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隨著信息與傳播科技的發展，媒介環境的存在方式以及對人類的影響方式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革，導致媒介素養研究遭遇困境，需要實現研究路向的轉換與升級。以媒介環境學為理論指引，后媒介環境學為問題情境，建構“媒介環境素養”研究路向是理想選擇，可以為人類個體的媒介環境實踐提供具體指導，使人類個體與媒介環境的關系趨於和諧。在具體研究中，應該遵循“發展”研究范式，即如何提升人類個體在媒介環境中的發展能力。由此，媒介環境素養研究將在人類個體如何對待媒介環境、如何實施媒介素養水平提升、如何實現媒介素養研究創新發展等方面體現重要價值。

【關鍵詞】媒介環境學﹔媒介環境素養﹔媒介素養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與傳播科技的急遽發展，人類社會已逐步進入信息社會階段，人類“媒介家族”在報刊、廣播、電影、電視等傳統媒體基礎上，又增加了電腦、手機等新成員，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新媒介技術也已走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但是，在五彩斑斕的媒介環境發展態勢下，以“人—媒”關系中人應該具有何種能力為圭臬的媒介素養研究遭遇困境。英國學者大衛·白金漢（David Buckingham）認為，目前在媒介素養研究中，似乎陷入了數字技術辭令的迷霧，變得過於模糊、籠統與定義不清，學界有大量的對話，但是沒有實質性內容，參與量很大，但很少有行動，也沒有實現重大改變。﹝1﹞中國學者張開認為，隨著媒介環境的神速變化，媒介素養研究一直處於手忙腳亂的應對狀態，缺少整體考慮、全盤研究、長遠設計，發展土壤不厚實，始終沒有像其他學科那樣，在本體論、知識框架等方面形成較為一致的思想。﹝2﹞因此，如何實現媒介素養研究路向的轉換與升級，成為學界亟待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

一、提出媒介環境素養概念的背景

從哲學層面來說，環境（主體）是對中心事物產生影響的所有外在事物（客體）的總和，即相對於並相關於某個中心事物的所有周圍事物。人類最初意識到要研究的環境主要指自然環境。1866年，德國學者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在《生物普通形態學》一書中首次提出“生態學”（德文Oikologie）這個詞，以表征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的辯証關系。1869年，他在耶拿大學哲學系就職演講中具體闡述了他提出的生態學思想，即“生態學是指一種知識體系，它關注動物與其無機環境和有機環境的所有關系，包括和那些與其有直接或間接聯系的動物和植物的友善和有害的關系”﹝3﹞。1951年，德裔美籍學者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社會科學中的場論》一書中提出“場論”學說，用以研究人的行為與外部環境的關系。“‘場論’的一般觀點是研究處於他或她的‘場’中的人類個體，因為事件是由人類個體的當下環境中的各種力量所決定，這個‘場’也被稱為一種生活空間，是個體行為的私人環境，或是圍繞這個個體的社會環境”﹝4﹞，標志著人類對環境的認識開始由自然層面向社會層面擴展。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對環境的認識逐漸突破自然層面和社會層面，向媒介層面擴展。1967年，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基於對媒介性質的生態學認識，提出“媒介生態”（media ecology）這個詞，用以幫助人們理解媒介形態本身對人類產生的深遠影響。1968年，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對“媒介生態”做了具體闡釋，即“把媒介當作環境來研究”（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5﹞1998年，波茲曼在一次演講中論述了媒介環境的構成原理，即“媒介環境的構造成分是語言、數字、形象、全息圖，還包括一切符號、技術和機器”﹝6﹞。澳大利亞學者斯科特·麥奎爾（Scott McQuire）曾以媒介化的城市空間為例，對媒介環境的演變進行了描述，“19世紀中期時，隨著現代化、城市化和技術的發展，可以看到巨幅廣告和街角報紙等，后來新聞電影、娛樂周刊等成為都市景象的一部分。但是，20世紀晚期以來媒體介質的快速發展已經改變了這種景象，當人們乘坐公交車時，不是望向窗外，而是低頭盯著他們的移動設備，相同的景象在大街上和公園中都可以被看到。隨著智能手機的出現，整座城市正在經歷私人屏幕時代，人們通過相互之間的圖片分享重返公共領域”﹝7﹞。這表明在麥奎爾眼裡，從媒介形態角度來說，各類媒介所構造的媒介環境已不是一種虛擬存在，而是可以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並駕齊驅的又一種實在環境。

盡管人類對媒介環境的理性感知經歷了一個漫長過程，但是人類對“人—媒”關系中人應該具有何種能力的研究早已有之。早在20世紀20年代，電影等媒介在世界范圍內崛起，引發西方學界對媒介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的擔憂，“人—媒”關系中人應該具有何種能力的研究范疇成為重要研究議題，媒介素養研究的歷史就此開始。﹝8﹞不過，那個時候以及后來的很多年，人們對媒介環境的認識是割裂的，例如報刊只是一種紙質媒介，廣播只是一種聲音媒介，電視只是一種視覺媒介等，加上長期以來媒介本身是一種稀缺資源，如何“利用”或“參與”媒介，成為后來媒介素養研究的焦點所在。基於網絡媒介和數字技術發展起來的新媒介給人們以更直觀的感受，各種媒介構成的媒介環境猶如空氣般無時不在、無所不在，媒介本身已不再是一種稀缺資源，正如美國學者詹姆斯·波特（W.Jams Potter）所言，“當媒介為我們持續不斷地提供海量信息時，我們應該（考慮）如何去選擇。”﹝9﹞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媒介素養這個概念已經無法准確描述當前及未來“人—媒”關系中人應該具有何種能力這個研究范疇，當前佔據主導地位的“參與”研究范式也已經無法適應媒介環境演變提出的具體要求，媒介素養研究的觀念需要進行重構。

二、媒介環境素養研究的主要內容

201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面向媒介及信息素養指標》，力圖將媒介素養概念與起源於計算機信息檢索領域的“信息素養”概念融合，提出“媒介及信息素養”概念，﹝10﹞並著力推進二者融合研究。媒介及信息素養概念的提出，對媒介素養研究的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局限性顯而易見，例如概念表述創新力度不夠，內涵界定依然以賦權為基點等。因此，芬蘭學者伊蓋拉·萬德恩（Ingela Wadbring）認為，媒介及信息素養概念是模糊的、不准確的。﹝11﹞為了解決媒介素養研究遇到的問題，近些年很多學者另辟蹊徑，以麥克盧漢、波茲曼等學者開創的媒介環境學理論為基礎，探尋媒介素養研究的新路徑，例如中國學者張艷秋認為，媒介環境學強調人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角色，重點是關注研究人與媒介的關系，而這應該成為媒介素養研究的出發點和著力點。﹝12﹞媒介環境對人產生何種影響是把握“人—媒”關系中人應該具有何種能力研究范疇的基礎，也是媒介環境學的研究宗旨。由此可見，“以媒介環境學的研究路徑為指引，建構‘媒介環境素養’概念，不僅是准確描述當前及未來‘人—媒’關系中人應該具有何種能力研究范疇的理想選擇，也是實現媒介素養與信息素養融合研究的必由之路”﹝13﹞。

媒介環境素養是指人類個體在媒介環境中為實現某種程度的生存與發展目標而形成某種層次的認知與行為能力，具體來說，可以分為媒介環境形態素養和媒介環境信息素養兩個方面。﹝14﹞媒介環境形態素養是指人類個體對書籍、報刊、收音機、電視機、電腦、手機等具體器物的某種層次的認知與行為能力。進一步來說，美國學者克裡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an Nystrom）認為，“由於不同的符號形態編譯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號形態，所以它們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識和感性偏向”﹝15﹞。由此，人們在媒介環境中就應該注意媒介形態接觸的平衡，從而達到自身的理性或知識同感性的平衡。媒介環境信息素養是指對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動畫、網頁等具體內容的某種層次的認知與行為能力。美國學者蘭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在回顧媒介環境學的學術史時說，“波茲曼認為我們總是傾向於考慮技術創新應該做什麼，從來不考慮不應該做什麼，即負面效應，並且指出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不是信息匱乏，而是信息過剩”﹝16﹞。面對媒介技術變革引發的越來越龐大的信息洪流，人們很容易被裹挾進去而不能自拔，成為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洞穴之喻”中被關進洞穴的奴隸，他們隻看到洞穴中牆上的投影，而忘記了現實世界的精彩。對此，人們應該做到不被媒介環境所控制，而是從容穿梭於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與媒介環境之中，體現自由存在的意志。

媒介環境素養研究的理論指引是媒介環境學，但問題情境是后媒介環境學。后媒介環境學關注媒介環境對人類的全方位影響，即媒介環境由媒介形態和媒介內容兩個方面共同組成，對人類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對人類個體和人類社會的影響﹔就影響的渠道而言，包括生理和意識兩個渠道﹔就影響的層面而言，包括對人類短期現實影響和長遠宏觀影響兩個層面﹔就影響方式而言，包括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兩種方式﹔就影響性質而言，分為負面影響和正面影響兩種性質。﹝17﹞從環境哲學角度來看，以往媒介素養研究帶有濃厚的傳統人類中心主義色彩，所以在中外很多關於媒介素養的定義表述中，“獲取”“利用”“使用”等詞匯時常出現，而媒介環境素養研究以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為觀念基礎，主張人類個體不能以無限索取的態度對待媒介環境，而是在彰顯主體理性的前提下，以人類個體自己實際需要為前提。媒介環境素養研究以關注媒介環境對人類的全方位影響為出發點，力圖喚醒人類個體在媒介環境中的主體理性，凸顯人類個體在迎合媒介環境正面影響與對抗負面影響中的能動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后媒介環境學是提出媒介環境素養的問題情境，媒介環境素養則是后媒介環境學所提問題的應對策略，二者可以在當前及未來媒介環境演變中緊密結合，使得問題意識與方法意識真正結合起來，為人類個體的媒介環境實踐提供具體指導。

媒介環境素養是人類個體某種層次的認知與行為能力。人類社會是由人類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的，人類個體是人類社會的微觀基礎。所以，媒介環境影響人類社會是通過影響人類社會中每個具體的人類個體實現的。正如中國學者樓慧心所言，“如果一種哲學所力圖體現對人的關懷尚未深入到人類個體層次時，那麼這種關懷便很難配稱是‘終極的’關懷”﹝18﹞。在現實生活中，由於教育水平、性格特征、價值觀念等因素的具體存在，每個人在媒介環境中的認知能力各不相同，行為能力也千差萬別。因此，媒介環境素養研究在於如何促使每個人在原有認知與行為能力基礎上得到最大限度提升，而不是促使每個人認知與行為能力的均等化。美籍華裔學者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在談到媒介環境學的天然使命時說，“依據波茲曼的人道主義和現代主義關懷，以及媒介環境學的一般原理，我們有必要應用媒介環境學的知識，使世界成為更加‘平衡’或‘健康’的符號環境或者媒介/文化環境，以便使人們可以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19﹞。媒介環境素養研究的目的就在於將媒介環境學“匡世濟民”式的學術理想降落到具體行動中，使人類個體與媒介環境的關系趨於和諧。

三、媒介環境素養研究的范式選擇

從傳統社會到信息社會，人類個體置身的環境體系由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二維構成已演變為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媒介環境的三維構成。但是，人類個體對於生存與發展的價值追問並沒有改變。生存與發展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兩個終極性主題，其中生存是發展的前提，發展則是人生存的保障和目的。生存與發展分別代表著人的生命存在的兩個最重要方面，即人的生命存在的下限和上限。人隻有生命存在，才有可能談得上其他問題。但是，人的生命存在不同於其他動物的直接性和重復性生命存在，是在發展中追求價值和追求意義的生命存在。從人類存在價值的原始動因來理解，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擁有優質生存與自由發展的過程與結果，但是正如每個人由於認知與行為能力差異導致在特定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中生存與發展的境遇迥異一樣，每個人的認知與行為能力差異也會導致在媒介環境之中生存與發展的境遇大不相同。從表象上看，每個人置身於媒介環境可以獲取資訊、工作、學習、聊天、交友、購物、娛樂等，但本質上都與每個人的生存與發展有關，或者說每個人置身於媒介環境中的初始目的是為了實現更好的生存與發展的目標。

在現實生活中，“發展”一詞為大多數人所熟悉。發展作為社會問題起源於二戰之后，當時很多國際組織、各國政府的報告和政策中，頻繁出現關於發展的表述，一直到今天為止，發展成了當代社會的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所熱切關注。在傳統觀念中，發展問題更多的是與社會進步、國家強大等宏大命題相結合，形成現代化發展觀。隨著時代的變遷，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迅速崛起，即在發展問題上，人既是發展的主體，也是發展的目的，發展理論與實踐追求的最終目的是人的全面發展。人的發展包括身體素質、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專業技能、文化素養、擇業就業、生活品位等方面的提升，也包括空氣、淡水、土壤等自然環境因素的改善，以及政治、法制、倫理等社會環境因素的改進等。所以，從邏輯層面來說，人的發展與外在環境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系，社會的發展為人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每個人的發展又為社會總體發展奠定了基礎。正如自然環境為人類個體發展提供了所必須的自然條件、工作場所、基礎設施等，社會環境為人類個體發展提供了所必須的人際交流、組織架構、制度保障等，媒介環境為人類個體發展提供了所必須的媒介終端、信息資訊、文化氛圍等，已經越來越成為現代人實現自己發展目標的必要條件。

媒介環境素養是人類個體適應媒介環境所應該具備的基本能力，更是人類個體浸入媒介環境以實現自己發展目標的重要基礎。到目前為止，如果說媒介環境對大多數人的影響還沒有達到危及生存的地步，與越來越多的人的發展產生密切聯系已成為現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評價人類個體具備何種層次的媒介環境素養水平，需要以是否促進了人類個體某種程度上的發展目標為標准，包括身體素質、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專業技能、文化素養、擇業就業、生活品位等方面的良性改變程度。第34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發展權宣言》指出，“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每個人都有權利參與、貢獻和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成果”﹝20﹞。具體來說，每個人由於社會地位、經濟條件、職業差異等原因，在現實生活中的發展條件是不一樣的，但是每個人都擁有立足於現實條件，在不危及他人利益和外部環境的前提下，利用一切機遇發展自己的權利。媒介環境資源不同於自然環境資源、社會環境資源，那些在自然環境資源、社會環境資源佔有方面居於劣勢地位的人們，可以盡力提升自己的媒介環境素養，以充分借用媒介環境資源，更好更快地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

中國學者白傳之認為，“在信息時代的媒介環境中，‘人—媒’應該是一種共生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主體是人自身，因為人是媒介的創造者和使用者，人通過媒介世界獲知信息、透視萬物，形成對現實世界的基本認識，構建人本身的認知結構和人格結構。人們追求的目標是：既對媒介有依賴，（從中）獲取知識和信息、得到審美體驗，又借助媒介表達和發展自身”﹝21﹞。事實上，很多學者在研究媒介素養和信息素養時，已經注意到了發展問題。例如中國學者黃楚新認為，“媒介素養包括對媒介信息的選擇、理解、評價、質疑、創造和批評的能力，正確認識媒介的性質和功能，建立對媒介信息的批判意識，提高對不良信息的免疫力，學會有效利用大眾傳媒為個人成長服務”﹝22﹞。中國學者許征尼認為，“信息素養是一種基本能力素養，是信息時代一種基本的生存技能，關系到個人生活、職業的發展”﹝23﹞。因此，媒介環境素養研究需要遵循“發展”這個范式，研究如何提升人類個體的媒介環境素養水平就意味著研究如何提升人類個體的發展能力。進一步來說，每個人如果都能夠提升自己的媒介環境素養水平，就可以為實現更高程度的發展目標奠定基礎，最終達到每個人自己心目中的優質生存與自由發展的境界。

四、研究媒介環境素養的重要價值

人類個體要想實現與外在環境的和諧共存，就要符合價值訴求的正義性，既追求權利又要承擔義務。從形態方面來說，媒介環境既然是一種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類似的客觀存在，那麼人類個體在媒介環境中的各類活動也要符合人類與外在環境關系的共同准則，即權利與義務的統一。但是，在當今的媒介環境中，經常可以發現虛假信息層出不窮，色情網頁屢禁不絕，恐怖消息時常出現等，導致媒介環境污染現象非常嚴重。在當前媒介素養研究領域，基於賦權理念的“參與”研究范式佔據主導地位，主張爭取借用媒介的權利指向非常明顯。不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類似每個人在借用自然環境實現發展時，應該天然地負有保護這些自然環境資源而不去污染的責任，處於媒介環境中的每個人，借用媒介環境資源以實現自己的發展，也應該天然地負有保護媒介環境資源而不去污染的責任。因此，媒介環境素養研究主張人類個體應該理性對待媒介環境，既有合理浸入媒介環境的權利，也有建設性維護媒介環境的義務，唯有如此，建設平衡、健康與和諧的媒介環境才有可能實現。

在媒介素養研究中，為了提升學習者的媒介素養水平，教師在學校傳授媒介素養知識以及開展媒介素養實踐是主要路徑。但是，在媒介環境瞬息萬變的發展態勢下，媒介素養教育實踐卻陷入了窘境。由此，日本學者水越伸認為，“媒介素養並不是刻意在學校等地方學習得來，人們應該以某種形式直接面對現實”﹝24﹞。在教育領域，媒介環境素養研究主張超越學校層面的傳授實踐，應該在已有條件的基礎上，發揮學習者的主觀能動性，通過實際體驗，在自我學習、自我實踐和自我反思中提升自己的媒介環境素養水平。以《構建虛擬治療空間：一個芬中項目》為例，這個項目的主要目的是開發出能夠協助疾病患者治療疾病的仿真游戲，成員由來自芬蘭的3所高校以及中國的3所高校的計算機、傳播學等專業學生組成4個產品開發小組，每個小組由5位學生組成，在1年多時間內歷經“方案說明”“場景考察”“游戲設計”“市場銷售”4個工作坊。在整個項目實施過程中，教師隻扮演了組織者的角色，其他所有任務均由學生來完成，學生經歷了知識學習、觀念建構、技能磨練、參與制作等所有學習過程，了解了媒介運行的基本原理，訓練了自己開發媒介產品的技能，深刻領悟了媒介環境如何從心理層面對人產生直接影響的機制，堪稱媒介環境素養教育實踐的經典案例。

隨著科學技術向高度分化與高度綜合方向發展，跨學科研究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話題，也是很多學科實現理論創新的重要路徑。跨學科研究是指跨越不同研究領域、打破不同學科界限以實現學科創新發展的科學研究活動，是以學科交叉滲透的方法解決復雜科學理論問題和技術問題的重要手段。科學史發展表明，很多重要的科學發現與跨學科研究密切相關，因為跨學科研究融合了不同的學科思維，打通了專業壁壘，增加了學科交流與互動﹔同時，跨學科研究創造了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的研究模式，不僅使很多科學理論問題和技術問題得以解決，也會形成新的學科。媒介素養研究遭遇困境並不意味著原有的研究成果是沒有價值的，也並不表示學界原有的研究路向是錯誤的，而是媒介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導致其研究背景發生根本改變，造成學界原有的認識視角與問題的研究背景發生了錯位。因此，學界需要打破以往對媒介的單一的、狹隘的認識，上升到對各類媒介形態所構成媒介環境的綜合的、宏觀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媒介環境素養研究在借鑒環境哲學、環境科學、媒介環境學乃至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學科研究成果基礎上所形成的跨學科研究方法，為實現媒介素養研究的創新發展找到了理想路徑。

五、結語

美國學者克裡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Nystrom）曾對波茲曼的觀點做了進一步解釋，“媒介環境學是將復雜傳播系統作為環境的研究”﹝25﹞。既然是復雜的，就是不容易被認知的，因此人們曾認為“媒介是工具”“媒介是平台”，甚至“媒介是商品”，每產生一種媒介觀念，就會對應產生一種價值觀念或社會思潮，這早已為歷史發展所証實，如今我們可以說“媒介是環境”。回首人類發展的歷史，可以認為人類的歷史有多長，媒介環境的歷史就有多長，因為它不僅研究有了文字之后的大的環境系統，它還研究文字出現以前的、人類有文字記述歷史之前的環境。﹝26﹞按照這個邏輯，可以推斷人類未來發展進程有多久，媒介環境的發展進程就有多久，人類個體生活的媒介環境化程度將越來越高，否則我們該如何理解國家正在倡導的“互聯網+”發展戰略，又該如何解釋很多人都遭遇手機不見后內心的那份焦灼？既然如此，人們隻有切實調動主客觀因素，不斷提升媒介環境素養水平，才能適應不斷變遷的媒介環境，達到美好的生存與發展目標，享受媒介環境學者們眼中“更加美好的生活”。

﹝本文為國家留學基金委西部地區人才培養特別項目“媒介環境素養研究”（項目編號：201608505149）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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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重慶文理學院文化與傳媒學院副教授，芬蘭坦佩雷大學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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