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新聞活動處於不斷的演進變動之中。與此同時，中國的新聞生產方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遷。從新聞生產的社會角度觀察，中國新聞生產形成了職業新聞生產與非職業新聞生產的二元化結構﹔從新聞業角度看，職業新聞生產方式也在新聞生產主體、新聞生產資源、新聞生產工具、新聞產品形態、新聞生產關系等多個維度發生改變甚至變革。以技術作為切入口，從歷時性的角度分析當代中國新聞生產方式的變遷，可以揭示新聞生產活動相關要素的演化與結構性變動。

【關鍵詞】新聞生產方式﹔傳播形態﹔職業新聞活動

作為話語的“新聞生產”正逐漸滲入到新聞研究領域的中心地帶，在中國學術網絡出版總庫（“中國知網”）中以“新聞生產”為主題詞，以“新聞與傳媒”學科為檢索域，僅2012年至2017年這5年間，就有1421篇相關期刊論文發表﹔而在“百度學術”中，以“新聞生產”為主題詞，以“新聞傳播學”為檢索域進行檢索，2000年以來，已有超過200本相關著作出版，較有代表性的有芮必峰的《新聞生產中的力量博弈》（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出版）、田秋生的《市場化生存的黨報新聞生產：〈廣州日報〉個案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等。這顯示出，原本作為經濟學術語的“生產”“生產力”“生產方式”等基本范疇，正成為人們理解、分析、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重要概念。

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國內關於“新聞生產”“新聞生產方式”的研究有兩種基本取向：一是注重時下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新興媒介與新聞生產之間的關系﹔二是強調視線的聚焦，更多地將新聞生產放置於職業新聞活動領域之內審視。盡管不乏富有見地的研究，但在某種程度上又缺乏歷時性、整體性與系統性的視野，少有將新聞生產活動放之於歷史流變和社會環境中進行把握的統觀性視域。基於此，本文嘗試在技術視野下，以歷時性的角度審視、分析和探討改革開放后中國新聞生產方式的變遷，揭示新聞生產活動相關要素的演化與結構性變動。

一、新聞生產方式：基礎內涵與變革因素

本文探討的核心范疇——生產方式，其實是源自政治經濟學領域裡的基礎性概念。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通常而言，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1]，因此，理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把握生產方式的前提和基礎。在馬克思看來，“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2]，而生產關系則主要指人們從事生產活動所相互結成的特定關系，“他們隻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3]。以此來看，在相對細化的層面上，生產方式至少包含著生產者、勞動對象、生產工具、勞動產品、生產關系等基本要素。

“新聞生產方式”某種程度上來講，可以視為上述意義上的“生產方式”在新聞領域、新聞活動中的相應延伸。新聞生產方式也實際包含著新聞產品、新聞生產主體、新聞生產資源、新聞生產工具、新聞生產關系等結構性要素。這些要素，是任何新聞生產活動中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而從邏輯上講，隻要具備了上述要素，便可構成微觀意義上完整的新聞生產活動。

“現代科學技術處於一切生產力形式、過程和因素中的首位，現代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中相對獨立的要素，是生產力諸因素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主導因素”[4]。現代技術對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是伴隨性的，這種伴隨性集中體現在重大的、革命性的技術變化，往往會推動生產方式向更高層級的革命性轉變，“每每出現技術的革命性更新，人類社會也隨即進入一種全新的形態，即社會能夠發生整體上的結構變換：生產方式、消費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等均會隨之因應”[5]，就像馬克思所說，“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6]。

具體到新聞傳播領域，技術尤其是媒介技術對新聞生產方式的影響亦是深刻的。古登堡的印刷術開啟了全新的媒介時代，使報紙成為新聞流動與傳播的通道﹔19世紀，美國造紙術與印刷術的提升使“便士報”成為可能，推動了報紙向大眾化報刊時代的轉變﹔電氣技術的發展，帶來了電報、廣播、電視等新的新聞傳播方式﹔互聯網的誕生又成為新聞得以呈現的“萬花筒”。媒介技術的更迭與演進，造就了新聞傳播史上不同的媒介時代，也導致了新聞活動面貌的改變與更新。技術尤其是媒介技術的革新與演進，很多情況下對於新聞活動的影響是直接且根本性的，其改變了媒介的基本形態，決定與變革了新聞生產的核心環節與要素，形塑了人類新聞生產活動的基本面相。也正因為此，在歷史視野中審視新聞生產方式的變遷，技術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分析尺度和切入視角。

二、當代中國新聞生產活動的演化歷程

當我們以媒介技術為視角進行歷史觀察，會發現改革開放這40年的新聞活動，表現為一種時期比較分明卻又緊密聯系的過程。而將之放在人類媒介整體發展的視野中，又會發現，這幾十年的演變就像人類新聞演進活動的“壓縮版”。

報紙與廣播延續了歷史的優勢，成為改革開放后在新聞傳播活動舞台最先佔據主導地位的媒介形態。但改革開放之前的報紙與廣播，嚴格意義上來講，更多的是一種宣傳意義上的媒介形態，其核心職能甚至可以說全部職能都是用來為政治宣傳服務的。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思想的解放與新事物的涌入，使得“媒介再也無法回避它的產業屬性了，像過去那樣單向的宣傳，已經不會再有人愛聽”[7]。以報紙、廣播為代表的中國新聞媒體在20世紀80到90年代“經歷了一個急速轉型的時期”“大多數政黨機關報已經從黨和政府手中獲得了經濟自主權，並旨在成為以營利為目標的商業經營實體”[8]，傳媒產業開始獲得飛速發展，報紙、廣播逐漸迎來其在改革開放之后生命歷程中的“黃金時期”。在這種語境下，新聞不再單純的是思想宣傳的工具，開始成為一種可以販賣的“商品”，而隻有當新聞具備商品屬性時，在邏輯上才更適合納入“生產”“生產方式”的考察視域。

盡管1958年5月1日，標志著中國電視事業誕生的北京電視台（中央電視台的前身）就已開始試播，但一直到80年代，電視幾乎是以極少量的、零星的面貌散見於中國社會，很難稱得上是一種社會性的大眾媒介。80年代之后，電視逐漸“飛入尋常百姓家”，1982年，中央決定將重大新聞的發布時間從過去的20點提前到19點，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變更為中央電視台，確立了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這一欄目發布重大新聞的權威地位，並培養了無數觀眾每天19點打開電視機的收視習慣。隨著社會的整體快速發展，改革開放事業的不斷推進，電視台、電視節目也開始以幾何級的方式增長，逐漸呈現百花齊放的景觀。1985年，電視廣告營業額佔全國廣告營業額比例首次突破10%，開始高速增長，至1990年，這一比例就達到了22.4%[9]，電視成為中國新聞活動的主要載體之一，並在新聞生產方面進行了不少創新性探索。

電視、報紙、廣播蓬勃發展的90年代中期，一支新興的媒介力量也在悄然崛起，並為日后改變整個新聞傳播樣態乃至重塑社會結構積蓄力量。1994年，中國邁入互聯網世界的大門，逐漸有報紙開設網絡版﹔1998年，商業網站介入新聞傳播領域，“從1998年下半年起，為了向‘門戶網站’轉化，一些商業網站開始把‘新聞’作為其業務的增長點，許多網站開辟了‘新聞中心’或‘新聞頻道’”[10]。此后，由於獲取信息的便捷性和免費性，互聯網逐漸成為人們獲取新聞信息的主要渠道，“以新浪、騰訊等為代表的商業門戶網站，以東方網、南方網為代表的重點新聞網站和以人民網、新華網為代表的媒體新聞網站，已經成為主流媒體版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1]。當然，互聯網的發展絕不僅僅停留在佔領傳媒行業市場份額上，而是於無形之中從基礎層面改變人類社會的關系結構。互聯網對新聞生產方式的影響是內在的、根本的、革命性的，其從新聞產品形態、操作手段、生產流程和生產關系結構等方方面面重塑著新聞生產、新聞活動。

及至當下，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正向縱深發展。根據《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CNNIC”），截至2017年12月，我國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7.5%。這一數據顯示，以手機為代表的互聯網移動終端已成為內置於人們日常生活場景中最重要的信息工具和對外部世界認知的窗口，社交類媒體以及新聞類APP也已成為各類新聞信息最重要的集散地。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新興技術融入新聞活動領域，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VR與AR、電子游戲等技術，不斷拓展、延伸著新聞活動的范圍和邊界，新聞不僅僅在傳播渠道和信息收受層面上形成了時空性的蔓延與擴展，在生產層面上也發生著融合、延展、變異等趨向和態勢。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新聞活動經歷著傳播形態上的迭代，但這種迭代並非斷裂性的，不同媒介形態也並非互斥性的、零和性的。相反，每一種由新興媒介技術催生的傳播載體的涌入，所帶來的都是新聞活動擴張性的升級。新興傳播載體的涌入，當然會對舊有的傳播模式造成相當程度的沖擊和壓力，但這並不意味著舊有傳統載體的消亡。經歷深度“磨合”之后，新的傳播載體會與舊有載體形成一種共生性的結構關系，不同傳播載體下的新聞報道模式之間會相互影響、相互融合，並一齊推動新聞生產方式、新聞傳播活動的變革與演化。

技術驅動語境下，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歷了從“（傳統）新聞業時代”向“后新聞業時代”的轉換[12]，從主體角度來看，新聞活動的顯著變化在於新聞生產主體的結構性改變。報紙、廣播和電視為主要新聞傳播載體的時代，制作新聞、從事新聞報道的是專業化的新聞媒體，新聞生產作為一種兼具象征意義與實際價值的權力和資源被牢牢掌握在職業性的新聞機構手中。在互聯網技術的賦權機制下，“消費者的需求動機得以擴展，參與文化生產和消費的意願性以及利用各種媒介進行制作和傳播的可能性均大為提高”[13]。這意味著包括普通公眾在內的其他類型的傳播主體也參與到新聞生產活動之中，進而形成了一種由職業新聞傳播主體、民眾個體傳播主體和非職業、非民眾個體的組織（群體）傳播主體組成的“三元”共在性主體結構[14]，從更簡化的意義上講，在大眾新聞傳播視野中，可以說形成了職業新聞生產主體和非職業新聞生產主體的二元化結構。在此語境下，新聞生產活動分化為職業新聞生產和非職業新聞生產兩種基本形態，並且產生了一種職業新聞生產越來越多地吸納、汲取非職業新聞生產元素和非職業新聞生產專業度不斷提高、越發趨近職業新聞生產的融合性的方向特征。

三、當代中國職業新聞生產方式的變遷

（一）新聞產品形態

從邏輯上看，產品的生成是任何生產行為的直接目的所在，所有生產行為均是圍繞產品制造而展開的，因為隻有生成了產品，才可投放市場，進而產生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產品之形態、屬性影響著生產過程的方方面面。新興媒介技術於新聞活動中的適用，所產生的最明顯和直觀的改變，就在於新聞產品形態的變化。傳播技術直接影響和決定著傳播載體、媒介形態之特性，而囿於不同傳播載體、媒介形態特性的限制與框定，新聞產品之形態也存在著各自不同的特征。

以報紙為代表的紙質媒體，呈現信息的方式是二維的、靜態的和平面的，受制於這種物理結構的特性，其所承載的產品形態是文字、圖像等視覺化信息﹔廣播則是聲音性媒體，其呈現方式是一維的、動態的、時間性的，所承載的新聞產品是源源不斷的、用以表意的聲音性符號﹔集成了錄音技術、攝像技術的電視可以捕捉動態的場景，將現實世界轉化為兼具視覺和聽覺的連續性、動態性視頻，視頻構成了電視呈現新聞的主要產品形態﹔而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則將所有已知的包括文本、圖像、聲音、動畫、視頻在內的信息表現形態整合進統一的網頁或APP頁面中，這些信息表現形態的連接方式是靈活的，或以單一形態建構新聞產品，或基於特定的邏輯將不同的信息表現形態組合以形成復合性樣態的新聞產品，某種意義上，互聯網語境下的新聞是以“自由”的、靈活的、多元化的、多感官結合的信息形態呈現出來的。

不同新聞產品形態的背后，潛含的是不同的新聞生產方式。新聞產品形態以結果的形式直觀地、外在地體現著新聞生產方式。改革開放后新聞產品形態的歷時性變化，是新聞生產方式從相對單一走向多元共存的直接反映與必然結果。

（二）新聞生產工具

從本質上來講，新聞生產工具本身便是技術的集中體現，任何現代新聞生產工具背后都隱藏著多種技術的身影。整體來看，改革開放后越來越多的技術性因素卷入新聞生產活動之中，新聞生產工具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也越發重要。這種重要性的增強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傳播技術越來越發達，技術性工具在新聞生產過程中越來越普及，一定意義上，可以成為新聞生產的直接工具。任何一則為我們所感知的新聞文本的背后，至少要包含信息採集、文本制作、送達終端等多個環節，隨著媒介形態的演進，我們可以看到，工具在這些環節中的重要性越發明顯。以信息採集為例，以報紙為代表的紙質媒體之信息採集主要是職業記者通過觀察、採訪、分析等方式實現的﹔廣播、電視新聞信息的採集，已經逐漸運用了輔助性的機械工具，例如錄音設備、攝像攝影設備等﹔而到了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時代，技術在信息採集中的作用越發重要，不僅僅是極為重要的輔助性工具，甚至成了信息採集的直接主體，大數據技術、傳感器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不僅可以自動地、直觀地記錄和採集信息，而且可以以擬人的理性的方式對採集到的信息進行分析處理。

二是技術發展對便捷性的強調和各類電子技術的普及，使人們對技術的依賴程度也越來越高。在技術哲學看來，技術是人之能力的延伸，技術不斷發達的必然結果便在於，人們會對技術之便利性、強效果性形成慣性依賴。同樣是文字報道，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記者採訪時往往是一個人、一支筆、一個本子就去“單槍匹馬打天下”了﹔隨著錄音設備的普及，錄音筆開始成為記者採訪時所攜帶的選項之一﹔后來PC的流行以及人們打字技術的提升，筆記本的記錄功能部分地為“電子筆記本”所取代﹔當手機集錄音、拍照等功能於一體之后，功能完備又便攜易帶的手機成了記者工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有工具走遍天下，無技術寸步難行”或許可以被視為對這種狀態的最佳描述。

（三）新聞生產資源

新聞生產資源，主要是指新聞生產者在制作新聞的過程中所運用到的資料和素材。從人與外部世界之間關系的角度進行把握的話，新聞可以被視為對外部世界動態的、及時的反映，人們借由新聞來認識世界、了解世界。因而，任何可以用來反映外部世界的信息，均可以作為新聞生產的資源與素材。

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時代，資源的獲取模式是特定的，依賴記者、編輯去發掘和開採，但受制於時空距離與人之認知能力的限制，新聞生產可利用的資源呈現出總量稀少、范圍逼仄、類型有限的特征。新技術的涌現，不斷開辟著人們認識世界的新維度，打開人探索世界的新窗口，人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連接通道越發寬闊。互聯網技術將時空、主體勾連起來，世界被推向一個平台，聚成一個平面，任何此處或彼處的、共時性或異時性的文本皆可用作新聞文本生產的資源和素材﹔社交媒體的出現，令公民成為新聞活動中重要的新聞生產主體，公民生產的碎片化內容構成了職業新聞生產者重要的生產資源﹔大數據技術的飛速發展，令分散於互聯網世界的各種瑣碎的、低價值的數據以及潛藏於豐富歷史文本中的信息呈現出巨大的價值，這些在傳統媒體時代被忽略的信息、文本成為新興的且越發重要的新聞生產資源﹔傳感器技術、物聯網技術更是在客觀事物與信息之間建立起轉換機制，客觀世界可以直接以信息的方式進行自我呈現，並在雲存儲技術、大數據分析技術的作用下展現出巨大的意義和價值，這意味著，技術使得客觀事物本身成了信息源源不斷的輸出者，這些被輸出的、用以表征世界的信息構成了新聞重要的生產資源。

基於此，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職業新聞生產活動可利用的資源不斷增加，這種增加不僅僅表現在總量上呈現出幾何式的、爆炸式的膨脹，而且也表現在可利用資源邊界的向外擴張，種類的多元豐富以及資源獲取方式的質性轉變上。

（四）新聞生產主體

改革開放后，中國職業新聞生產活動中新聞生產主體亦存在重要的轉變，在多種力量特別是技術與市場化的雙重驅動下，這種轉變顯著地體現於機構層面和業務層面。

從機構層面來看，從事新聞生產活動的機構類型不斷增多，從相對單一走向多元共存。改革開放之初，媒體多為政治服務型、宣傳服務型的工具和手段，類型稀少，功能單一﹔隨著媒介形態演變和行政管控的放鬆，市場力量和商業元素不斷涌入，一些新興的都市報、市場化報紙開始出現，一些傳統的電台、電視台轉變自身定位，開始“新聞立台”“娛樂立台”，新聞機構的類型初步呈現出多樣化景觀﹔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以技術起家的網絡公司開始涉足新聞領域，例如新浪、騰訊、網易、今日頭條等綜合性互聯網公司，盡管在現行體制下，這些機構仍然沒有重大政治社會新聞的現場採訪權，但其在后期編輯制作、新聞策展等領域意義重大，毋庸置疑，這些機構已經成為新聞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和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新聞生產主體。

從業務層面來看，不論是綜合性新聞機構還是深耕某一領域的專業性新聞機構，出於專業化和深度報道的考慮，其崗位設置均呈現出精細化的趨勢和特征，除基礎的採訪寫作技能之外，這種趨勢對個體化的新聞生產者提出了越來越多的專業性知識要求。與此同時，新聞機構內不同部門之間的協作也在不斷加強，尤其是新聞採編部門、產品運營部門、技術研發部門之間的協同性日益提高。除此之外，在具體的新聞業務中，個體化的新聞生產者面臨著更加激烈的競爭壓力，不僅存在新聞生產者之間的競爭，而且還有來自技術的壓力，人工智能技術日新月異式的發展，使得機器逐漸成為重要的新聞生產者，機器人寫作、算法推薦機制某種程度上正在使個體化新聞生產者自身的價值受到某種挑戰。

（五）新聞生產關系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生產關系的核心內容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消費關系等內容”[15]。本文所關注的重點在於新聞生產活動本身，故而主要分析當代中國新聞活動中的所有制關系及個體性的新聞生產者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及關系。

改革開放之初，從性質上講，中國新聞媒體屬於事業單位，公有制是新聞媒體在所有制屬性上的根本特征，隨著傳播形態的變化，新聞媒體的所有制構成已經發生了一些顯見的變化。盡管在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領域，新聞媒體依然為國家所有，按照國家相關政策規定，任何非公有資本不得投資新聞媒體，這種情況下，新聞媒體或直接隸屬於國家機關，或必須有國家認定的主辦單位和必要的上級主管部門，因而其所有制屬性必然是單一的公有制。但是，在新媒體領域，民營資本無疑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例如，百度、阿裡、騰訊、今日頭條等互聯網公司基本上屬於私營經濟的范疇，其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領域積極布局，對中國新聞業的整體結構已經形成了重要影響。

與此同時，新聞業中的分配結構也在發生著深刻變化，傳統媒體時代，記者、編輯等個體化的新聞生產者像公務員一樣，其身份是典型的“鐵飯碗”的象征，新聞領域中的分配方式主要遵循著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隨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不少媒體在黨的領導下建立起股份制、公司化的經營管理模式，這一現象所伴生的是個體化新聞生產者與新聞機構關系模式的轉換，靈活的、契約式的勞動關系逐漸取代穩定的勞動關系，市場取代體制的語境下，傳統單一化的按勞分配方式被打破，形成了包括按勞分配、按生產要素分配等在內的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結構。

從總體上看，新聞領域生產關系的變動，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新聞生產關系變動的一個方面，體現著我國所有制結構改革、分配方式結構改革等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趨勢和發展方向。與此同時，新聞生產關系的變革也因應了、迎合了新聞領域生產力飛速發展的客觀要求，其與新聞生產力的發展一道，共同推動著我國新聞生產方式向前發展。

四、結語

迄今為止，改革開放已有40年的歷史，這40年彈指一揮間，但中國的新聞活動、傳播形態卻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從新聞生產的社會角度觀察，中國新聞生產形成了職業新聞生產與非職業新聞生產的二元化結構﹔從新聞業的角度看，職業新聞生產方式也在新聞生產主體、新聞生產資源、新聞生產工具、新聞產品形態、新聞生產關系等多個維度發生了改變甚至變革。

梳理過當代中國新聞生產方式變遷后，我們必然要回過頭來，站在整體的、系統的視野上思索中國新聞生產方式發生如此巨大、深入變革的原因。一如前文一再強調的，技術是新聞生產方式變革至關重要的原因，新興技術的不斷涌入改變著傳播形態，也改變著具體之新聞產品的形態，從而深層次地影響乃至決定著新聞生產方式。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明白，新聞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子領域，其任何變動都有可能是社會其他領域變動的結果。當代中國新聞生產方式變革發生於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之中，是當代中國社會整體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整體變革所釋放出的制度性活力、思想性活力是當代中國新聞生產方式變革的深層次原因，某種意義上，隻有中國這一土壤存在著適合技術生存、技術適用、技術擴散的基本條件時，新聞生產方式的上述種種變革才有發生的可能。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當代中國新聞理論研究”（批准號：18XNLG06）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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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保軍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泓江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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