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今中國民眾皆在追求“美好生活”，因為當今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生活美學在其中會扮演愈來愈重要的歷史角色。“美好”的生活起碼應包括兩個維度，一個就是“好的生活”，另一個則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礎，美的生活則是好的生活的升華。好的生活無疑就是有“質量”的生活，而美的生活則有更高的標准，因為它是有“品質”的生活。生活美學，不僅是一種關乎“審美生活”之學，而且更是一種追求“美好生活”的幸福之道。前者之“學”是理論的，后者之“道”則是踐行的，二者恰要合一。中國的生活美學，恰恰回答了這樣的現實問題：我們為什麼要“美地活”？我們如何能“美地生”？生活美學的核心主張，就是讓人人都成為“生活藝術家”，我們都可以成為自己的“生活藝術家”。傳統文化復興要走一條“禮樂相濟”之路，在此一種以“情理結構”為內核的“情本哲學”或“情本儒學”，就更凸顯出其在未來中國文化格局當中所應扮演的角色，這也在引導中國人走一條“情本之路”。

劉悅笛：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曾任國際美學協會（IAA）五位總執委之一，現任中華美學學會副秘書長兼常務理事，韓國藝術哲學學會（KAPA）顧問，《美學》雜志執行主編，Comparative Philosophy和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英文雜志編委。主要著作有《生活美學》《分析美學史》《藝術終結之后》《生活美學與藝術經驗》《視覺美學史》《生活中的美學》《當代中國美學研究（19492009）》、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當代中國藝術激進策略》，布裡爾出版社2011年版）、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East and West（《生活美學》，劍橋學者出版社2014年版）《美學國際：當代國際美學家訪談錄》（主編）《文化巨無霸：當代美國文化產業研究》（主編）《世界又平又美：全球美學地圖》《生活美學與當代藝術》，譯著有《藝術及其對象》《環境與藝術》《全球化的美學與藝術》等五部，在《國際美學年刊》《東西思想研究》等發表英文論文多篇，其《生活美學與藝術經驗：審美即生活，藝術即經驗》曾獲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第二屆“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獎。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者”）：您作為生活美學的倡導者，在該領域研究20多年，取得了豐厚成果，請談談當初為什麼要倡導生活美學及這20多年的研究成果。

劉悅笛：生活美學對於當今中國而言價值大矣！在當今中國社會，茶藝、花道、香道、家具、漢服、美食、旅游、設計、教育、公共藝術、社區設計和城市規劃等各個方面，都出現了生活美學興起的趨勢。這正在出現一種復興的歷史大勢，乃是新世紀開始倡導生活美學的時候所未曾想到的。生活美學並不只是一種生活審美之學，更是一種生活美化之道。既然號稱是一種回歸生活世界的最新美學，那麼，生活美學最該在現實生活當中得以實現。我們曾經的問題不是美學遺忘了生活，而是生活遺忘了美學，遺忘了生活終將被生活所遺忘。與此同時，生活美學在國際上也是新世紀以后才出現的最新全球美學主潮，2005年我所寫的《生活美學》與2005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是東西方生活美學研究的起點，當然我當時是要建構一套生活美學的本體論的。在此之后，我撰寫了《生活美學與藝術經驗》《生活中的美學》《生活美學與當代藝術》和合著的《無邊風月：中國古典生活美學》等一系列著作，包括2018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審美即生活》和中華書局即出的《中國人的生活美學》，都在將這個領域的方方面面加以擴展與豐富，如今剛剛完成的工作乃是將生活美學作為中國傳統美學的面向逐一呈現出來。這是由於，中國美學原本就是一種生活美學，因為中國古人的生活本來就是審美的，中國古人的審美本是植根於生活的。因此，生活美學作為全球美學新潮之一，對於西方文化而言乃是一種新構，而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乃是可以返本開新出來的。

記者：為普及、傳播生活美學和美育，您做了許多工作，請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劉悅笛：生活美學的目的，就是讓人人都成為生活藝術家，並不是人人都成為藝術家，而是成為自己生活的藝術家。所以，生活美學乃是知行合一的，它在把藝術向下拉的同時，也在把我們的生活向上拉。由於生活美學的本性，所以作為倡導者我也並未囿於學術烏托邦之內，而是在學界與社會同時推動生活美學的進展。2016年，“首屆當代中國生活美學論壇”在昆明省博物館舉辦。本次論壇嘉賓均為當代生活美學各領域的佼佼者，他們均以生活美學為生活方式，圍繞衣、食、住、茶、香、花，回顧傳統並有所新創，我們主辦的“當代中國生活美學論壇”也將召開第三屆。2017年舉辦過的“雲茶之夜”雅集，以“普洱茶生活美學”為主題，竟有一千多人參與，場面極為震撼，但生活美學的發展，不僅重與量，而且更重品與質。2017年在復旦大學還舉辦了“生活美學學術研討會”，與德國生活美學研究方面的大家共同加以研討。2018年我還在遼寧大學建立了“生活美學研究院”，想通過這個機構更多做普及工作，並以此為核心主題培養更多的博士生和碩士生。此外，我還參加了當今中國美育的許多實踐類的工作。這股生活潮流，並沒有像呼吁重建傳統文化、國學、美育那種“自上而上”的政府號令，而恰恰是“自下而上”地自然生長出來的，其國民心理基礎，大概就在於“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吧。自然而然的生長，那是好事，如此才能長久持續。當代生活美學成為中國美學最新思潮，成為時代發展的某種選擇，它的感召力其實潤物細無聲。中國的確需要整體的“美學規劃”，既然曾是“禮儀之邦”，那將來也要成為“美善之國”，這才符合禮樂相濟之華夏悠久傳統。

記者：您在生活美學領域取得豐厚成果后，研究方向有了轉向，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劉悅笛：我從美學轉向了哲學，回歸了哲學！想要去建構一套中國人所需要的“情本哲學”，也就是以情為本的哲學，這是深受李澤厚先生晚期的“情本體”的思想，正在努力進行一項堅信的哲學工作。我認為，中國的“情本哲學”以儒家為主干，倡導一種“道始於情”的智慧之路。接著李澤厚晚期“情本體”思想講，我們可以建基在中國“一個世界”的基礎上，以“生活世界”之活生生的經驗為基，以情理交融作為思想內核，來構建出中國人的“情本哲學”。中國儒家“情本哲學”，就是一種以情為本的哲學，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情”，但此“情”並不僅囿於“情感”之基本義，同時也包含了“情實”的基礎義，更有“情性”的境界義，這構成了中國“情本哲學”的三個基本面向。於是乎，中國人的“道始於情”就有了三重哲學意蘊：第一，道始於“情實”：道開始於實情、實際和具體的事情﹔第二，道始於“情感”：道開始於感情、情感和感性的人情﹔第三，道始於“情性”：道開始於情之性，而非性之情，亦即自下而上“性生於情”，而非自上而下“情出於性”。由此，建基在“一個世界”的中國世界觀基礎上，可以來重構一種本土化的“情本哲學”或“情本儒學”，這起碼是未來二三十年所要做的學術事業。

記者：在生活美學研究之外，您還參與了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工作，比如參與“論語匯”每天早晨的論語導讀，請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劉悅笛：傳統文化復興要走一條“禮樂相濟”之路，在此一種以“情理結構”為內核的“情本哲學”或“情本儒學”，就更凸顯出其在未來中國文化格局當中所應扮演的角色！中華民族不斷返本開新的深厚傳統，就是“禮樂相濟”的傳統，這可以到周公“制禮作樂”的創建，周公是中國禮樂文明的系統整理者與初步確立者而已，孔子就是要應對禮崩樂壞的歷史窘境，提出要恢復禮與樂和諧為一的更新傳統。中國“禮樂文明”的內核，可以用這段話來概括：“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 簡言之，樂就是和諧，禮則是秩序，這和諧與秩序的統一，才是禮樂文明的真諦，禮本身也是含情的，否則就無法與樂通。今天的傳統文化復興，往往隻復興儒家理性化的一面，也就是強調禮之“理之不可易”，而忽略了樂之“情之不可變”，也就是感性化的情感維度。孔夫子自己就講：“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以禮立人乃是中間的事，而儒家成人的起點與終點皆與“情”相關，訴諸於情的興發而歸之於情理高度合一的境界。有人反駁說，古樂早已無存，如何復蘇樂的精神？其實，恰恰這忽略了“樂乃樂也”，樂最終乃是一種人之情，早期的“禮樂合一”到后來就發展為“禮情合一”，而這個人情的傳統在中國文明當中始終源遠流長，也使得本土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曾經區隔開來，這才是中國文化復興的創造性轉化與轉化性創造的突破所在。

記者：李澤厚先生晚年非常關注倫理學建構，您作為他的學生，在對他進行研究，今年開始向學生講李澤厚思想，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和感想。

劉悅笛：首先要澄清一個事實，也做個聲明，我並不是李澤厚先生的入門弟子，社會上很多人認為我是他的私塾弟子，大致可以這麼講。從職位而言，我應該是李澤厚先生在同一研究室內年紀最小的一位同事，算是忘年交，就像當年我們哲學所剛成立之時，李澤厚特別喜歡與那位老哲學家沈有鼎私下聊天一樣，我們也是聊出來的友誼，主要是思想上比較能夠接通。李先生今年也八十八歲米壽了，一直居住在海外，但是通過長期與連續的思想接觸，我從他那裡的確學到了太多的東西，不僅僅是學術思想，還有做人從事。在美學方面，我基本上是逆著李澤厚先生來的，他倡導實踐美學，我則倡導生活美學，而且后者也是當今最近的全球與中國的美學主潮。在哲學方面，我基本上是接著李澤厚先生來的，因為我贊同李澤厚晚年“情本體”的基本方面，盡管內在理解有著差異，但是我希望能從“照著說”到“接著說”。通過這將近二十年的接觸，我從原來的“說者有心聽者無意”到如今的“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這是一種從思想家那裡收益的微妙變化過程。近年來，李澤厚先生建構了一套新的倫理學思想架構，其倫理學的要點在於：其一，倫理與道德之分殊﹔其二，兩德論（“傳統宗教性道德”與“現代社會性道德”）﹔其三，道德要素三分說（觀念、意志和情感）。李澤厚強調其所謂的歷史”積澱“乃是由外而內的，他的”文化心理結構“也不同於“心理文化結構”，人類的未來有賴於廣義的教育。今年馬上會有一篇《倫理學雜談：——李澤厚、劉悅笛2018年對談錄》發表，去年我們有一篇《李澤厚、劉悅笛2017年哲學對談錄》，我們會繼續把這位思想家的思想給盡量保留下來。

記者：您是思想與學術界一位思想活躍，接受新事物快，在研究中不斷出新的學者，能談談您是怎樣在微時代，充分利用互聯網傳播思想和學術成果的，對此您有何體會。

劉悅笛：現在時代的就是“微時代”，我們既順應這個時代，又要反思這個時代，還要改變這個時代。我不僅有傳統的微博，自己注冊了個人公眾微信號。我們這個時代就是以微博、微信為傳媒急先鋒，以微、小、短、精為傳播特征的當今時代。從博客的鋪張到微博的簡約，就順應了微時代的從簡之風﹔從短信的單向傳輸到微信的共時互動，更順應了微時代的溝通新潮。微時代以信息傳播內容的“微小”為支點，推動了信息交流速率與頻率的雙重提升，從而將日常審美時代置入“加速器”之內。首先，微時代的美學症候就是“小”。短小的不僅是文字，還有圖像與視頻，圖像不追求清晰而“達意”即可，視頻不強求完整而“出彩”就行，同樣，小的也是有效率的﹔其次，微時代的美學症候亦是“快”。既然微博與微信皆以小取勝，那麼，傳播的速度便加快了，道理很簡單，輕裝上陣才能跑得更快﹔最后，微時代的美學症候還有“即時”。微時代的傳播帶有瞬時性的特征，接受得快，發布得也快：任何終端都可隨時接收，手機與IM軟件也讓發布變得更為便捷。微受眾群長時間泡在互聯網與手機網上，他們相互之間的網通都是共時存在的，可以隨時進行交互的分享與交流。所以說，微時代的美學就是“小的美學”“快的美學”和“即時的美學”，當這種美學症候與生活美化結合起來之時，也就造就了當今生活美學的利弊同在，我們既要加以積極推動，也要審觀其消極維度。

記者：您作為北大博士后，到美國富布萊特作訪問學者，曾任國際美學協會五位總執委之一與中華美學學會副秘書長，您能談談東西方研究的環境、話語權及東西方學術融會貫通的情況嗎？

劉悅笛：如今有東方壓倒西方的說法，其實要在東西之間保持一種平衡。季羨林先生曾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論斷，認為西方之“分析”傳統已到窮途，后三十年就要靠東方之“綜合”來領風騷。無論這種東西比較是否合理，這個歷史周期都要劃得更長一些，起碼要再等一個甲子六十年，中國才能從西方那裡獲得應有的話語權。如今的現狀仍是歐美學術佔全球霸權，中國學術則剛在全球語境內興起，但仍囿於中心與邊緣的結構。在哲學上，哲學成為“生活之道”已成為當今全球哲學的最新發展趨勢之一，哲學不應隻被當作理論學科，在雅典舉辦的第23屆世界哲學大會的雙重主題“審問明辨與生活之道”即為明証，今年北京舉辦的哲學大會的主題也是“學以成人”。在走向生活的哲學道路上，“情感哲學”應該是其中的重要路徑，近十年來歐美情感哲學變得相當發達，而這種既重情又重理的思路中國古已有之。這種哲學新思路，力圖超出西方哲學的理性、邏各斯、歐洲與中心主義，對於全球哲學的整合而言意義重大。當今的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也已出現了所謂情感論轉向，由此變成了歐美學界的新熱點。當前的人文學界，仍面臨著重重問題！表面的繁榮對應著內在的貧乏，其中最關鍵還在創造，就在創造。魯迅先生在1934年就曾問到：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如今的我們顯然不乏自信，卻失去了創新的能力，我們要再追問——難道中國人失掉創造力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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