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摘要：網絡技術改變了人類知識的性質、形態和結構。本文以此為視角，探討知識的網絡化對科學與科學傳播的影響。在網絡時代，作為知識的一種重要類型，科學變得更具流動性、開放性和公共性，科學傳播也呈現出網絡屬性的新特征。網絡化知識時代的科學傳播，需要重構專家和媒介的關系、實現傳播多元主體的互動化和強化關系傳播的力量，以構建高效、良性的科學傳播系統。

關鍵詞：網絡化知識時代﹔科學的網絡化﹔科學傳播

一、引言

關於“科學”的界定一直充滿爭議，不過，至少在一點上能夠達成共識：科學是知識。從詞源來看，“科學”一詞的英文為science，源於拉丁文的scientia，其本意是“知識”“學問”（knowledge）。到19世紀，受法國社會學家孔德（Comte Auguste）實証主義的影響，“科學”一詞偏重於意指運用實驗方法和定量方法“研究自然現象的學問”。現今，《辭海》將科學定義為“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1]1745雖然“科學”一詞的內涵和處延隨著時代的變遷在發生著變化，但“科學是知識的一種，一切科學都是知識”是確定無疑的。

作為知識載體的媒介技術決定著知識的形態和傳播方式。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高度重視媒介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媒介即訊息”的論斷。他認為，真正有意義的訊息不是媒介傳播的內容而是作為技術的媒介本身，因為技術能夠為人類生活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環境，這種環境對塑造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發揮著積極的作用機制。[2]10在技術發展到網絡成為知識載體的時代，人類對知識的理解方式以及知識的結構性質、呈現形態、認知環境和傳播模式也被網絡技術重構了。網絡時代，知識不再線性延展、邏輯嚴密、脈絡清晰、邊界固定，而是變得混沌、碎片化、分散化、無定形、沒有邊界。“世界不再是一個邏輯嚴密的論証，更像是一個無定形的、相互交織的、不可掌控的大網”[3]187﹔知識是“網形式”的，存在於彌散的網絡本身。科學作為一種特殊且重要的知識類型，在網絡化知識時代，其本身的性質和結構、生產和傳播產生了怎樣變化？對這些問題的審視即是本文的旨趣。

二、科學的網絡化特征

當技術發展到網絡成為知識載體的時候，知識變得越來越難以與網絡相分離，知識具有了網絡的屬性，在網絡世界中，“知識不存在於書籍之中，也不存在於頭腦之中，而是存在於網絡本身”。[3]67知識的網絡屬性，改變了知識的結構和形態，也改變了知識的性質。網絡時代重新定義了知識。

科學即知識，一種特殊類型的知識，一種條理化的、系統化的知識。網絡化知識時代，科學也變成了一種網絡。網絡化科學的最終產物“就是網絡本身——是曾經為出現在有限的期刊資源上而爭斗的科學家、數據、方法論、假說、理論、事實、猜想、儀器、閱讀材料、雄心壯志、爭議、思想流派、教科書、教職員、合作與分歧，是這一切的無縫連接。”[3]244科學具有了網絡這種新媒介的屬性，其性質和結構正呈現出新的特征：

（一）更具流動性。傳統知識論的思維方式追求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確定性知識，科學是一項嚴謹而保守的實踐，通過精心控制排除干擾，通過重復實驗驗証假設，力圖尋求堅不可摧、明白無誤的真理。在網絡上，超鏈接性使得每一個節點都可能連通著幾十到數百個節點，隻需鼠標輕輕一點，就能從一個網頁到下一個網頁。網絡技術實現了對信息的數字化儲存、搜索和提取，獲取信息的便捷性、信息的豐富度與復雜度，已遠遠超出人們將之過濾、刪減到單一、確定性結論的能力。“今天我們處在兩個異化的概念中間的窄道——一個是確定性定律所支配的世界，另一個則是擲骰子的上帝所支配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是荒誕的、非因果的、不可理喻的……人類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正處於一種新理性的開端，在這種新理性中，科學不再等同於確定性，概率不再等同於無知……”[4]5科學知識嵌入到編輯、閱讀、參考、討論的網絡之中，在不斷地被修正、補充、完善、更替和革新。網絡化的科學無比龐大，講究實用，包容差異，永遠存在分歧，而且永遠不確定，處於流動的狀態之中。

（二）更具開放性。網絡具有開放性，這為非專業人士參與到科學活動之中提供了便利條件。討論、整理、發現、分類、反饋的方式和渠道越來越豐富，非專業人士的主體性得以大大加強。他們參與到科學知識的生產、分享、詮釋之中，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認可，從而獲得了在現實生活中不具備的話語權。從協同創造中發現新知識日益受到重視，在線協作的方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各個領域紛紛利用在線協作的方式，將成百數千的科學家甚至科學愛好者的工作集成起來構建龐大的數據庫。比如，全球氣候的變遷、所有物種的基因以及宇宙星系的結構，甚至“整個世界”的圖譜等。眾多的研究者可以聚合在一起，利用計算機對這些數據庫進行深入的整理、分析、挖掘，以發現其中未曾被發現過的關聯、規律。[5]6科學生產的主體向著多元化方向發展。

（三）更具公共性。“公共性”最一般的含義是公開性，具有可能最廣泛的公開性。[6]36“就本質來說，科學是一種公有的知識，每一個研究者都把他個人的成就貢獻給它，同時通過相互之間的批評得到修正和澄清。科學是一種協同的活動，我們每個人在我們前輩的工作基礎上添磚加瓦，又與我們的同輩進行競爭性的協作。”[7]82科學的網絡化使得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更加透明化、更加公開。在傳統的以書籍作為科學公共化媒介的時代，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是相對不透明的，“紙質中介因其昂貴，以及書架空間有限，要求出版商扮演專家過濾器的角色，因此能夠賦予被公開的發現以權威性”[3]208。在網絡技術條件下，成本和物理存儲空間的限制都不再是問題，把關過濾的控制過程也更加開放，科學的工作從開始到結束日益趨向持續、直接地呈現在公眾面前。公共性還意味著公眾直接參與公共事務，所有人都是參與者，都是主體。網絡去中心化、公開、匿名和互動的技術特性，使公眾話語權得到極大擴張，人們能夠自由認知科學、參與科學、評價科學，並同科學界直接對話，網絡化的科學構建的是一個去中心化、去權威化、共同協作的全新模式。

三、網絡化知識時代科學傳播的哲學反思

媒介技術的發展使得科學突破單純的學科領域，將廣泛的社會群體裹挾進來，科學傳播已經成為各界共同關注的話題。但是，目前學術界對科學傳播的定義仍存爭議，並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最早關注“科學傳播”（Scienti.c Communication）的研究者是英國社會學家J·D·貝爾納（John Desmond Bernal）。1939年，他在其著作《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中提出，科學傳播涉及科學家內部之間的交流、科學教育工作以及科學普及工作。他認為，“按照過去關於科學的概念，交流是科學家之間惟一的橋梁”，但是，“假如我們不在同時使對科學的真正了解成為我們時代普通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的話，增進科學家對彼此工作的了解就毫無用處”，因此“需要極為認真地考慮解決科學交流的全盤問題，不僅包括科學家之間交流的問題，而且包括向公眾交流的問題。”[8]398在我國，“科學傳播”屬於一個舶來詞匯。我國學者翟杰全和楊志堅引入傳播學的術語，進一步深化了貝爾納關於“科學傳播”的概念。他們提出，科學傳播是指“科技知識信息通過跨越時空的擴散而使不同個體間實現知識共享的過程”﹔包括專業交流、科技教育和科學普及以及技術推廣等基本形式﹔基本任務是把科技知識從其擁有者傳遞給接受者，使接受者了解、學習和分享這些知識信息﹔基本功能是把科學家的“私人知識”轉化為“社會共享知識”，實現科技知識傳播和擴散，並通過知識傳播和擴散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9]本文的“科學傳播”指圍繞科學所進行的傳播活動，科技知識以及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等在包括科學家在內的社會全體成員中的傳播與擴散。

網絡技術為科學傳播提供了更快捷的途徑和更經濟的載體，更重要的是，真正實現了將“多元、平等、開放、互動”的“傳播”理念引入到“科學”之中，從理念層面上改變了人們對科學的認知與理解。可以說，網絡技術改變了科學的性質和結構，網絡化的科學（Networked Science）具有更強的流動性、開放性、公共性﹔網絡技術也為科學傳播帶來了本質的變化，“一對一的郵件，群發郵件、網站，在線信息和新聞服務等，使科學傳播變得更為復雜，甚至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得到一些科學知識，不知道是怎麼得到的”[10]。

在傳統的紙質時代，科學傳播帶有本質主義色彩，科學知識被認為是普遍有效的客觀知識，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是沒有異議的絕對事實，是人類知識的典范﹔可以超越民族國家、時空地域的限制。科學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或顯性或隱性地發揮著重要作用，人們需要對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因此傳統紙質時代的科學傳播強調科學知識的大眾化過程。科學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屬於前后關聯的兩個環節，在傳播之前，已經生產出了科學知識。科學知識的生產來自於權威（專家/科學家），傳播則由媒體的編輯或記者去完成。在網絡化知識時代，網絡化的科學具有開放性，科學知識本身就是具有無限可能性的意義網絡，它包含分歧、充滿差異、無限流動、沒有邊界。它來源廣泛，不為資質所限，沒有明顯的限制門檻。科學知識的生產和傳播可以同時發生在人們使用網絡的過程中，“生產即傳播”。科學知識的傳遞沒有一定的等級秩序可以遵循，而是零亂、鬆散地向著四面八方播撒開來，沒有中心，也不以形成任何新的中心為目標。

在傳統紙質時代，科學知識的傳播是單向的，科學家有義務和責任向公眾傳播科學，受眾處於“需要知道（need to know）”的被動地位，科學傳播過程中傳播者與受眾之間呈現“主體/客體”的二元對立關系。在網絡化知識時代，網絡的強大交互性、即時反饋性為受眾與傳播者、受眾與受眾之間的交流提供了渠道，受眾不再滿足於被動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動索引所需要的信息、主動參與生產和傳播信息。受眾轉向了“需要分享(need to share)”和“需要參與(need to join)”。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傳受關系問題即主客體關系問題。網絡技術的特性使受眾得以獲得自主選擇的主體性和互動參與的主體性，實現了科學傳播過程中真正意義上的“傳受一體”，傳播者與受眾之間表現出的是一種互為主體的狀態，受眾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得以凸顯。

今天，科學已經滲透到社會方方面面，不斷出現的關系公眾利益的重大事件大多與科學技術領域密切相關，如轉基因農作物問題、中西醫論爭、普洱茶致癌等。査爾斯·培羅（Charles Perrow）是美國的社會學家，他很早就注意到科學技術引發社會公共風險的問題。他認為，“科學技術曾被認為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和根本動力，但現在卻日益成為當代社會最大的風險源。”[11]420在網絡化知識時代，網絡技術實現了科學傳播的去中心化、發散式、多向度和“傳受一體”化，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把關和過濾機制失效，人們參與科學傳播的自主性大大提高。網絡的匿名性又使得人們的個體身份模糊，責任感減弱，一旦有科技風險事件出現在人們視野中，在從眾心理的驅使下，容易迅速蔓延成公共危機事件。同時，網絡提供的開放式討論空間有利於人們迅速、便利地尋找到或建立起與自己有相同觀點或興趣的社群。那些與自己原有立場和傾向不一致的觀點在無形之中被過濾，同質單一化的信息流進一步強化其本身持有的觀點，科學傳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增加。

四、網絡化知識時代科學傳播的實踐理路

網絡化知識時代，網絡媒介改變了科學本身的性質、形態與結構，在為科學傳播提供新平台的同時也引發了科學傳播方式的變化。因此，隻有在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網絡媒介對科學及科學傳播帶來的影響的基礎上構建出新的傳播路徑與策略，才能有效促進科學傳播的新發展。

（一）重構專家和媒體的關系

媒體在科學傳播中不僅僅隻發揮中介、渠道的作用，“對於大部分人來說，科學的真實就像他們在媒體中所看到的一般，他們對科學的理解較少是來自於直接的經驗或是過去的教育，反而是透過新聞從業人員的語言及想象所作的過濾”[12]17。尤其是網絡化知識時代，迅速普及的互聯網等新媒體成為科學傳播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而由於網絡把關人的缺失，無論是科學知識的生產還是科學知識的傳播，都失去了准入門檻的制約，海量的信息得以迅速、廣泛傳播，泥沙俱下，難辨真偽。在網絡上，“民眾呼聲可能被賦予顛覆科學權威的權力，科學的真理也開始依靠民意投票或辯論術”[13]71。更為重要的是，官方政策實施通常依賴科學家的象征權力，一旦專家權威被消解，政府將面臨民眾的輿論綁架，推行政策也將會遇到一定的阻力。[14]科學家是科學知識最主要的生產者，也應成為科學知識傳播、評判的主要消息來源。因此，要從體制層面調動科學家從事科學傳播的積極性，包括國家政策的傾斜、項目基金的分配等﹔建議設立專業的科學媒介中心，針對大眾關注的熱點問題或有爭議的問題，及時做出澄清，為大眾解疑答惑。

(二)實現傳播多元主體的互動化

網絡的開放性為非科學專業人士參與科學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過程提供了平台，科學傳播主體變得更加多元化。在網絡化知識時代，圍繞著科學技術的傳播，實際上存在著五大行為主體，分別是：科學共同體（包括高校及科研機構等）、政府、媒體、商業機構、大眾等。他們帶著不同的需求、目的和動機參與到科學傳播之中，選擇的傳播內容、採取的傳播方式和實現的傳播效果都可能會存在差異。因此，這五大行為主體之間也需要建立起密切的傳播關系，組成一個傳播的互動網絡，以使科學傳播獲得多元的發展推動力。

網絡化知識時代，科學共同體（包括高校及科研機構等）應該在科學傳播的多元主體中處於核心地位。一方面，科學共同體是科學知識最主要的生產者和最有話語權的評判者﹔另一方面，科學共同體需要將生產出來的知識傳遞給政府、媒體、商業機構和大眾，展現研究的價值所在，並獲得他們的支持以推動創新擴散。政府是科學發展與應用的決策者，既要確保相關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又要引導輿論、凝聚社會力量推動政策的貫徹執行，需要與科學共同體、媒體、商業機構以及大眾建立積極有效的溝通反饋系統，聽取各方的意見和建議。科學技術的價值能否最終實現，將直接影響商業機構的利益。作為科學技術的應用者，商業機構需要與政府、科學共同體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及時了解政策的最新變化、科技發展的最新情況，調整經營策略﹔也需要利用媒體向大眾推廣新的科技產品，促進新產品的銷售。媒體是科學傳播中頗具影響力的力量，是各方爭取達成聯盟的對象。媒體需要聯合科學團體、政府、商業機構獲得相關信息，影響大眾﹔也需要聯合大眾，推動大眾關注科學的發展和應用，對政府、科學共同體和商業機構施加影響。科技的發展對大眾日常生活影響至深，大眾也需要與政府、科學共同體、媒體和商業機構等其他各方傳播主體建立起對話的渠道，以了解科技發展的最新動態以及判斷技術應用的風險性。

（三）強化關系傳播的力量

在網絡化知識時代，基於網絡的傳播方式重新營造了人際圈。借助鏈接、評論、留言和搜索引擎，能夠迅速積聚形成對某一議題有同樣興趣或偏好的群體，從而使網絡傳播呈現社交化和圈層化的特點。網絡社交化的圈層中，“專業的內容生產機構不再享有王者的尊貴，而是被混同於一個由親人、朋友、同行、志趣相投者、生活層次接近者、行業意見領袖、偶像等各色人等交織而成的關系網絡和信息流之中”[15]12。人際傳播網絡中“意見領袖”處於傳播的中心節點地位，能夠成為公眾意見的引領者和行動的組織者，在互聯網條件下，網絡“意見領袖”也是一種客觀存在，科學傳播的實施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這類意見領袖，充分發揮他們的引領作用，以助推整個科學傳播系統的高效、良性運行。同時，由於“互聯網中有很多科學信息是充滿錯誤，甚至是危險的。沒有一個經過科學的教育或培訓，並具有解釋上下文科學信息的人，是很難辨別和理解一些科學方面的內容”[16]，因此，要有計劃、有目的地培育、打造科學傳播的“意見領袖”，使他們為科學傳播的有效進行發揮應有的作用。

五、結語

戴維·溫伯格在《知識的邊界》一書中對網絡媒介技術條件下知識發生的變化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視角，即“知識的網絡化”──“當知識變得網絡化之后，房間裡最聰明的那個，已經不是站在屋子前頭給我們上課的那個，也不是房間裡所有人的群體智慧。房間裡最聰明的人，是房間本身：是容納了其中所有的人與思想，並把他們與外界相連的這個網”。[3]12科學是知識的一種重要類型，我們也可以說，科學也已經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了，網絡化的科學更具流動性、開放性和公共性。在網絡化知識時代，“生產即傳播”，公眾廣泛參與到科學生產與傳播過程中，這將成為科學的危機還是成為劃時代的科學的提升？歸根結底，在於我們是否能夠打造出“聰明的房間”以應對科學的網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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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龍明霞，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傳媒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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