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扶貧報道的框架分析

劉東建 高紅梅

2018年12月10日10:56  
 

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媒介報道是我國輿論宣傳工作的重要手段,其所構建的擬態環境影響著人們對現實社會的認知。作為我國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重要工作,扶貧一直是新聞報道的重要議題。媒介報道在宣傳、推進我國扶貧工作的同時,也構建出一種社會真實場景。對《人民日報》2015年6月19日至2016年6月18日的扶貧報道進行統計分析,探究其報道特點和報道框架,並對其所構建的社會真實加以分析,以期為扶貧報道的完善提供一些思考。

【關鍵詞】扶貧報道﹔新聞框架﹔社會真實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百分之十點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①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農村貧困發生率持續下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5年發布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在全球減貧中發揮了核心作用”。習近平同志首先提出的“精准扶貧”思想②,開創了脫貧攻堅的新理論、新實踐,也為全球減少貧困人口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考察我國主流媒體對精准扶貧的報道,對於研究媒介報道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完善扶貧報道體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擬從框架理論的視角,聚焦於三個問題,一是在扶貧報道中,《人民日報》的報道量、報道篇幅、報道體裁、報道主題的分配﹔二是《人民日報》在扶貧的報道中,報道框架的類型﹔三是《人民日報》所構建的社會真實。2015年6月18日,習近平在貴州考察時進一步深化了“精准扶貧”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扶貧工作體系,使“精准扶貧”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關鍵詞,因此,本研究樣本時間界定為2015年6月19日至2016年6月18日為期一年的扶貧報道。以“扶貧”為關鍵詞,在《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中共檢索到448條報道,又以“精准扶貧”為關鍵詞進行篩選,剔除重復和內容相關度不大的報道后共得到252條報道為研究樣本。通過對《人民日報》扶貧報道進行的分析,其對於解構主流扶貧報道特點、分析媒介構建的社會扶貧環境具有一定的代表意義。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方法為內容分析法,在文本資料分析的基礎上,將文本進行數字化編碼及整合,最終通過對比分析來勾勒文本特征。媒介具有框架議題的作用,不同的框架在使新聞文本呈現出多元化的同時,也構建出一定意識形態下附著媒介烙印的社會場景。因此,運用框架分析厘清媒介如何將自己的立場加之於報道之上,進而了解媒介是如何構建了社會現實,對於解構報道、分析利弊、改進報道手法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的架構基於框架理論,主要採用坦克德(Tankard)提出的“框架清單”,以及潘忠黨等提出的“架構分析”來做分析框架時的依據。把研究樣本的新聞議題框架分為三類:(1)地方扶貧案例框架﹔(2)領導人扶貧工作及政策解讀框架﹔(3)扶貧對策框架等。

三、研究發現

(一)《人民日報》的報道量、報道篇幅、報道體裁、報道主題的分配情形

1.報道數量

在2015年6月19日至2016年6月18日為期一年的樣本統計中,《人民日報》在2016年3月的扶貧報道數量最多,為34篇,佔總體比重的13.5%﹔2015年11月和12月的報道數量次之,均為29篇,佔總體比重的11.5%。整體來看,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上半年的報道較為均衡,但2016年上半年的報道比重略大,為55.2%。

2.報道篇幅

在此期間,《人民日報》的扶貧報道集中在長篇幅報道上,佔比為41.7%﹔中篇和較長篇幅次之。從整體來看,500字以上篇幅的報道佔比為77.9%,而500字以下篇幅的報道隻有22.1%。

3.報道體裁

從報道體裁來看,《人民日報》的扶貧報道以純新聞為主,佔比為62.0%﹔讀者投稿居於其次,佔比為13.0%,其中以地方領導的文章居多,多為對扶貧工作的建議,而一般讀者的文章則多為對扶貧工作中出現的負面問題的揭露。

至於新聞分析、評論、社論,這類報道僅次於讀者來信,佔比為12.3%。由於圖片的信息承載力有限,在扶貧報道中僅佔1.6%。

4.報道主題

從報道主題來看,《人民日報》的扶貧報道以社會層面的報道居多,佔總體比例的51.6%,政治層面的報道次之,為28.2%。再次為扶貧報道中的經濟層面,佔比為10%。《人民日報》對於社會層面的報道主要以地方扶貧案例和扶貧對策為主,既有正面的報道,也有負面的披露,綜合運用新聞、特稿、評論、讀者來信等體裁,以豐富多彩的形式和內容呈現社會扶貧的不同側面,如:

記者今天從武漢鐵路局獲悉:23日凌晨,3400次“南水北調扶貧專列”從十堰車站駛離,開往北京。

南水北調中線區域為國家級貧困區域——秦巴山區,每年春節后外出務工人員達3萬余人。十堰市相關部門為符合條件的南水北調移民貧困戶購票。在扶貧專列開行期間,移民旅客可任選一天乘坐。(《南水北調扶貧專列開行》,《人民日報》,2016.02.24:16)

上述報道從社會層面報道了我國在扶貧工作中因地制宜做出的努力。在扶貧工作中以人為本,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用精准扶貧的方式推動我國扶貧工作的進展。

在報道中,也有以扶貧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為案例,從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等角度,對現實生活中的問題進行評論並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使扶貧課題中形而上的理論與形而下的行動緊密結合,如:

解決貧困問題,不能指望畢其功於一役。不經過真正的蛻變,不經歷市場的風雨,脫了貧也未必能站穩。充分估計這項工作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補苗”不“拔苗”,才能讓脫貧成果經得起時間檢驗。(《扶貧攻堅,要“補苗”而非“拔苗”》,《人民日報》,2016.06.08:5)

由此可見,突出的社會問題依然擺在扶貧工作的突出位置,而扶貧工作中體制的不斷發展、深化,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也居於重要地位。

(二)《人民日報》的扶貧報道框架

1.地方扶貧案例框架

統計與分析發現,在地方扶貧案例的新聞報道框架之下,主要有三個框架論點,分別為正面報道、負面報道和典型人物事跡報道,並從社會、政治、法律、經濟、科技、思想文化以及生態七個層面切入。在地方扶貧案例框架下,正面報道框架論點居於主導地位,報道佔比為75.3%,且不論是正面報道還是負面報道,均以社會層面的報道為主體,佔比為84.0%。

地方扶貧報道是國家扶貧報道的一個縮影,通過媒介報道構建社會成員對於社會現實的理解和認知過程,代表了媒介形象中國家扶貧的整體動向與面貌。在《人民日報》所構建的地方扶貧案例框架中,既有正向和負向報道的框架論點,也有典型人物事跡的報道。雖看似均衡,但正向和負向報道並不存在競爭關系,三個論點在框架內相互協作,用自証與反証的方式展現扶貧工作中出現的問題,體現我國對扶貧工作的關切及做出的努力。

2.領導人扶貧工作及政策解讀框架

統計發現,在領導人扶貧工作及政策解讀框架下的扶貧報道分別從以純新聞為主的領導人扶貧工作報道和以評論為主的扶貧政策解讀報道兩個框架進行社會現實構建,二者佔比分別為85%和15%。由此可見,《人民日報》的扶貧報道更側重於依托現實的人物活動及人物政策理念的報道,如標題1至標題4的報道﹔而對於政策的理論性解讀、評價報道則略少。

標題1:習近平在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上強調 謀劃好“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 確保農村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人民日報》,2015.06.20:1)

標題2:汪洋在西藏調研時強調 抓好精准扶貧加快農牧區脫貧致富(《人民日報》,2015.08.18:4)

標題3:張高麗在山東調研時強調 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扎實推進扶貧攻堅工作(《人民日報》,2015.10.24:3)

標題4:孫春蘭在貴州望謨縣和晴隆縣調研時強調 扎實做好統一戰線定點扶貧工作(《人民日報》,2016.03.23:3)

3.扶貧對策框架

在扶貧對策框架下,扶貧報道同樣也從多個框架論點切入進行報道,其中社會層面的報道佔比較大,多為對扶貧工作現狀的描述,佔比為45.0%﹔政治層面的報道多為扶貧工作中機制、體制的制定、實施及存在問題的報道,佔比為20.6%﹔經濟層面的報道緊隨其后,報道佔比為19.1%,採取金融扶貧、企業扶貧、產業扶貧等經濟對策來推動精准扶貧的發展。此外,科技層面、思想文化層面的報道也是扶貧報道的組成部分,如電商扶貧、“互聯網扶貧”、教育扶貧等方式。

議題受到新聞媒介本身立場的影響,在一定價值觀念和原則的指導下對新聞材料進行選擇和組織,使生產出來的報道符合自身意識形態及政黨偏向,從而呈現出不同的新聞框架和框架偏向。《人民日報》扶貧對策框架下的報道從多個框架論點切入,構建出我國科學立體的扶貧社會真實,進而影響受眾對事實的構建,增進我國扶貧的道路自信和群眾接受度。

(三)《人民日報》扶貧報道所構建的社會真實

新聞媒體所呈現的社會是媒介主體在一定意識形態的影響下,通過新聞話語所構建的社會真實。《人民日報》的扶貧報道在不同的框架合作下,運用各種符號,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維度構建出了我國扶貧報道的社會真實。

1.宏觀維度:黨和國家各級領導人高度重視扶貧工作

在《人民日報》的扶貧報道中,宏觀維度的報道佔很大一部分比重,報道了國家各種扶貧政策的出台、政策的解讀、扶貧工作的總結,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扶貧思想等方面。這些報道篇幅多為中篇、中長篇、長篇報道,主要位於要聞版塊,其次為理論版塊和黨建周刊版塊,構建出我國扶貧工作的頂層設計。

在宏觀維度的構架主要有國家領導人的積極推進,如: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8日上午在貴州召開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聽取對“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他強調,“十三五”時期是我們確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節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謀劃好“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 確保農村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人民日報》,2015.06.20:1)

這些宏觀層面的報道,從思想、理論和政策的高度著手,利用報道篇幅、版塊位置等報刊語言,凸顯出《人民日報》對此議題的重視程度,構建出我國扶貧工作的頂層設計,奠定了我國扶貧工作報道的整體基調,同時也體現出黨和國家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心。

2.中觀維度:扶貧工作全方位、多角度開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脫貧始終是擺在黨和國家面前的重要議題,是實現我國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因此,扶貧工作不僅需要黨和國家的政策支持,更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參與。《人民日報》通過報道構建出我國從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生態等多個層面尋找的突破口,從而實現科學扶貧的格局。

一方面,針對扶貧地域不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精准扶貧工作的開展,如:

標題5:甘肅推出惠農扶貧專項貸款 有經營能力戶更方便,無經營能力戶能分紅(《人民日報》,2015.10.29:14)

標題6:雲南精准識別貧困戶:一看糧,二看房,三看有沒讀書郎 找准真窮拔窮根 打好扶貧攻堅戰(《人民日報》,2015.11.25:3)

標題7:湖南懷化市探索扶貧“三聯一幫”新模式 扶貧聯上網 脫貧添希望(《人民日報》,2016.01.08:11)

另一方面,針對扶貧主體不同,進行不同層面、多種角度的扶貧體系的建立,如金融扶貧、企業扶貧、教育扶貧等,如:

標題8: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湖北省分行 創新“金融”助推金融扶貧(人民日報,2016.02.25:13)

標題9:中國石化定點扶貧6個縣,支援2個縣 產業扶貧“造血”富民(人民日報,2016.05.09:19)

標題10:教育如何參與精准扶貧(人民日報,2016.05.19:18)

由此可見,《人民日報》通過對各地區、各領域的扶貧工作的全面報道,利用軟新聞和圖片新聞等手段,增強報道的說服力和感染力,構建出全社會一心、多管齊下,共同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社會真實。

3.微觀維度:扶貧工作的推進為廣大貧困地區的人們帶來切實的改變

扶貧報道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因此,以具體的案例為報道對象就更具備說服力。《人民日報》以具體地方扶貧,展現我國扶貧工作的成果,以及給我國人民帶來的切實利益。如:

元古堆村是甘肅省定西市渭源縣田家河鄉的貧困村,2012年全村447戶人家中超過一半被確定為貧困戶。當地堅持一村一策、一戶一策,幫助群眾脫貧,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效激發出了元古堆人的內生動力和發展自信。

(《甘肅定西元古堆村——扶貧動了真 脫貧有干勁》,《人民日報》,2016.04.17:2)

《人民日報》在這一新聞報道中,運用了三個典型人物形象反映出甘肅定西元古堆村精准扶貧“怎麼扶”這一環節的,並且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從而呈現出精准扶貧政策在現實生活中的實施情況,進而以小見大,構建扶貧工作在社會現實生活中開展的場景及實施的成效。

此外,《人民日報》的報道也構建出扶貧工作中雖有失誤的發生,但國家不會掩蓋問題,而是積極解決,堅定扶貧決心的社會真實:

標題11:四川達州 “第一書記”扶貧不力 兩年內不得提拔重用(《人民日報》,2015.12.16:11)

標題12:湖北黃石 精准扶貧不給力 56名干部被“召回”(《人民日報》,2016.02.04:11)

總之,《人民日報》對於扶貧這一議題進行多篇幅、多維度的報道,突出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地方領導的重視、扶貧工作全方位多層次的開展、人民從扶貧工作中得到的實惠等方面,借此來強調扶貧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我國在扶貧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四、結論與建議

(一)立體展現進程,平衡報道全貌

首先,從時間分布看,《人民日報》的扶貧報道多集中於2015年11月、12月和2016年3月份。扶貧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扶貧報道對於扶貧政策的宣傳、扶貧工作的推進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扶貧報道應該是一個常態性的話題,要均衡報道的時間,因時因勢進行扶貧宣傳,而非在年末進行工作總結或重大會議期間才進行集中報道。

其次,經由統計分析可發現,《人民日報》的扶貧報道多集中於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而對於東北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報道則較少。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擺在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問題,但並不意味著在區域報道資源上的過分傾斜。改變西南西北地區的經濟面貌是我國發展道路上急需面對的問題,但是東北老區的振興、中原的崛起也是我國脫貧道路上的重要節點,因此,要注重地域報道的平衡,不能因為發展的不平衡造成注意力資源分配的不公平。

再次,扶貧貴在精准,因此,扶貧報道也要具有針對性,針對不同地區的現狀選取不同的報道主題,運用不同的報道體裁和不同的報道篇幅,既能體現區域特色,又為多樣化的扶貧工作提供了思考,切不可寫成扶貧八股文。此外,扶貧報道不能局限於社會層面的描述性報道,還要注重不同主題之間的均衡報道,比如雲南的旅游扶貧、內蒙古的風能扶貧、青海的教育扶貧等,使扶貧報道與區域特色相結合,全方位、立體化地展現,推進扶貧工作的開展。

(二)立足社會實踐,鼓勵基層發聲

由統計數據可知,《人民日報》的扶貧報道中,讀者投稿的比例為13.0%,雖然位於總體比例的第二位,但數量上仍略顯不足。此外,扶貧是立足於社會實踐、扎根於人民群眾之中的事,因此,扶貧報道要多增加基層的聲音,讓基層的群眾表達自己切身的體會,反映現實中的問題﹔讓基層的領導反饋一線的扶貧情況、工作得失,隻有這種“接地氣”“沾泥土”“帶露珠”“冒熱氣”的社會真實報道才能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凝聚社會共識,匯聚攻堅力量,並進一步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三)強化責任意識,重塑主體責任

精准扶貧、精准脫貧的主體是人民群眾。扶貧報道必須強化責任意識,重塑主體責任。當前,我國正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黨中央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治國理政的重中之重,將脫貧攻堅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當作“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脫貧攻堅工作離不開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因此,要加強群眾的社會責任意識教育,扶貧先扶志,消除“等靠要”“庸懶散”的消極思想,承擔起相應的社會主體責任,為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而努力。

總而言之,《人民日報》在扶貧報道中體現出主流媒體的擔當,構建出了全社會上下齊心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社會現狀,對於扶貧工作的宣傳、推進有著重要意義。當然,為進一步發揮好主流媒體的“宣傳員”和“組織員”作用,還要充分平衡報道時間、地域、主題,進一步體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與利益,以及正視扶貧工作中的不足,不斷強化責任意識、主體意識,使扶貧報道日益深入、全面,助力全面打贏這場偉大的脫貧攻堅戰。

[本文為中國傳媒大學“雙一流”建設項目“基於大數據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精准傳播研究”(2018)、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央財經大學)項目“馬克思主義工業革命理論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研究”(XTZD001)的階段性成果]

注 釋:

①《習近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

②2013年11月初,習近平同志到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精准扶貧”的思想。

(劉東建為中國傳媒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高紅梅為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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