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電視音樂節目是消費文化語境中經濟發展滲透於傳媒影視行業的產物。尤其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其所呈現的電視音樂節目的同質化傾向、大眾文化特性和娛樂性為基本導向的文化特質，快餐式的點閱需求，在塑造中國電視音樂節目基本面貌的同時，也為我們理解和認識中國電視音樂節目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借鑒。

【關鍵詞】電視音樂﹔同質化﹔大眾文化特性﹔娛樂性

消費文化已經成為席卷全球的社會現象，其影響面逐漸從較少人群表達自我價值的物質形態拓展至全民共同遵循的行為准則。電視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特別是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造就的“互聯網+時代”在壓縮傳統電視節目生存空間的同時，客觀上發揮了強化電視節目消費化傾向的引導作用。電視音樂節目作為其中的代表，越發顯現出以節目表現流程同質化、大眾文化特性塑造節目核心價值理念和娛樂性為導向的電視音樂節目特征。三者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構建起以電視音樂節目同質化為基石，以大眾文化為導向和娛樂性為整體態勢，體現了消費文化語境中電視音樂節目的發展潮流。

一、電視音樂節目的同質化傾向

現代電視音樂節目可以追溯至早期廣播電台播放的音樂節目、音樂劇等多種形式的藝術表現形式，其本質是根據“所使用的不同的特殊程式（convention）來進行劃分的”[1]節目類型。中國學者也指出，電視節目在自身的發展、演進、變化過程中不斷豐富，使得電視節目的類型、元素不斷增多，並呈現出日趨細化的發展趨勢。而在這一過程中，為滿足特定受眾欣賞習慣的音樂、娛樂類節目開始出現。“音樂和娛樂兩檔節目相互交融形成音樂娛樂節目，生活和娛樂節目融合為飲食娛樂節目，以旅游為主題的節目升華為旅游娛樂節目……使得節目的類型變得更加豐富多彩。”[2]目前，音樂娛樂類的節目在學術界還沒有進行一個統一的類型劃分，但絲毫不妨礙以電視音樂節目為代表的相關節目的蓬勃發展勢頭。因此，就已經出現並表現出良好發展勢頭的電視音樂節目展開深入研究就顯得十分必要，它將幫助研究者梳理我國電視音樂節目的發展脈絡、厘清電視音樂節目的基本特質，從而更好地認識電視音樂節目發展中出現的各類問題。“青歌賽”理應被視為當代電視音樂節目的開端，其所具有長久發展歷程、較為專業的評價機制奠定了“青歌賽”在專業領域的認可度。但“青歌賽”的正統地位和極為專業的類型劃分使其與消費時代的大眾文化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感，不能被認定為符合消費文化基本特性的電視音樂節目。學術界普遍認為湖南衛視舉辦的《超級女聲》應被視為當下電視音樂節目的開端，它以遵循商業化運作模式的基本特性，通過電視等平面媒體傳播平台、在近乎無門檻的選秀方式下，讓社會大眾參與其中，從而形成“眾聲喧嘩”的電視音樂節目發展的新紀元。但隨后由各大衛視相繼舉辦的各種名目的電視音樂節目越發呈現出“同質化”傾向，其內容也表現出媚俗、惡俗的傾向，逐漸引發了社會各界的質疑和批判。

電視音樂節目的本質是選秀，作為一場為博取觀眾眼球和收獲經濟利益為直接訴求的電視節目，它在根本上無法擺脫真人秀節目的本質屬性，所謂真人秀是指“組織真人秀活動的項目負責人制定出與節目相對應的規則，真人秀參與者參加節目的錄制，在錄制過程中，參與者要按照規則錄制相應的節目參與游戲競賽、展現真實的自我，並對藝術進行升華”。[3]從這一角度來說，電視音樂節目就是以歌曲演唱為主要內容，通過選手展現自己的才藝並根據相關的設定以決出名次的最終方式在衡定其內容水准的視覺呈現。真人秀的精髓在於“秀”，是由英文的“show”一詞翻譯而來，強調的是視覺呈現的真實，而非內涵層面的真實。因此，參與者本人的專業素養並非是決定其名次的核心要素，而是根據節目組制度的預設目標為基本前提來呈現自我。受其影響，名目繁多的各類電視音樂節目逐漸朝著共同的模式發展。以《超級女聲》和《中國好聲音》為例，兩檔節目均屬於在國內具有較高知名度的電視娛樂節目。前者實則脫胎於2003年的《超級男聲》，后又借鑒了《美國偶像》的大賽運作模式。而《中國好聲音》則是由浙江衛視從英國購得版權，加入“導師制”、大眾評選、媒體評選等多元化評價渠道，共同組建起具有廣泛社會參與度的電視音樂節目。但二者都在發展中面臨了發展的困境——同質化傾向，具體表現為參與選秀選手的重復出現、個人才藝展現的模式一致、提問環節的高度雷同。

電視音樂節目同質性特征的形成是消費文化語境中，商業利益作為優先導向下電視傳媒忽視自身利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之一。“隨著時代的發展，在現今社會當中，消費者佔主導地位，這就使得媒體機制需要變革，才能在快速發展變化的媒體中得以生存，目前，電視媒體的定位是高收視率才能帶來高的收益率，電視台的資金注入模式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型。”[4]電視節目制作方在逐漸擺脫體制內供養模式的同時，也確立了以商業性廣告收入為主、行政撥款為輔的自負盈虧模式。商業利益的獲取主要依靠電視節目的收視率和知名度，為了能夠在市場經濟模式下獲得更多商業性收入，電視節目制作方先后採用了貼片廣告、植入廣告、標牌廣告等多種方式來提高自身的商業價值。電視音樂節目作為其中的構成元素之一，必然要遵循商業利益的運作模式，努力使電視節目朝著吸引觀眾、引導觀眾和培育觀眾的方向發展。同時，當某一檔電視節目的運作方式取得了市場認可之后，就會有更多的節目借鑒這一模式，從而強化了電視節目同質化的整體態勢。

二、電視音樂節目的大眾文化特性

電視音樂節目是大眾文化的產物，它的誕生、發展和轉型始終籠罩在大眾文化的文化場域中。陶東風先生指出：大眾文化應該被理解為“隨著工業生產的發展，大眾社會文化開始衍生並初步形成，此時加以大眾傳媒進行傳播，大工業、大規模生產文化就此形成並完善。這樣的現代文化具備了商業性、標准化等特質”。[5]具體來說，大眾文化從技術性、商業性、娛樂性三個層面塑造了電視音樂節目的基本特征。

電視音樂節目的快速發展始終與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緊密相關，工業文明提供的技術性手段和信息傳遞模式改寫了人們的認知方式，也為大眾文化的崛起提供了文化基石。人們看到《超級女聲》和《中國好聲音》在社會上掀起的熱浪和互動網評時，技術手段是其背后無法被忽視的存在因素。“大眾文化之所以具備大眾媒介性，主要原因是其宣傳的技術手段。現代的大眾文化都是基於大眾傳播媒介進行傳播和制作，所以它具備其相應的特質。”[6]前面提及的電視音樂節目的同質化傾向主要是由於背后的經濟元素在發揮作用，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將其總結為大眾文化時代的“商業性特征”。《超級女聲》《中國好聲音》等電視音樂節目都應被視為大眾文化產品，它與用於滿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質產品並無本質差異，也需要遵循市場經濟的運作規律。但這並不妨礙前者成為一檔優秀的電視節目，二者之間的互滲共融正是在大眾文化的時代場域中造就的。大眾文化賦予電視音樂節目的第三種屬性正是極易被人所認識的“娛樂性”，“娛樂性是大眾文化一個顯著的特點。大眾文化具有強烈的感官娛樂性。追求身體感知的娛樂性是其必備的特質，其受眾群體的年齡、愛好、學歷層次、感知水准均有一定的差異化，而我們的大眾文化的特質是具備商業性質，把握其根本性質就得吸引大量的觀眾，以便能夠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求，所以才需要具備娛樂性”。[7]

在上述三個層面因素的影響之下，我國的電視音樂類節目快速發展起來，表現為生產模式、傳播方式和社會效果的多元化。脫離傳統的電視頻率傳播之后，電視音樂類節目現在越發喜歡在移動終端播放，由大數據篩選出的對應受眾來點播，不再追求片面海量的收視率，轉而精准、更有效能地推送至有效受眾。在媒介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大前提下，媒體和記者開始考慮如何才能收到良好的傳播效果。與此同時，隨著“反饋”概念的日益普及，受眾作為傳播效果的評價者，其重要性漸漸為新聞學界和新聞業界所重視。隨著網絡媒體的飛速發展和普及，受眾找到了充分表達自己意見和看法的空間，“受眾互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8]

早期的《超級女聲》在充分調動電視觀眾、選手歌迷的同時，還適度融入了女性參賽選手個人的中性風格，其目的在於盡可能多地贏得不同層面受眾的關注。但這一模式存在的缺陷也是極為明顯的，某一類型選手的“問鼎”導致了后續賽事中大量涌現出相似類型選手的效仿，進而使得《超級女聲》以張揚個性、展現才華為主要特征的營銷策略受到了負面影響。同時，2007年之后在政府相關部門採取措施對娛樂選秀節目進行治理之后，相關的音樂電視節目的發展進入低谷時期。2012年浙江衛視引進版權推出了《中國好聲音》（2016年改版為《中國好歌曲》），標志著電視音樂節目的發展進入到了全新階段。《中國好聲音》在延續海選式選拔歌手模式的同時，採用“導師”背對歌手的考核模式，強化了節目內容的參與性、娛樂性。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無論是何種模式的電視音樂節目，其大眾文化屬性的特征並沒有因此有所改變。“電視媒體想要在淘汰機制的市場環境下得以生存，就必須滿足其利益充分的需求，獲取利益最快的方式就是提高收視率。隻有收視率提高才會增加其廣告收益，廣告收益是其商品價值的體現。”[9]

三、娛樂性帶給電視音樂節目的雙重影響

同質性和大眾文化賦予的基本內容使得電視音樂節目的內容朝著日趨娛樂性的方向不斷發展，而娛樂性的本質並非是單純地讓受眾群體在觀看電視節目的過程中獲得感官刺激。任何形式的感官刺激始終圍繞著提升電視音樂節目的觀賞性服務，而觀賞性的提升則為電視音樂節目帶來了雙重影響。

就其積極性一面而言，我國的經濟發展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使得我國電視音樂節目的商業化特征未得到全面應用。而政府相關機構的文化管理部門也在節目制作、節目審查和節目播出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使得我國消費文化時代的電視音樂節目很好地保留了個性化特征。以各類電視音樂節目中逐漸增多的原生態唱法為例，作為一種不以遵循學院式演唱技法和流行音樂表現手法為主要呈現方式的演唱方式，正在各類電視音樂節目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時，我國的當代大眾文化的大眾性也是不能完全否認的，大眾文化服務的對象是其受眾群體，對於優秀健康的文化在我國是優先推崇的，文化傳播的環境越來越健康，國家對淨化文化環境的政策對於受眾能夠接受健康的文化起著積極的作用。”[10]

就其消極性方面而言，我國電視音樂節目的制作、傳播尚處於起步階段，主要是採用吸收、借鑒西方國家較為成熟的節目制作經驗來吸引觀眾。但大眾文化所賦予的商品性特征已經使其擺脫了以“青歌賽”為代表的音樂節目的模式，日漸呈現出非專業化和藝術性特征缺失的發展趨勢。從《超級女聲》到《中國好聲音》，所有的電視選秀節目採取了擬態環境與現實環境相結合的賽程模式。觀眾通過觀看經過海選方式選拔的“學員”以展現自我才藝的方式實現明星夢時，實則是將自身轉換為擬態環境中的草根選手。同時，現實環境的生存狀況又迫使他們要遵循現實的生活邏輯，擬態環境與現實環境之間形成的張力為觀眾提供了高度擬真的情景體驗。媒介的宣傳標語為：“你有夢想，我有舞台，給你勇氣，你就是明星。”大眾傳媒片面地夸大了電視音樂節目選秀選手個人的成功，卻有意識地規避了向受眾群體呈現萬人參加海選的客觀事實。使得觀眾群體迷失在節目制作方擬定的真實狀態中，其敘事線索在淡化背景真實的同時，讓很多觀眾隻去追求不切實際的個人夢想。大眾文化的崛起對傳統主流文化產生了劇烈的沖擊，對於主流文化中的教化引導功能逐漸削弱。我國的大眾文化商業性低於西方國家，而且我們在文化傳播的技術手段中還保留了其相應的文化性。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畢竟摒棄了傳統文化傳播中的教化功能，這對於主流文化是一個巨大沖擊。

四、結語

更為全面地認識和了解了中國電視音樂節目的整體狀況，採取一定的手段順勢而為，才是真正提升我國電視音樂節目制作水平的關鍵。正如研究者所強調的：“隨著文化全球化以及多元化的崛起，中國電視音樂節目需要迎合中國的國情，適應本土化的發展和改造，在保留社會應具備的價值形態的同時，還需要考慮到其收益獲利情況。中國電視音樂節目的發展改革必須和中國的民族特色相結合，打造出屬於中國民族特色、國際視野的一流節目。”[11]

參考文獻：

[1]大衛·麥克奎恩.理解電視：電視節目類型的概念與變遷[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14.

[2]宗匠.電視娛樂節目理念、設計與制作[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3：54.

[3]尹鴻.娛樂旋風：認識電視真人秀[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6.

[4]楊智馨.消費文化語境下中國電視音樂節目研究[D].雲南師范大學，2014：44.

[5]陶東風.大眾文化教程[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8.

[6]譚愛芳.大眾文化視角下的電視選秀節目研究[D].廣西大學，2014：8.

[7]譚愛芳.大眾文化視角下的電視選秀節目研究[D].廣西大學，2014：9.

[8]畢林.電視媒體如何把握娛樂與輿論[J].新聞愛好者，2010（17）.

[9]齊曉芳.消費文化視閾下我國電視音樂節目的創新策略[J].傳媒，2016（1）.

[10]譚愛芳.大眾文化視角下的電視選秀節目研究[D].廣西大學，2014：36.

[11]楊智馨.消費文化語境下中國電視音樂節目研究[D].雲南師范大學，2014：49.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西亞斯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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