學者不碰科學，連談論的勇氣也沒有。而搞自然科學的學者，對人文學者存有傲慢與偏見，這種優越感愈發使他們不屑於寫那些與大眾勾連的讀物，“事實上，即便他們寫，要麼是公眾讀不懂，要麼就是干巴巴，最后導致他們隻能躲在術語和學術黑話后面自我欣賞。”

　　但趙洋還是抱有樂觀態度，他預言，隨著新生代作者閱讀品位的提高、知識面的拓展，如此尷尬的局面遲早會打破。“新生代作者定能創作出中國人自己的新知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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