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7年票房最高的50部國產電影的出品和發行公司作為樣本研究發現，在關系嵌入維度，主要出品合作網絡中關系規模大或者質量高的重要節點擁有六種類型資源。在結構嵌入維度，發行合作網絡信任度最高﹔整體網絡權力集中趨勢不明顯﹔核心信任網絡基於集團內部信任建構﹔固定合作圈層基於資本聯結、合作歷史和高層私交形成。

　　國產電影 社會嵌入理論 合作網絡

　　在一系列優惠政策出台的背景下，中國電影產業呈現爆發式增長。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電影票房增速從2016年的3%攀升到2017年的13.5%。2017年全國電影總票房559.11億元，其中，國產電影票房佔比53.84%。日益增長的產業蛋糕吸引著眾多投資者的目光。以開心麻花、新麗傳媒等為代表的新興電影公司逐漸走進大眾視野。與此同時，互聯網企業也紛紛向電影產業布局，新的電影公司合作網絡逐漸顯現。

　　本研究將社會嵌入理論作為依據。嵌入性視角關注網絡中的二元關系或者多元關系，強調網絡中節點的狀態、互動關系和所處位置，關注節點之間信任程度及對資源、信息、知識、價值等內容的共享程度。

　　Granovetter將嵌入分為關系嵌入與結構嵌入。①關系嵌入從個體層面微觀解構了嵌入網絡，結構嵌入則從整體層面宏觀解構了嵌入網絡。關系嵌入是對嵌入網絡中的行為主體二元關系的刻畫，包括關系規模和關系質量等方面。結構嵌入是對社會行動者嵌入關系所構成網絡的總體描述，包括網絡規模、網絡密度等。關系嵌入和結構嵌入作為兩個不同方面的解構變量，對嵌入網絡進行了解構，為剖析電影出品與發行合作網絡中的嵌入問題提供指導。

　　數據選擇和分析步驟

　　本研究從“貓眼專業版”網站的影片總票房排行榜中選取2017年度票房最高的50部國產電影作為研究樣本。此處國產電影指中國電影公司參與出品、發行的電影，包含香港、澳門、台灣地區電影公司參與的電影，不包括中外合拍片。

　　研究選擇UCINET6.199作為分析工具。首先，從“貓眼專業版”網站獲取並整理2017年上映的票房最高的前50部國產電影基礎數據，這些影片票房均超過1億元，其票房合計為270.2億元，佔國產電影總票房的89.76%，可以較為全面地反映國產電影市場現狀，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其次，分別構建電影名-主要出品公司（聯合出品公司/主要發行公司/聯合發行公司）2-模隸屬網絡矩陣，將矩陣數據導入UCINET6.199，將2-模隸屬網絡矩陣轉為1-模網絡矩陣，並計算網絡相關數據，繪制網絡關系圖。在橫向合作和個體關系嵌入維度，重點研究電影公司在國產電影出品與發行橫向合作中的權力配置，在其形成的不同集群中的關系嵌入情況，主要關注網絡當中節點的三維度中心度，包括度數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間中心度等﹔在縱向合作和結構嵌入研究維度，重點研究電影公司在電影出品與發行縱向合作整體網絡中的權力結構，主要關注網絡密度、網絡中心勢，並對成分、n-宗派兩層級的凝聚子群進行探究。最后，根據網絡相關測量數據和網絡關系圖，結合相關文獻資料，分析並總結中國國產電影出品與發行合作現狀，對產業發展提出進一步思考和討論。

　　出品與發行合作網絡關系嵌入分析

　　Freeman提出度數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間中心度三種不同的測量指標定義和描述網絡中節點的中心性。點的度數中心度測量了網絡中行動者自身的交易能力和活躍能力，但沒有考慮行動者是否能夠控制其他行動個體﹔點的接近中心度反映的是行動者在多大程度上不受網絡中其他行動者的影響和控制﹔點的中間中心度反映的是社會行動者對資源控制的程度，是一種控制能力指數。本研究從三類中心度分析電影出品與發行合作網絡的關系嵌入情況，側重從橫向合作的維度，關注各局域網中重要節點的關系規模和關系質量。

　　合作網絡關系嵌入整體分析

　　對電影出品與發行整體合作網絡的三類中心度進行計算，發現在整個電影出品與發行合作網絡中，除極少數幾家電影發行公司佔據優勢地位，電影出品公司在整體上對於網絡有更大的影響力。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和上海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作為發行公司，在整體合作網絡中佔有核心優勢地位，以度數中心度為例，華夏電影發行公司度數中心度為50.597，淘票票發行公司度數中心度為40.095，萬達影視作為出品公司度數中心度為39.857，其他各節點度數中心度平緩下降。

　　由於處在核心位置的節點可以通過多種路徑獲取其他組織或者機構的資源，佔據著信息優勢，可以有效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②，兩家發行公司尤其是華夏電影發行公司在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上有較大優勢。不過，在三類中心度排序前20的電影公司中，分別都隻有6家涉及發行環節的公司上榜，另外12家均為參與電影出品的公司，可以看出，雖然有少數發行公司在網絡中佔據重要位次，但是出品公司作為內容的生產方依舊具有網絡整體影響力。

　　電影出品合作網絡關系嵌入分析

　　個體節點的關系規模和關系質量與其差異化的資本息息相關，個體間擁有的差異化資本可以促進資源的流動，促成合作關系的建立。在主要出品合作網絡中，關系規模大或者關系質量高的重要節點，所擁有的資本大致可以劃分為六種類型：專業資源、渠道資源、內容資源、技術資源、經紀資源、資本資源。

　　擁有綜合專業資源的華誼兄弟電影有限公司和中國電影集團公司不僅合作關系豐富，而且在網絡中佔據重要中間位置﹔佔據院線渠道優勢的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廣州金逸影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和大地時代文化傳播（北京）有限公司在合作關系規模上有明顯的領先優勢﹔擁有互聯網渠道優勢和技術創新優勢的天津貓眼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上海阿裡巴巴影業有限公司和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在合作網絡中建立較高質量的合作關系﹔專注版權內容資源的北京開心麻花影業有限公司和新聖堂（天津）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在出品合作網絡中掌握中間話語權﹔擁有經紀資源的明星控制公司星輝海外有限公司等在合作網絡中自由度大，不易受其他節點控制﹔具有資金資源的投資型電影公司——和和（上海）影業有限公司所建構的合作關系數量達到一定規模。

　　電影發行合作網絡關系嵌入分析

　　在電影發行合作網絡中，電影主要發行合作網絡與聯合發行合作網絡相似。

　　第一，具備渠道資源的電影公司在網絡中佔據重要的節點位置，這些渠道資源主要為院線資源和線上平台資源。具體來講，擁有行政壟斷資源和歷史積澱優勢的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擁有絕對控制能力﹔與相關電影公司合作密切的博納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中間人角色凸顯﹔佔據線上平台資源的互聯網票務平台尤其是上海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在發行環節擁有比出品環節更高的中心度，娛躍影業（天津）有限公司則利用“微票兒”平台的用戶大數據和精准營銷，關注小眾影片的發行，建立較多合作關系﹔立足院線終端資源，國產電影發行環節出現兩大發行聯盟。這兩大發行聯盟整合了國內大型的院線資源，在聯盟內部實現優勢互惠，實際上形成固定的合作關系，擴大了在整個發行合作網絡中的話語權。

　　第二，資本優勢電影公司在發行環節同樣具有很高的合作活躍度和合作關系規模。譬如，出身基金業的和和（上海）影業有限公司不具備專業的發行執行能力，常常與其他公司合作完成具體發行業務。

　　第三，在出品環節活躍的內容制作優勢電影公司，比如華誼兄弟影業和北京光線影業有限公司，習慣由其子公司獨自承擔電影發行業務，在網絡中地位不顯著。

　　第四，由於聯合發行參與門檻較主要發行更低，喀什嘉映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等中小型電影公司和我們亞博思電影發行（北京）有限公司等明星控股電影公司參與國產電影協同發行，形成電影發行矩陣。

　　出品與發行合作網絡結構嵌入分析

　　本部分以網絡密度、網絡中心勢、網絡凝聚子群分析為測量維度，側重從縱向合作的層面，分析電影出品與發行合作網絡結構嵌入情況。其中凝聚子群分析又包括成分分析和n-宗派分析。

　　發行合作網絡信任度最高

　　電影公司整體合作、出品合作和發行合作網絡中，發行合作網絡密度最大，網絡中節點的行動決策最易受到網絡結構的影響。所有電影公司合作網絡密度為0.0654，網絡中共涉及2723個節點，節點較多且相互之間聯系較為稀疏，網絡整體結構較為鬆散。對出品和發行兩個子網絡來說，密度ρ（發行）=0.0866﹥ρ（出品）=0.0588，國產電影發行合作網絡具有806對關系，網絡密度最高，與電影公司整體合作網絡和電影出品合作網絡相比較，發行合作網絡各節點之間聯系程度更高，網絡對節點的影響作用更大。

　　由於結構嵌入會對網絡的信息對稱程度和信息獲取數量造成影響，從而影響組織的決策效率和效果，在稠密的網絡結構中，組織之間更容易搭建信任關系，提高合作效率。因此，相對來說，電影公司在發行環節，更容易受到網絡結構的影響，公司之間合作信任度更高。

　　整體網絡權力集中趨勢不明顯

　　在電影公司整體合作網絡中，公司之間權力分散，但是在出品、發行合作兩個局域網內，尤其是電影發行合作網絡，網絡向核心節點集聚的趨勢更為明顯，反映出雖然在出品和發行合作兩個局域網內，都有控制能力相對強勢的公司，但是在整個產業鏈上，權力集中趨勢並不明顯。電影公司合作網絡整體中心勢9.17%，遠遠小於出品合作網絡32.52%和發行合作網絡47.53%的中心勢。發行環節，網絡向幾家核心電影發行公司的集中趨勢較為明顯，國產電影發行合作網絡在一定程度上基於幾家核心電影發行公司建構起來﹔出品環節，電影出品的控制權向核心出品公司集中的趨勢稍弱，核心電影出品公司的權力和資源未完全覆蓋大量電影的出品合作。

　　出品與發行合作網絡凝聚子群

　　核心信任網絡基於集團內部信任建構。我國國產電影出品與發行合作已經走向較高的成熟度階段。國產電影出品-發行合作網絡包含兩個成分，其中一個成分包含415個節點，佔比98.8%。出品合作網絡共具4成分，最大成分包含312個節點，佔比96.6%﹔發行合作網絡存在四類完全相互獨立的子成分，共有94.8%集中在最大的子成分中，其余5個節點零星分布。國產電影相關的合作公司之間連通度高，較大程度上形成了一個有機合作共同體。在一個行業發展過程中，社會網絡中的節點會經歷從孤立走向融合的過程，並逐步形成一個巨大的連通分量，由此可見，我國國產電影出品與發行合作已經十分成熟。

　　固定合作圈層基於資本聯結、合作歷史和高層私交形成。基於合作關系為2次以上的信任網絡進行n-宗派凝聚子群研究，得到18個宗派，這些宗派由少數幾家電影公司控制，主要通過資本聯結、合作歷史和高層私交維系三種方式形成較為固定的合作圈層。

　　基於資本聯結的合作圈層以由萬達影視主導的合作體為代表。萬達影視、新麗傳媒、華策影視互相持有股權，華策影視與愛奇藝共同成立華策愛奇藝影視公司，圍繞互聯網內容生產提供支持。五洲電影發行有限公司則是萬達影視集合橫店電影、廣州金逸、大地時代共同組建的。因為發行聯盟的存在，萬達影視與大地時代，浙江橫店電影都有十分緊密的聯系。

　　基於歷史的合作圈層以中國電影集團等國有背景公司合作體為代表。鹿鳴影業是中央電視台旗下的國有控股企業，捷成世紀文化產業集團參股星紀元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而捷成世紀公司由於長期致力於音視頻領域產品和服務的開發，為中央電視台、中國電影集團等提供了大量音視頻硬件服務，與二者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關系。

　　基於高層私交的合作圈層以由博納影業主導的、港澳與內地電影公司形成的合作體為代表。博納影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凝聚了大量香港導演資源，創始人於東與香港電影人私交甚深，與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香港銀都機構有限公司等港澳電影制作公司以及劉德華所有的夢造者電影公司都有固定而密切的合作。

　　結 論

　　通過對電影出品與發行合作網絡關系嵌入和結構嵌入的分析，發現在合作網絡中存在如下問題值得探討：

　　互聯網與電影產業持續融合

　　大量互聯網企業參與到國產電影的出品和發行，但這種參與多以聯合出品、聯合發行的方式進行，參與主體集中在向電影產業鏈上游拓展的在線票務平台“貓眼”和“淘票票”上，其他互聯網電影公司在電影出品和發行合作網絡中的話語權較弱。對於電影出品與發行合作信任網絡的研究也發現，處於核心的信任圈主要基於集團內部信任建立，而基於隱性知識互惠的信任圈則相對處於邊緣地位。基於集團內部信任建立的合作固然可以節約交易成本，產生范圍經濟效應，但基於隱性知識流動的合作更有助於拓展創新的邊界。

　　因此，應加強傳統電影公司和互聯網電影公司之間的深度合作，建立合作信任機制，通過技術革新滿足不斷變化的用戶需求，推動互聯網思維融入電影產業，促進電影產業創新式發展。

　　資本邏輯主導合作關系

　　在對電影出品與發行合作網絡n-宗派凝聚子群分析中發現，合作網絡中的宗派主要被少數幾家電影公司控制，合作主要建立在資本聯結、合作歷史和高層私交上，其中以資本紐帶聯結為最。同時，在當下的出品與發行合作網絡中，以和和（上海）影業有限公司為代表的基金背景電影公司佔據重要節點。這家公司團隊成員大部分擁有金融背景，缺乏傳媒專業知識結構和實踐經驗，以信托、基金等金融手段參與電影生產，以“資本邏輯”參與出品、發行等環節。雖然電影產業為資本密集型產業，但作為傳媒產品，電影一方面具有商品屬性，另一方面也具有意識形態屬性，在電影產業的發展中，應該引導產業注重優質內容的生產和經營，警惕資本邏輯過分主導，防止非專業資本的過度介入和泡沫產生。

　　產業縱向一體化形成，但還沒有足夠影響力

　　由對電影出品與發行合作網絡橫向合作中心度和縱向合作中心勢的分析中發現，在出品和發行局域網的橫向合作裡皆有控制能力相對強勢的公司，但是在出品與發行合作整體網絡中，整體中心勢遠遠小於兩個局域網的中心勢，權力集中趨勢並不明顯。由此可見，雖然民營電影公司萬達垂直整合萬達影視傳媒公司和五洲電影發行有限公司，華誼兄弟成立華影天下電影發行公司聯通出品和發行環節，“貓眼電影”“淘票票”等在線票務平台背景公司從參與發行到參與出品與發行轉型，產業縱向一體化成形，但並未對合作網絡產生足夠控制力。

　　“霍爾果斯現象”反映出地理邊緣化轉移趨勢

　　在合作網絡中可以看到，有許多電影公司與其在霍爾果斯成立的子公司和其他注冊地在霍爾果斯的公司合作，共同參與電影出品和發行。表面上看，中國影視業似乎從富集產業所需人才、場地、設備等資源的北京、長三角區域逐漸向外擴展，形成地理邊緣化轉移趨勢。但實際上，這是由於稅收政策引起的“虛假”轉移，新疆霍爾果斯由於“一帶一路”獲權成為新經濟特區，並為傳媒等產業提供免稅政策和快速上市的“綠色通道”。由於傳媒公司輕資產的特性，許多電影公司和明星2016年前后在此注冊成立公司，但很少會在注冊地辦公，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喀什。“一帶一路”倡議期望將資本引入沿線地區，帶動沿線地區電影產業發展的目標，仍任重道遠。

　　（作者丁漢青系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吳雨蔚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

　　注釋：

　　①Granovetter, M. & Swedberg, R.(1992).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②Uzzi, B.(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1),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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