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全集 資料圖片

　　金庸的15部武俠小說都被拍攝成了影視劇，有的甚至被反復重拍，如《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天龍八部》。圖為部分影視作品劇照。資料圖片

　　圖為部分影視作品劇照。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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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部分影視作品劇照。資料圖片

　　10月30日，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逝世。一時間，人們扼腕嘆息：一個時代結束了。眾人口中的那個時代，是由金庸、古龍、梁羽生等人開創的新武俠文化時代。僅僅半個多世紀，武俠文化盛衰轉換。其實武俠文化開始衰退，要遠遠早於金庸的離開。隨著“武俠大師”們的一一離去，武俠文化在現代社會的“江湖”中如何自處，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國人心中都有個俠客夢

　　中國自古便有“俠”。春秋戰國時代，豪俠橫行，韓非子認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朝廷對俠客也是“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西漢司馬遷在《史記》中為郭解、朱家、田仲等游俠列傳，對“俠”予以正面評價：“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

　　武俠文學起源於先秦史書中的游俠傳記，后至唐傳奇、宋話本中的劍俠故事，再到明清《三俠五義》等俠義、公案小說，漸成氣候。20世紀20年代，向愷然以一部《江湖奇俠傳》，開武俠之神怪風氣，由此書改編的《火燒紅蓮寺》（1928年），三年內連拍18集，掀起“武俠神怪片”的拍攝熱潮。進入20世紀三四十年代，武俠小說形成爭鳴之勢，最高成就歸於王度廬等“北派五大家”。

　　中國俠文化與同時代的大眾文化心理存在一種對話關系。按照學者陳墨的觀點，中國人的內心深處長期盤桓著四個迷夢：神仙夢、明君夢、清官夢、俠客夢。武俠小說的根本觀念在於“拯救”：一方面在追尋儒家廟堂文化以求社會公正而遭遇失落后尋求他人拯救，是弱者心態的想象性治愈﹔另一方面，則期望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在他救與救人之間，人們內心深處還潛藏著更加復雜、矛盾的感情機制——“桃源情結”和“嗜血欲望”，時刻左右互搏。

　　每一次武俠文化的興盛，都有其時代必然性。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金庸、梁羽生開創的新派武俠小說，與傳統武俠小說產生的語境是相似的，所謂亂世出豪俠，亂世亦出制造豪俠的文學。彼時的香港，社會開放，文化自由，但這一方樂土，同時置身於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及英美等各方之間，各種勢力在這裡公開共存，暗相角逐。在此社會文化語境下，個性解放、民族融合、無政府主義等現代意識出現在金、梁小說中，大大迥異於傳統武俠文學。

　　此外，新派武俠小說的興盛離不開《大公報》《明報》等報紙副刊的蓬勃發展。梁羽生為《大公報》寫《龍虎斗京華》（1954年），由此催生該小說流派﹔其后，金庸為振興《明報》而連載《神雕俠侶》（1959年）。報刊的經濟屬性，使得連載小說娛樂化、商業化、大眾化意味濃重﹔而報刊也不可能放棄其意識形態立場，金庸的“家國情懷”滲透在《明報》及其武俠小說當中。他的武俠寫作沖破了浪漫主義，走向象征隱喻，在武俠小說的娛樂性之外，開始探討社會現實和哲學意義。

　　“紅顏彈指老，剎那芳華”

　　娛樂消費多樣化降低了對“俠”的依賴

　　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新派武俠小說便已出現衰頹之相，香港武俠小說創作在數量和質量上均出現下滑趨勢。1972年創作完成《鹿鼎記》后，金庸再無武俠大作面世﹔古龍自1979年開始作品數量銳減，幾年后便去世﹔梁羽生1984年正式“封刀”。不過，影視轉化和對外傳播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新武俠小說的生命。

　　20世紀60年代，“邵氏片”開啟了港台武俠影視作品的黃金時代，張徹和胡金銓拍攝的武俠片，更是全面革新了武俠電影語言。70年代，武俠電影開始走向世界的同時，裂變出功夫片類型，出現了李小龍這樣的功夫巨星。80年代，中國大陸電影業緊隨其后，以《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作品，重啟業已停滯多年的武俠電影創作活動。90年代，香港新浪潮導演徐克借助好萊塢奇幻元素，創新武俠電影類型，其《黃飛鴻》系列、《新龍門客棧》等使得武俠電影得以短暫復興。本世紀初，由李安打頭陣，張藝謀、陳凱歌等人尾隨其后而創作的武俠片，則開啟了“大片”模式，隻可惜陳可辛的《投名狀》、陳嘉上的《畫皮》、李仁港的《錦衣衛》以排山倒海之勢登場，卻又七零八落敗退。

　　20世紀80年代，新武俠小說進入內地文學場，受到內地文人群體的追捧，尤其金庸小說，更是從一個通俗小說品種逐漸完成“經典化”蛻變。諷刺的是，伴隨著正統文學體系對武俠小說的接納和認同，它與大眾讀者的距離卻越拉越大。

　　武俠文化興於時，亦衰於時。隨著我國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發展中的問題不斷凸顯，個人焦慮感日益加重，導致人們在文化消費品的選擇上，普遍傾向於娛樂化、輕鬆化、治愈系。大家哪裡還需要打打殺殺的江湖故事？他們還意識到，買房、逼婚、失業等現實問題，“俠”也解決不了，自己埋頭苦干或許還有一線生機。倘若努力后仍歸於失敗，一些人便放空大腦，麻痺自己，以得到片刻的歡愉和解脫。這時，武俠片顯得不合時宜，而能夠提供精神按摩的喜劇片、愛情片、青春片便應運而生。

　　“莫道黯然銷魂，何處柳暗花明”

　　與其懷舊固守，不如融合發展

　　面對武俠文化的“黯然銷魂”，幸存的武俠迷們隻有撫著發黃的金庸全集，暗自神傷﹔也有學者意氣風發，意欲追溯武俠文化發展規律，把握類型特征，期盼著有朝一日復制其往昔輝煌。

　　然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話語。當今時代的大眾文化話語，已成為玄幻、修真、盜墓、穿越。雖有鳳歌、王晴川、小椴等網絡作家繼續武俠小說創作，但難復“金古梁溫黃”時代之盛況，不過是“獨釣寒江雪”。張藝謀、徐克等導演仍有《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這樣的武俠片上映，但觀眾對明星與視效的談論，遠甚於對影片武俠題材的興趣。

　　我們不禁要發問：作為一種中國獨有的文化形態，武俠文化真的要消亡了嗎？如果我們真的不再擁有“英雄夢”，那為什麼願意為好萊塢的各類超級英雄埋單？

　　可能武俠文化需要的不是回溯和固守，而是展望和融合。

　　首先是類型融合，武俠可以跟時下流行的魔幻、科幻等題材類型進行合理嫁接，以創造出全新的類型特征，在此過程中應警惕奇觀化、符號化等“后真實”的呈現方式。其次是媒介融合，武俠可以游走在文學、電影、游戲，甚至VR等新舊媒介之間，靈活轉換平台，增強交互體驗。

　　在精神內核上，我們需要呼喚新時代的“俠”。以往武俠小說和電影中那種“輕生死、敦義氣、疏名利”的俠義精神已經不符合大眾心理訴求，需要被置換成現代英雄的精神氣質，同時冷兵器時代“俠”的武力值也需要高科技武器的加持。

　　金庸武俠的成就在於其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力。武俠文化，終究不能離開中國傳統美學的滋養。以武俠電影為例，可以將空白、“三遠”構圖、荒寒意境等中國古代繪畫理論與電影鏡頭語言結合起來，探索虛實相生、物我冥合的武俠“意境”。中國傳統美學是民族性之所在，是民族文化對抗好萊塢大片的“溫柔一刀”。

　　（作者：張文琪，系陝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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