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青年記者》2018年8月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伴隨這一歷史進程，黨報清除了“假大空長”的文風，恢復了黨報的優良傳統。運用生動活潑的表現形式強化經濟報道，尤其是突出農村經濟政策宣傳，成為工作重點大轉折時期黨報新聞改革的亮點。筆者當時作為南方日報社一線的記者，與許多記者一樣，深入農村基層，為農民取得生產自主權、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落實鼓與呼。黨報新聞改革中形成的強大輿論，推動了從農村開始的改革開放進程。

清除“假大空長”的文風，記者從關在門裡“找觀點、套事例”轉向深入農村第一線採寫真實動人的故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國家工作的中心，也自然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改革開放至今已經40年，那麼改革是從哪裡開始的？是從農村開始的，即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解決溫飽問題。最終，解放了的生產力促使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黨報自然跟著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開展新聞報道，並在新聞實踐中撥亂反正，積極推動新聞報道的改革。

當時我所在的南方日報社新聞報道改革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突出農村政策宣傳。記者在新聞報道改革中，首先要轉變作風和文風。關在房裡冥思苦想觀點的狀況改變了，記者紛紛深入農村生產第一線採訪。那時，我受命擔任了南方日報社駐梅縣地區（現改為梅州市）記者站的站長，而主要任務就是深入農村報道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后來常說的“大包干”責任制。因此，對這一時期的新聞報道改革，我可以說是見証者和參與者。我們常常到公社、大隊、生產隊採訪，住在公社的簡易房子裡，有時還住到大隊部或生產隊農民家裡，直接聽到農民和農村基層干部強烈要求恢復生產自主權的呼聲，陸續寫出了一批關於落實農村生產責任制的稿件。我當時寫的通訊有《生產隊裡的“君子協定”》《萬元戶訂報》《“官辦”不靈政策靈》《形勢好不好？去問阿六嫂》《胡瑞娘喜談“冒尖”》《“魚缸”參觀記》《在陳家住宅作客》《“苦惱兄弟”三喜臨門》《在婦女當家的村子裡》《柚王與師傅》，等等。從稿件的標題就可以看出我們到了農村最基層採訪，再看內文就可看出我們寫出的都是具體、真實、生動的故事。報道的形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僅有消息、通訊、述評，還拓展到採訪札記、調查報告、記者來信、專題討論等。文章力求短小精悍，當時有人對新聞改革寫過這樣的評論：《短些，短些，再短些》。

從農村開始的改革開放的報道，推動媒體從脫離群眾的“假大空長”的文風中走出來，報紙變得可讀、可親、可信了。至於后來發展到深度報道、調查性報道、解釋性報道，那是體現了新的歷史時期與時俱進的新聞改革。

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下，突出當時最緊迫的農業報道,而農業報道又把重心放在落實農村經濟政策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打好農業這個基礎則是當時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因為，國內當時最大的問題是溫飽問題沒有解決。很多人還吃不飽飯，各種食品供應都還得憑票証，完全實行計劃供應。所以，工作重點轉移是從農村開始的，最緊迫的任務就是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

南方日報社在討論和制訂當時的報紙改革方案時，明確提出“突出宣傳黨的工作重點轉移這一中心思想”，要求從版面安排上突出經濟宣傳這一中心，那段時間尤其要特別突出農業宣傳。為此，地方稿要佔全部版面的60%，有關農業（包括支農、農業科技）方面的稿要佔地方稿的60%，一版的頭條農業報道也要佔60%。在每天的評報會和每周例行的編務會上，要評議農業報道版面落實的情況。

1979年1月至9月，《南方日報》專門開展了“怎樣把廣東農業迅速搞上去”的大討論，在討論中運用消息、通訊、評論、來信等多種形式。在這一議題中，又把農村經濟政策宣傳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全會后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和做好農村工作的一系列舉措，尤其是出台了涉及農民切身利益的政策。當時有一個流行的說法就是“放寬政策”，報紙的宣傳中常常可以看到這句話，那是針對過去對農民的生產自主權收得很緊而提出來的。在新的歷史時期，對農民的生產自主權，要放寬，而不是收緊。當時有的人對“放寬政策”有扺觸。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一些地方實行之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有相當一部分領導干部還是想不通。說什麼“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按當時的說法就是“兩頭通”“中間梗塞”，也就是說，高層是通的，認識比較一致。另一頭，就是農村生產隊長加上部分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因為長期在農村第一線，對“左”的危害看得清楚，有切膚之痛，因而對三中全會精神非常擁護，還一再要求繼續放寬政策。然而“中間”即相當一部分地、縣和公社的領導干部是有抵觸情緒的。針對這種情況，《南方日報》解放思想，旗幟鮮明，聯系廣東的實際，深入做好政策的宣傳工作。其實,當時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全國的許多黨報都是這樣做的。

作為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改革開放步行子快一點，省委領導利用黨報的影響力，在全省全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落實。任仲夷作為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深入農村調研，發表關於“三順”的談話，《南方日報》及時進行宣傳。那是1981年5月，任仲夷到梅州市五華縣等地考察，我跟著他下鄉。任仲夷調研了五華縣農村全面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情況。他聽基層干部介紹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五華縣委逐步擺脫了極“左”思想的束縛，抓住了“平均主義”“吃大鍋飯”這一長期未解決的要害問題來開刀，使全縣農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尤其是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更是收到了“吹糠見米”的效果。糧食豐收之后，有的大隊的農民挑著挑選出來的最好的稻谷作征購糧，以舞獅隊、鑼鼓隊作先導，一路燃放著鞭炮，往糧所交售征購糧，早晚兩造的全年的糧食征購任務一造就完成了。任仲夷很興奮，認為這對全省其他地方很有指導意義，他一邊調研一邊講：現在是順心——順了農民心意，順路——順了社會主義之路，順手——可以甩開膀子大干社會主義。我聽了很感興趣，就向任仲夷匯報了自己的報道設想，以“三順”為題報道一下五華的大好形勢。任仲夷同意了。根據他的講話精神，並結合五華縣的情況，我寫了《順心·順手·順路》的通訊，很快就在《南方日報》發表出來了。這篇文章傳達了任仲夷和省委對當時農村工作的基本看法，至此廣東關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是是非非已有了權威的結論，全省各地農村不留死角全面推行了這一責任制。

各地農村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過程中，冒出了一批專業戶、重點戶，南方日報又派出大批記者進行深入採訪。1980年1月至8月，《南方日報》開辟了“使農民盡快富起來”的專欄，發表了《政策壯膽，敢於致富》《靠科學致富》《讓孫悟空式的“能人”大顯身手》《百萬富隊的啟示》《南海縣委朝思暮想讓農民盡快富起來》等有針對性的報道百余篇。

1983年1月2日，中央發出的一號文《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高度評價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文件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這不僅給農民和從事農村工作的干部送上了“定心丸”，對伴隨著農村改革而進行新聞報道改革的報人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在貫徹農村經濟政策的報道中，批評報道成為有特色的報道之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南方日報》除了實事求是聯系農村的實際做好政策宣傳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批評報道。批評報道也與落實農村經濟政策有關，主要是抓住阻撓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貫徹落實、以極“左”的“土政策”及“規定”壓制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反面典型，進行曝光和剖析。

1979年10月28日，《南方日報》頭版以“這樣對待責任制行嗎？”為主題，發表了一封《如此“糾偏”真叫人想不通》的讀者來信，批評乳源瑤族自治縣縣委把實行責任制當作錯誤傾向進行批判。當時乳源瑤族自治縣縣委要求，凡是實行了責任制的一律糾正過來。南方日報編輯部看了讀者來信之后，與當地聯系，縣委不僅不認為自己有錯，還送來為他們錯誤看法辯護的調查材料。調查材料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八大危害，而沒有一點好處。編輯部認為，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很有必要在報上開展討論。於是，不僅刊發了來信，還同時附上乳源縣委為自己辯護的調查材料，並加了“編者按”。“編者按”提出，希望大家“遵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個原則，對此事件發表意見”。這一批評報道，在廣東農村引發強烈反響。各地都紛紛聯系這一案例開展討論，南方日報編輯部收到300多封來信，選擇了其中幾十封刊發。此外還發表評論，對這一事件表明看法。

報社領導對進行批評報道的記者總是予以支持和保護。曾有公社書記寫信到報社告我的狀，事情起因是我寫的一篇報道。過去在“以糧為綱”（實為“以糧唯一”）的指導方針下，冬種隻能種小麥。農民認為，冬種小麥會種瘦田，影響第二年的早造和晚造，三造與兩造的總產量是一樣的，建議冬種輪作，有時種小麥，有時種蠶豆或蔬菜，有些田實行冬季休耕。這種輪作保持地力的做法是農民長期實踐的經驗之談，但冬種的面積是層層下達的，誰完成不了誰就要挨批，因此農民對這種“長官意志”的做法很反感，我在農村基層採訪時農民期待我就此事呼吁一下。我便寫了一篇帶述評的通訊《不按長官意志辦就不能搞好冬種生產嗎？》刊發在《南方日報》頭版，文中不點名地批評了硬要按“長官意志”辦事，由上頭下達種這種那的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死任務”的做法。稿件見報后，引發了很大的爭論。百姓叫好，絕大多數農村基層干部叫好，但也有人大興問罪之師。惠陽地區有一名公社書記寫了一封告狀信給報社，列舉了一條條“理由”痛斥我的“謬論”。他還說，現在基層干部對農業生產都沒有指揮權了，農民很難管了，你們還說不按“長官意志”辦，你們想干啥？這名公社書記當時有這種想法，不足為奇。長期以來，農村工作，包括耕種這類具體的農活，種什麼不種什麼、什麼時候種，不僅農民說了不算，生產隊長說了也不算，而是縣裡統一規劃，公社督辦，農村大隊干部抓落實。當時有一種說法，隻有三種人會種田：縣委書記、公社書記、大隊黨支部書記﹔也有的說是兩種人，因為許多大隊黨支部書記對這種做法也有抵觸，但沒有發言權。報社領導很了解這些情況，因此對這位公社書記的無理責難不僅不予理睬，還發通報表揚了我，說我抓住了當前農村要解決的問題，且抓得非常及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報人真正回歸到報人的真實位置上來。我們那時完全處在精神亢奮的狀態，不遺余力宣傳三中全會政策。面對各種阻力和壓力，作為黨報記者的我們迎難而上，在黨和國家工作重點大轉折的關頭，提供了強有力的輿論支持。在改革開放40年到來之際，我們要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發揚黨報的優良傳統作風，繼續以改革的勇氣和創新的精神探索黨報改革發展之路，在媒體的轉型中繼續為國家的改革開放鼓與呼。

(作者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本刊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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