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青年記者》2017年11月上

3年前，我是那個焦慮的、惶惶不安的畢業生，在離開學校前一個月終於簽下了三方協議，手忙腳亂地開始實習、打包托運行李，等到正式入職時才發現，我真的成了一名記者，一名我無數次幻想過的——中國青年報記者。

一

這個活兒和我的想象還真是不太一樣。來到“冰點”沒多久，我就被扔進了四川深山裡的垃圾堆，和一個生了11個孩子的家庭朝夕相處，我甚至不理解為什麼要寫這個有些“極端”的個案。

從太陽當頭到夜幕降臨，我安安靜靜坐在張杏子身邊，聽她斷斷續續的哭訴。那一刻，我突然有點兒理解這個苦命的女人，她太需要傾訴了，沒人會聽她說這些。丈夫傷人被抓走后，警察根本不聽她的，在很多人眼裡，她“精神有問題”，村裡沒誰會搭理她。

在她有些沙啞的哭聲裡，11個孩子也不只是一串數字這麼簡單了。打傷人的老五的確暴戾，她帶著弟弟妹妹四處踐踏農田摘果子，可每天把學校發的免費午餐、牛奶帶回家給弟弟妹妹的，也是她。她也渴望過朋友，隻不過學校的同學依然嫌棄這個臟兮兮的姑娘。

老二看似是這個家庭最正常的孩子，被這個家的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一見到我，就隻會說自己父親和四弟的冤屈。從他的裝扮、行頭開始，我看到了那些上訪的文件袋，知道了他被改變的生活軌跡。從他的手機聊起，知道了他曾經的合肥之行及其父曾對他的種種期望。說起大城市的高樓大廈，他終於打開了話匣子。走在鎮上塵土飛揚的路上，這個退學前成績頗為優秀的男孩告訴我，有同學和撿破爛的自己擦肩而過，“幸運”的是，對方沒有認出他。其實，我和他都知道，那麼近的距離，怎麼可能認不出同窗兩年的同學。少年擠出笑容說“挺幸運的”，那一刻，我覺得他的痛感，我感同身受。

我在那個家裡吃了渾水煮的面條，也看到了臟兮兮的女主人。在社會投來一片獵奇和唾沫星子之下，我突然想離這個家更近一些。在和他們日復一日的相處中，我才了解到女主人曾是一個愛干淨、顧家的女人，可11個孩子徹底拖垮了她和這個家。她變得邋遢、蓬頭垢面，廚房、客廳也慢慢在這個家庭消失……

正是這種人與命運的撕扯最后又敗下陣來的故事，才更顯得殘酷與真實。

回成都的大巴車上，我抑制不住心裡的難受，可更想寫下這個故事。我想知道當這個家庭走到這一步時，“我們”在哪兒﹔我想讓匆匆一瞥這家人命運的讀者，能停下那麼一小會兒，看看11個孩子的命運如何被這個家庭撕扯、分裂。

我仿佛也聽到了骨節啪啪響的聲音，那可能是成長的聲音，曾經那個焦慮的、不知道能做什麼的自己，好像已經被遠遠地甩在了身后。

二

一個月后，我去了東部沿海的一個小鎮，那裡，跟隨父母來此套口（即從事毛衫縫合工藝）的雲南少年群體裡發生了一起命案。15歲的龍龍死於一群他根本不認識的同鄉之手，起因不過是兩個“幫派”老大之間的口角。

隨著採訪的推進，我發現了更多隱藏在表象之下的小鎮生態——這裡的娃娃機裡裝的不是娃娃，而是煙﹔這裡打工學校裡學生對周遭同學消失的習以為常以及老師的互相推諉﹔這裡青少年犯罪節節攀升的數量和聳人聽聞的犯罪手法。

這是打工子女的青春悲歌。如果我不把它記錄下來，這個傷口也許很快就會結痂，喜新厭舊的讀者會很快忘記這群孩子淹沒在互聯網海洋裡的故事。可是，他們的真實存在也是這個社會發展的側影，當大量西部山區的孩子涌入東部地區時，紛紛脫離疲於奔命的父母的掌控，他們的生活圖景會如何？他們的未來又何去何從？

採訪的那幾天，我一個人往返於命案現場和派出所，也喜歡一個人沿著熱鬧的小鎮走走停停。那一刻，我發現我的工作在讓我成為一個更細膩也更廣闊的人。我從未想過，出生、成長在大城市的我會去關心一群遙遠的小鎮少年，去關心他們的命運和這個國度有怎樣的勾連。

如果我沒有踏入這個行業，可能會成為一名白領，也可能會在世界500強公司中為升職而奮斗，時代給我們這一群不同類型的少年和青春提供了不同的底色。

是的，我依然關心房價，熱愛逛街購物，可我又好像有那麼一點兒不一樣了。在看到宏大的統計數據和經濟走向時，我總會想到我曾經採訪過的這些故事，他們都那麼鮮活，都是宏大語境裡一個個真實有力的注腳。

同學聚會時，我發現，無需過早囿於車子房子票子孩子的生活，是那麼純粹和簡單。在他們一點點被壓力蠶食的眼角，我看到了歲月的痕跡，也聽到了自己內心更堅定的聲音。

我迷戀上了這種往泥土裡鑽的感覺。

三

臨近春運，我踏上了京滬線上最快的高鐵和最慢的綠皮車，聽兩代列車工作人員講述他們眼中的春運變化，從餐車主任、炒菜師傅、乘務員的講述裡我好像看到了兩個時代的重影——密閉的車廂裡像是壓縮著不同時代的氣味，將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同時留在了列車上。

十余年間，中國成為高鐵上的國度，高鐵通車裡程突破兩萬公裡，鐵路大動脈延伸出無數毛細血管。舒適現代的高鐵最快4小時49分鐘就能跑完京滬線，但在普通列車車廂裡，有連臥鋪都沒聽說過的老人、連火車廁所都不會用的農民和用扁擔挑著蛇皮袋的農民工。

這些復雜的身影組合在一起，拼湊出了一個更真實的中國和我對這個國度的理解。坦白講，我不是一個熱愛學術熱愛公共事務的人，可這份職業老把我拖入這些局面，我不斷地查閱資料，不斷地和各行各業的人聊天接觸，不斷地打破我的偏見，重建我的認識。

我很不喜歡一些媒體人失去信心的自我暗示。這可能真的不是一個有豐厚薪水的行業，但你我身處其中，已經看到了很多很多，理解著這個超級大國一步一步的轉變，理解著它每一個時代的側影。如果連我們都離開，都失望，那些藏在角落裡的故事和細節，還會有誰願意去傾聽呢？其實，我一直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對記者這個行業評頭論足。畢竟，我對這個宏大行業的理解太少了。3年多的工作，正讓我一點一點拼湊對這個行業的認知。我很認同中國青年報一位前輩所說的，記者是一種生活方式，隻有永遠不停歇地出發在路上，你才能離這個國家近些更近些，也才能真正對它作出判斷和建議。

四

越來越多復雜的元素沖擊著這個時代。我在四川盆地採訪懸在鋼絲上的父與子，父親迷戀互聯網直播的繁華，讓6歲的兒子直播走鋼絲，當網紅。口水和板磚之下，當我走近他們，卻發現這個年輕的父親受限於自己的人生閱歷，害怕兒子重蹈他的覆轍，才把當網紅這條路當成救命的鋼絲，才把這個家庭牢牢拴在上面。

他可悲嗎？曾經打工、喪父的經歷都在告訴他個人命運在時代洪流裡的無奈，可他的無奈背后也是一代青壯年農民工的無奈。路越走越窄，真的隻剩下那條銀白色的鋼絲嗎？

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但想記錄下來，讓更多的人從那些爆款的養生和“雞湯”文章裡抽出一點點細碎的時光，共同討論這些值得時代記錄的小人物。我始終相信，媒體能做的，不止是信息的傳遞，我們篩選的故事和話題，都希望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參與其中﹔不止是追逐熱點獲得點擊，更重要的，是探尋那些“公共性”，那些人性的真實和復雜。

也許，在吐槽房價、物價之下，我們這代年輕人還能有更多的討論——那些關於社會流動、關於留守兒童、關於大時代和小人物、關於歷史的態度、關於社會恆定的價值觀的守護。

對我來說，每一次挖掘故事、挖掘人性、挖掘“公共性”的過程中，自己的外延也在延展。

五

曾經的我對南京大屠殺的理解隻有空蕩蕩的“30萬人”。可隨著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一次次的採訪，我知道了在那場浩劫中，幾乎每隔12秒就會有一個生命逝去，我知道了一面高12.13米、長20.08米的檔案牆。

檔案牆從地下一層直插地上一層，也隻放得下1萬多人的資料，還有更多的遇難者資料無法展現。

在紀念館，我還看到了一群日本漫畫家對戰爭的反思，在日本，不知道南京大屠殺的人已佔總人口的七成。對漫畫家來說，“熟悉那場戰爭的一代人都已步入高齡，如今的人們都過著幸福的生活，那時的事情簡直像假話似的”。這些不知道南京大屠殺的人被稱為“和平時期的笨蛋”，在採訪中，我被觸動了，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的笨蛋呢？戰敗前的日本，是“一片片熱得似乎能烤著眉毛的焦土，焦土上是很多燒死的尸體”﹔是“那時的青年沒有活得久一點的奢望，也從未想過能活長久”﹔是“大家都被戰爭弄得團團轉，我一個人隻敢默默去想到底哪兒不對勁兒……”（拙作《90后看南京大屠殺：自己何嘗不是“和平時期的笨蛋”》）

這些細節讓我對戰爭的理解更復雜更多元了。稿子見報后，有許多讀者找到了我的微博和微信，給我留言。最讓我開心的是，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和我一樣的90后。

六

我感謝這些難得的採訪，它們最后都從我的筆尖流出，盡管這些經歷一點兒也不“高大上”，可這些獨屬於我的故事，就像草一般的青春年華，在我的生命裡放肆生長，粗粝而又頑強。它們在不斷地告訴我為什麼要成為一名記者，也在加厚加重我青春的分量。

那些一個個“10萬＋”對我來說並不意味著全部價值，還有很多閱讀量不盡如人意的報道在提醒著我，還要努力，把這些有些嚴肅有些不好玩的故事，記錄得更加完整，寫得更加耐人閱讀，能走出編輯部的“深閨”，讓更多讀者所知。

這是我筆尖下的草樣年華，也是我未完待續的“事業”。

（作者袁貽辰為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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