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埋頭苦讀了十幾年，最終從北京一所大學畢業的李夢突然發現，自己竟有點看不懂今天的“學習”了。

老師布置作業，用手機﹔同學間討論交流，用手機﹔查閱資料，用手機﹔甚至遇到不會做的難題，第一反應還是找手機——這是李夢12歲兒子的學習常態。

李夢不是個抗拒潮流的人，也深知技術給學習帶來了不少便捷，但眼看孩子拿著手機的時間越來越多，手機屏幕上日漸塞滿了各種APP，還有遇到問題就求助網絡的習慣，她憂心不已：“每次一管他，他還振振有詞，‘不用手機，我怎麼學習？’難道離開手機，今天的孩子就不會學習了嗎？”

一個母親的焦慮折射出一個時代的“病症”。報道顯示，不隻在中國，在英國、比利時、希臘……幾乎全球的家長都在為孩子過度使用手機而發愁。近日，法國國民議會表決通過了關於禁止學生在校園內使用手機的法案，規定在校學生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課外活動時均不得使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智能手表等各種有上網功能的通信設備，除非是出於教學需要，或是在條例中明文規定可以使用的地點。

強制規定能否緩解老師的困擾、家長的焦慮？手機及其所代表的信息技術，該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種方式介入教育教學？我們又該以怎樣的智慧，讓手機不再是消解志趣的玩物，而是助力成長的伙伴？

是工具也是玩具，手機讓人愛恨交加

這個暑假，五年級學生融融幾乎每天都要與手機相伴好幾個小時——早上起來，先完成班級微信群裡老師布置的假期任務，然后拍照上傳﹔接下來，通過手機上的APP學習數學課外培訓班的網課視頻、完成電子作業，並在微信群裡“打卡”﹔稍晚一些，她還要聽完一個國學輔導班的音頻課，並通過手機軟件錄下自己朗誦當日學習內容的音頻，上傳至微信群中，供老師查閱。

“不用手機可不行。除了課外班必須要用到手機外，平時我們在學校有很多分組學習，需要拉不同的微信小群以便大家討論、分配任務，而且很多作業、通知都是通過手機發布的。”融融說，她的班裡早已是“人手一部手機”“每人有幾個甚至十幾個微信群”。

隨著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以及教育理念、學習觀念的變革，移動教育、移動學習正在改變今天學生的學習、生活狀態。來自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國網民規模達7.72億，其中學生群體規模最大，佔比為25.4%，約為1.96億﹔中國兒童首次觸網年齡也越來越小，56%的兒童初次上網年齡低於5歲。而一項針對北京地區小學生的調查則顯示，小學生希望通過手機獲得的信息類型按需求程度排序依次是課外讀物、生活百科、娛樂游戲、課程學習材料和新聞資訊。

“無論是跟家長溝通交流，還是為學生答疑，以手機為代表的移動工具確實提供了便利。”在北京某中學教師王烽眼中，手機為學習帶來了無限可能，“比如我們原來上學時學地理，隻能死記硬背干巴巴的文字。現在隻要上網搜索，就能讓學生有身臨其境般的體驗，這是原來難以想象的。”

在以手機等為媒介的移動學習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埋下了隱患。

“簡直是‘致命的誘惑’！我班上有不少孩子在上課時間玩手機。不時彈出的網絡游戲、色情信息、暴力信息等，讓人防不勝防。”山西某高中教師周淼從不通過手機給學生布置作業，更不允許學生把手機帶到學校。

“本來半個小時就能寫完作業，卻總要拖上一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我們批評她，她還一肚子道理，‘我必須用手機查資料啊！’”對女兒的這種學習習慣，融融媽媽很犯愁。融融告訴記者，在用手機查資料或收通知時，確實會不由自主地“刷刷朋友圈”或點開動畫片等。她班裡的男同學，還經常“假借和同學在線上討論作業”之名，一起聯機打游戲。

與融融媽媽相比，李夢有著更大的擔心。上學期，她兒子所在的年級開設了一門主題探究課程，旨在培養孩子們發現、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可很多孩子完全省略了這些步驟，直接打開手機搜索，復制粘貼一番就草草交差。更讓她吃驚的是，這樣的作業竟然過關了：“我最害怕的是，當孩子們對學習失去了最起碼的敬畏心，他們還能體會到學習的本真嗎？”

成了“搜索達人”，丟了學習本真，警惕教育技術淺表應用

李夢的疑慮，也是不少教育專家的擔心。

“家長們擔心孩子過度依賴手機會損害視力、看到不良信息。”這幾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經常接到學生家長的“投訴電話”，“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這些淺表層次的影響外，最重要的在於移動學習提高了學生的信息搜索能力，卻也因答案的易得性而忽略了學生分析能力、創造能力的訓練，這些才是學習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手機等工具對教育過度甚至不當的介入，讓孩子成了“搜索達人”，卻丟失了教育最本真的意義。不少專家表示，問題的症結並不在於技術本身，而是在於公眾對手機等新技術的淺表應用。

一項針對數百名教師的調查顯示，目前他們主要利用手機發布學習重點、作業提醒、課程總結、考試知識點等，而對於如何將手機與傳統教學深度融合並沒有過多考慮。

“目前不少教育者對手機的應用隻停留在信息發布、溝通等最基本功能的使用上，並沒有教會孩子如何真正運用手機等來學習。”孫宏艷認為，“用或者不用手機、手機能否進校園的爭論，本質上是移動互聯網、新技術和傳統教學理念、管理理念怎麼融合的問題。但遺憾的是，目前這種技術並沒有與傳統教學有機結合起來，發揮最大效用。”

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國家數字化學習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吳砥認為，技術融入教育將會經歷四個階段：“最初大家都是導入技術，開始一些初步建設和應用﹔到第二階段就是非常廣泛而深入地在教育中應用技術﹔在第三階段發現舊體系、舊方法已經不太適應，所以開始深度融入，形成一種沉浸式的體驗﹔而到最后階段時，舊體系已經無法裝下新思維，這時就會形成一種全新的體制變革。”

“我們確實還停留在比較初始的階段，甚至很多家長、老師本身比較抗拒這種融合，認為有傳統教學手段就夠了。或者說，還有很多人不知道該怎麼融合。”王烽說。

出台管理規定，加強移動教育素養

離不開手機，但也不能濫用手機——面對呼嘯而來的技術革命浪潮，這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

“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立法、制度、引導，對治理中小學生使用手機問題缺一不可。”不少學者和家長呼吁，我國應在國家層面出台學生手機管理規定，以此加強公眾對這一問題的重視。

還有專家認為，對學生使用手機的具體規定，應依據教育規律和學生成長特點，進行分層管理。“比如在基礎教育階段，由於學生自控能力弱，應該更嚴格地控制手機等便攜式的移動設備被大面積地推廣使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

“規定宜粗不宜細，還應將更多的裁量權交到教師的手中。”孫宏艷認為，在校如何使用手機、何時使用手機應由教師主導。

今年4月，教育部下發《關於做好預防中小學生沉迷網絡教育引導工作的緊急通知》，要求學校加強對學生使用手機的管理工作、全面排查學生沉迷游戲等問題。目前已有不少學校、老師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

上海市某中學教師吳平介紹，她所在的高中規定，上課期間學生不能使用手機，但具體操作辦法，由各班班主任自行管理：有的班級設置了手機存儲櫃，上課期間由專人負責管理，學生回到宿舍至熄燈前可以使用﹔有的班級管理得嚴格一些，周日返校后即交給老師統一保管，周五離校時再返還給學生。

杭州市長河高中教師楊春林則主張要借“機”行事：“開學，我告訴學生，攜帶手機來校，確實帶來了很多便利，特別便於和家長聯系。既然如此，我們沒有必要在帶不帶的問題上兜圈子，而是應該思考如何使用。在此基礎上，我和學生通過討論、分析，共同制定了班級的‘手機公約’，並定時抽查落實情況。”

在以國家禁令、學校班級規范確定規則之余，更多專家認為，“隻禁不教”治標不治本，制定嚴格的使用管理規定並不是讓孩子與手機隔絕開來，而只是幫其建立一種使用的規范意識，重點還是要讓孩子學會如何利用手機學習。

“一方面家長、老師要以開放的心態對待手機、電腦，不要覺得孩子一拿起手機就是在玩。”孫宏艷表示，“另一方面，教育者也要積極提高自身的移動教育素養，教師要在如何真正將手機與傳統教學融入上下功夫，不要隻在淺表層面利用手機，更不能對一些利用網絡便捷性而偷懶的行為‘放水’﹔家長則不要隻給孩子一些‘不要玩手機’‘少上網’的呵斥，而是在他們拿起手機時主動引導、陪伴，教會他們該如何利用手機的便捷去獲取信息、探究問題，學會抵御網絡的不良誘惑。”（本報記者 鄧暉 周世祥）

【他山之石】

英國：中小學生在校使用手機，學校將被督查問責

英國教育標准局已於2012年宣布，禁止中小學生攜帶手機進課堂，這是英國教育部門發起的改進學校紀律運動的舉措之一。此外，英國還在學校實施一項更加嚴格的督查制度，如果學校未能遏制課堂上學生利用手機發短信、接聽電話或上網，學校將被教育督查部門記載並問責。

芬蘭：開設手機使用指導課

芬蘭法院決定，禁止芬蘭無線通信公司直接向青少年推銷手機入網等移動通信服務。違反這一禁令者，將被處以最高10萬歐元的罰款。2011年，芬蘭兒童保護協會還與芬蘭媒體教育中心和家長協會合作，在所有的基礎學校為一二年級學生及家長、老師舉辦講座和主題日活動，旨在指導兒童正確使用手機和電腦，並專門為一年級學生建立電子游戲網站，提供適合他們玩的游戲和使用手機的相關提示。

日本：定期調查學生使用手機情況

2009年，日本文部科學省致函全國各中小學，要求禁止學生攜帶手機上學，並要求高中制定禁止學生在校內使用手機的規定。日本政府建議手機開發商生產專供中小學生使用的簡易手機，功能包括限定通話對象等，以滿足家長緊急聯絡學生的需要。此外，為指導好中小學生正確使用手機，日本文部省和各地教育委員會都定期開展學生使用手機調查統計，調查對象除學生以外，還包括學生家長。（本報記者鄧暉、周世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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