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馬克思對“好”報刊與“壞”報刊的闡述，是馬克思報刊理論的精華。好報刊獨立、自由地表達人民精神，關注人民的苦難，卻遭到官方的查封。壞報刊為專制制度辯護，漠視人民的疾苦，慣於諂媚撒謊，卻受到官方的保護。服務於好報刊與壞報刊的記者，從業志向也有天壤之別，表現出善與惡、真與偽的人格對立。

【關鍵詞】馬克思的報刊理論﹔兩種對峙的報刊﹔截然不同的記者

1818年5月5日，卡爾·馬克思生於普魯士特利爾一個法律世家，其輝煌的天賦喚起父親的祈望。1835年秋，他進入波恩大學研修法律，1841年以一篇哲學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作為關注新思潮的年輕思想家，馬克思廣泛閱讀德國報刊，很快樹立了獻身人類幸福的遠大抱負。1842年2月，他對普魯士①新的書報檢查令發起凌厲的批判，“開始從波恩給《萊茵報》寫文章，很快就壓倒了所有其他撰稿人”﹝1﹞。不久，馬克思來到科倫進入《萊茵報》，10月15日擔任該報主編。他同恩格斯在《萊茵報》編輯部相識，並結下莫逆之交，二人在同專制統治衛道士的報刊辯論中，創立了卓越的報刊理論。馬克思對“好”報刊與“壞”報刊的精辟闡述，揭示了決然對峙的兩種報刊的性質，成為人類新聞思想史最光輝的一頁。

一、融合人民精神的“好”報刊

19世紀40年代，科倫作為德國萊茵省的經濟中心，有10多家報刊雲集於此，在全德新聞界名高眾崇。當時，馬克思對“好”報刊和“壞”報刊的昈分，既是對進步和反動報刊的涇渭之論，又是其媒介批判的握綱撮要。他說：“請看，究竟哪一種報刊，‘好’報刊還是‘壞’報刊，才是‘真正的’報刊！哪一種報刊說的是事實，哪一種報刊說的是希望出現的事實！哪一種報刊代表著社會輿論，哪一種報刊在歪曲社會輿論！那麼，哪一種報刊應該得到國家的信任呢？”﹝2﹞忠於事實，代表輿論，是好報刊極為可貴的品質。它時刻關注貧苦民眾，詳盡報道他們的苦難與願望，全部活動融入人民的精神。

馬克思指出，“真正的報刊即人民的報刊”，才是好報刊，因為它“始終是人民的思想、憂慮和希望的體現”，永遠根植於人民生活的土壤。“唯有它能使特殊利益成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澤爾河沿岸地區的貧困狀況成為祖國普遍關注和普遍同情的對象。”﹝3﹞作為人民忠誠的代言人，好報刊無情揭露統治者的壓榨，熱忱為人民的普遍利益而呼號。普魯士書報檢查官及辯護人，反對報道人民的不幸，阻礙好報刊坦率、公開地討論人民的現狀，指責貧苦民眾的求助是“無理取鬧”。這種顛倒是非、無視客觀事實的專橫行徑，是對人民精神的鄙視和踐踏。

馬克思強調，抵制普魯士官方的書報檢查，自由、獨立地報道人民的苦難，是好報刊的自然權利。因為在“獨立報刊的條件下，‘好的’人民報刊，即和諧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報刊才能形成。每家報紙都會充分地體現出真正的道德精神”﹝4﹞。當《萊比錫總匯報》刊登海爾維格②批評普魯士國王的信時，由於列舉的事實不准確，遭到普魯士政府的查封。馬克思在《萊茵報》上接連撰寫了《〈萊比錫總匯報〉在普魯士境內的查封》《〈萊比錫總匯報〉的查封和〈科倫日報〉》等7篇文章，承認人民報刊存在“激情的、夸大的和失當的”缺陷，但這是它在發展中不夠老成持重、不夠完善的表現。書報檢察官蠻橫地查封人民報刊，肆意踐踏法律和民眾意志，妄圖使好報刊成為普魯士政府奴顏婢膝的應聲虫。

不僅如此，書報檢查官還要求好報刊對“蠻橫地查封”表示臣服和謙恭，對書報檢查負有尊重和謙虛的義務。馬克思發出質問：“即使人類的一切按其存在來說都是不完善的，難道我們因此就應該混淆一切，對善和惡、真和偽一律表示尊重嗎？”“受檢查的報刊和自由的報刊，哪個是好的，哪個是壞的”，要看哪個符合報刊的本質。“報刊的本質總是真實的和純潔的”“自由報刊的本質，是自由所具有的剛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質”“新聞出版自由本身就是觀念的體現，自由的體現，就是實際的善”。﹝5﹞好報刊既是人民需要的產物，又是報刊本質的自我表現。人民借助它申訴自己的不幸，獲得社會同情和希望，這是好報刊最大的善。

在馬克思看來，好報刊把各種事實同時送到讀者面前，讓官吏和人民相互傾聽和了解對方的意見，成為社會的第三種權力和第三個因素。1842年末，《萊茵報》發表了記者科布倫茨的一篇通訊，對摩澤爾河沿岸葡萄種植者的困境作了報道，批評普魯士政府漠視民眾的疾苦。普魯士省督馮·沙培爾十分惱火，以澄清事實為名指責《萊茵報》誹謗政府。馬克思立即發表了《摩澤爾記者的辯護》，回擊官方的無理指責。他指出，報刊是“管理機構和被管理者都需要的第三個因素”“在報刊這個領域內，管理機構和被管理者同樣可以批評對方的原則和要求，然而不是在從屬關系的范圍內，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權利內進行這種批評”。當報刊處於社會中介地位，在當權者和民眾之間架起橋梁，雙方就可能了解彼此的立場。好報刊摒棄偏激傾向，全面呈現事實和意見，總是堅持公平與正義的道德追求。

無論在哪個時代，人民報刊都是最好的報刊，因為它真實報道人民的境地，讓人民對自身的不幸遭遇找到答案。1847年，恩格斯對黨刊提出要求時，仍然強調好報刊的這一職能。他寫道：“黨刊的任務是什麼呢？……應當說明無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為什麼受官吏、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壓迫﹔應該說明，為什麼會產生不僅是政治壓迫，而首先是社會壓迫，以及採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這些壓迫。”﹝6﹞好報刊作為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勇敢沖破社會逆境和險阻，以解救人民的困苦為使命，也是工人階級黨報的最終目標。

二、卑鄙齷齪、善於偽造輿論的壞報刊

馬克思把報刊的精神和道德追求作為判斷報刊好壞的標准，而普魯士《國家報》竟然認為，好報刊總是持有中庸、平衡的立場，報道什麼事件，隻談論這個事件本身，不涉及內容之外的精神、道德或政治傾向。馬克思揭露說：“我們不應當忘記普魯士《國家報》的小孩式的感性觀點。它向我們說：當談到鐵路時，隻應當想到鐵和路﹔當談到貿易合同時，隻應當想到糖和咖啡﹔當談到制革廠時，就隻應當想到皮革。當然，小孩超不出感性知覺的范圍，他隻看到個別的東西，想不到還有把這種特殊和一般聯系起來的看不見的神經存在，這種神經在國家中也如在各處一樣，把各個物質部分轉變為精神整體的活的成分。”﹝7﹞人類的一切活動，特別是一切出版物及其內容，都和人類精神聯系在一起。壞報刊總是撇開人類精神看待人們的生活，不要理性，拋棄道義，成為文明的畸形兒和怪物。

壞報刊最明顯的劣跡是為書報檢查制度辯護，按照普魯士政府的意圖掩蓋人民的聲音。“讓政府隻聽見自己的聲音，似乎是人民的聲音。”這種“受檢查的報刊偽善、怯懦，不停地搖曳狗尾巴”，它的報道“正是為了消除善的可能性而實現了惡，因為對人類來說，隻有因自由實現的東西，才是好的”。馬克思進一步揭露說：“起道德敗壞作用的是受檢查的報刊。最大的惡行——偽善是同它分不開的﹔從它這一根本惡行派生出它的其他一切沒有絲毫德行的缺陷。”﹝8﹞因為在任何領域，處於警察監視下，都是有損名譽的懲罰。

壞報刊善於偽造輿論，冒充人民的意志，粉飾統治階級的惡行。馬克思告誡《科隆日報》說：“誠實一些吧！別偽造輿論了，要履行《萊茵報》應該表達萊茵省的精神這種使命，放棄個人的考慮，在省內最重要的問題上，不讓任何有弱點即堅持某種與人民意志相對立的特殊立場的個人意見登在你們的報紙上。”﹝9﹞《科隆日報》在討論萊茵省區鄉分開是否堅持市民和農民享有平等權利時，把個別人的意見說成人民的信念，企圖維護君主制和貴族利益。這種以“拙劣的影射伎倆”制造輿論，攻擊《萊茵報》的立場，是美化專制統治者的舉動。

壞報刊制造輿論，經常借助謠言和誹謗。當俾斯麥依恃官位，驅使《北德總匯報》誣陷革命黨人時，通常無視邏輯和理智，享有謾罵、造謠、發表政治和非政治性讕言的特權。“如果需要給對方臉上抹黑，需要散布真正的彌天大謊，進行真正有聲有色的誹謗，或者需要真正致力於卑鄙齷齪的勾當，那麼人們就會選擇《北德總匯報》去擔任這個光榮的使命。而《北德總匯報》也非常樂意去執行這一使命。”到1882年，歐洲一切壞報刊都像《北德總匯報》一樣，效忠反動勢力，炮制各種謊言，“証明社會民主黨人是強盜、殺人犯、縱火犯”﹝10﹞。這類壞報刊瘋狂攻擊工人運動，往往表現出智障，不懂得撒謊也不近乎情理。

壞報刊一旦被統治者收買，往往以得意忘形的熱情和勇氣向主子獻媚，散布假象，把民眾引入迷途。馬克思針對英國大臣收買《泰晤士報》說：“帕麥斯頓的報刊是如何炮制社會輿論的，竭力要把這個可憐的目光短淺的年輕人③作為負責的大臣們的替罪羊……請注意，那些最突出地表現自己‘驚人的勇敢’、叫喊得最厲害、並且試圖從阿爾伯特親王的事件中賺得一筆政治資本的報紙，正是在效忠王位方面最熱心、最賣勁、替女王吹噓得最無恥的報紙。”當時陷害阿爾伯特親王的，正是帕麥斯頓唆使報紙進行的一場陰謀，企圖擺脫自身的輿論困境。﹝11﹞壞報刊從官員那裡得到好處，既要為官員賣力，又要策劃輿論誣陷他人，從不獨立判斷是非，只是聽命於幕后的操縱者。

三、兩種截然不同的記者

好報刊與壞報刊的記者，由於報道新聞的目的截然相反，他們的追求和品格也表現出善與惡的對立。好記者最高貴的品格就是誠實可信，尊重事實，如實說明人民的處境。1848年6月，馬克思在《新萊茵報》發表的《民主派》一文中提出，我們將不用虛偽的幻想去粉飾所遭到的失敗，要向人們客觀地報道當前的時局，說明民主派的挫折，讓民主派真正認識當前的地位和失敗的原因。1854年3月，恩格斯在致《每日新聞》編輯赫·季·林肯的信中，提出要准確和客觀地敘述軍事事件，細心地選擇和核對引用材料的可靠性。對新聞報道持有客觀、老實的態度，絕不欺騙、蒙蔽人民，是好記者最大的善。

政治方向是報紙的指南，也是記者的方向盤，好記者都在報紙政治方針指導下發揮杰出才干。1842年8月，馬克思在給《萊茵報》出版負責人的一封信中提出：“不要讓撰稿人領導《萊茵報》，而是相反，讓《萊茵報》領導撰稿人……單單一個作者是無法像報紙那樣掌握全盤的。”﹝12﹞單獨一個記者，有時難以把握全局，隻有遵循整個報道方針，記者寫的稿件才能對時局有更准確、更深刻的領悟。對黨報的主編，恩格斯強調他們必備的政治條件是：處於黨的核心地位，思想明確，信仰堅定。1847年9月，恩格斯在批評德國政論家卡爾·海因岑時提出，“黨的政論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確，風格要更好一些，知識也要更豐富些”。1879年，恩格斯寫信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報》的負責人之一奧古斯特·倍倍爾，進一步指出，“黨的機關報必須由站在黨的中心和斗爭中心的人來編輯”，還要具備“應有的機智，善於從適當的方面迅速抓住問題”，而不是局限於一些“次要觀點”“隻見樹木不見森林”。思想敏銳，有政治頭腦，善於從政治上判斷問題，是黨報好記者的必備素質。

好記者撰寫稿件，首先重視的是披露有意義的事實，對是非問題要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馬克思1856年6月在《致艾薩克·埃恩塞德》的信中說，“我相信，您不會由於成見或者出於黨派的考慮而對歷史真相保持緘默”“而我將和歷史學作家相反，不先寫通論，而是先寫事實”。果斷地披露事件真相，既是堅持報刊政治方向的需要，也是記者業務素養的重要標准。馬克思不管給什麼性質的報刊寫稿，都要依據事實說明事件真相，不容編輯改動他提供的事實。1856年8月，《自由新聞》發表馬克思的稿件時要刪掉某些事實，企圖掩蓋真相，被馬克思斷然拒絕。他說，不能“刪減稿件的若干部分……我不是下賤文人，不能像對待倫敦癟三文人那樣對待我”。“我因撰稿而在此地革命者心目中名聲掃地的話，那麼，我自然要拒絕，不管在目前困境中這將對我是怎樣的沉重”﹝13﹞。

好記者和編輯都具備成熟的業務技能，具有嚴謹的科學頭腦，在任何條件下都能敏捷地表達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就是那個時代杰出的撰稿人和報刊家。馬克思曾稱贊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書，不管在白天還是黑夜，不管是頭腦清醒還是喝醉酒，在任何時候他都能夠工作，寫作和思索起來像鬼一樣快”④。恩格斯也極為推崇馬克思“嚴肅認真”的寫作態度：“他對自己的結論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尚未滿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確信已經沒有一本書他未曾讀過，沒有一個反對意見未被他考慮過，每一個問題他都完全解釋清楚之前，決不以系統的形式發表自己的結論。”﹝14﹞思想家和優秀記者的這種嚴謹作風，是發現客觀世界的隱秘變化，對社會難題做出科學說明的前提。

與忠於人民而鞠躬盡瘁的好記者相反，投靠反動報刊的壞記者大都為名利而寫作，輕易地拋棄良知，醉心於偽善鑽營而褻瀆真理。馬克思、恩格斯對這類記者給予嚴厲的抨擊和譏諷。馬克思批判共和主義政論家時說：“當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現為像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亞克一樣的賣身求榮、見錢眼開、為了金錢而一生為什麼都作辯護的penny-a-liners（不值錢的文人），或者表現為像卡普菲克那樣以國家要人自居的老廢物，或者表現為像《辯論日報》的勒穆瓦納先生⑤那樣的賣弄風騷的下流作家的時候，自詡為代表國家智慧的《辯論日報》《國民議會報》《立憲主義者報》等可尊敬的報館便露出一副可憐相。”﹝15﹞這類沒有靈魂的記者舞文待沽，常常把錯誤發揮到極致，給他們的報刊帶來恥辱和毀滅。

在馬克思的筆下，某些壞記者不是被收買，而是主動出賣靈魂，把索取金錢作為行為准則。“例如，如果巴黎內閣的外國報刊部願意以半價、半價的半價、甚至免費向瑞士報刊提供價值250法郎的巴黎的日報《石印通訊》，並提請‘善意的編輯部’注意，他們一定還會‘按成績’每月領取50、100或150法郎的補貼，那麼，這決不能說是收買。”法蘭克福議會議員卡爾·福格特⑥建議給政府撰稿的作家由在日內瓦的機構支付稿費。馬克思認為，無論如何，這種建議是非常奇怪的，這種混亂証明，某些記者和文人深刻“領會”了糟糕的道德，為他們主動出賣自己而遮遮掩掩。﹝16﹞

馬克思詼諧地諷刺壞記者和撰稿人說，他們出賣靈魂為報紙寫稿，就像隨地大小便一樣污染社會。倫敦所有廁所都通過一些隱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體的臟物排到泰晤士河裡。同樣，世界名城也通過一些鵝管筆把它所有的社會臟物都排到一個紙制的藏污納垢的大中心——《每日電訊》裡。這種垃圾文字是毫無意義的浪費，弄臟了泰晤士河水並使英國失去了肥料。這些文人把倫敦的社會臟物變成報上的文章，是為了隨后把報上的文章變成銅，最后又把銅變成金。在紙質的藏污納垢中心的大門上，用黑顏色寫著：“此處……隨意便溺！”﹝17﹞一切反動、庸俗報刊及其作者的作品，都是污染人類環境的便溺，除了有害沒有任何價值。

工人政黨的報刊，也會出現向統治階級讓步的記者，例如當時德國的馮·施韋澤先生。施韋澤主持《社會民主黨人報》，后來奉行拉薩爾主義，向俾斯麥諂媚，攻擊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多次向他提出警告。他不僅拒絕批評，而且變本加厲地吹捧俾斯麥。馬克思在《致路德維希·庫格曼》的信中批評他說：他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發表的文章已經愈來愈俾斯麥化了。必須給工人以公民權，必須撕碎奴仆規約，廢除貴族在農村中使用的笞刑等，是俾斯麥永遠不會容許的，是同普魯士的官僚國家根本不相容的”。這一切都已經得到了証實，而馮·施韋澤卻寫了一篇擁護俾斯麥的文章。施韋澤這一舉動，背離了工人報刊應有的立場，流露出一副諂媚的狎相。

工人報刊中意志頹廢的壞記者，最終要脫離或背叛革命。1887年2月2日，恩格斯在《致勞拉·拉法格》的信中認為，工人報刊中那些謀取個人利益的記者，一旦脫離革命軌道就會去創辦完全獨立的、娛樂性報紙。他們已經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不會給讀者帶來教益，提供的隻能是沒有多大價值的趣聞，而自己則腦滿腸肥，盡享其樂。恩格斯指出：“由於人們購買《人民呼聲報》（布朗基派報紙——本文作者注）只是為了看看康康舞、各種丑聞和小品文，由於決定報紙成敗的讀者所以能接受社論完全是因為他們不一定要讀這些社論。”這類極端無聊的報刊和記者，最終失去工人階級的歡迎，在幾經分裂和痙攣之后消失在讀者的視線中。

注釋：

①1815年6月，德國組建德意志聯邦，由34個主權邦國和法蘭克福、漢堡、不萊梅、呂貝克四個獨立市組成，普魯士是其中一個封建專制邦國。

②海爾維格·格（Herwegh，Georg），德國詩人，1839年至1840年在瑞士擔任《人民殿堂》雜志文學編輯，1842年回到德國，在科隆結識馬克思。不久受到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的接見，隨后他給國王寫了一封信登在幾家報刊上，批評國王的錯誤，引起國王的不滿，被驅逐出普魯士，回到瑞士。

③阿爾伯特親王（1819—1861）是維多利亞女王的表弟和丈夫，20歲與表姐維多利亞成婚，成為英國女王的輔佐者。他反對外交大臣帕麥斯頓勛爵奉行的對外政策，說服女王在與議會交往時不帶黨派傾向，促進英國君主立憲制的發展。帕麥斯頓收買報紙造謠阿爾伯特親王背叛女王，同俄國暗中勾結，轉移帕麥斯頓由於外交失敗身陷英國輿論攻擊的困境。最后，導致阿爾伯特親王被囚禁，失去人身自由。

④馬克思1853年11月18日致阿·克路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馬克思列出的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亞克（熱爾省眾議員）和卡普菲克都是法國資產階級政客。當時主持報刊的反動文人就像這兩個政客一樣投靠資產階級，在報刊上發表詆毀工人運動的言論和報道。

⑥卡爾·福格特（1817—1895），當時德國的庸俗唯物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曾任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充當過路易·波拿巴在德國的密探。1859年福格特出版小冊子攻擊馬克思和工人政黨。

參考文獻：

﹝1﹞弗·梅林.馬克思傳：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8.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9.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6.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4-185.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05.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3.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7-182.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0-313.

﹝10﹞恩格斯.品特是怎樣造謠的﹝M﹞//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46.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4.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3.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12-413.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33.

﹝16﹞馬克思恩格斯論新聞﹝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351-358.

﹝17﹞馬克思恩格斯論新聞﹝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358.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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