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青年記者》2017年12月上 

“人到中年，很多東西都能夠放得下了，但隻有對做新聞這一件事依然執著。”工人日報社編委、要聞部主任王金海說，他在工人日報23年了，一直沒有換過地方。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23年，那就是：“做了一個報紙編輯應該做的所有事。”

做新聞

“我喜歡做有難度的，不喜歡做一眼就能望到底的新聞。”王金海說。

2007年年底，時任工人日報社經濟新聞部副主任的王金海主導做了一組輿論監督類的報道，欄題是“深圳：轉租公房收入要‘全部吐出來’追蹤報道”，歷時一個多月，共8篇報道。

住房公平問題一直是上至政府下至百姓都十分關注的熱點。當時，南方都市報發的一條短消息引起了王金海的注意——深圳市市長在一次會議上提出，要杜絕開著奔馳、寶馬要房子的不合理現象，深圳市公務員轉租公房的收入要全部吐出來，拒絕退房的公務員將予以開除。

這條消息有個背景：深圳市政府派出了一個考察團，分成10個專題組分赴新加坡進行為期5天的考察，其中新加坡和香港將偽造資料騙取公房列為嚴重違法的做法，引起了深圳市領導的關注，因為深圳就存在這樣的嚴重問題。於是就有了上述的表態。

王金海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好的由頭，裡面有文章可做，后面發展成事件性新聞的概率很高”。

看到南方都市報發的這條消息的當天，王金海與時任工人日報駐深圳記者站站長高鑄成聯系，請他核實相關信息，並重新採寫稿件。經過兩天的採訪，首篇報道於2017年10月27日在工人日報經濟版頭條位置刊發。工人日報的介入，是這一事件的一個重要拐點。深圳市政府將這一問題提到了工作的重要日程上來。在報道見報的次日，深圳市國土局對該市公務員佔用廉租房情況進行了摸排，列出了詳細名單，並向違規佔用、轉租政策性住房的人下達通知，要求他們在11月10日前辦理退房手續。

信息傳來，大家很興奮，決定一路追蹤下去。“不過，如此短的時間內，清退工作能否順利完成？轉租公房獲利者可都是手握一定權力的公務員啊，讓他們‘全部吐出來’會出現什麼樣的抵制？會不會出現雷聲大雨點小、最后不了了之的結果？”王金海回憶說，大家當時心裡都沒底。

經濟新聞部給深圳記者站打電話了解情況，記者站反饋回來的信息是：退房令一出，四處都是觀望的氣氛。有的公務員說“這次看樣子是真的”“不退恐怕不行，對前途不利”。根據這個情況，王金海決定將採訪的落點放到新聞現場，並打電話請記者深入廉租房社區“抓活魚”。於是，深圳記者站兵分兩路，一路潛入社區，一路仍盯著市政府。站長高鑄成來到廉租房被轉租最為集中的福田區梅林四村，目睹了“搬家大軍”集中搬家的場景，並採訪了小區租戶、物業……獲得了第一手新聞事實﹔深圳記者站的李泓在市政府相關部門，看到了有人排隊退房的情景並進行了採訪。

10月31日，工人日報發出了第二篇報道《深圳著手清理公務員違規佔房（引題） 敕令佔房者11月10日前退房（主題） 四天來陸續有人前來辦理退房手續，身后數百人排隊持申請等待空房（副題）》。11月8日，發出第三篇報道：《“退房令”大限將至 違規戶成批搬遷（引題） 一廉租房小區內搬出400余人（主題） 周圍房屋租金隨之迅速攀升（副題）》。11月10日，再接再厲發出第四篇報道：《還有一天！深圳“退房令”大限步步逼近——市長再發令：“不管誰打招呼批條子都不能手軟”》。工人日報輿論監督的力度越來越大，深圳市民拍手叫好。我們把市民的反響也如實寫進了報道。此時，對於深圳市政府來說，這件事已經沒有退路了，必須做到底了。但就在這個關鍵時候，記者站卻有點“軟了”，后續的稿子接不上了！什麼原因？記者站反饋說：“深圳的公務員恨死工人日報了，他們說明年不訂工人日報了。最近，記者站開始感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

做新聞尤其是輿論監督類型的新聞，遇到阻力很正常，這個時候記者最需要的是編輯部給出一個堅決的態度。否則，記者會在猶豫中放棄報道。王金海請時任總編輯孫德宏出面打電話給記者站“打氣”。“做輿論監督，最重要的是如何解除記者站的后顧之憂。畢竟，記者站不同於編輯部的編輯，他們是要長期生活在當地的。”王金海說。

有了總編輯的支持，記者站的思想顧慮解除了。第五篇稿子在11月13日刊發：《對象擴大到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員工（引題）深圳公房清退期限推后10天（主）》﹔進度放緩了，但報道的節奏不能鬆下來。王金海開會討論后決定：進度是硬新聞，等有了料再報﹔當前將採訪方向放到解決問題的長效機制上來……於是，在11月16日發出了第六篇報道：《深圳起草住房保障條例，為解決住房公平立法（引題）轉租公房獲利者將被視為違法（主題）騙取轉讓出租政府保障房最高罰三萬元，申請保障房“僧多粥少”，效法香港新加坡設計出“輪候”制度（副題）》。“能夠促進當地立法，這是這組追蹤報道的一項最大成果。”王金海說。11月21日，發出了第七篇報道：《大限已到，深圳清退工作初戰順利（主題）已清退政策性出租房808套（副題）》﹔12月12日，發出了第八篇報道：《深圳：1145套政策性租房成功收回（主題）8名未退房者姓名及租房信息在全市媒體上曝光（副題）》。至此，整組報道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在這組追蹤報道中，無論是從報道方向的確定、刊發時機的把握上，還是在稿件的編輯以及標題的制作上，王金海都是深度介入。“深圳這組稿子屬於比較典型的‘動態策劃’，整個過程有起伏、有反轉。”他認為，新聞策劃分為“靜態策劃”和“動態策劃”。“靜態策劃”像是在打“死靶子”，而“動態策劃”就像在打“移動的飛碟”——因為新聞是不斷在變化的、走向是不可預測的，所以它非常考驗編輯的洞察力、把握能力和快速反應能力。

“輿論監督，不能過把癮就死。它既要‘懲惡’也要‘揚善’，要宣揚社會公正、促進社會進步。這才是一張大報應有的態度。”王金海說，“這一點，我用了很長時間才明白。”

守夜人

王金海自稱是工人日報的“守夜人”。自從1994年調入工人日報社，他的第一個工作崗位就是夜班編輯，之后轉圜於新聞中心、經濟新聞部、要聞部，但無論在哪個部門基本上就沒斷過上夜班。當個好編輯，也就是完成了從“記錄者”到“影響者”角色的轉變。

在紙媒時代，夜班是新聞生產流程的最后一道關口。一條稿子從發現線索開始，到採訪、成稿、編輯、上版，最后會以什麼樣的效果呈現給讀者，夜班編輯的作用非常關鍵，因為他就是那個“畫龍點睛”的人。

夜班承擔的責任之重以及由此而對編輯的要求之高，遠非外人所知。調到要聞部當主任后，王金海經常對年輕編輯說，夜班是新聞出版的“總閘門”，能否把得住、把得牢，能否做到熱點難點面前“不失語、不亂語”，能否做到既講政治又追求專業，這是非常難的事情，而我們要干的就是這樣難的事情。

在常人看來，上夜班不就是畫個版嗎？這有啥啊？如果哪個年輕編輯這麼認為，王金海一定會跟他急！在王金海的心中，畫版是一門藝術。

二十幾年間，他將“版面語言”升華成了藝術：在一個版面上，突出什麼、不突出什麼，強化什麼、淡化什麼，一條新聞、一張圖片、一篇文章，放在什麼位置，用什麼字體，做幾行標題，是否加框、是否套紅……這些，他閉著眼就能規劃出來，你一發問他張嘴就來。

王金海對研究“版面語言”的興趣和動力可以追溯到1997年。當年7月1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中央級各大報無一例外地以重大新聞的規格報道了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等新聞內容。如何安排版面才能表達出這一重大歷史時刻，成為6月30日工人日報社夜班討論的大熱點。“報社總編輯、值班副總編輯、部門主任們都到了夜班編輯室，拿出了幾套版面方案，但看來看去都不理想。最后，時任總編輯張宏遵決定，拿下報頭！把新聞照片頂上去。這個方案當時把我給震住了：將報頭拿下來移到報屁股那裡，騰出位置來，在最上面發了通欄照片和通欄套紅標題——《香港今日回歸祖國》。沒想到報紙的版面還能這麼做，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力。”王金海是當日一版夜班編輯，他覺得自己被“灌頂了”，對版面的理解突然之間“開竅了”。工人日報這一天的版面，獲得了第八屆中國新聞獎（1997年度）報紙版面二等獎。

從那時起他對畫版產生了興趣。值完夜班，白天是休息時間，他在報社資料館一待就是一下午。因為資料館有報社訂的幾份港台報紙，在上世紀90年代港台報紙的版式比內地報紙要“先進”。之后網絡時代到來了，很多歐美著名大報的版面也能夠看到了。王金海對這些海外報紙進行了深入研究，后來將其中一些版面語言運用到了工人日報上。

在經濟新聞部當主任時期，他徹底改變了工人日報經濟新聞版的面貌。那幾年的經濟版，即使今天再看，依然“不過時”，充滿朝氣。那幾年，經濟新聞版在內容與價值取向上的改變，可以說比版式更大——從頭條到報尾，每一個位置都變得重要起來。在他的推動下，版面上硬新聞增多了，時效性大大提高，主打新聞幾乎兩三天就能推出一個。與此同時，那些讓人深感“面目可憎”的工作性報道則被他毫不留情地“請”出了版面。在很長時期裡，經濟版成了同事口中工人日報“最好看的版”。

而這些改變，大多是他在上夜班期間完成的。王金海當經濟部主任期間，曾經有半年白班、夜班“輪軸轉”。他上午稍事休息，下午帶著白班編輯策劃、組稿、編稿，晚飯就在辦公室吃，然后直接上夜班。

“白班、夜班都是我經手，稿子的來龍去脈、質量高低都一清二楚，編輯思想在版面上落實起來不會走樣。這種‘打通式’干法，還挺爽的。”王金海回憶說，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但是，他半年“沒見過早晨的太陽”，臉色明顯變差了。亞健康，就這麼悄悄地來了。到要聞部后，上夜班更成了家常便飯，一周要上6天夜班。自從被任命為報社編委后，王金海開始值大夜班，一周上7天，連續值半個月不休息。

“我不討厭值夜班。”王金海說。而他在上夜班時，精神頭兒是最好的。20多年的夜班干下來，王金海的家庭生活也“夜班化”了。在值夜班的那半個月，他每天晚上7點鐘都會坐在電視機前看《新聞聯播》，看是否有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活動，因為這決定著次日的頭條是什麼。

帶隊伍

王金海對年輕編輯、記者的培養很下功夫。對年輕人，他給予了他所能給予的一切歷練機會、學習機會。他培養出來的年輕人，如今有的成了報社的業務骨干，有的已經走上了部門領導崗位。他帶隊伍講究“寬嚴相濟”，在業務上要求很嚴苛，而在生活方面又很寬鬆。

曾經，有29個國務院系統的部委局辦的口兒都歸在經濟部，平均每個記者要跑好幾個口兒。來自發改委、國資委、商務部、工商總局、海關總署等等的稿子每天源源不斷，但大部分是屬於工作性的，新聞價值不高。因此，作為經濟部主任王金海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槍斃其中的“垃圾稿”、搶救其中一些有價值的稿子，把關之嚴搞得跑口兒記者發稿異常艱難。他在例會上多次與跑口記者切磋一條消息的不同寫法，最后明確提出兩條見報要求：第一，稿子是寫給讀者看的而不是寫給消息源看的，稿子必須回答三個問題：1.部委局辦的官員們說了什麼或決定了什麼？2.為什麼這麼說或做這個決定？3.對讀者的影響是什麼？ 第二，必須植入“新聞背景”。“新聞背景”可以是一些數據，一些過去的事情，甚至是一些藏著掖著的動機與目的，是新發生事實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事實間的關系，是事實存在的那個環境，是黏在事實后面的那個東西，是更多的事實。“如果這兩條做不到，就斃掉！”

在要聞部當主任時期，他對編輯、記者的嚴格要求更多體現在政治素養方面。“辦報的頭一條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輿論導向，這是一個堅決不能碰的底線。要聞部的編輯要隨時保持清醒判斷，在重要關口能夠拿得出本領，關鍵時刻經得起考驗。”這是他的口頭禪。他會隨時隨地拿出來說一下， 讓大家“警鐘長鳴”，不能犯政治錯誤。

他在要聞部建立起幾項制度規范。一個是加強業務研究，首要的抓手就是學習人民日報一版的規范。他購買了《人民日報版面備要》發給大家，帶頭學習、講解、領會人民日報各種類型的重大報道套路，比如：黨代會怎麼報，總書記調研考察、指導工作的新聞怎麼報，重要節慶紀念活動、外事出訪活動、重大案件、領導人逝世等怎麼報。

另外，是在部門中推行“師帶徒”制度，即讓新入職的“生手”跟隨一個有經驗的副主任或大編輯，一同上夜班上白班，在一起摸爬滾打半年或一年，直到“上道兒”為止。在報社開展新人到記者站鍛煉實習一年活動之前，王金海一直都是自己想辦法聯系記者站，讓分到本部門的新人去某個記者站做短期實習——進企業蹲個點、和職工待上幾天、見識一下各級工會什麼樣，總之從校門出來必須接一接地氣，熟悉一下工人日報的主要採訪對象。

王金海還建立了重大採訪經驗分享制度。像汶川地震、魯甸地震、“東方之星”客輪翻沉、王家嶺礦難等等這些突發事件，隻要是本部門記者去了、本部門的編輯直接參與策劃了，他都要安排出小半天時間召開座談會，請當事記者或當事編輯分享，讓大家通過提問與討論來吸收經驗、吸取教訓。他要求記者講話時必須講清楚：在新聞現場是如何處理碰到的各種具體問題的？比如，如何搭上軍車快速抵達震源中心、如何在醫院裡讓傷亡人員家屬接受你的採訪、如何在沒有信號的情況下第一時間傳回稿件。往往，這些對實戰過程的分享，對渴望上“戰場”的年輕編輯記者的成長大有裨益。

給大家營造一種自由的、創造性能釋放出來的工作氛圍，讓大家能夠愉快地去工作，是王金海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管理目標。要聞部是報社編輯部裡加班最多、承壓最大的部門，沒有之一。因而要聞部的人“一臉高度緊張”是常態表情，所以需要經常性地釋放壓力。大家發現，在一起吃工作餐是最放鬆的時刻。王金海招呼大家下樓去吃飯，每人點一個自己喜歡吃的菜，一開飯，緊張的氣氛就隨之散去，歡聲笑語又回來了。人不能老是繃著，話也不能總是工作語言。於是，加班之后必有一個小飯局，大家說些有煙火氣的話，就成了約定俗成的一件事。

“揚善於公堂，規過於私室。”對於年輕人的培養，他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以表揚、激勵為主。如果年輕人哪些方面出了毛病，他就會把人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裡，關上門，一對一談話。

有人問他：“你干了23年報紙編輯，新聞的三昧究竟是什麼？”“如果新聞三昧是一個果的話，我還沒有証得﹔如果新聞三昧是一壺水的話，那我這壺水還沒有燒開。這個問題我必須老老實實地回答你。恐怕讓你失望了。”王金海說。

（作者為工人日報要聞部編輯）

王金海：中共黨員，現任工人日報社編委、要聞部主任，高級編輯。自1994年起歷任工人日報社夜班編輯室編輯、新聞中心一版編輯、經濟新聞部主任等職。曾6次獲得中國新聞獎，2016年獲得第十四屆長江韜奮獎（韜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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