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眾傳播、信息革命的發展為物質主義的膨脹提供空間和渠道，互聯網平台上的狂歡式消費和聚焦性話題的探討助推物質主義的盛行，作為消費社會中的關鍵力量，青年女性的物質主義觀念在社交媒介的催化下越發強化。本研究以“間接影響模式”（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這一理論為框架，聚焦於青年女性對社交媒體中的時尚類內容這一媒介內容的使用情況。探究在這一領域中社交媒介時代更復雜的媒介效果是如何作用於人的觀念。研究通過對286名中國青年女性進行問卷調查，驗証了“間接影響模式”在社交媒體中同樣適用。研究發現，與媒介內容的接觸和互動行為，除了會直接影響青年女性的物質主義觀念外，也有可能通過影響青年女性對他人社交媒體使用程度和物質觀的判斷，進而對自身物質觀的形塑產生間接影響作用。本文還對社交媒體的互動屬性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間接影響模式 說服理論 社交媒體 青年女性 物質主義觀念

一、前言

社交媒體為海量的信息獲取提供了可能性，同時也為關於任何內容的線上交流和互動提供平台。與此同時，當代文化也從審美文化轉型為消費文化（趙勇，2008），呈現出一種物質主義傾向。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的物質觀越來越強（Schaefer, Hermans, & Parker, 2004）。青年女性對於服裝、母嬰類消費、美妝類等媒介內容的消費需求越來越大，清單體類導購公眾號崛起，美妝教程、服飾購買、鞋包搭配技巧等時尚類信息的媒介內容多以社交媒體為呈現載體。在互聯網不斷繁榮發展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女性而言，社交媒體對其內在個體價值觀念和其消費行為會有重要的影響。

那麼，社交媒介上的傳播的時尚類內容及其傳播形式對青年女性的物質觀是否有影響，如果有，影響又是如何發生的？

前人研究已發現，媒介效果是一個復雜過程，除了直接影響外，還有復雜的間接影響過程。為此，本文引入Gunther和Storey（2003）提出的“間接影響模式”（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來探究社交媒介的間接影響效果。此前的相關研究中，學者主要運用這“間接影響模式”研究傳統媒體對人的物質觀影響，例如研究廣告對青少年物質主義的影響（stella C.Chia，2010）。然而，這一理論模型是否同樣適用於描述社交媒體的媒介效果？

此外，社交媒體上的信息，不再是集體意志的表達，而具有生活化、平民化的特點，是個人意見與情感的輸出。單向直線的傳播方式被雙向互動的溝通模式所取代（庄鵬,2014）。這種互動對青年女性群體的物質觀的影響也值得研究。本文聚焦社交媒體，是對媒介形態新發展的回應，也期望能在新的媒介環境下對“間接影響模式”理論有新的探索和發現。

二、文獻綜述

1、物質主義觀念與社交媒體使用

現代人格與社會心理學將物質主義定義為一種“強調擁有物質財富重要性的個人價值觀” （Richins,M.L & Dawson.S 1992），這一價值觀強調的是，借助對物質財富的佔有和對奢侈品的消費來體先個人的價值和生活意義，從而提高幸福感（李靜&郭永玉，2009）。在此基礎上，1992年Richins和Dawson編制了物質主義價值觀量表（MVS），對物質主義進行測量。其中他們將物質主義劃分為三個維度：以獲取財富為生活中心（acquisition centrality）、通過獲取財富追求幸福（acquisition as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以財富定義成功（possession-defined success）。這種量表被大量研究証明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得到了廣泛的應用（Richins，2004）。

目前有關於物質主義的研究已取得了許多成果，其中有研究發現，自信和物質主義之間有緊密關系，物質主義比較高的人會有較低的自信心，而且他們的自信依賴於別人的評價（Park.J.K.,John.D.R., 2011）。本文借鑒了這一觀點，在對物質主義進行測量時將這一重要變量納入研究控制中。

除了個體因素外，物質觀被更多地關注為一種來自社會的結構性產物。Chan與 Prendergast（2007）等研究者發現，社會學習是物質主義發展的重要原因。這種社會學習基於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等等途徑，主要來自於家庭成員、同伴，更來自於那些頻繁出現在電視節目、商業廣告中的物質主義信息（ Stella C. Chia，2010）。這也是筆者選擇“間接影響模式”為理論框架的重要原因，對此理論將在文獻綜述的第二部分做進一步的闡述。

媒介塑造了人們對自身和他人的認知，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形成和變革有直接影響（葛彬超, 2009）。在傳播領域，關於媒介對消費社會中人們的觀念影響亦有諸多研究。蔡騏和劉維紅（2005）、江建文（2006）等學者相繼提出，傳播媒介在塑造人們消費觀念的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消費觀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受到媒介的形式與內容的極大影響。伴隨著社會物質的不斷豐富，綜藝、偶像劇等電視節目，以及購物網站、社交媒體“電商”的興起，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用戶的消費欲望，大大提升了用戶的消費快感，激發了其為社會地位而消費的欲望（王愛偉&高雪，2007﹔蔣建國，2008﹔葛彬超，2009）。

上述研究更側重於媒介對消費的短期刺激，從是否產生消費行為來觀察人們觀念的變化。而在其中，媒介主要作為一種靜態的符號容器出現。

有學者意識到了媒介與人之間更復雜的互動關系。謝新洲（2004）觀察到了人們對於媒介的依賴傾向。在更早前已有學者提出了媒介接觸與觀念“現代化”之間的關系，特定的媒介接觸會使用戶的觀念更“現代化”，具體表現為媒介接觸頻率、用戶內容偏好和接觸范圍對觀念現代化的影響。（孫五三，1994﹔潘忠黨&魏然，1997）社交媒體出現后，用戶在社交媒體使用中的自我認知問題得到了更多關注。Thoumrungroje（2014）提出，社交媒體的使用強度和人們對線上交流的依賴程度會影響人的消費觀念。Wilcox與Stephen（2013）研究提出，媒體會加強用戶的自尊，從而促使用戶放鬆自我要求，擁有更沖動、更放縱的行為，例如浪費。

但這些研究都未能更進一步地解釋，在社交媒體如何形塑，即如何加固（或者解構）人們的物質觀。而在針對物質觀的研究中，大多學者又主要著眼於大眾媒體上的廣告宣傳對人們物質觀的影響（潘忠黨&魏然, 1997; stella C.Chia，2010），而較少基於社交媒體的使用情況來研究社交媒介使用與物質觀之間的關系。這正是本研究嘗試回答的研究問題。為此，本文選擇聚焦青年女性對社交媒體上時尚類內容的使用情況，以從中微觀層面對這一媒介影響進行更具體的考察，提出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問題：

RQ1：青年女性對社交媒體上的時尚類內容的使用是否影響其自身物質觀？

本文期望通過研究能發現社交媒體使用情況與青年女性的物質觀確有直接關聯，因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

H1：青年女性對社交媒介的使用程度與自身物質觀成正相關。

此外，在目前針於社交媒體使用行為的研究中，大部分學者都以接觸媒介的內容類型或媒介平台作為考察社交媒體使用情況的面向（楊雪睿，2014﹔湯少哲，2016），也有學者以需求和接觸作為考量社交媒體使用行為的標准（王玲寧&任姣2014）這些劃分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操作性，但是未能清楚凸顯前文所說的社交媒體的互動特點。

因此，文章部分借鑒了這些研究的劃分方法，同時綜合考慮社交媒體的互動特點，在文中將青年女性的社交媒體使用劃分為對社交媒體的內容接觸與內容互動兩個維度，將其引入媒介的“間接影響模式”中加以討論，以期更好地考察社交媒體的特性，探討其如何在與人的復雜互動中形塑人們的物質觀。

綜上所述，將假設1進一步細化為兩個子假設：

H1a：青年女性對社交媒介的接觸程度與自身物質觀成正相關

H1b：青年女性對社交媒介的互動程度與自身物質觀成正相關

2、間接影響模式

若青年女性對社交媒體使用與其自身物質觀之間確有關聯，那麼為了深入探討這種關聯，本文繼第二個研究問題：

RQ2：青年女性對社交媒體上的時尚類內容與其自身物質觀之間的關聯是通過用戶對媒介內容的反應直接發生的，還是受到了他人、社會等結構性因素而產生的影響？

此處，本文引入了Gunther和Storey於2003年提出的“間接假設模式”理論，作為研究的理論框架。下面將對該理論進行進一步的闡發。

“間接影響模式”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是Gunther和Storey在2003年提出的新理論模型。這一理論是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Davison“第三人效果”理論的發展和深化，基於“第三人效應”而又有所不同。Davison（1983）在其著名的《傳播中第三人效應的作用》一文中提出，現代大眾傳播的效果研究主要興趣通常集中在直接影響上，側重媒體對個人與社會的直接影響，但一系列研究表明，大眾傳播對受眾也可能具有強大的間接影響：受眾即使沒有直接接觸媒介，也可以通過觀察其他人是否受到影響進而形成自己的認知，而這表明受眾受到了傳媒的間接影響（Davison 1983﹔Gunther and Storey 2003）

“間接影響模式”是2003年Gunther在尼泊爾開展的關注女性健康運動的研究中提出的，它包含兩個命題：1.受眾首先感知並判斷傳媒對其他人是否有影響﹔2.他們通過改變自己的行為，對自己所感知的做出行動層面的回應（Gunther & Storey，2003﹔禹衛華&張國良，2008）。

實際上，這一理論的提出來源於Gunther在1998年提出的“具說服力的媒體推斷”即“說服理論”（presumed influence），其研究了大眾傳媒如何影響輿論，如何影響公眾對他人想什麼的觀念。Gunther在研究中發現，當受眾接觸了一小部分媒介內容，就傾向於從這小部分中推斷更多的媒介內容。人們往往想象性擴大媒介的邊界，並相信其他的人會看到同樣的信息，接觸到類似的媒介內容（Gunther，Christen，Liebhart，&Chia，2001）。一個人越相信其他人可能接觸到媒介，就越將媒介對人的影響推斷至他人，並且這種影響還會經過放大（Eveland，Nathanson，Detenber&Mcleod，1999）

說服理論一經發出，就在健康傳播領域，尤其是針對青少年行為的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Chia，1010）。比如青少年往往是先感知到吸煙廣告對同齡人的影響，然后自己對吸煙的傾向會更積極並平常化（Gunther et al.2006）。有鑒於此，筆者認為青年女性在社交媒體上對時尚類內容的接觸和互動也有類似的效果，即社交媒體的使用會刺激青年女性感知到社交媒體上這一類內容對身邊女性朋友影響。基於這一邏輯鏈條，筆者在此提出本文的假設2a、假設2b及假設3：

H2a青年女性在社交媒介上時尚類內容的接觸程度與對他人社交媒介使用程度的判斷呈正相關

H2b青年女性在社交媒介上對時尚類內容的參與互動的程度與其對他人社交媒介使用程度的判斷呈正相關

H3青年女性對他人社交媒介使用程度與青年女性所認為的他人的物質觀成正相關

此后，Chia 和Gunther（2006）進一步地發現，在群體壓力的影響下，青少年往往會使自己的態度漸漸適應他們對同齡人受媒介影響的觀感，不管這種認知是不是真的正確。李湘君等學者（2010）在應用間接影響模式對上海地區的艾滋病預防知識傳播情況進行研究時，也發現間接影響模式對於改變白領對於艾滋病預防知識議題的“實用性態度”更為有效。即相對於消除受眾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刻板印象，白領由於感知到了群體壓力，受到了“同伴規范”的影響，更傾向於調整自己的認知，因為改變與自己切身相關的態度和行為可能來得更容易。

Huh& Langteau（2007）同樣應用這一理論對DTC進行了研究，提出在對這個理論的探討中，還可以關注個體先在認知的影響。個人關於他人受媒介影響大小的認知會受自己對他人的先驗性認識和預先傾向的影響（Chia，2007﹔Meirick，2005），也就是說，說服理論在被個人具體運用時，會因為自己對“他人”性質的判斷和角色定位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鑒於上述研究，在此提出本文的最后一個假設，並形成研究的假設模型如圖1：

H4青年女性對他人的物質觀判斷與其自身物質觀呈正相關。

圖1 基於“間接影響模式”的社交媒體使用對青年女性物質主義影響的假設模型

三、研究方法

1、樣本採集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使用網絡問卷星進行線上問卷收集，以14-35歲的青年女性為調查對象，通過近便抽樣的方法，共回收問卷291份，剔除無效問卷，最終採集有效樣本286份。在樣本特征上，基本呈正態分布，考慮到經濟條件對調查對象物質觀的可能影響，問卷也測量了這些青年女性的每月可支配金額。全部數據採用SPSS 18.0 進行整理、統計和分析。

2、變量測量

（1）社交媒體使用程度

在變量測量上，本研究參照了Stella C. Chia（2010）從間接影響層面展開廣告對青少年物質觀影響研究的思路，將社交媒體的使用程度作為重要的自變量。鑒於社交媒體不同於傳統媒體的交互性等特征，本研究提出將社交媒體使用程度分成兩個變量——社交媒體接觸程度與社交媒體互動程度，以進一步分別測量其對青年女性物質觀的可能影響。

測量青年女性自身的社交媒體接觸程度。採用五分的李克特量表，請調查對象對其在不同類型的社交媒體平台（包括微信公號、微博賬號、社交媒體私聊、社交媒體群聊、微信朋友圈與QQ空間、論壇社區、購物類社交網站等七類內容接觸渠道）上對時尚類內容的接觸程度進行打分，1代表完全沒有關注，5代表關注頻率很高。

採用同樣的方式來測量青年女性的社交媒體互動程度。邀請調查對象對自身在社交媒體上針對時尚類內容使用不同類型的互動方式（包括主動搜尋、轉發、評論、點贊或打賞、與內容生產者私信交流、與朋友在線討論、參與在線活動、公開發帖、專欄撰寫、 擔任社區管理員）的頻率進行打分，採用李克特量表，1 代表從不，5 代表總是。

同樣，研究中也請受測的青年女性對他人（在本研究中主要是周圍女性朋友）的媒體使用程度進行判斷（但不再區分社交媒體接觸程度和互動程度），作為本研究的第一個中介變量。主要從接觸相關內容、主動搜尋內容、轉發、評論、點贊或打賞、私信內容生產者、與朋友在線討論、參與在線活動、公開發帖、為專欄撰寫相關文章這十個維度進行測量。採用李克特量表，1 代表從不，5 代表總是。

分別加總並取均值后得到三個變量：青年女性自身在整體社交媒體平台上的時尚類內容接觸程度、（α=0.80，M=3.02，SD=0.88）、青年女性自身對社交媒體上時尚類內容的整體接觸程度（α=0.90，M=1.99，SD=0.71），以及青年女性對他人社交媒體使用程度的判斷（α=0.88，M=2.68，SD=0.69）。經檢驗上述三個量表均有較高信度。

（2）物質主義觀念量表

青年女性自身物質觀，以及對青年女性對他人物質觀的判斷，是本研究中重要的因變量與中介變量。

本文參照Marsha L. Richins（2004）經過大量實驗提出的信效度較好的九項物質主義量表，平均涵蓋了物質主義的三個因子——以獲取財富為生活、通過獲取財富追求幸福、以財富定義成功。在物質觀量表的應用上，本研究採用5 分李克特量表，1分代表強烈不同意，5分代表強烈同意，邀請調查對象對9個表述自身態度和9個表述他人態度的句子分別進行同意程度的判斷，分析后得到青年女性自身的物質觀（α=0.84， M=3.30，SD=0.63），與青年女性對周圍女性朋友物質觀的判斷（α=0.87， M=3.42，SD=0.59）。經檢驗，這兩個量表的信度均較高。

（3）自信心量表

個體自信心 （self-esteem）是已有研究中發現的容易影響物質觀的變量，是本文的重要控制變量。本文採用了羅森伯格的自信心量表（RES），分析后得到調查對象的自信心程度變量（α=0.79，M=2.81，SD=0.38）。經檢驗量表信度較好。

（4）人口統計學變量

此外，年齡、學歷、地域、職業、經濟收入等人口統計學變量都有可能影響到青年女性的物質觀程度，本研究同樣對其進行了變量控制。

四、分析結果

為了回答前文提出的假設和研究問題，對數據進行了四次回歸分析，先檢驗了沒有中介變量參與的第一假設模型（Model 1），再檢驗了加入中介變量影響后的第二假設模型（Model 2），以更好地檢驗間接影響理論中變量的中介效果。回歸分析結果如圖1。

在第一假設模型中，進行了自變量為青年女性自身的社交媒體接觸程度與互動程度、因變量為青年女性自身物質主義的回歸分析，檢驗結果如圖1a。結果支持了假設1a與假設1b，即青年女性在社交媒體上有關於時尚類內容的接觸行為（β=.19，p<.01）和互動行為（β=.32，p<.001），都與其個人物質觀（R2=.10）呈顯著正相關。

此外回歸結果顯示，青年女性圍繞時尚類內容的互動行為與其物質觀的相關系數，要高於其對該內容接觸行為與自身物質觀的相關系數。這初步說明了，青年女性在社交媒體時尚類內容的參與互動對其物質觀的影響，比青年女性在社交媒體時尚類內容接觸對其物質觀的影響更顯著。

在第二假設模型中，加入了中介變量進行分析，進行了因變量為青年女性對他人社交媒體使用程度判斷情況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如圖1b）青年女性自身的社交媒體接觸程度與青年女性對他人社交媒體使用程度的判斷呈顯著正相關（β=.40，p<.001），青年女性自身的社交媒體互動程度與青年女性對他人社交媒體使用程度的判斷亦呈顯著正相關（β=.59，p<.001）。這一結果檢驗了假設2a與2b。此外，對比兩個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可以發現，青年女性對他人媒介使用程度的判斷受社交媒體互動這一維度的影響更大。

對因變量為青年女性對他人物質觀判斷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青年女性對他人社交媒體使用程度的判斷與青年女性對他人物質觀的判斷呈顯著正相關（β=.24，p<.001）。即青年女性判斷他人的社交媒體使用程度越高，其判斷他人的物質觀也越高。假設3成立。

對因變量為青年女性自身物質主義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青年女性對他人物質觀的判斷與青年女性自身的物質主義程度呈顯著正相關（β=.65，p<.001）。假設4同樣成立。

至此，研究完成了全部假設模型的檢驗。其中第二假設模型的回歸系數R2=.45，可見加入中介變量的第二假設模型解釋力明顯高於了第一假設模型（R2=.10）。加入中介變量影響后，青年女性的社交媒體接觸程度（β=.13，p<.001）和互動程度（β=.26，p<.001）對其自身物質觀的直接影響，相較第一假設模型有所下降。這說明，青年女性個人物質觀不僅受到自身社交媒體使用情況的直接影響，更受到其對他人社交媒介使用情況以及對他人物質主義程度判斷的間接影響。

換而言之，青年女性對社交媒體上時尚類內容的使用程度越高，其判斷周圍女性朋友在社交媒體上關於該內容的使用程度也越高，進而將影響其判斷他人物質主義程度也越高，而這一判斷最終會影響青年女性自身的物質主義水平。此外，比起簡單、被動的社交媒體接觸行為，這一間接影響過程的發生受社交媒體的互動這一維度影響更大。

圖2 假設模型檢驗結果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引入了Gunther在2003年提出的“間接影響模型”，以探究媒介傳播之於觀念形成的復雜影響過程。這一理論極大地深化和發展了“第三人效果”理論，但在目前國內外的媒介研究中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其理論應用與探討都還十分有限。

本文主要貢獻在於，把原本主要應用在傳統媒體上的間接影響模式進一步拓展到社交媒體層面，並加以檢驗，同時考慮到了社交媒體的特點與機制，除了內容瀏覽之外，也將社交媒體特有的互動屬性納入考量范圍。

研究的結果表明間接影響理論模型在社交媒體平台依然成立，社交媒體對觀念的形塑並非是一個簡單的刺激-反應機制，而是一個復雜的、兼有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的過程。

1、社交媒體及其互動屬性與物質主義觀念形塑

首先，社交媒體時尚類內容的接觸和互動與青年女性物質觀直接相關，盡管在加入控制變量以及經過對間接影響模型的檢驗之后，兩者的相關性變小。在此前的有關媒介與物質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眾媒介、傳統媒體和廣告層面，研究對象主要為青少年。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的物質觀的確受到對媒介、廣告接觸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且由於青少年對於網絡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網絡媒介中廣告對於青少年物質觀也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Goldberg et al.,2003;Lachancel et al.,2003;Chia,2010）但是很少有對於社交媒體、不具有直接消費刺激的內容作為研究變量，且將物質觀的研究主體確定為青年女性群體的研究。

而本研究認為，社交媒介作為一種新的媒介形式，仍然對於物質觀念的形塑起到直接的影響效果。在移動終端興起的今天，社交媒體根據用戶需求提供集中且大量的相關內容成為可能性。社交媒體的資源豐富性與便利性大為增加，人們能夠從中獲取充足的信息，因此也對其產生很強的依賴度（蔡騏&劉維紅，2005）。作為消費主力和社交媒體主要使用者的青年女性，在使用社交媒體的過程中會不斷調整自己的物質觀。

其次，研究發現青年女性在社交媒體時尚類內容的“雙向”甚至“多向”互動對於其物質觀的影響大於其在社交媒體上單向地對該類內容瀏覽所造成的直接影響。這體現了社交媒體特有的“互動”屬性。此前的研究已經証明了社交媒體對於觀念的改變能夠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Perloff（2014）研究認為社交媒體的內容特點和交互形式對於年輕女性身體形象以及自我認知產生重要影響，包括社交媒體上大量的視覺形象和緊密的同儕交流，而通過消極的社會比較、傳遞以及同儕求同等過程，社交媒體內容顯著影響著年輕女性對於自己身體形象的關注。且也有研究表明在線互動討論會影響在線信息搜集，以及信息搜索與線下參與之間的關系。（Li & Chan2016）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在有關社交媒體時尚類內容參與互動越多的青年女性，意味著她們對該類內容更感興趣，較只是內容瀏覽的人而言，她們對於社交媒體的使用更為深入，社交媒體這類內容對她們物質觀的影響也會更大。

因此，研究建議個人在社交媒體使用過程中，要適度控制對於社交媒介的依賴，多根據自己的包括收入等方面的實際情況來樹立正確的物質觀。

2、間接影響模式在社交媒體的應用

除了直接影響之外，社交媒體對青年女性的物質觀念有著間接的影響。這種間接影響表現在青年女性對於社交媒介對周圍他人物質觀念影響的判斷。此前的研究已經証明人們總是趨向於高估他人對於媒介的消費（Peiser&Peter,2000），並且根據“第三人效果”理論，人們認為自己總是足夠聰明以抵抗這種媒介帶來的效果，但是認為這種媒介內容對他人的影響卻是巨大的。（McLeod,Eveland&Nathanson,1997）但是“間接影響模式”從更加宏觀的角度關注“間接效果研究”，是對“第三人效果”研究的深入，在“間接影響模式”中，受眾“對自我所受影響的認知”不再是此模式的要素。態度與行為方面的后果不再僅僅依據受眾對自我與他人認知的差異來判斷，而人們總是根據自己的預期，也即信息對於他人影響的判斷來採取行動。（禹衛華&張國良，2008）

間接影響模式建立在個體設想並且會趨向於根據自己的媒體接觸程度來推斷他人的媒體接觸程度的前提上。此前的研究對於間接影響理論模式的討論很多還是集中於傳統媒體之上， Park（2005）在間接影響理論模式的框架下檢驗了雜志對於渴望變瘦意願的影響，發現,，閱讀美容和時尚雜志都直接或間接地增加想要變瘦的意願。認為間接影響的途徑包括對於大眾媒體所呈現的理想的纖瘦形象的感知驅動，大眾媒體對於他人變瘦意願說服影響的判斷，對於自己理想形象的感知。同時，變瘦的意願既有顯示的來自社會的壓力，也有來自對媒介對他人影響的判斷。Chia（2010）在間接理論模式下研究了網絡和傳統媒體上的廣告觀看對於青少年物質觀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間接影響受到青少年對於父母朋友媒介接觸的推斷和對他們物質觀的推斷，而這種推斷又部分來源於青少年和父母朋友之間的人際交往。

而此前研究基本沒有在社交媒體中對間接理論模式進行檢驗的研究。在本研究中，通過對於數據的回歸分析和4個假設的檢驗，証明青年女性物質觀的形成是以其對於社交媒介時尚類內容對於周圍人物質觀影響的判斷為基礎的，也即青年女性的物質觀形成受到來自社交媒體的影響是間接而非直接的。這說明間接影響模式在社交媒體上也依然適用。

由於社交媒體互動屬性，這樣的間接影響可能會更為明顯。本研究發現參與互動與對他人社交媒介使用程度判斷的相關性，比隻單向內容瀏覽對他人社交媒介使用程度判斷的相關性更大，即說明，青年女性對他人社交媒介使用程度的判斷受互動這一維度的影響更大。Gunther 在1998年提出的“說服理論”是間接影響模式的來源，該理論認為，人們會根據接觸到的少量的媒體內容推斷媒介中到處充斥著這樣的內容。而且，人們會傾向於推斷許多其他人也接觸這樣的大多數的內容。（Gunther、Christen,Liebhart,&Chia,2001）。 在社交媒體時代，互動能夠帶來更多的參與體驗，而參與主體會更容易且在更大程度上感知到媒體內容，並且會因此感知推斷媒體中存在著大量這樣的內容。

在社交媒體的互動，一方面，參與者與內容生產者的互動會留下記錄，讓其他參與者或者是內容瀏覽者感知到有更多的他人在使用社交媒體。另一方面，社交媒體的互動並不局限於參與主體與這類內容的生產者，使用者相互之間的互動能夠讓他們感知到他人也是一直暴露在這樣的內容之下。所以參與互動越多的人會更傾向於認為他人的使用社交媒體的程度也是很高的。同時也有研究証明人們傾向於認為他人的媒體使用程度越高，他們受到來自媒體的影響也就越大（Eveland, Nathanson,Detenber,&Mcleod,1999）。

因此參與社交媒體互動越多的人傾向於認為社交媒體的這類內容對於他人的影響很大，經常處於這樣內容之下的人的物質觀很強。在基於對他人的判斷之后對自己觀念和行為做出的改變的青年女性，其物質觀的形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來自社交媒體時尚類內容的關注和互動，也即社交媒體使用的影響。

通過分析和討論，本研究認為間接影響模式在社交媒體上也依然適用。

3、研究局限與展望

（1）非概率的近便抽樣方式以及橫斷面研究和線上自我匯報式填寫問卷的方法或多或少會影響本研究結論的有效性。

（2）在本次研究中，發現有很多控制變量與因變量也有莫大的關系，由於文章篇幅原因並沒有進行展開描述。例如性別，本研究主要是針對青年女性社交媒體時尚類內容的使用程度對其物質欲的影響，以往研究傾向於認為女性物質欲強於男性，而梅羅維茨（2002）研究發現電子媒介取代傳統媒介后，男性和女性的媒介關注內容趨於同質，氣質發生融合。除性別外，年齡、地域、職業、原有知識儲備等因素也可以作為未來研究中關注的重點。

（3）本研究中所指的對於他人感知中的“他人”主要針對的是被調查者周圍的女性朋友，但間接影響模式理論對“他人”的討論還可以有更多的意涵，未來研究可以從社會距離等其他角度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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