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禮”是華夏文明的顯著標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電視劇《琅琊榜》和《琅琊榜之風起長林》是反映中國禮文化內涵的最具影響力的系列影視作品之一，觀眾對其劇中蘊含的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深深的情感共鳴和價值認同。文章從“為國以禮”的傳播理念、“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情深而文明”的禮樂文化、中國禮文化的認同與文化自信四個方面進行分析和探討。

【關鍵詞】禮文化﹔影像傳播﹔認同﹔文化自信

根據海宴同名網絡小說改編的大型古裝歷史電視劇《琅琊榜》，2015年9月在北京衛視、東方衛視播出后，好評如潮，並榮獲第30屆飛天獎優秀電視劇獎等諸多榮譽。該劇故事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人物形象生動立體，飽滿豐富﹔制作團隊精益求精、考究細致。除此之外，劇中還體現了鮮明的禮儀特色和古代中國“禮儀之邦”的風貌，彰顯了中國傳統禮文化的精神內涵和人文價值。

時隔二年，《琅琊榜》續集《琅琊榜之風起長林》於2017年12月18日在東方衛視、北京衛視、愛奇藝播出。《琅琊榜之風起長林》中鋪設的故事細節、細致的鏡頭畫面、精美的服裝道具都秉承前作的風格，雖然劇情相隔了50年，但梅長蘇、靖王等人內在的精髓和風骨，在長林王蕭庭生、蕭平章、蕭平旌等人的身上承襲了下來。劇中浩然正氣、保家衛國的精神氣節更是與前作一以貫之。

在觀眾心中，第一部《琅琊榜》是破繭成蝶，第二部《琅琊榜之風起長林》則是蟬落秋風。第一部中太子與譽王的折損、靖王的晉升，看似是權謀，實則是“禮”的主導。第二部中風波不息但最終邪不壓正，看似是天道輪回，實則是世間情義的力量。導演把“禮”與“義”演繹為故事的背后線索和敘事的核心動力，推動著情節的起承轉合。以“禮”設置情節，埋設伏筆，升華主題，用視聽語言傳播禮文化的思想，使“禮”的精神內涵、價值理念融入故事之中。

一、“為國以禮”的傳播理念

“禮”是華夏文明的顯著標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禮’在中國，乃是一個獨特的概念，其他民族之禮，一般不出禮俗、禮儀、禮貌的范圍，而中國之禮，則與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學、習俗、文學、藝術，乃至於經濟、軍事無不結為一個整體，為中國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之總名”﹝1﹞。因此在中國近五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為國以禮”“制度在禮，文為在禮”的以禮治國的傳播思想和傳播理念。《琅琊榜》的故事雖是虛構，從劇情表面上看是平反昭雪，洗刷冤屈，重振河山，但故事內核卻暗含著中國禮文化的精髓，並很好地展示了中國的禮學思想。

（一）以吉禮表達“正名”的儒家禮學思想

“名正言順”是儒家最重要的禮學思想，這一思想是整部電視劇《琅琊榜》的精神內核所在。劇中梅長蘇最終想要得到的是洗去烙在身上的“叛逆”之“污名”，使冤情可以昭然於天下，為齊王、赤焰軍、父帥林燮和自己“正名”。因此“正禮義之實”作為核心的價值理念，一直主導著情節的發展。在電視劇中，這一價值理念主要是由年終“尾祭”的矛盾沖突來表現的。從“尾祭”的時間來判斷，大致可以推斷出是古代的“祭天”活動，這是中國最重要的禮儀形式，屬“五禮”中的“吉禮”。吉禮即是祭祀之禮。清人孫詒讓《周禮正義》注解“祭祀之禮，取以善得福，是謂之吉禮”﹝2﹞，它包括天神、人鬼、地示三大禮儀系統。《禮記·祭統》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從原始社會開始，祭祀鬼神先祖就是極為重要的事情。到了商周時期，祭祀更是成為國家層面的重要事宜。秦漢之后，無論是國家的政治生活還是民間習俗，祭祀都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琅琊榜》第13集中，言侯爺預謀在年尾祭禮的祭鼎裡埋藏炸藥，為自己的好友林燮和舊時摯愛林樂瑤報仇。梅長蘇陳情阻止，勸言侯爺不能為泄私憤，而致時局於不顧。即使言侯爺復仇成功，這樣的復仇也不“名正言順”，赤焰軍的冤案仍然得不到平反，污名依然烙在蒙冤的人身上。

孔子《論語》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在這裡，“‘名’是社會秩序、規范、禮制的具體法則，謹守不失，即可‘無為’而治。此‘名’非語言、邏輯，乃實用政治”﹝3﹞。“正名”既是禮治的核心，也是建構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隻有名正，社會秩序才能形成，禮樂才能復興，刑法才能得當，也才能指導人們去正確地行動、實踐。

這些在電視劇中有諸多表現，如親王的待遇、太子的冊封禮等一舉一動都要求符合自己的身份。如果說這些帶有等級思想的“正名”是編導要批判的話，劇中梅長蘇最后執意要做回“林殊”的“正名”思想，既表明了梅長蘇的復仇動機超越了個人的榮辱恩怨，又展示了梅長蘇寬廣的心胸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更提升了整個電視劇的審美品質和藝術價值。電視劇最后，赤焰軍的冤案終於得到平反並昭告天下﹔恢復祁王和其母宸妃的名分並將其遺骨遷入皇陵﹔設立林氏宗祠﹔由禮部撫恤死難者家屬及幸存將士，靖王、梅長蘇得以名正言順地進入祠堂祭拜祁王、林帥，以告慰亡靈。這種以“禮之正名”的“詩性正義”的結局，雖是虛構卻反映了一部分歷史文化。

（二）以喪禮體現“報本反始”的倫理情懷

喪禮是儒家禮文化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隸屬五禮中的“凶禮”。《禮記》四十九篇，按照鄭玄《禮記目錄》所歸納的分類，其中論述喪禮的有十篇。分別為：《曾子問第七》《喪服小記第十五》《雜記上第二十》《喪大記第二十二》《奔喪第三十四》《問喪第三十五》《服問第三十六》《間傳第三十七》《三年問第三十八》《喪服四制第四十九》。《儀禮》中講喪葬之禮的有：《士喪禮》《喪服》《既夕》《士虞禮》。《周禮》中春官是“禮官”，即掌禮事的官。寫喪葬之禮官的篇章有：《塚人》《墓大夫》《職喪》。除此之外，在《司服》《世婦》《內宗》《外宗》等篇章中，也寫有不同官員在喪禮中的職責。儒家之所以制訂這樣繁雜的禮儀節文，一方面是讓孝子以至悲至敬的報恩之情表達孝道，另一方面也是“事死如事生”的報本心態，體現“慎終追遠”的情懷。《禮記·祭義》強調“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在電視劇《琅琊榜》中，喪禮作為一個重要環節也是推動故事發展、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以“守喪”和“服三年之喪”為線索，從第24集到第34集，以太皇太后去世，大梁國國喪為轉折，東宮太子和靖王的命運發生了大逆轉，電視劇形象生動地為我們展示了緣由。

《禮記·喪服小記》載：“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后者三年。”意思是說，祖父去世了，作為祖母后代的孫子為祖母服齊衰三年之喪。太皇太后為大梁皇帝之祖母，眾皇子之太祖母，按禮制梁帝及諸位皇子應為太皇太后服三年之喪。

同時，儒家禮文化還對守喪期間，守喪之人的容體、哭聲、言語、飲食、居住、衣服等方面有明確的規定。如《禮記·間傳》“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意思是說，服大功喪的人不說與喪事無關的話，服小功、緦麻之喪的人可以說與喪事無關的話，但不說快樂的事，這是悲哀之情在言語上的表現。《禮記·間傳》還載：“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服齊衰之喪的人，隻能吃粗糧、飲水，不能吃蔬菜瓜果。然而，嬌生慣養的太子、譽王在孝殿守喪期間偷吃食物，不能自律。尤其是太子因私炮坊一案禁足東宮，不但不反省思過，反而飲酒作樂，言出不遜。太子這種失德行為，終於讓梁帝痛下決心廢黜太子。反觀靖王在喪禮期間嚴守孝禮，誠心祭拜，映襯出“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詳也”的至誠至孝之心。電視劇中各皇子的品德優劣在守孝中凸顯，以太子和譽王的驕縱襯托靖王的恭敬仁孝，以太子和譽王的意志薄弱對比靖王的嚴於律己。導演將“禮”的內在核心與行禮、言辭、儀態這些外在規范相結合，用鏡頭畫面、台詞對白等鏡頭語言完整地為觀眾呈現出來，既表現了“禮”，又刻畫了人物性格﹔既設置了懸念，又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在這方面，又以梅長蘇的表現最為感人。

《禮記·奔喪》中說：“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梅長蘇的身份是不能見太皇太后的遺容，也不能為她守靈送葬。他獨自一人在院中焚香燒紙以盡哀思，守三天禁食之禮以表孝心。當霓凰郡主趕來蘇宅，告知梅長蘇“太奶奶走得很安詳時”，梅長蘇失聲痛哭，口吐鮮血，這是他“哀戚之至”、至善至孝的真情流露。電視劇通過逼真的影像語言和演員生動的表演，讓我們真切感受到了《荀子·禮論》中所記載的什麼是“志意思慕之情，忠信愛敬之至，禮節文貌之盛”。

二、“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

《論語·為政》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是孔子倡導的治國理念，也是儒家倡導的仁政思想。其主旨是說，作為為政者首先自己要有德行，行得正，做得直，能恪守道德操守，嚴於律己﹔再者治理國家，要重義輕利、博施廣濟，以仁義治天下，這樣就可以“不怒而威”“垂拱而治”。

在《琅琊榜》中，編導主要以靖王的形象來表達“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靖王蕭景琰在眾皇子中一直被他的父王冷落。他秉性剛直、心地純良、不善權謀，既不同於太子的迂腐無能，也不同於譽王的虛偽圓滑。由於他始終相信兄長祁王和好友林殊一家是被冤枉的，因此備受打壓，雖立下了赫赫戰功，卻遠離皇權中心。遇到梅長蘇之后，為皇兄和好友洗脫罪名的想法推動著靖王從默默無聞的皇子走上奪嫡之路。奪嫡之路詭譎凶險，在這暗流涌動的政治波瀾之下，靖王卻一如既往對待朋友以“義”與“情”為先，並且對待百姓秉持“推恩及民”的治國法則。

（一）君子之交重“義”與“情”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種“義”既是道義，也是情義，它不僅體現在靖王的道德修為上，也體現在靖王的為人處世上。靖王深受皇長兄蕭景禹的影響，他一方面要求自己“正心誠意”，另一方面又有“治國安民”的政治抱負。電視劇《琅琊榜》充分展現了靖王這種人格特質。在第6集,靖王就與梅長蘇達成“君子協議”，強調梅長蘇無論如何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傷害純良之臣﹔在第33集—40集中，夏江設計逮捕赤羽營副將衛崢，並以此離間梅長蘇與靖王的關系，准備扳倒靖王、除掉梅長蘇。當梅長蘇識破夏江的計謀並在密室中以“百害而無一利”勸阻靖王放棄救衛崢以自保時，靖王卻毫不猶豫、意志堅定地回答：無論遇到何種艱難困苦都要舍命相救！

儒家認為：“道德理性是儒家人生修養（修身以成內聖）的組成部分,也是齊家平天下的聖人品性的組成部分。因為隻有高度理性的人性覺醒,才能自覺地戒除貪欲,踐行禮義,成就聖人的事業。”﹝4﹞靖王將“情義”放在利益之前，從中可以看出靖王的君子品格。

（二）以“荒禮”體現仁政思想

《禮記·曲禮》中講：“歲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谷，馳道不除，祭事不懸，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古代統治者在荒年會自行減少用度開銷、節制飲食，這不僅僅是以禮治國的理念，也是“古之為政，愛人為大”的情感體現。在《琅琊榜》中，“荒禮”中仁政思想的施行，主要體現在第19集私炮坊“意外爆炸”靖王第一時間出面平復災情，以及第28集和第29集靖王力爭賑災之職，親赴五州去賑災。

第28集中，沈追夜訪靖王府，告知今年有五個州連遭旱災和蝗災，顆粒無收並告知每年賑災都會有貪污受賄發生。翌日，譽王、靖王在梁帝面前為誰前去賑災爭論不休。靖王對皇上說：“朝廷自有朝廷的法度，賑災也有賑災的章程。如果心中隻有自己的私利，這絕非是朝廷和官場應有的風氣。”

孟子指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也正是因為靖王有這樣的仁心仁愛思想，讓他終於完成大任，成為人們期待的明君。

三、“情深而文明”的禮樂文化

“在中國社會，‘禮樂’包括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在現實層面，它被視為賦予社會文明秩序的手段﹔二是在理想層面，禮樂因其藝術特性而代表著社會的文明和雅化，成為美好社會的象征。”﹝5﹞故《禮記·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后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典思想視野中的文明具有濃郁的人文色彩,它強調情感應該深而真,情感必須善和美。而《琅琊榜》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

（一）以“樂”表達兒女之情與家國天下

以音樂歌曲傳情達意、烘托氣氛、升華情感，是電視劇《琅琊榜》的突出特色。此劇共有三首歌曲，胡歌主唱的《風起時》作為主題曲和片尾曲，劉濤主唱的《紅顏舊》和王凱主唱的《赤血長殷》作為插曲。這三首歌曲在歌名和歌詞上緊密配合著影片的主題與風格，同時對塑造人物性格、營造審美意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第12集中，霓凰和梅長蘇終於相認，當兩人相擁相泣在一起時，《紅顏舊》歌曲響起：“西風夜渡寒山雨，家國依稀殘夢裡，思君不見倍思君，別離難忍忍別離。”此時，歌曲訴說了霓凰多年的等待和苦楚。旋律、歌詞與情緒、心境的一致，令那種哀怨多愁的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

在第54集結尾，梅長蘇辭別霓凰，答應她“此生一諾，來世必踐”。此時音樂《赤血長殷》一直貫穿到劇終。而“梅長蘇在北境犧牲”的情節，則用“泣血書千軸，悲歌唱徹。戰骨碎盡志不休，且待赤焰歸，整軍再從頭，守我山河家國依舊”來抒懷，既升華了以“家國天下”為重，淡泊兒女情長之思的“赤子之心”主題，也充分表現了中國“禮樂文化”特有的含蓄韻致和“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審美意境。

（二）以“容禮”體現文質彬彬的大梁士風

有學者指出：“中華文明的‘禮’是以‘敬讓他人’為其精神，以‘溫良恭儉讓’為其態度，以對行為舉止的全面禮儀化修飾與約束為其節目的文明體系。”﹝6﹞《禮記·冠義》首先強調“禮義之始，在於正容貌，齊顏色，順辭令”。因此儒家特別重視禮容，並有“容禮”之說，所謂容禮，“是指行禮時，容貌情色、俯仰屈伸、進退登降、周旋揖讓、盤旋辟退等禮儀規定。它是中國古禮的重要組成要素，是禮樂文化內在德性和外在禮儀的統一，是先秦貴族文化及君子理想人格的外在表征”﹝7﹞。

《禮記·玉藻》雲：“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燕居告溫溫。”五官之禮容，包括目容、聽容、言容、色容。身體行為展現之禮容，包括立容、坐容、行容、拜揖之容。這些在《琅琊榜》中均有體現，劇中男女主人公或氣宇軒昂、玉樹臨風，或典雅高貴、清新脫俗，為我們展現了“敦厚以崇禮”的文質彬彬的大梁士風。

例如，在第12集，梅長蘇為表示對周老先生的謙敬和感激之心，低下頭，雙手舉過頭頂接過周老先生交給的玉蟬，並一直目送周老先生遠去。這種以神情、目光、動作等非語言傳播方式的表達最能體現人物的性格和形象。此外，傳統中國推崇“揖讓而治天下”，認為“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因此每個人都很注重自己的舉止言行及儀表儀態，並以此表達感情、交流信息。

在《琅琊榜》中，身體行為展現之禮容，還重點體現在揖禮上。揖禮是最常見也是最常用的人際之間的禮儀。《儀禮·鄉飲酒禮》載：“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鄭玄注：“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第20集靖王生日時宴請賓客，舉手投足之間都是禮節。從宮羽、夏冬、梅長蘇等人入府的情節來看，首先，宴請賓客需下請帖，然后，主人需在門前相迎行揖禮。

用現代眼光看，我們可以將“容禮”視為一種“身體藝術”，它的重要功能“在於它用感性的身體彰顯精神，用雅化的行為揭示了社會珍視的價值”﹝8﹞。通過儀表和舉止表達“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的傳播意義，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色和標志。

四、中國禮文化的認同與文化自信

近年來，伴隨著國家影視文化產業的發展和繁榮，各種電視劇、紀錄片越來越多地走出國門，尤其在東南亞地區引起了廣泛歡迎，如電視劇《媳婦的美好時代》《舌尖上的中國》《甄嬛傳》等，它們所表達的中華傳統文化精髓，對建構國家形象，樹立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軟實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琅琊榜》之所以能受到如此廣泛的贊譽，除劇情設置緊湊、制作團隊精良、演員演技精湛之外，不能不說還因為中國禮文化精神的內在感召力和吸引力。

首先，中國禮文化具有很強的道德滲透力和巨大的心理影響力。在長期的發展中，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已形成一套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華夏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和價值准則，如“仁、義、禮、智、信”等。它們對中國人思想觀念的形成以及塑造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並且至今還深深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而《琅琊榜》的播出，使觀眾對劇中所蘊含的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深深的情感共鳴和價值認同。

其次，中國禮文化對東亞文化圈的深遠影響。如唐朝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明朝文化對韓國的影響。這種影響延續至今，而《琅琊榜》所傳達的人們的思維方式、表達方式，以及價值觀念、審美情趣都喚醒了人們對禮樂文明的文化記憶，引起觀眾的廣泛共鳴，達到了“春風化雨”“潛移默化”的傳播效果。

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對新媒體的沖擊，中國禮文化如何在一個“眾聲喧嘩”“娛樂至死”的多元價值並存的社會中，繼續發揮作用，得到認同？

首先，我們應該有文化自信，這是我們自己的“軟實力”，是民族文化復興的精神支柱。有學者指出，中國禮文化從“巫覡文化”“祭祀文化”到“禮樂文化”，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階段，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氣質和文化模式，表現為“崇德貴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親的倫理文化、文質彬彬的禮樂文化、天命合一的信仰文化”，更凸顯了一種“仁愛原則、禮教精神、責任意識、社群本位”的人文價值立場。它同西方偏重的“理性意識、權利本位、自由原則、正義精神”一樣具有普世價值，而“由此發展的協同社群、禮教文化、合作政治、王道世界，是當今世界的需要”﹝9﹞。因此，發揮高度自覺的文化主體意識，對禮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再次讓它煥發光彩，是中國影視產業今后任重而道遠的文化使命。

其次，要充分發揮生動逼真的視聽語言和電視、電子媒介廣泛快捷的傳播優勢。近年來，無論是電視劇《趙氏孤兒案》彰顯的舍生取義的仁愛精神，還是《精忠岳飛》傳達的壯懷激烈的報國信念，抑或是《記住鄉愁》為我們建構的“家國一體”的精神家園，都顯現出在當代中國，電視的傳播力與影響力仍然舉足輕重，它是共同體想象與建構的重要來源，也是文化認同的重要標志，更是建構國家形象的重要手段。電視劇《琅琊榜》的成功無疑再次証明了這一點，這種“意義的輸出”和“認同的力量”帶給我們的啟示和借鑒正是今后國產電視劇應該努力發展的方向和路徑。

﹝本文為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禮文化傳播與認同建構研究”（項目編號16BXW04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鄒昌林.中國禮文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4.

﹝2﹞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349.

﹝3﹞楊志剛.中國禮儀制度研究﹝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251.

﹝4﹞白華.儒家禮學價值觀研究﹝D﹞.鄭州：鄭州大學，2004：7.

﹝5﹞劉成紀.西周禮儀美學的物體系﹝J﹞.文藝研究，2013（1）：32.

﹝6﹞陳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44.

﹝7﹞曹建墩.先秦禮制探賾﹝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189.

﹝8﹞劉成紀.西周禮儀美學的物體系﹝J﹞.文藝研究，2013（1）：33.

﹝9﹞陳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61.

（張兵娟為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劉佳靜為鄭州升達經貿管理學院藝術學院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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