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濃眉大眼的黎叔都叛變了”。

　　2年前，被譽為中國最好的歷史正劇導演的張黎破天荒地接了IP劇《武動乾坤》。輿論一片嘩然。

　　慣常印象中，一個曾捧出《走向共和》（豆瓣評分9.6）《大明王朝1566》（豆瓣評分9.7《人間正道是滄桑》（豆瓣評分8.9）的正劇導演，又曾為葉大鷹、馮小剛、吳宇森、胡玫執掌鏡頭的人，大抵應該天然對流行文化保有警惕性。

　　張黎不這麼認為。他花費兩年多時間，捧出了《武動乾坤》，劇正在優酷視頻和東方衛視播出，評價是張黎作品前所未有的兩極化。

　　為什麼要做這樣冒險的選擇？這是一時興起還是調轉船頭？這部作品裡埋藏了張黎怎樣的惑與不惑？

　　人物工作室獨家對話導演張黎。

　　“我太知道自己缺這號兒了，所以特別仰仗文學”。

　　記者：什麼樣的契機讓您接觸《武動乾坤》？

　　張黎：主要吸引我的是它的形式。看了小說以后，我預感拍攝中會有很多以前沒嘗試過的東西，特別讓人興奮的一些影像方面的可能性。這麼多年，我對技術的興趣一直沒有減。我不像很多從攝影轉做導演的導演，有的逐步放棄對技術的喜好，可能更對劇本、文學、故事、演員這些東西感興趣，但我這個毛病改不了。改不了，有好處也有不好的地方。好處是我始終痴迷新技術，不好呢，有點不務正業，有點分心。

　　記者：根據您以前的作品，《大明王朝1566》《走向共和》《人間正道是滄桑》這類，可以明顯感覺到您對電視劇的文學性是有要求的，甚至超過一般的導演。

　　張黎：我太知道自己缺這號兒了，所以就特別仰仗這個圈兒，或者說特別貪婪地需要借助文學這一塊。

《走向共和》劇照

　　記者：網絡文學《武動乾坤》的文學性能滿足您的要求嗎？

　　張黎：作為單獨的一種類型文學，它的價值是需要肯定的。坦率地講，它有很強的文字性，但離“學”還有距離。

　　我們知道，一般性文學寫作能使用的漢字數在2000到3000之間，你看，余華用了2000多個字，王朔用了2000多個字，莫言也用了2000多個字……雖然都是使用漢字，每個作家的組合奇妙至極。我在閱讀《武動乾坤》的時候，明顯感覺到它的字裡行間帶了好多“毛邊兒”。讀起來咯吱咯吱，不是那麼柔順，甚至還有些病句，或者說修辭不太准確，但是特別有勁兒，閱讀的時候特別打眼。年輕人都喜歡聽流行歌曲，傳唱度比較高的歌詞往往是倒裝句甚至是某種病句，比如，“我和你吻別，在無人的街”，這種句式就特別有力量，傳唱的時候打耳朵。網絡文學的這個特點，給我們后來做劇本改編帶來一種興奮感。

　　記者：從將近400萬字的網絡文學《武動乾坤》到40集的劇本，主要完成了哪些改編工作？

　　張黎：我們有一個相對成熟的編輯團隊，主要工作是以小說為基礎，拉故事拉人物關系、拉中心事件，把它復原成戲。我們還請了一個年紀稍微大些的編劇，主要的工作是修飾台詞。原著比較直白，但是當你穿上古裝、扎起頭發，再講比較白的詞就會有些“隔”，讓人出戲。按照我以前的習慣，拍歷史劇台詞是半文半白的話，經過修飾，這部劇帶有文言文氣息的台詞佔到了百分之十到二十。

　　記者：熟悉您作品的觀眾知道，以往您拍的是歷史劇，但總是落腳現實，與今人有對話。《武動乾坤》是一部架空歷史的作品，您是否也在尋找它與現實的勾連？

　　張黎：《武動乾坤》的情節富於想象力，但它所表達的人物精神與現代有著共通之處。這部劇的核心是男性少年的成長史，講一個少年如何永不言敗、實現人生逆襲的故事。《武動乾坤》與我的其他作品相比，有著一以貫之的家國情懷和天下觀。

　　“傳統歷史劇把人心玩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記者：以前創作歷史正劇的經驗或者方式，是否在這次有所延續，還是另有突破？

　　張黎：這完全是兩種表述方式。以前我們拍的是歷史正劇，主題是每個人物的個人成長，他的個性、內心往往在一個有跡可循的軌道、一些精彩的對手戲中形成。而在《武動乾坤》裡是有一個不可戰勝的魔。劇中的兩大陣營相比，各個角色的內心成長顯得單一了許多：yes或者no，贏了或者輸了，輸了或者贏了，敗了或者勝了，就這樣。沒有那麼復雜的人物關系和人性內心的解釋。傳統的歷史劇則不然，它恨不得把人心就玩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記者：所以，《武動乾坤》這樣的題材對於您是更容易把握的？

　　張黎：我們當然要關照一些人性的角度，但與此同時，我們幾乎是將渾身解數用於影像的表達。年輕觀眾的眼界很寬，他們看過太多國外表達得好的影像，其中既有電影也有電視劇。但影像表達對我們來說是捉襟見肘的，這裡面財力很重要，還有想象力問題，完成度的問題，等等。對我們來說，做得像，就已經很難。

　　記者：難在哪裡？這些年玄幻題材的作品成功率並不高。

　　張黎：我們還沒有真正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很多都停留在作坊式。比方說，我是一個大公司，請了200個小伙子做技術。有的人一旦掌握了這個技術，就自己開公司，接活去了，但實際上他還沒有斷奶，就跟細胞繁殖似的，一代比一代弱。誠信、契約精神、版權意識，都是行業裡突出的問題。本來我可以找一個人談，現在要找15個人，你一天怎麼可能跑完15家公司？跑一圈下來倆禮拜或一個禮拜，你可能還要去跑第二圈……都是在做無謂的消耗。長此以往，你就會覺得絕望，都不是沮喪。

　　有時候我也后悔，我做那麼多特效干嘛，老老實實拍歷史劇就完了。有一些在網上遭到唾罵的片子我一看就明白，這是還沒做完呢，沒辦法，就這樣了，愛播不播。有的平台是你讓誰誰誰來演，這個片子我們就收了。最關鍵的，你這麼堅持，這麼較勁，嚇得人家投資方不找你了。這個劇我們前后做了兩年多，直到播出前還在做后期。我知道自己個性裡的弱點，太執拗，確實連累大家。

　　記者：今后還會再接著拍這個題材嗎？還是回到以前的老路？

　　張黎：目前還沒有計劃接著做，這部戲給我一些好的經驗，可能后面拍別的戲的時候會用上這部戲的一些技術手段。

　　“天地大了，大家想的是廣種薄收，而不是精耕細作”

　　記者：《曹操》進展怎麼樣？很多年前就聽說了這個項目。曹操是中國人最熟悉最眾說紛紜的歷史人物了，張黎會對曹操有怎樣的解讀呢？我很好奇。

　　張黎：《曹操》也是我們自殘的一種。《曹操》籌備9年了，5年前能不能拍？能拍。3年前能不能拍？能拍。可能也是為聲名所累，一個是自己到了歷史劇創作的高度，就怕上不去又下不來。再有，曹操這個人物本身的光環太耀眼太復雜，我拍曹植早就拍了，曹丕也早就拍了，偏偏是這個曹操，總是拿捏不住他。有的導演不管抓不抓得著這個人物，就開機，過，就它了。這個我真挺佩服的。他們身上沒負擔，觀眾也看一樂呵。但我不行，我心裡總有個包袱。所以，現在劇本到多少稿了我們還是不滿意，當然不滿意的原因是因為看到了更好的可能性，進一步成熟的可能性。比如，編劇突然又翻新了自己，人物又實現了自我生長。《曹操》幾乎大部分的外部准備都非常充分了，景、演員、化妝、道具等等，就差劇本了。

　　記者：您剛才用了一個詞，“包袱”。這“包袱”從何而來？

　　張黎：我們這一代人，當然還有比我們前面的那些代人，心裡都有這個“包袱”，它是對藝術探索表現出強烈的渴望，同時對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歷史有一定的情節。

　　我一直在思考互聯網帶來的改變。互聯網出現之前，傳統媒體為傳播載體的時候，人們的生活狀態延續了很多年，其實變化不大。互聯網出現了，把傳統的授受關系改變了，把互聯網的基因迅速移植到一代人身上，是從骨頭到血液的改變，而且是不可逆轉的改變。

　　記者：對於影視行業，更進一步說，對於文藝創作呢，這種改變也是巨大的。

　　張黎：是的。互聯網帶來什麼？帶來了種類的多樣性，甚至替代了這個行業以往的廣度、數量、深度。我相信，沒有一個地球人能把這個地球上生產一天的視頻全部看完。但它同時一定會帶來廣種薄收，帶來一個再也出不了經典和大師的境地。

　　記者：這不會讓人感到沮喪嗎？

　　張黎：坦率地講，互聯網是大師和經典的終結。何謂經典，它一定有個標准。不達標，就不應該被稱為經典。還有大師嗎？我們有很多學者、大學者、著名學者，但學者不等於大師。

　　並不是要感到沮喪。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仍然要熱烈地表達自己。而且，很多嚴肅的創作人員始終在考慮創作問題。但現在有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看法，把一個文藝作品的成就簡單地與票房挂鉤。票房高了，就是成功了，反之則不然。我評價一部作品有兩個基本指數，一個是它的專業性，一個是獨特性。主題好，表演好，這些不是電影的全部標准。不是說往大銀幕上一放就成了電影。專業性跟票房還真沒什麼關系。獨特性就是一部作品到底在拼什麼？同樣的題材，同樣是主旋律，比如我們都在拍一個工廠的變遷，反映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成果。怎麼講故事？這裡面真有高下之分。我們要注重表達的獨特性。我們有時候評價一個偉人死而不亡。什麼不死？他的思想、精神、觀點不死，這就是表達的獨特性，表達的價值和意義。

　　記者：同樣是張學良，同樣是孫中山，同樣是大明王朝，同樣是南京大屠殺，人所共知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張黎如何把故事講得獨特？

　　張黎：成功真的不獨屬於我一個人，而是趕上一個好的投資方、一個好的劇本、一批好演員、攝影燈光、一個相對寬鬆的審查環境，等等，這一切，成就了好作品。

　　也不是我的所有作品都被大家認可。我特別喜歡的《孔子春秋》，很多看過這部劇的人認為拍出了孔子那種無比的瀟洒，拍出了人味十足的老子和孔子。這部劇韓國、日本播了，北美也播了，快十年了，咱們沒有一家電視台願意播出。11年前，《大明王朝1566》剛播出的時候收視率慘敗，我的心啊千瘡百孔。你真的無法預知未來。

　　記者：講到《大明王朝1566》，去年它的復播收獲了很多年輕觀眾的喜歡，在那前后，還播出了《於成龍》《大秦帝國》，很多人期待歷史正劇的復歸。您認為，現在還是歷史正劇的黃金時代嗎？

　　張黎：沒有時代可言，就是時間、時候、時機。如今天地大了，大家想的是廣種薄收，而不是精耕細作了。很多人是把種子一撒，收了就收了，收不了就收不了了。我覺得不要去奢望什麼，隻管去做好了。

　　記者：所以，你並不是一個較勁的人？

　　張黎：當你無法改變的時候，要學會與之相處。就拿《武動乾坤》來說，坦率的講，我做這個有點怒其不爭，對現在男性少年的所謂“娘化”，發表一些自己的看法。這種類型的片子能不能存活、能不能做的更好，一點也不取決於我。我隻想表達我心中男性少年的模樣，就是前面說的，擁有家國情懷和天下觀。

　　記者：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剛才也提到你們這一代人身上有這種“包袱”，或者說時代的印記。您是北京電影學院78屆大學生，你們同屆的張藝謀、陳凱歌、顧長衛等等一批人可以說寫就了中國影視的40年發展史。回顧起來，這40年給您主要的影響是哪些？

　　張黎：僅就影視行業來說，我真的非常慶幸親歷了影視產業化的過程，目睹這個產業日新月異的發展。放在全世界來看，能在40年裡取得這樣的變化，中國是了不起的唯一。

　　但產業化程度真的代表一切嗎？真正能關注到你的靈魂，讓你觀看，或者能讓你渾身出汗、內心澎湃的文藝作品多不多呢？我們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享受了物質上的極大豐富，但我們絕不能放棄對精神的追求。（人民日報中央廚房·人物工作室 任姍姍 賀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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