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區群眾報》記者合影，左一為杜鵬程

　　杜鵬程20世紀50年代就進入全國著名作家行列了，而此前做記者時期的生活對他后來的文學創作有著重要的影響，成為最初孕育他藝術創作生命的關鍵一環。

　　杜鵬程早年參加革命，早已是新華社西北前線著名的隨軍記者了。他經歷了胡宗南軍隊進攻延安最艱苦的時期，受到了保衛延安偉大戰爭的血與火的洗禮。爾后，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萬裡行軍，隨第一野戰軍一兵團一支部隊，出生入死，轉戰於陝甘青新數省，最后，直達帕米爾高原下的喀什。可以說，他是西北地區征途最遠的新華社隨軍記者。

　　杜鵬程是戰士化的知識分子，他待人熱情，長於交往，無論是軍首長、旅首長，還是普通戰士、伙佚，他都談得來。他長於寫消息、寫通訊、寫特寫，而且速度快，倚馬可待。這也是他出色完成新聞報道的重要因素之一。

　　1950年秋冬之際，杜鵬程夫婦奉命從帕米爾雪山下的部隊駐地啟程，回烏魯木齊參加新華社地方分社工作。杜鵬程回到烏魯木齊后，分社社長藍鈺就宣布他是新疆分社的編委。不久，新華社西北總分社還來過一封電報，給他以新華社西北特派記者的職稱。但，這個職稱在當時隻有努力做好記者的責任，沒有任何特殊的權力與實惠。

　　1952年春，聞捷到主持新疆分社的工作。聞捷把杜鵬程派往北京新華總社實習，而他的小說《保衛延安》也大致完工了。杜鵬程快要去當作家了，但他對於到總社實習仍十分認真。他常常寫信回來，結合實例分析介紹總社取舍新聞的依據。他認為，隻有那些勇於深入實際，從實際斗爭生活中挖掘新聞，以此來豐富全國的報道的，才算是掌握了全國觀點的真諦。

　　他不僅為此大聲疾呼，更帶頭實踐。他在總社實習了3個月，一回到分社便立即深入實際，投入到緊張的採訪中去。那富有濃郁地方民族色彩的通訊《哈薩克族的獵手》，不過兩千來字，卻繪聲繪色地再現了哈薩克人嶄新的生活面貌。這是他在一個牧區工作會議上採訪到的。整個採訪都是由分社哈薩克族干部夏克爾同志做翻譯。夏克爾說，老杜採訪深入而細膩，對地方民族風俗習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言一語都不放過，一直要問得如同親臨現場一般，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聞捷也非常贊賞杜鵬程深入採訪的作風。聞捷說，很多人做記者，除了稿件上所寫的材料，常常一問三不知。杜鵬程不同，他的稿件上是生機勃勃的材料，他的筆記本上還有許許多多生動的材料。他掌握的材料非常豐富，這是他能夠厚積薄發，舉重若輕，寫好通訊的一個重要原因。現在，我們重讀他那已經顯露出大手筆的通訊《哈薩克族的獵手》，短短兩千來字，哈薩克族牧人獵狼的生動場景，獵人剽悍的神情，如歷歷在目。

　　杜鵬程不大同意記者虛構。在他看來，實際生活是非常豐富的，真正的好記者是用不著虛構的，問題是記者的採訪必須投入異常艱苦的勞動，必須到第一線去。一旦投入第一線採訪，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整個的感官，每根神經都必須緊張地動員起來，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捕捉到足夠的活生生的事實，將所要了解的事與理達到非常清晰明白的程度。正因如此，他不止一次向聞捷提出請戰，要求深入到基層去。聞捷答應了他的要求，1952年夏天剛剛過去，他便與王立忱、艾海提3人做了一次往返3000公裡旅程的南疆採訪。3個月過去，這便有了《戈壁灘上新城——阿圖什》《喀什的巴扎》《三喜臨門——訪土改后的帕克太裡克鄉》《卡思木——十二木卡姆的老藝人訪問記》等一批優秀通訊的出現。這后一篇，也為發現和挽救新疆維吾爾族一部最偉大最豐富的古典音樂貢獻了力量，因為，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政府還來不及系統地整理民族文化，而在當時，能夠幾天幾夜將十二木卡姆演奏到底的老藝人，已經沒有幾個在世了。

　　他們的採訪行程是非常艱苦的，也曾有一種傳奇的色彩。到阿圖什去，因為一時找不到汽車，也無人陪同，他們便買來3頭毛驢，騎著從一個村到一個村採訪，就像浪跡於沙漠綠洲的3個阿凡提。回喀什那天已深更半夜，雖然喀什有他眾多的戰友，但他不願打擾別人的睡眠，在他的提議下，3人便鋪了各自的老羊皮大衣，雙腿伸進袖筒去，以大襟遮身，在街頭露宿到拂曉。

　　他對生活的艱苦是從不在意的，但對採訪與寫作卻是百般認真。隻要讀讀他筆下的通訊，便立即會發現他從不放過一個有價值的生活細節。他訪問喀什“巴扎”上的生意人后寫道：“鋪面都是一小間又一小間，外面有兩扇門，沒有櫃台，地板上鋪著地毯，做生意的人，就盤腿坐在裡面賣貨……”

　　他長於寫人物，筆墨不多，人物卻大都栩栩如生﹔他善於寫情景，即使隻言片語，也能傳神。在他看來，寫作是重要的，但採訪更重要，是採訪決定寫作。而採訪，又不在於記者有口若懸河的本領，全在於能夠打開採訪對象的心扉，使被採訪者將肺腑之言傾訴給你，將一顆赤誠之心掏給你。即使平常待人接物，也是如此。他去看望艾海提的母親，一位典型的南疆維吾爾族家庭婦女，心地善良，卻不善言談，誰知與杜鵬程攀談起來，她竟如見了親人一般，將全家的情況、個人的坎坷經歷，以及兒女夭折的種種傷心事，全倒給他聽，坐在一旁的艾海提對這件事情印象極深。艾海提曾經感慨地說，母親生育了我，20年了，可如果不是老杜去看望母親，我恐怕至今無法知道我的家世，以及她經歷的那麼多磨難。

　　不善於觀察的記者，筆下是不會有現場感的。不能與人交心的記者，更是無法寫出感人肺腑的文章。杜鵬程這兩方面都有所長。

　　1978年，他在為《保衛延安》所寫的重印后記中重提戰爭年代。他寫道：“我衷心感謝新華社對我的培養和新聞工作使我得到的鍛煉，因為它要求你努力學習，要求你不僅看到一些具體的戰斗，以及許多看起來孤立的事件，而且要求你矚目於西北戰場、矚目於全國各戰場，以至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發展。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鑽在遙遠邊疆的剛剛從反動派手中奪取的簡陋營房裡，必然眼光狹小。”

　　 （摘編自楊克現：《杜鵬程在新疆》，《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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