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在當今傳媒業越來越繁榮發達的生態環境下，在編輯學科建設方面，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編輯思想研究以及編輯學發展，應該上升到一個新的學術理論高度。而中國編輯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更是編輯思想研究的最基礎的環節。在中國，編輯思想的起源，首先與文字的發明息息相關。為了科學地探究中國編輯思想的“史”之源頭，我們必須首先明確中國文字產生發展的起點和過程。依據這樣的標准和思路，通過對編輯思想起源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上古三代質朴的編輯觀已經具備了一定的雛形。而在整個文字創造的過程中，又貫穿著人類早期編輯思想的萌生。

【關鍵詞】編輯思想﹔編輯學﹔學科建設﹔編輯思想史

毫無疑問，人類文化的歷史傳承與發展，其主要的傳播與承載媒介就是書刊等，而書刊的編輯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設計師和建筑師。從這樣的意義上看，編輯與人類文明同在，與思想文化共存。尤其是在現代出版體制和技術條件下，在自媒體泛濫、垃圾信息猖獗的大環境下，我們的主流書報雜志的編輯，包括電子出版物的編輯，如果沒有強大的思想理念支撐，如何對抗那些泡沫化、低俗化的信息傳播呢？但是，在新聞傳播學科，編輯學卻一直沒有一個確定的學科名分。在新聞傳播學這樣的一級學科構成中，並不包含編輯學這樣一個二級學科和分支。那麼，在當今傳媒業既繁榮發達又魚龍混雜的生態環境中，加強編輯學科的建設已迫在眉睫。在這裡，有一個關鍵性和核心性的理論問題就是，作為編輯事業和編輯教學之魂的編輯思想是否存在？本文通過對相關歷史文獻的考察認為，中國的編輯思想不僅源遠流長，而且還具有漫長深厚的編輯文化歷史。

一、編輯思想起源問題考論

從編輯思想研究以及編輯學科建設的角度來看，作為基礎性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的基本路線和結構上，首先要從兩大根本性問題入手，一是編輯思想的起源問題，二是其整體的歷史發展問題。縱觀中國從上古到近代幾千年的編輯思想發展史，各歷史時期的特征明顯。而各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現狀與大環境，是編輯思想產生與發展的背景與條件，現實編輯出版活動是編輯思想產生與發展的具體語境與動力因素。完全可以說，中國文化文明的歷史有多長，中國編輯的歷史就有多長，中國編輯思想的歷史也就有多長。

關於編輯思想的起源問題，按照復旦大學資深教授葛兆光先生的觀點，任何思想的產生都是以物質發展為基礎的，那麼，中國編輯思想的產生與發展，其物質基礎當然就是文字。所以，中國編輯思想的起源首先與文字的出現息息相關，依據這樣的思路，通過對編輯思想起源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上古三代質朴的編輯觀已經具備了一定的雛形。在整個文字創造的過程中，又貫穿著人類早期編輯思想的萌生。其中，根據“六書”理論，可見那些“會意字”“指事字”“形聲字”等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編輯意識，即“混合”。正是根據“混合”這樣的編輯思想和意識，我國早期的編輯家把所指不同的符號，按照一定的規律和規則，創造出能夠代表更為意義復雜的“會意字”“指事字”“形聲字”等。所以，這種創造性的編輯和組合，也就體現了編輯意識的誕生，並表明了編輯思想的起源。

就中國文字學的常識而言，所謂“六書”，就是我國古人解說漢字結構和使用方法而歸納出來的六種條例，反映了戰國末期到漢代人們對漢字的結構和使用情況的認識。東漢學者許慎給“六書”下的定義是：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诎，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讬事，令長是也。“六書”中的“合體造字法”，如形聲、會意等方法，本身就是由兩個或多個部分構成，也就是通過編輯，產生了新的字形和意義。形聲字由兩部分組成：形旁(又稱“義符”)和聲旁(又稱“音符”)。形旁是指事字的意思或類屬，聲旁則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發音。例如“汪”字，形旁是“水”，表示它的意義是和水相關的，聲旁是“王”，表示它的發音與“王”字相同，等等。即使是作為“獨體造字法”的指事字，也同樣有著編輯的因素，指事字含有事物中較抽象的內容。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鋒利處加上一點，以作標示﹔“凶”字則是在陷阱處加上交叉符號。這類字的形成，都是通過較抽象的提煉，通過對抽象符號的特殊標注，形成一個漢字整體而產生意義。簡單地說，象形就是直接畫出詞義所概括的事物的外形﹔指事就是畫出詞義所概括的有關事物以暗示某些無法直接畫出的特征﹔會意就是畫出兩個形體，通過它們彼此的關系來顯示一個意義﹔形聲就是取兩個已造出的形體，一個取義，一個取聲，合成一個新義﹔轉注和假借都是講字和字的關系，轉注是把類似的意義灌注到同一個義符中去再造一個新字，假借是詞義發展以后不造新字仍用舊體，等等。總之，無論是合體造字法，還是獨體造字法，都是通過一定的編輯思維，確定相關的字形結構，把不同形式的有關內容按照主觀意圖組織整合，從而產生新的意義整體，這些當然就是編輯意識最初的雛形。

人類早期各種具有自覺意識的思維活動都是在勞動實踐中形成的。所以，從被概括為“六書”而開始的漢字造字過程，其中的編輯意識，就是在對各種圖形和筆畫的組合搭配運用中，慢慢形成的。按照辯証唯物主義的觀點，存在決定意識，人類文字發明的階段還屬於人類社會實踐較低級的階段。這樣的實踐也隻能產生“六書”這樣較為簡單的編輯意識。隨著人類文化實踐的發展尤其是印刷技術的出現，編輯意識逐步擴展到對於整篇文章的謀篇布局，再進一步發展到對於書刊的整體規劃和版面設計。其中那些具有規律性和原則性的編輯意識的提煉升發，就發展成為后來的越來越系統化的編輯思想。以上就是我們對於中國編輯思想源頭的考証和論述。

二、編輯思想在歷史文化發展中逐漸成熟

在中國古代，那些聖者先賢很多都整理修訂過前人的經典和傳世之作。由於那時的出版條件非常原始落后，各種媒介的文本載體經常流失和發生傳播錯誤，加之不同傳承者對於文本理解方面的差異，勢必影響到對某些經典文本的主觀判斷。所以，各個歷史階段的重新編輯就在所難免。而在這樣的整理修訂中，大家也一般都會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進行處理，從而就會形成一定的編輯思想。尤其是孔子，他全面整理修改“六藝”，即我們常說的《詩》《書》《禮》《易》《樂》《春秋》。在編輯這些著作時，其實踐工作是有完整的思想作指導的。第一，述而不作。孔子一生崇尚周禮，而商周學術認為能替天行道者唯有天子，非聖人不能有“作”。孔子“有德無位”，故隻能“述而不作”。第二，多聞闕疑，無征不信。孔子主張“慎言慎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孔子在編改六藝時，態度極為審慎，不主觀臆斷，而是付之闕如。第三，不語怪、力、亂、神。孔子對“六藝”的編纂，是排除一切虛妄荒誕之事。[1]孔子十分注重思想的純正性，正與邪不能似是而非，需要細加辨別，否則邪就可能亂正。“子不語怪、力、亂、神”既是其儒家思想的准則，也是孔子編纂思想的標准。孔子在中國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都具有極高的地位，其哲學體系的完善使得孔子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著完善編輯思想的編輯家，這也標志著我國編輯思想的真正成熟。

關於歷史發展問題，有學者曾經這樣指出：編輯思想的發展必然受時代政治、文化、學術、科技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因而編輯思想史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歷史的發展，同時編輯思想也是編輯出版學、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離開了這個學術大背景，編輯思想的歷史發展也就無從談起。當然，編輯思想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其變化軌跡相比於社會歷史朝代更替是緩慢的。

當然，編輯思想的歷史進程，也並不總是順應社會歷史的發展，更不會總是和社會發展完全同步的。在思想文化急劇變革的時代，先進的編輯思想會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那些具有先進編輯思想的編輯家，甚至能夠發動整個思想文化史上的革命運動，從而在深層次的歷史發展中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以我國近代為例，一些接受了先進文化滋養和陶冶的知識分子，逐漸把編輯的內容轉向更為廣闊的海外空間世界，例如魏源、嚴復開始對西方世界的關注，編寫《海國圖志》、譯介《天演論》，從而使國人有機會了解到“他者”的地理環境與文化思想，並促使中華文化從“鄙夷”到“師夷”“制夷”的轉變。這是晚清時期中國編輯思想對傳統中國文化和社會形態的一次啟蒙。

晚清編輯思想的啟蒙運動一直影響到中日甲午海戰之后，通過這次戰敗，中國的知識分子充分認識到單純學習西方技術已經不能達到救國自強的目的。這時候，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為陣地的新一代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思想革命。《新青年》雜志的編輯思想主要有以下重要主張和編輯實踐：一是宣傳新青年文化，批判儒家文化﹔二是宣傳倫理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等。《新青年》所秉持的編輯思想對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和廣大國民形成了巨大的震動，科學民主成為時代進步思想的主流，對“吃人”禮教的控訴與反抗成為當時新青年群體的獨特標志，並逐步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前所未有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此可見，編輯思想在巨大的思想歷史變革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這樣的歷史文化現象，其實更加証明了編輯思想研究和編輯學科建設的重要價值。

三、中國人文思想家與編輯思想史整體發展

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中國編輯思想的建立往往與中國歷史進程中的思想家的哲學體系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每一位編輯思想家首先自身一定是哲學體系以及文化思想體系十分完善的哲學家和文化大師，其編輯思想，也就是作為其哲學思想的延伸體現在具體的思想文化體系之中。這也正是編輯思想和編輯學能夠成為一個學科的重要基礎。

梁啟超作為晚清中國改良派的核心人物，在近代中國“三千年不遇”的巨大政治思想變革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盡管對其一生的評價褒貶不一，但其思想在近代中國的重要地位是被一致肯定的。梁啟超的思想深受當時西方流行的進化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維新變法失敗后在日本流亡期間，他開始形成了民族國家的思想，提出破壞主義，認為必須從文化思想層面批駁和揭露封建專制制度。梁啟超選擇的方式是辦報館和翻譯西方書籍。梁啟超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中強調了報刊“通塞”的作用，“覘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2]。為了完善其報刊的“通塞”之使命，梁啟超總結了四項辦刊編輯原則：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當，報事確而速。梁啟超在自己創辦報紙的時候，充分踐行自己的編輯原則，將西方報刊編輯的原則融入其中，總結出“五本”“八德”的編輯原則，要求編輯報道事件時，應了解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和基本原理，通曉事件發生的歷史史事和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等。梁啟超在編輯翻譯西方圖書時，也充分體現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編輯思想，甲午戰爭失敗后，改良派對外文書刊的翻譯要“擇當譯之本”。梁啟超認為以往官譯局過多注重兵學，而忽視了對其他科目的翻譯。因此，他將算學、電學、化學、水學等西方學術翻譯過來，並注重翻譯適宜在學校當教材的書籍，認為這能作為立國之本。梁啟超因其變法維新和破而后立的革命思想，在報刊和翻譯的編輯工作中，堅定地踐行了自己的政治哲學思想，並以此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編輯思想。

魯迅不僅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時也是卓有成效的編輯家。他不僅編輯了自己的一些文稿和文集，還主辦和參與了很多雜志的編輯工作。魯迅曾自述自己的編輯工作在其生命中佔據很重要的部分。魯迅作為我國思想啟蒙和民族解放的卓越戰士，不僅在其創作的文學作品中體現了其對舊文化舊道德的反抗和革命思想，更是把這些思想根植於其編輯工作中。魯迅的編輯思想主旨主要是“唯在益人”，他將名利置之度外，而是通過編輯工作實現其文化理想。同時由於時代背景原因，魯迅的編輯思想帶有鮮明的戰斗精神。在其編輯的《新生》、參與編輯的《新青年》《莽原》等雜志中都可以看出魯迅為了開啟民智，喚醒中華民族靈魂，對封建禮教和黑暗的現實社會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其參與編輯的雜志都極富戰斗性和革命性，被稱為“短兵相接的肉搏戰”。而在編輯內容的選擇上，魯迅也堅持自己的編輯思想，不請名人名家，不無病呻吟，保持粗糙潑辣的青年態度。同時為了讓大眾理解文章內容的思想內涵，魯迅在編輯時極為注重序跋的寫作，盡可能提供文章的相關信息。魯迅對待編輯工作認真務實的態度和其獨特的、戰斗的編輯思想，對中國思想革命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歷史上的這些舉足輕重的思想家、哲學家，正是中國編輯思想史上的大師級人物，中國編輯思想史的構成也正是有了這樣的浩浩蕩蕩的大師級人物，使得中國編輯思想具有了普遍價值的思想之魂，因此，中國編輯思想史也才能夠成為一條浩瀚的思想歷史的長河。

[基金項目：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馬克思主義新聞價值觀體系化、中國化、時代化”（2013BKS001）中期成果]

參考文獻：

[1]論語精講[EB/OL].http：//m.fox2008.cn/qtyd/2013/85533.html.

[2]郝雨.中國現代文化的發生與傳播[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1：12.

（作者為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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