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亞羅號事件”爆發之后，《北華捷報》對其展開了大規模報道。通過表明立場、跟進事件進展、發表社論和刊登讀者來信，制造了輿論話題，引發讀者熱議。《北華捷報》通過議程設置，發揮了媒介引導輿論的作用，使“亞羅號事件”及后續沖突進入在華西人的輿論視野，為英國海軍提供了輿論引導，更為其借“亞羅號事件”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提供了理由和借口。

【關鍵詞】《北華捷報》﹔“亞羅號事件”﹔第二次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后，隨著來華西人的不斷增多，外國人開始在中國開辦報刊，其中1850年8月3日由英商奚安門（Henry Shearman）創辦的《北華捷報》（The North-China Herald），成為上海開埠后出現的第一份近代報刊，也是近代史上歷時最長、影響最大的在華英文報紙之一。[1]在上海外僑中，該報素有“英國官報”（Official British Organ）之稱。[2]《北華捷報》注重新聞採訪與報道，這些報道不僅滿足了讀者了解時事的需求，也制造了對華戰爭的輿論。

由於《北華捷報》為英國人所創，第二次鴉片戰爭自然是其報道的重點，其中戰爭的導火索“亞羅號事件”更具有重要地位和研究價值，然而縱觀現有研究，整體來看成果較少，更鮮有從媒介視角的分析。據此，本文希望通過研究相關報道，重點考察《北華捷報》對“亞羅號事件”的報道方式及內容，梳理傳播脈絡，探究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戰爭輿論，以期豐富對《北華捷報》及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研究。

一、表達鮮明立場，聲援軍事行動

1856年10月8日，一艘名叫“亞羅”的中國商船自廈門開往廣州，停泊在黃埔港。中國海軍將領得知船上有海盜后，即於當日早上逮捕了12名華人水手。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arry.S.Parker）得知后要求釋放水手，並聲稱英國國旗被扯下。[3]由此，英國駐華官員認為此事是對英國領事的侮辱，並且行文給時任兩廣總督的葉名琛，要求釋放水手並予以補償。[4]此后，中英兩國官員就此事進行了數次交涉，但都遭到了葉的消極抵抗。英國又借此爭端附加了其他對中國的要求，使得“亞羅號事件”由一個小問題拖成了大問題，[5]最終導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

《北華捷報》最早有關“亞羅號事件”的報道，刊載於1856年11月1日當期的香港動態欄目。這篇報道字數寥寥，並未以“亞羅號事件”為主體，而是報道了駐香港英國海軍被派遣至廣州，就領事被辱向中國政府索賠的消息。其中，“亞羅號事件”僅作為派遣海軍的原因被簡要提及和解釋：“（在扣押船員事件中）中國當局對英國領事展示出了一些侮辱的行為，雖然該行為是出於個人意圖還是官方命令尚未可知，但是足以讓巴夏禮訴諸香港的英國駐中國總領事要求賠償。”[6]在報道的最后，《北華捷報》還評論“毫無疑問，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會收到有關該區域重歸平靜的消息”。

《北華捷報》最初對“亞羅號事件”呈現出並不重視的報道態度，這說明“亞羅號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並不高，而且在當時不是個案，之前很可能已出現過類似的民間自發敵視行動或官方的懲處。例如，1856年9月，一名英國傳教士從上海出發旅行時，就在潮州府附近被中國官員逮捕並送往廣州領事處。[7]因此，對於“亞羅號事件”，《北華捷報》最初也隻把它當作中英之間的小摩擦，再加上當時電報尚未被使用，消息傳遞緩慢，《北華捷報》也未察覺此事竟會引起兩國大動干戈。因此直至事態升級、英國開始大規模軍事行動后，《北華捷報》才開始進行大規模報道。此時這些報道針對的不僅僅是“亞羅號事件”本身，更涉及之后的一系列發生在廣州的中英沖突事件。

1856年11月15日，當期《北華捷報》頭條發表了一篇有關廣州沖突事件的評論，而此時，英國海軍已經開始炮擊廣州城。正是通過這篇評論，《北華捷報》正式聲明了該報“主戰”的立場，表明其主要代表的是在華西人，特別是英國商人群體中的“主戰派”。此外，這篇評論也奠定了該報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總體報道基調，以及后續報道、評論和輿論引導的總體方向。在這篇評論中，《北華捷報》一是作為“主戰派”支持英國軍事行動，二是對在華西人在中國的遭遇表示不滿。一方面，《北華捷報》完全贊同英國海軍的軍事行動。它評論稱，英國海軍上將西摩爾（Admiral Seymour）[8]的軍事行動“完全符合當時局勢要求，關乎在華西人的重要利益”。它認為，“他在各項行動中所表現的智慧、冷靜和決斷與其勇敢相媲美”，並“值得獲得英國政府的最高贊揚和在華所有西人群體真誠的尊敬和欽佩”。[9]另一方面，《北華捷報》也為英國發動軍事行動給出了理由，表達了對中國的批判。在評論開頭，作者先控訴了外國人及其政府官員長期以來在廣州受到的輕慢和侮辱﹔隨后認為，一些偏袒中國的外國人群體在與中國這種“野蠻且半文明”的民族打交道時表現得過於仁慈，現在英國人必須對中國人進行懲罰。[10]通過這篇評論，《北華捷報》奠定了批判、譴責中國的整體報道基調，中國被塑造成了“野蠻且半文明”的欺壓者和挑舋者，而英國則成了對不公正待遇發起報復的文明者。

二、跟進官方動態，披露事件細節

在多次與兩廣總督葉名琛交涉無果后，英國政府從1856年10月23日起開始對廣州城實施軍事報復行動，包括攻佔廣州城附近水域的炮台、炮擊廣州城牆及威懾兩廣總督衙門。但是，這些措施都未收到明顯效果，葉名琛仍然採取消極抵抗的態度。面對不斷變化的廣州局勢，《北華捷報》希望能及時獲取中英兩國的最新政策和動態，以便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建立讀者對報紙的依賴和信任，同時這些持續的時政報道也增加了《北華捷報》的政治性和權威性，使其與英國皇室機構的聯系更加密切，為日后成為英國駐華使館發布消息的官方機構打下了基礎。1856年11月15日，《北華捷報》發布聲明，稱將從即日起在該報刊載廣州沖突事件的重要內容及通訊。[11]

在對英國當局的報道方面，《北華捷報》及時跟進最新進展，為讀者披露了諸多細節。1856年12月6日，《北華捷報》按照時間順序，詳細梳理並刊載了10月23日起至11月初廣州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亞羅號事件”后英國攻佔炮台、英國海軍艦船調配情況、海軍行動路線及當日戰果，並公開了十多篇英國領事巴夏禮、海軍上將西摩爾與葉名琛的來往書信全文，以及葉名琛和英國駐華領事館發布的相關公報。值得一提的是，《北華捷報》全文逐字翻譯了葉名琛寫給西摩爾及英國當局的信件，並對一些中文行文格式也進行了注解。例如，在葉名琛1856年11月3日給西摩爾的信中，他在提及中國皇帝稱謂時採取了比別字上寫的格式。對此，《北華捷報》特別注釋，稱“這種格式是對英國的一種貶低行為”。[12]可以看出，《北華捷報》在解讀中國當局的消息時，有意突出中國官員的“傲慢”，以佐証其“外國人長期受到中國人的蔑視和侮辱，因此必須通過軍事行動來報復中國人”[13]的總體立場。

在對中國當局的報道方面，由於清政府公報一直沒有提及“亞羅號事件”，《北華捷報》通訊員獲取消息的能力亦有限，隻獲得了一些小道消息，致使其報道大多為捕風捉影的傳言，不僅使有關中國輿論的話語權掌握在了《北華捷報》手中，也成為其佐証中英兩國外交信息溝通不暢的理由。1856年12月20日，《北華捷報》曾刊載一則消息，稱“據說廣州的消息已經傳遞到了北京，皇帝的意願是期望和平，並且已派遣一名皇帝特使南下來解決紛爭。如果可能的話，將會滿足在華外國人的要求”。[14]1857年1月17日，《北華捷報》又刊載一則消息，重申“皇帝派遣特使”的消息已經得到了確認，“或者是特使已經前往廣州，或者是指派了廣州官員為特使並已經開始處理事務”。[15]在這兩則消息中，皇帝避戰求和的意願確實屬實，但在派遣特使方面，事實上，自“亞羅號事件”發生后至廣州被英法聯軍攻佔前，廣州的對外交涉事務一直都由兩廣總督葉名琛負責，並未指派新的皇帝特使。

三、刊載社論，分析局勢

1856年11月底，在英軍接連數日的炮火之下，廣州在軍事意義上已經落入了英國的掌控。[16]在持續佔領中國軍人駐防的多個炮台后，英國駐華領事包令於11月17日前往廣州與葉名琛進行談判，然而葉名琛仍然不屈服，包令沒辦法隻得返回香港。[17]作為英軍堅定的支持者，《北華捷報》發表了多篇社論，分析局勢、積極預測戰爭結果並建言獻策，將中英之戰、中英外交等議題引入讀者視野，起到了議程設置的作用，廣州沖突事件一時成為熱點話題，同時也為英國軍事行動制造了有利的輿論。

1856年11月22日，由於輪船原因，消息延誤，此時《北華捷報》尚未收到葉名琛拒不屈服的消息。它發表評論，預測近幾日“葉名琛的自傲將會被（英軍）擊潰而化為塵土，廣州人也會知道嘲笑和挑舋‘獅子’會有怎樣的后果”[18]。此后，對於中英是否會開戰的問題，《北華捷報》也保持樂觀態度，認為由於目前英國軍事和財力佔優，再加上清政府內憂不斷，和平才是清政府想要的。1856年12月6日，《北華捷報》發表評論預測中英關系的未來發展，認為中英之間仍會保持友好關系。因為一方面由於太平天國起義問題，中國若發動戰爭，在人力和財力上將面臨巨大的壓力﹔另一方面，一旦中國與英國開戰，各個港口的大額稅收收入將受到影響，清政府不可能放棄這筆收入。[19]

除預測局勢走向外，《北華捷報》還為事件的解決建言獻策，引導輿論期待。1856年12月27日，《北華捷報》發表評論，認為廣州沖突事件將很快得到解決，而在華英人“將會享有更多的利益，並在經濟、政治和宗教方面取得更多的行動自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國當局必須滿足兩點要求：一是“公使常駐北京”，二是“中國全境開放”。“為了解決目前我們所處的困境，以上兩點必須得到執行”。[20]此外，在與清政府談判的話題上，《北華捷報》對清政府的外交風格也做出評析，並建議“我們應該派出一位有能力的人，這個人不僅要堅定、睿智，而且能表現出對中國當局的尊敬”﹔“我們在對待中國政府時肯定會遇到大量的拖延和搪塞——折中的方案、暫時性的建議等中國外交式的詭辯，此時隻有以外柔內剛的形式堅定地拒絕這些提議，談判才能取得成果”[21]。除外交目的和談判外，《北華捷報》也發表了對中英簽訂新條約的看法，為英國政府修改既有條約提供了理由。1857年4月18日，《北華捷報》認為，與西方國家簽訂新條約，中國將會獲得莫大的好處，可以學習到西方政治、經濟、藝術和宗教文明，以及西方貿易、科學和自由的知識，然而這種好處必須建立在彼此擴大交往的前提下。它還特別強調了在中國實行宗教自由的重要性。[22]

在中英交往方面，《北華捷報》認為中英交涉存在著溝通問題，成為其佐証武力解決問題的理由之一。自英國對廣州發動軍事行動后，廣州人民也自發組織起來對英國人實施了報復。1856年12月15日，廣州城內的外國商館幾乎全被放火燒為灰燼。1857年1月17日，《北華捷報》提及此事時認為，“如果這種簡單的溝通問題能夠在中英官員之間被解決，那麼近期發生的所有沖突，以及財產和生命的可怕損失，也許就能夠避免”[23]。

《北華捷報》的這些評論不僅與其刊載的讀者來信相互交織，形成了熱議，同時也為英國軍事行動營造了正面輿論。如1857年6月20日，《北華捷報》就刊載了一篇西摩爾的回信，表達了他對在華英國商會支持的感謝。《北華捷報》的建言獻策反映了其為主導輿論基調做出的努力，基於深度分析的建言獻策體現了其對局勢的把控、與英國駐華使領館的密切聯系以及報道評論的專業性，其建議中所提到的一些觀點也反映在了中英最后簽署的條約之中。

四、刊登讀者來信，引起廣泛討論

除報道和發表評論外，1857年初《北華捷報》開始刊登有關中英關系以及廣州沖突事件的讀者來信，使廣州沖突事件成為輿論熱點。這種輿論熱點的形成，與《北華捷報》的編輯策略有很大關系。《北華捷報》通過把握讀者的心理，先刊登一篇與該報及其大部分讀者立場完全相反的通訊員評論，提出一個值得爭議的話題，而讀者則忍不住紛紛來信反駁這篇評論，並表達對於該議題的看法，輿論熱度因而也不斷升級。

1857年2月7日，一篇筆名為“古老中國”（OldCathay）的通訊員評論刊載於當期《北華捷報》上。這篇評論與該報慣有的立場大相徑庭，站在廣州人的立場上反對中英之間的武力沖突，為廣州人發聲。作者認為“‘亞羅號事件’是一件英國外交丑聞事件，仿佛像是預先謀劃好的，目的是為了要挑起兩國爭端”，而“葉名琛對海盜的態度，則與其父親全家在廣西死於叛亂有關”﹔對於中英兩國交戰問題，作者認為“戰爭不僅需要大量財力和人力，而且並不會帶來任何對於貿易和宗教的好處”﹔對於設立使館，作者認為“不必在意在北京設立使館的問題，重要的是任何外國機構在發動戰爭前應該先取得其政府的同意”。[24]這篇評論一方面成為一個靶子，用來引起讀者對其進行批判和反駁﹔另一方面，其提出的中英外交、中英交戰以及設立使館等議題也進一步引發了在華西人的討論。

1857年2月21日，在刊登了“古老中國”的評論半個月后，《北華捷報》刊登了兩篇反駁和質疑這篇評論的讀者來信，一篇認為該評論全都是不實之言且毫無道理，“古老中國”應該寫出其一些言論的出處和來源。[25]另一篇評論認為“亞羅號事件”只是危機的一個導火索。事實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廣州政府和人民對於外國人的態度十分傲慢而且惡劣，要想改變當前的狀況隻能向他們展示武力。[26]之后，《北華捷報》也在1857年2月28日發表社論反駁“古老中國”的觀點。

除反駁之外，一些讀者也對“古老中國”提及的一些議題發表了看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在華西人眼中對清政府外交水平的認識，以及渴望與中國建立西式外交關系的訴求。同時，這些言論也幫助《北華捷報》制造了有關中英外交的輿論。1857年3月14日，一位筆名為“年輕中國”（Young China）的讀者來信，發表了對於外交理念和機制的見解，他認為中國政府和百姓必須對英國國旗的地位有所了解，國旗在外交中對一國來說十分重要，必須對其尊重和保護﹔此外，中國與英國以及其他國家之間必須建立快速通暢的溝通渠道，以解決雙方發生爭端，所以必須在北京設立常駐使館。[27]1857年3月21日，“老武夷茶”（Old Bohea）來信發表了對於中英外交手段的看法，認為中英之間簽訂條約可能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會使問題爭議化。他認為中國人雖然非常禮貌，但卻是外交詭辯術的高手，遠遠強於英國。他還反對英國派遣一個職位高的人去談判，因為目前中國人對英國人的實力、地位和榮譽的認識都是錯誤的，派遣高職位的人，例如皇室成員，隻會強化中國人的錯誤認識﹔相反，他認為應該用武力方式建立起英國的尊嚴，使中國人對英國人心生恐懼和敬畏。對於常駐北京的大使，他認為應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大使有不同的職能，他的主要職責應該是告訴皇帝有關英國人以及西方的真相，去除錯誤的認知，並向皇帝傳遞英國人的訊息。[28]

在討論中，《北華捷報》也借讀者來信，對甚至是英國本土的不利輿論進行了回擊。“亞羅號事件”引發的沖突當時在英國上議院及下議院中都引起了辯論。當時的英國首相帕麥斯頓堅持發動戰爭，而一些政府反對派則認為此案違反了國際法原則，一些議員也認為沒有政府的明確指示就不應發動敵對行動。[29]1857年5月2日，“年輕中國”（Young China）來信對此進行了反駁，認為國內的宗教、慈善和政治人士只是利用這種方式實現他們的政治利益，認為若要容忍葉名琛的行為，那麼就是為了故作紳士而危害英國人自己的利益。[30]

此次讀者對於亞羅號及其后續事件的熱議，對《北華捷報》觀點、輿論及自身品牌的傳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觀點和輿論方面，一方面，雖然讀者來信經過篩選，存在一邊倒的主戰傾向，但讀者的反駁及討論營造的話題沖突，使得《北華捷報》主張的立場受到了更好的傳播﹔另一方面，讀者作為第三方發表的觀點，則比社論更具說服力，更容易對中立及持其他立場的讀者進行輿論引導，改變他們的態度。在自身品牌的傳播方面，《北華捷報》在輿論場引發的熱議及對熱點事件的特別報道，無疑吸引了眾多讀者的目光和關注，也在其讀者群體中產生了共鳴。

五、尋找“口實”，制造戰爭輿論

作為當時重要的大眾信息傳播媒介，《北華捷報》對“亞羅號事件”的報道及評論，不僅為當時在華西人提供了了解時政新聞的渠道﹔其對新聞的傾向性編輯和解讀，更為戰爭的爆發制造了輿論基礎。整體來看，在“主戰”立場的指引下，這些輿論主要從中英兩國交往狀況、交往理念以及交往方式三方面，將過錯單方面歸結為中國政府及官員的傲慢與失職，從而為英國對華使用武力解決問題提供了理由。

首先，在中英交往狀況方面，兩國在“亞羅號事件”之前已經存在摩擦和分歧，並且尤其在英國人看來處於溝通不暢、矛盾無法協調的狀態。在兩國關系方面，《北華捷報》的一些早期報道，就曾提及兩國當時在官方和民間發生的小規模沖突﹔后來，在“亞羅號事件”后，沖突規模則升級成了軍事對抗。此外，在僑民待遇方面，該報還認為在華英人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中國人的蔑視和侮辱，遭受了不平等對待。在溝通方面，與英國政府主動披露對華決策信息相對比，清政府方面對“夷務”則是避而不談，外國人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隻與兩廣總督交涉。在與葉名琛屢次交涉失敗、無法溝通的背景下，外國人憤懣於葉名琛一點不考慮他們的訴求，因此必須採取一些強力措施，來改變當前局面。

其次，從交往理念來看，兩國外交理念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沖突，而這種沖突在英國實力大大強於中國的背景下，則引起了英國的強烈不滿，英國人希望改變現狀，讓中國人學習和遵從西方的規則。19世紀，英國遵循的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后的近代外交理念，是民族國家之間平等交往的理念，而清政府則受朝貢體系影響，把英國當作不平等的通商國。英國作為西方強國卻被中國看作下等國家的這種失衡的心理，使得其決心糾正這種外交關系。例如，《北華捷報》就曾在社論中把英國稱為“獅子”，而把中國稱為“野蠻且半文明”的國家﹔還認為英國的軍事力量必將使中國屈服，讓中國人知道“挑舋‘獅子’的后果”，體現出的是對其國家實力的自信和對中國的蔑視。此外，在一些外交實踐方面，兩國策略的不同也影響了對外交手段效力的認知。《北華捷報》借助讀者來信，表達了外交失效的觀點，認為從第一次鴉片戰爭與中國的談判中，英國人對清政府外交的信任有所降低，認為清政府官員的言論大多都是“詭辯”，用外交手段解決爭端是一種下策，這也成為其想利用戰爭迫使中國屈服的原因之一。

再次，從交往方式來看，兩國之間的交流主要靠兩廣總督進行，皇帝則不出面回應，這種“隻准常駐廣州的欽差大臣一人辦理夷務的天朝體制”，以及清政府“害怕沖突的心理和抵拒西人的願望”，使得“中外交涉因之而成為一種沒有結果的事”。[31]一方面，對於在華英人來說，這種方式使他們無法從報紙上獲得中國的官方訊息，容易產生懷疑的負面情緒﹔另一方面，對於在華英國官員來說，中國在與他們交往時的頻繁推諉、拒絕，使得英國官員覺得在與中國交涉時存在諸多困難，兩國在外交爭端解決上缺乏相應的渠道。因而在《北華捷報》的報道中，通過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繼而在北京設立使館在英人眼中就成了必須要達成的條件。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9世紀在華外報與中國形象研究”（項目編號13BXW008）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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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orth-China Herald，November 15th，1856.

[11]North-China Herald，November 15th，1856.

[12]“A Brief Narrative of Recent Events in Canton”，North ChinaHerald，December 6th，1856.

[13]North-China Herald，November 15th，1856.

[14]North-China Herald，December 20th，1856.

[15]North-China Herald，January 17th，1857.

[16]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一卷[M].張匯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484.

[17]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一卷[M].張匯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484.

[18]North-China Herald，November 22th，1856.

[19]“A Brief Narrative of Recent Events in Canton”，North-China Herald，December 6th，1856.

[20]North-China Herald，December 27th，1856.

[21]North-China Herald，December 27th，1856.

[22]North-China Herald，April 17th，1857.

[23]North-China Herald，January 17th，1857.

[24]Old Cathay，“The Canton War”，North-China Herald，February 7th，1857.

[25]Young China，North-China Herald，February 21st，1857.

[26]A Constant Reader，North-China Herald，February 21st，1857.

[27]Young China，North-China Herald，March 14th，1857.

[28]Old Bohea，North-China Herald，March 21st，1857.

[29]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70.

[30]Young China，North-China-Herald，May 2nd，1857.

[31]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88.

（郭曉瓊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謝慶立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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