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不在的耳目 千呼萬應的喉舌
——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兼學習馬克思的報刊使命觀
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馬克思把充當人民的耳目喉舌作為報刊的重要使命,把確保新聞報道的完全真實作為新聞記者的價值追求。馬克思在工人報刊時期和黨報時期提出了耳目喉舌的背景、內涵和意義。作為新聞記者,馬克思的新聞初心即報刊使命觀,列寧、毛澤東以及中國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繼承了馬克思的新聞初心,習近平對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作了更為深入的分析和梳理,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新發展。
【關鍵詞】馬克思﹔耳目喉舌﹔真實報道﹔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1818年5月5日,馬克思誕生於普魯士萊茵省特裡爾城一個律師的家庭。2018年5月5日,是這位馬克思主義第一奠基人誕辰200周年紀念日。馬克思同時又是無產階級報刊活動杰出大師、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偉大開創者。在浩如煙海的馬克思關於報刊社會功能與歷史使命的論著中,他在《新萊茵報》審判案中所作的自我辯護,可以說是最典范和最令人激動的論著。在這篇雄文中,馬克思指出:“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千呼萬應的喉舌。”“至於我本人,諸位先生,我可以向你們保証,我寧肯去研究重大的世界歷史事件,寧肯去分析歷史的進程,也不願意同當地的要人、憲兵和檢察機關打交道。盡管這些先生們以為自己很偉大,但是在現代的巨大斗爭中他們卻算不了什麼,根本算不了什麼。如果我們決定同這樣的敵手交鋒,我認為,從我們這方面來說,這是一個真正的犧牲。但是首先,報刊的義務正是在於為它周圍左近的被壓迫者辯護。”[1]
一
馬克思把充當人民的耳目喉舌作為報刊的重要使命,作為新聞記者的社會擔當,首先是對當時普魯士當局的不滿。他要改變民眾無權了解國家發生的事情的狀況。19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普魯士的新聞出版界仍然處於封建專制的高壓之下。馬克思稱當時的德國報刊是“晚刊階段”“精神上的大齋期”,慘淡經營的德國報刊只是德國社會星星點點的“沼澤地上的磷火”。他說,在德國,新聞出版界墮落了,德語已不再是思想的語言了,精神所使用的話語是一種無法理解的神秘的語言,“因為被禁止理解的事物已不能用明白的言語來表達了”[2]。
在這種社會裡,馬克思清楚,官方報刊不可能報道民眾需要的新聞信息,而隻有人民自己的報刊,才能使人民同祖國聯系起來。他說,政府控制的報刊,不能喚起人們熱烈地關心國家,使國家同它的公民緊密相連,休戚相關,而唯有人民報刊才能促使人們的全部注意力、全部熾烈的興趣從國外轉向祖國,從而使德國成為德國居民注意的中心,使國家由神秘的僧侶式的東西變為公開的個個了解、人人有關的現實世界的東西,迫使國家和自己的公民建立起血肉般的關系,結束德國停滯不前的時代。
通過觀察、比較、思考,馬克思提出了“人民報刊”的新理念。這在當時的德國和當時的報刊界,具有破天荒的意義。馬克思青年時代的哲學論文表明,人民報刊觀念的提出,也是馬克思接受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哲學、類本質思想的結果。人的權威和人的類本質觀點,在人民報刊理念中佔有重要位置,是這一報刊思想的靈魂和基礎。清算封建思想觀念中的“人的獸性”,復歸和發展人道主義,是反對封建意識的一個重要任務。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傳記作者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事報刊活動的舞台普遍承認人性的完美,在這個舞台上甚至“人”這個字眼本身都具有戰斗的吶喊的意義。[3]
正是出於這種對人的崇高本質的認知和對人民權利的尊重,馬克思始終把為人民遭遇的痛苦、不平、不快、困惑大聲呼號和不懈抗爭視為報刊的責任,視為新聞記者的擔當。《萊茵報》曾發表該報駐摩澤爾地區記者科布倫茨的兩篇匿名文章,報道該地區農民的貧困狀況,譴責政府對農民的疾苦冷漠不聞。文章見報后,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指責記者歪曲事實,誹謗政府,要求記者就此作出答復。科布倫茨不敢應戰,而馬克思卻挺身而出,撰文為科布倫茨的文章辯護,還根據自己的進一步調查,揭露和抨擊政府當局的社會政策。在應戰文章中,馬克思明確表示,新聞記者應該極其忠實地報道他所聽到的人民的呼聲,哪怕有時話講得有點粗俗。他說:“誰要是經常親自聽到周圍居民在貧困中發出的毫無顧忌的呼聲,他就容易失去那種善於用最優美、最謙遜的方式來表述思想的美學技巧,他也許還會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有義務暫時公開地使用那種在貧困中產生的民眾語言,因為他在自己的故鄉每時每刻都無法忘記這種語言。”[4]
在列舉許多摩澤爾農民的貧困、政府對他們的苦難不聞不問的事實之后,馬克思明確提出,人民報刊在這種時候必須站出來,為農民的處境制造社會輿論。他強調指出,“這個具有公民頭腦和市民胸懷的補充因素就是自由報刊。在報刊這個領域,管理機構和被管理者同樣可以批評對方的原則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從屬關系的范圍內,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權利范圍內進行這種批評。‘自由報刊’是社會輿論的產物,同樣,它也制造社會輿論,唯有它才能使一種特殊利益成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澤爾河沿岸地區的貧困狀況成為祖國普遍關注和普遍同情的對象,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感覺到這種貧困,從而減輕這種貧困。”“報刊是帶著理智,但同樣也是帶著情感來對待人民生活狀況的﹔因此,報刊的語言是超脫這種關系的明智的評論性語言,而且也是反映這種關系本身的充滿熱情的語言,是官方的發言中所不可能有也不允許有的語言。最后,自由報刊不通過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貧困狀況反映到御座之前,反映給這樣一個當權者,在這個當權者面前,沒有管理機構和被管理者的差別,而隻有不分親疏的公民。”[5]
在做了這些分析之后,馬克思指出,報刊如果不能反映民意,則報刊將失去人民的信賴。他說:“書報檢查機關過分謹小慎微,成了自由報刊的外部桎梏﹔與此同時,報刊內部也存在著局限性,它已經喪失了勇氣,甚至不再努力使自己超出報道新聞這樣一種水平﹔最后,人民本身已不再關注祖國的利益,而且喪失了民族意識,也就是說,他們恰恰失去了這樣一些要素,這些要素不僅構成坦率而公開地發表意見的權利的創造力,而且還構成一種坦率而公開地發表意見的報刊賴以發揮作用,從而能得到民眾承認的唯一條件。而民眾的承認是報刊賴以生存的條件,沒有這種條件,報刊就會無可挽救地陷入絕境。”[6]
上面引用的長段論述,表達了馬克思心目中的報刊理想──人民報刊和自由報刊必須具備的報刊的基本品質:毫不動搖地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不偏袒和不懼怕政府、書報檢查當局和官方報刊的壓力﹔敢於為人民利益吶喊呼號,無畏地說出人民的願望和要求,努力使這些願望和要求成為社會輿論﹔堅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為人民的利益和權利抗爭﹔學會並善於用人民自己的語言說話,能夠在日常報道中抒發人民群眾的真情實感。
梳理馬克思青年時代的這些報刊理想,它們清晰而鮮明地展示出馬克思投身新聞工作、以新聞記者立足社會人生所凝聚的新聞初心,他對新聞功能的認知,對報刊使命的理解,以及他對新聞記者社會責任的擔當。縱觀馬克思一生的報刊工作立場,他自始至終對於新聞作品的價值追求,以及他本人對職業使命、社會責任以至文風語言的自律,這種新聞初心沒有絲毫鬆懈、放棄和動搖,最終成就了馬克思作為無產階級無與倫比的新聞工作者的一世英名和偉大楷模。
二
馬克思為人民辦報的新聞初心是一以貫之的。他同戰友恩格斯一起為工人報刊擬訂的辦報方針的核心是:工人報刊最重要的使命是團結和教育工人群眾,孜孜不倦地揭露反動當局,破壞現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礎。為此,為了廣泛聯合工人群眾,馬克思提出報刊應該經常而深刻地影響輿論,這就是向工人介紹當前的形勢,研究變革的條件,討論有效的方法,給工人指出正確的斗爭方向。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工人報刊應向讀者提供活生生的、真實全面的生活圖景,使工人了解整個局勢,把握事件的全過程。[7]這裡所謂的全面報道局勢,包括如實地把革命隊伍內部的缺點、錯誤和困難告訴工人群眾,使工人對革命陣營全局有真正和深入的了解。
馬克思在工人報刊時期第一次提出報刊的喉舌作用。在工人報刊階段的早期,馬克思提出報刊應當成為人民無處不在的耳目,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在革命高漲時期,馬克思再次提出工人報刊的喉舌作用,強調這種喉舌作用主要表現在:當革命不斷掀起高潮,奪取敵人一個又一個堡壘的時候,工人報刊是沖鋒陷陣的號角﹔而當革命被反革命鎮壓,工人報刊暫時仍佔據著崗位的時候,工人報刊依然不能退縮,應該勇敢地為被壓迫者辯護,為英雄們戴上桂冠。[8]1848年法國六月工人起義失敗以后,馬克思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向戰敗者致敬。他說,為這些英勇犧牲的工人戰士和備受迫害的人們樹碑立傳,戴上桂冠,是工人報刊執行自己使命的一種特權。到了黨報階段,馬克思依然堅守黨報是黨和黨員群眾喉舌的立場,堅守他在民主報刊、工人報刊時期的新聞初心不變。馬克思寫給黨的左翼領導人的信等文件反復強調,黨報既是黨的思想機關,要明確、鮮明地打著黨的旗幟前進,嚴格地執行黨的綱領﹔同時又必須堅持這樣的立場:黨的機關報不是黨的領導集團的私有工具,它是全黨的財富,是工人自我解放的武器。馬克思在這些文件中還強調,黨的機關報應由經過考驗的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人擔任編輯,而不能讓那些資產者和極右分子把持黨的輿論機關。黨報要依靠廣大黨員和有覺悟的工人供稿、訂閱和發行,由他們掌管黨報的錢袋子。對后面這點,馬克思特別明確地指出,由誰掌管錢袋子,歸根結底,是由誰指導報紙方針的具有原則意義的問題。這些觀點和主張,無一不明確地說明,盡管馬克思創辦、編輯或指導的報紙處於不同歷史背景,承擔著不同的任務與使命,但馬克思青年時代確立與提出的新聞初心,是堅持始終、毫不動搖的。
由於馬克思的天才、立場和威望,使得他的新聞初心得以堅持,並為他的同事和戰友所效法,使馬克思所領導的報紙編輯部成為無產階級的戰斗指揮部。恩格斯在《馬克思和〈新萊茵報〉》中寫道:“編輯部的制度是由馬克思一人獨裁。一家必須定時出版的大型日報,如果採用別的制度,就不能保持一種貫徹始終的立場。況且在這方面馬克思的獨裁對我們來說是理所當然和毋庸置疑的。我們大家都樂於接受它。首先是馬克思的洞察力和堅定立場,才使得這家日報成了革命年代德國最著名的報紙。”[9]
馬克思的另一位年輕戰友、他的傳記作者威·李卜克內西有一段話為我們提供了又一方面的佐証:“馬克思是一個極其忠實的人,他首先是真實的化身。一看到他立刻就能知道我們所接觸的是怎樣的人了。在經常處於敵對狀態的‘文明’社會裡,當然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說真話的,否則就等於把自己交到敵人手裡或把自己驅逐於社會之外。然而,不是任何時候都能說真話,絕不是說應該說假話。我不是任何時候都能說出我們感到和想到的,但這並不是說我應該或必須說我沒有感到和想到的。前者是智慧,后者是虛偽。馬克思是從不虛偽的。”[10]
1883年3月14日下午2時45分,馬克思在倫敦逝世。恩格斯在給工人運動活動家左爾格的信中寫道:“人類失去了一個頭腦,而且是失去了人類在當代所擁有的最重要的一個頭腦。無產階級運動在沿著自己的道路繼續前進,但是法國人、俄國人、美國人、德國人在緊要關頭都自然地去請教的中心點沒有了,而在過去,他們每次都從這裡得到明確而無可反駁的,隻有天才和造詣極深的人方能作出的忠告。”[11]
三
作為新聞記者的馬克思的新聞初心,同他的學說、事業一樣,后繼有人,生生不息。
列寧一輩子都在為工人寫作,為人民辦報。在人民總是得不到真正的出版自由的俄國,列寧努力工作和寫作,讓千百萬勞動人民能夠了解俄國每天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情。列寧在要求黨的一切報刊和黨報工作者必須接受黨的領導的同時,又強調必須賦予黨的報刊和黨報工作者充分的批評自由和討論黨的決議的權利。列寧強調,這兩個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顯然,列寧的這些新聞理念和新聞政策,是對馬克思的新聞初心的直接繼承。
毛澤東在領導新中國新聞工作時多次強調,要向人民作真實的報道,不僅充分報道中國的成就,還要經常把我們的困難向人民作真實的說明。天災人禍,如實報道。
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領導中國新聞宣傳工作的實踐中,也處處可以看到馬克思為人民辦報新聞初心對他們的影響。鄧小平要求新聞宣傳工作者與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起血肉不可分離的關系。要了解人民大眾的問題,並幫助他們解決這些問題。江澤民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廣播、電視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這既說明了新聞工作的性質,又說明了它在黨和國家工作中的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胡錦濤在思想政治和新聞文化工作中提出以人為本的原則。他說,思想政治工作說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既要堅持教育人、引導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幫助人,要著力營造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良好氛圍。
習近平關於新聞輿論工作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其中不少對馬克思為人民辦報的新聞初心不僅有所繼承,而且有所創新。他尊重和重視人民的知情需求,盡量去滿足,努力做到信息透明、公開,又提醒新聞工作者在怎樣滿足的問題上,要有具體分析。他說,新聞媒體是社會輿論的發射器,也是社會輿論的放大器。如果隻看到黑暗、負面,看不到光明、正面,雖然報道的事情是真實發生的,但也是一種不完全的真實,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盡管這一葉、這一點確實存在,但從總體上看卻背離了真實性。[12]同時,除了一因一果,更要注意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互為因果、因果轉換等復雜情況,避免主觀片面、以偏概全。[13]由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關於人民報刊、自由報刊要努力滿足人們知曉新聞的需求的新聞初心,要向人們提供真實新聞的價值追求,經過無產階級和黨的新聞工作者一百多年來的發展探討,由習近平作了更為深入的分析和梳理。習近平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新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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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童兵.馬克思主義新聞經典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71.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7.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8.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1.
[7]童兵.馬克思主義新聞經典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87-88.
[8]童兵.馬克思主義新聞經典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89.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0-189.
[10]回憶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7-48.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60.
[12]張明杰.牢牢把握網上輿論工作主動權:學習習近平關於做好網上輿論工作的重要論述[J].黨的文獻,2017(2).
[13]何平.與黨和人民同呼吸,與時代共進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J].中國記者,2016(3).
(作者為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志德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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