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青年記者》2018年3月上

“一般的公正”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一般的公正”是報刊的一種形式上的總體姿態，就具體的關於實施的報道或描述而言，“公正”表現為客觀，即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來反映。①新聞報道中，絕對的客觀是一個永遠無限趨近的值，無法完全達到，其中總會有階級的、黨派的、個人的傾向。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提出用“一般的公正”盡量抵擋傾向性這一理念。

“一般的公正”與客觀報道的理念幾乎同時期在19世紀中葉出現。盡管時間已經過去了百余年，但是這種報道理念依舊沒有過時。尤其是在今天各種信息泥沙俱下的轉型時代，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客觀報道對於媒體樹立自身權威、引發讀者共鳴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陳力丹教授將“一般的公正”特點歸納為三個方面，即陳述事實﹔若有傾向流露隱蔽、自然﹔不造成直接對讀者施加觀點影響的印象。②本文以H大學四屆學生的198位新聞學專業學生的716份消息寫作作業為樣本，分析學生的寫作與“一般的公正”之間的差距，探索“一般的公正”從一種“新聞觀”到“新聞實踐”如何實現。

客觀真實的事實陳述

從普遍聯系的視角而言，在“陳述事實”時“一般的公正”原則應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事實與希望的分離。數據統計顯示，絕大多數學生能夠依據採訪現場的事件來報道新聞，但仍有11.4%的學生作業出現了按照希望來寫新聞的情況。一個比較極端的案例是，一場人數寥寥的講座被寫成“如火如荼”，其原因是學生認為這樣寫才合適。

馬克思在談及“好報刊”與“壞報刊”的區別時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標准：“根據事實來描寫事實”還是“根據希望來描寫事實”。所謂的“希望”是一種主觀意願，有時是“常識”，有時是“麻木”，有時是良好的“祝願”，無論哪一種都應該被摒棄。新聞從業者要在每一次採寫中對抗想當然的應然和慣性，保持習慣性的警惕和質疑，拋開希望向事實回歸。

2.事實與評論的區分。新聞報道中，記者不能自己發表評論，但統計發現，92.5%的學生在作業中出現了“個人評論”。評論的形式以及存在的目的不一而足，有的是表達對文章主題的回應，有的是對事件發展提出希望，有的是對受訪者提出要求，還有的僅僅是認為“其他的稿子中都有人評論，我的稿子中也應該有評論”。

通過深度訪談筆者了解到，學生們在新聞中加入“個人評論”，“高考前以議論文訓練為主”是這種情況出現的先導條件，“新媒體傳播中‘述’‘評’不分”是對這種高度“評論欲望”的助推。學生在習作中是希望通過“個人評論”讓人更加明確稿子的意圖、信任其表達出來的觀點，但這種“洪荒之力”的背后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效果。恩格斯指出：“使讀者確立無可爭辯的信念，隻有明顯的、無可爭辯的事實才能做到這一點……”③“用事實說話”不代表沒有或喪失立場、沒有觀點，而是要通過挖掘“評論”背后可以提供支撐的事實信息來証明觀點﹔通過對事實的展現來讓讀者自己得出結論，更加信服記者想要表達的觀點。

3.事實選擇的標准。新聞寫作課的教材中以“重要性”“顯著性”“時新性”“接近性”“趣味性”等作為新聞事實選擇的價值標准，雖然操作性上直觀、明了，但學生在具體操作中容易出現“單一”“教條”的問題。筆者在對學生寫作作業分析后發現，48.9%的學生在第一次作業中會出現事實選擇失當的情況，瑣事擴大化、選擇隨意化等問題突出，例如學生把“會議結束后部分同學留下來打掃衛生”等與主題無關的細節留在稿件中﹔把單個的、偶發的下水道堵塞情況“一驚一乍”地表述為重大突發新聞。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西方新聞價值判斷中“片面性”和“最高理想層面價值觀念缺乏”隻注重引起受眾的情感，滿足受眾淺層次需求的問題。④真正的新聞價值不應停留在表層上而是要深入人民的需要之中。馬克思認為“報刊生活在人民當中……它是人民群眾大聲的表達者，是人民聯系世界的有聲的紐帶，是人民精神大聲表達出來的日常政治思想，是人民及其政黨的真正學說的公開表露”。⑤馬克思提出的“人民”標准在實際的新聞採寫中並沒有具體的落實辦法，但可以作為一種深化的認識思路、自覺反省的方法、價值檢驗的途徑，它要求新聞採寫不能“就事論事”而是要尋找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的結合點。

潤物無聲的觀點表達

“一般的公正”要求表達者在表達時如果體現本方傾向，要注意流露隱蔽、自然，筆者認為這涉及以下兩方面：

1.“聲音”來源的構成。馬克思在談及生產過剩理論時，指出了一派學者的觀點后，又談及了其他經濟學家的看法。⑥讓雙方都說話，尤其是讓有明顯錯誤的一方說話，看似是在給有利或需要維護的一方制造麻煩，其實“是為使讀者更加確信一種觀念”。⑦筆者針對學生的“輿論監督”報道作業進行統計發現，63.6%的學生在第一稿報道中缺少被批評者的聲音。在深入訪談時發現，學生或者懼怕與被監督方見面，或者認為問題“真相”已經很明顯地擺在那裡了，沒必要再去採訪被批評方。這裡面既有能力的問題也有態度的問題，但歸根到底還是對責任感的認識問題。

記者採寫新聞的目的是為了“挑起問題”還是全面客觀地呈現，讓事實與事實自己進行辯論進而推動事件的解決、社會的進步、人的理性進步，這是記者是否秉持公正意識、報道能否體現“一般的公正”理念的一個重要體現。

2.語氣語調的把握。恩格斯在與《前進報》主編李卜克內西通信時說：“如果他們埋怨我的語調，那麼，我希望你不要忘記反駁他們，向他們指出杜先生對待馬克思和他的其他先驅者的語調。”恩格斯還指出杜林的語調是“歪曲和辱罵自己的先驅”。⑧馬克思也曾在《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中為自己文章的“粗俗”甚至“粗魯”的語調做出解釋。⑨“有理不在聲高”，馬克思、恩格斯在新聞實踐中非常注重語氣方面的問題，避免溢美溢惡的粗糙化表達帶來的“噪音”讓新聞失去心平氣和、公正說理的面貌。在學生的習作中，與語氣、語調相關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形容詞、副詞等修飾性詞語的使用上。盡管使用修飾性詞語在新聞報道中是不可避免的，但過多使用形容詞容易“讓你（記者—引者注）失去客觀性”。⑩統計發現，高達97.5%的作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修飾過度問題。這其中，既有“拼搏奮斗、並肩作戰”這種空洞、大批量修飾性詞語堆砌的情況，也有“勝利召開”“圓滿完成”“重要講話”等習以為常的、正確廢話式的表達。

潛移默化的觀點影響

新聞報道中，觀點的表達不僅不可避免，有時候還必不可少。不僅是表達的內容，表達的方式也會直接影響讀者對於觀點是否接受、認可。

1.強調身份的轉換。馬克思、恩格斯在新聞實踐中很注重強調自己身份的轉換，轉變過程中透露著弦外之音，這其中既有謙虛態度的表達也有誠心誠意的傳遞，最終指向的是確保新聞應有的公正面貌。恩格斯在致信德國黨的領袖倍倍爾時就表示：“我，作為一個編輯，可以不贊成他們的作（做）法……”在為《新萊茵報》寫作《馬扎爾人的勝利》報道時，開篇就通過與《科倫日報》的對比表示“……我們決不允許自己的傾向性影響我們對馬扎爾人報道的判斷”。實踐中，學生經常忽視身份的轉變，缺少對“我”和“記者”的區分。37.4%的學生把報道中應有的“記者發現”寫成了“我發現”。結合前述92.5%的學生在作業中出現了“個人評論”可以發現，從“我”轉換為“記者”不僅是表達技巧的完善，更是身份的認知，對自己筆下語言作用的認知，對自身承擔的責任的明晰。

2.交代信息來源。在新聞傳播實務中有“當事人”和“知情人”兩種記者必須重視的採訪對象，二者作為不同的信息來源，給受眾帶來不同的公正感。馬克思、恩格斯在《新萊茵報》發表文章時注重標明信源，如“據目擊者談”，“據到達這裡的信差說”，“我們再引用一篇載於《波希米亞立憲報》的關於南方軍事行動的報道，這是比較可信的”。匿名消息源也要交代清楚，如“這條消息是以我們從可靠方面得到的傳聞為根據的”。對於一些不可靠的信源，馬克思、恩格斯也要做出說明，如“我們所擁有的唯一資料就是比利時報紙上的那些含混不清、矛盾百出的報道，以及我們自己關於巴黎的知識”。這些清晰的信源交代讓讀者能夠確定自己為什麼要信、憑什麼相信報道的公正性。統計顯示，80.5%的學生能夠標注信源，但58.3%的學生信源選擇失當，例如，有學生就應不應該“禁摩的”問題採訪新聞傳播學專業的老師進行解讀。也有41.7%的學生在使用匿名信源方面過於隨意和頻繁。這都讓習作報道顯得過於隨意、不可信。

【本文為2016年黑龍江大學新世紀教育教學改革工程重點項目“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視閾下的新聞傳播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研究”（編號：2016B12）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⑦陳力丹：《精神交往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304頁、第296頁

②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139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77頁

④司景鑫：《對西方新聞價值理論的觀察與思索》[J]，《新聞大學》，2001年夏季號

⑤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52頁、第357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二冊[M]，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568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23頁

⑩李希光：《新聞採訪寫作教程》[M]，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215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186頁、第189頁

陳絢：《新聞傳播學大辭典》[M]，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297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192頁、第129頁、第203頁、第130頁

（作者為工人日報主任記者）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