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性思維與實際效用性文本——
試論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新聞思想的方法論品質
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通過對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5篇有關新聞宣傳的重要文獻進行文本分析,可以發現,列寧思想的核心特征是革命的現實性。在建立統一的集中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使之成為俄國革命堅強領導核心的目標指導下,列寧將創辦全俄政治機關報並充分發揮其宣傳、鼓動和組織作用,將黨的日常行動作為革命的契機進行審視。這些新聞論著表現出實際效用性文本的特征,即在方法論層面討論問題,分析論証建立在高度清晰的語境之上,理論和實踐有機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需要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經典文獻,充分理解其論証邏輯、思維模式和研究方法,這樣才不會隻記住其討論的主題和原則性的結論,而是能夠融會貫通、靈活運用。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方法論﹔革命的現實性﹔語境化
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的緣起
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的世界觀,也是科學的方法論。馬克思在研究中既是嚴厲的方法論批判者,也是辛勤的方法論建構者。他批評費爾巴哈對現實隻做客體或直觀的形式的理解,而不是做實踐的理解,批評黑格爾辯証法不能思考現實而陷入幻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闡明自己的觀察方法是“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作他們的意識”﹔[1]在《資本論》第2版跋中,他將自己研究的方法稱為辯証方法。[2]恩格斯一再強調,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條,也不是公式,而是方法,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的方法。[3]他自己也是科學方法的探索者,《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副題是“根據親身觀察和可靠材料”[4],是明顯的經驗研究﹔在評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時提出了“應當用什麼方法對待科學”的問題。[5]毛澤東強調,我們不僅要完成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6]。他早期進行的社會調查是我黨社會調研的典范,更在《實踐論》《矛盾論》中對我黨的工作方法進行了哲學闡釋。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為我們研究把握哲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各個領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觀、方法論”。[7]他在對治國理念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整過程中,始終堅持問題導向、群眾理念、歷史思維和科學統籌等方法,強調精准有效。另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也非常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特質。盧卡奇不無激進地指出:“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它是這樣的一種科學信念,即辯証的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隻能按其創始人奠定的方向發展、擴大和深化。”[8]阿爾都塞致力於保衛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方法論性質,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法定義為特殊規定多元決定的矛盾結構。[9]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方法論雖已人所共知,但是將其作為教條和公式者仍大有人在,有些將馬克思主義視為方法論的作者,往往很自然地把這些方法描繪成“對純潔的和簡單的‘辯証’公式所具有的某種四平八穩的抽象認識”。[10]翻看部分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教材、著作和論文也可以發現,常見的狀況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獻簡化成為一二三四幾條規定,如把恩格斯的《馬克思和“新萊茵報”》這樣鮮明的方法論文本概括成要在合適的地點辦報等原則,卻較少注意到其原則性和靈活性有機結合的思考邏輯。有的文章中充滿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語錄”,卻唯獨不提它們是在什麼情況下提出來的,要解決什麼問題。馬克思在《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中闡述的人民報刊思想常為人引述,卻少有人說明,馬克思是在詳細証明了普魯士官方與民眾利益、立場的對立和差異之后,才提出需要作為獨立的第三方的自由報刊的。在黨和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情況下,這種引用對於新聞輿論工作有多少的指導意義,令人懷疑。還有的把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經典文獻中某個論點單獨提出來使用,卻造成了對文獻整體理念的割裂和對論點本身的誤讀。毛澤東1948年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提出的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在於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反復受到引用並列為新聞工作的基本原則。但是他在講話中所強調的政策宣傳的目標“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卻被很多人給忘掉了。
在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教學科研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真正作為方法,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看待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不能不說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關鍵是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定的方法。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做文本分析,探討這些經典文獻的切入視角、論証邏輯和敘述方法,是非常有效的路徑,因為“文本分析目的在於顯示原始文本的邏輯結構,辨明其主要的思想和次要的思想,並准確地顯示它們之間的關系”。[11]本論文擬選取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有關新聞傳播問題的幾篇經典文獻,以探討列寧新聞思想中的方法論。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尤其關注方法的一位,以至於梅洛-龐蒂稱其哲學為“權宜之計”[12]﹔盧卡奇稱“那些隻把列寧看作現實政治的一個聰明的或者是卓越的倡導者的人,完全誤解了他的方法的本質。而那些以為能在他的決定中為正確而實際的行動找到可適用於任何地方的‘公式’和‘格言’的人,對他的誤解就更深了”。[13]綜觀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有關辦報與建黨關系問題的論述,其理論之清晰,洞察之敏銳,方向感之明確,令人驚嘆。本論文將選取《我們的當前任務》《迫切的問題》《〈火星報〉編輯部聲明》《從何著手》《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以下簡稱《怎麼辦?》)5篇文章,①以之為樣本展示列寧新聞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品質。
二、革命的現實性與現實性思維的運用
盧卡奇認為,革命的現實性是列寧思想的核心,是他與馬克思決定性的聯系。[14]所謂革命的現實性,是指把跟社會歷史整體具有關聯的每個個別的日常問題作為無產階級解放的契機來研究。作為經歷過並深入研究了列寧革命生涯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盧卡奇在這裡揭示了列寧經常採用的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思維模式。根據張偉的研究,現實性思維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的思維方式。[15]馬克思曾經批評舊哲學是理念決定現實,而不是現實決定理念,認為“思辨終止的地方,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証的科學開始的地方”。現實性思維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從抽象的理論設定回歸到現實的感性生活之中,使理論拋去了教條和想像,並指導思想依據現實的“已然”狀態去構建“應然”的理想世界,使“應然”的理想世界通過人的實踐活動轉變為現實世界。在具體的決策過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也總是根據實際情況制訂具體策略,而不做沙漠中的布道者。列寧將此概括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做具體分析。”[16]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列寧在闡述自己的新聞思想時,始終貫徹這種現實性思維模式:明確建黨目標、瞄准關鍵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制訂嚴密計劃,論述利用黨報完成建黨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列寧的目標是建立統一的集中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使之成為俄國革命的堅強領導核心。在《我們的當前任務》中,列寧提出,當前最迫切的任務是“把團結俄國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的事業放在牢固的基礎上。實現這種團結,為這種團結創造適當的形式,徹底擺脫狹隘的地方的分散性”。在《〈火星報〉編輯部的聲明》中,列寧提出,“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應該團結起來,全力以赴地建立一個鞏固的黨,這個黨要在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統一旗幟下進行斗爭”。在《怎麼辦?》中,列寧提出“社會民主黨人首先應當考慮建立一個能夠領導無產階級的全部解放斗爭的革命家組織”。實現該目標,是要克服當前運動中的兩個缺陷,一是社會民主黨的地方分散性和手工業性質。由於這種手工業方式,工人不能充分認識到全俄國工人的利益的共同性,不能很好地把俄國的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想同自己的斗爭結合起來,且“絕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幾乎陷入純粹地方性的工作中,這種地方性的工作會縮小他們的眼界和他們的活動范圍,限制他們從事秘密活動的技能和水平的提高”。二是對工人運動的行業性質和自發性質的崇拜。經濟方面(工廠方面)的揭露隻涉及某個職業的工人同廠主的關系,而得到的結果不過是使出賣勞動力的人學會較有利地出賣這種“商品”,學會在純粹商業契約的基礎上來同買主作斗爭,而社會民主黨領導工人階級進行斗爭不僅是要爭取出賣勞動力的有利條件,而且是要消滅那種迫使窮人賣身給富人的社會制度。
列寧正是在這一語境下闡述建黨和辦報的關系的,在他看來,隻有通過全俄政治機關報的宣傳、鼓動和組織,才能實際地解決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分散性和手工業性質。因為有了全俄政治機關報,才能建立一個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講壇,對專制政府進行深刻、全面的政治揭露,才能使社會民主黨宣傳和鼓動的內容更加廣泛和更加深刻﹔有了全俄政治機關報,才能使革命事業中“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識到他是在“步伐整齊的行列”裡前進,他的工作直接為黨所需要,才能通過斗爭經驗的交流創造黨的共同經驗,樹立黨的傳統和繼承性。有了全俄政治機關報,社會民主黨才能教育自己的成員密切關注政治事件,思考這些事件的意義及其對各個不同居民階層的影響,擬定革命的黨對這些事件施加影響的適當措施。有了全俄政治機關報,不僅可以培養和造就最能干的宣傳員,而且可以培養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組織者,最有才能的黨的政治領袖,這個組織的靈活性能夠應付一切:從在革命最“低沉”的時期挽救黨的名譽、威望和繼承性起,一直到准備、決定和實行全民武裝起義。列寧連續用了幾個比喻說明全俄政治機關報的重要性:報紙可以比作腳手架,使這個組織得以不斷向深廣發展的一條基線,巨大的鼓風機的一部分,這個鼓風機能夠使階級斗爭和人民義憤的每一點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最后,列寧做出了著名的論斷: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
列寧評價說,通過全俄政治機關報的出版發行,建立起俄國的社會主義郵遞工作,黨才能穩固地存在,黨才能成為真正的事實。列寧正是通過這種現實性思維,努力將俄國民主黨變成“不追求名稱”的事實。這再次印証了盧卡奇提出的觀點:馬克思主義通過列寧所經歷的發展,僅僅存在於它越來越理解到個別行動與一般命運之間密切的、可見的和重要的聯系,把它用來為所有日常議事日程的問題確立穩固的指導路線。[17]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列寧新聞思想的現實性,使其確立了建黨的目標以及穩固的指導路線在日常行動和個別事件的執行和落實的方案。作為命運實現契機的個別行動和作為指導個別行動的命運框架的有機結合,有助於俄國社會民主黨減少社會偶然性的消極影響並使之變成革命的機會。對此觀點,列寧在《從何著手》結尾有段意味深長的話:“我們一直都只是講有系統的有計劃的准備,可是我們決不是想以此說明,專制制度隻有在正規的圍攻或有組織的沖擊下才會垮台。這種觀點是一種荒謬的學理主義。相反,專制制度完全可能由於各方面隨時都發生的或無法預料的政治沖突的壓力而垮台,而且從歷史上看,這種可能性是更大的。但是,任何一個政黨,隻要不是陷入冒險主義,就決不會把自己的活動建立在指望這種爆發和沖突上面。我們應當走自己的路,堅持不懈地進行自己的有系統的工作。我們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們就愈不會由於任何‘歷史性的轉變’而手足無措。”列寧的洞察力之深刻由此可見。
三、在方法層面討論問題與實際效用性文本的特征
恩格斯1845年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談到系列文叢的出版業務時說:“或許最好是著眼於實際效用而犧牲理論的興趣。”[18]在這裡,恩格斯揭示了一個重要現象:著述目標和文本訴求不同,會形成並要求選取不同類型的文本,這些文本的特征也不一樣。理論興趣主導的著作重視概念思辨和嚴密論証,講求材料扎實和結論可靠。對於馬克思的經典理論著作特別是《資本論》,已有許多研究成果揭示了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的有關新聞思想的論著,則是典型的以“實際效用”為主要興趣的文本,對其進行分析有助於理解這種文本與理論性文本特征的不同。列寧主要是在建黨方法層面上來談論黨報與建黨關系的,與主要由理論闡述的興趣主導的文本不同,這種實際效用性文本雖然並不排除理論上的論証,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理論論証,但其主要訴求是討論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為了討論解決方法而進行形勢的分析,最后提供解決的具體方案。列寧正是在這種邏輯順序中開展論証的。
(一)在方法層面討論問題
創建能夠正常出版且同各地方小組有密切聯系的黨的機關報,是列寧建黨思想中佔據核心地位,甚至一度被其視為“最近期間的全部活動內容”。需要注意的是,在論述這一重要思想時,列寧完全是在方法層面進行闡釋的。在《我們的當前任務》中,他說明他的創建政治機關報的思想“談的是怎樣實際解決這些問題”。在《迫切的問題》中,他將創辦能正常出版和正常發行的黨的機關報稱為“迫切的任務”。在《〈火星報〉編輯部的聲明》中,列寧指出,問題是“為了把黨重新建立在盡可能穩固的基礎上,我們應當採取怎樣的行動計劃”﹔“創辦堅持原則的、能夠從思想上統一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共同的刊物”是恢復黨的活動的必要准備步驟。在《從何著手》中,列寧說明“問題不在於選擇道路,而在於我們在已經確定的道路上應當採取哪些實際步驟,到底應當怎麼做。問題在於實際行動的方法和計劃”,而創辦全俄政治機關報是建立“我們所希望的組織的第一個實際步驟,並且是我們使這個組織得以不斷向深廣發展的基線”。在全面闡述其建黨思想的《怎麼辦?》中,列寧重申“我們需要的不是在原則上而是在實際上解決問題,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個明確的建設計劃,使大家能夠立刻從各方面著手進行這種建設”,而問題就在於,除全俄政治機關報紙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強有力的政治組織。“方法”“步驟”“任務”“計劃”“出發點”是列寧在考慮全俄政治機關報在建黨過程中的作用時所設定的基本問題領域。
(二)語境高度清晰的分析論証
喬姆斯基在分析語言生成規則時提出了語境自由(不受上下文制約)和語境制約(受上下文制約)的兩種分支規則。[19]我們也可以用來作為分析文本風格的有效參考框架。所謂文本的語境自由,即論述過程中完全脫離具體的語境,主要提供普適化的結論﹔所謂文本的語境制約,即論述過程中提供清晰具體的語境,並在具體語境約束下探討結論。由於是在方法論層面探討策略,列寧在分析黨報與建黨工作關系時,構建了高度清晰的語境,即他在做出具體結論之前,總要詳細分析俄國社會民主黨所面臨的形勢、挑戰和機遇。在《我們的當前任務》中,列寧開門見山,說明俄國工人運動現在處於過渡時期,俄國社會民主黨重新回到了各地方組織分散的狀態,無法組織階級斗爭,需要通過黨報來制定共同的綱領、一起討論黨的策略和組織問題。在《〈火星報〉編輯部的聲明》中,他說明“我們正處在俄國工人運動和俄國社會民主黨歷史上極端重要的時刻”,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以異常驚人的速度在俄國知識界傳播,工業無產階級開始聯合起來同自己的壓迫者進行斗爭。另外,運動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其分散特點和手工業性質,“經濟派”有將運動引入歧途的危險。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團結和統一不是下一道命令或者通過一個代表會議的決議就可以實現的。在《怎麼辦?》中,列寧更是全面而系統地分析了工人運動的良好基礎、各階層反對俄國政府專制的需要,討論了把運動引向社會民主主義方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做出論斷前提供高度清晰的語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使列寧的新聞思想具有鮮明的實事求是的品質。
(三)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
將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建黨時期的新聞論著描繪為實際效用性文本,並不是說這些論著沒有理論含量。恰恰相反,這些論著都是在嚴謹的理論論証基礎上提出解決方案的,理論指導下生成策略和實踐基礎上論述理論的有機結合,使這些論著既有理論的雄辯力量,也能解決實踐中的迫切問題,視野長遠且能近處著手。在《我們的當前任務》中,列寧引用了馬克思“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的論斷,說明經濟斗爭不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真正任務,因此,必須改變運動的手工業方式,需要用全俄政治機關報把其他活動結合起來。在《從何著手》中,列寧提出“沒有政治機關報,在現代歐洲就不能有配稱為政治運動的運動”的論斷,並具體論述了利用全俄政治機關報在人民階層激起政治揭露熱情、利用代辦員網培養組織骨干的方法。在《怎麼辦?》中,出於與“經濟派”等進行論戰的需要,列寧更是充分調用了各種理論知識與俄國革命的現實相結合。他引用恩格斯評價理論在德國工人運動中重要性的論述,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具體說明俄國工人運動必須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而擺脫工聯主義的影響。他用事實指出,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是使工人運動從自發的經濟斗爭轉變為自覺的政治斗爭,並說明利用全俄政治機關報組織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條分縷析地說明了“經濟派”所強調的黨的組織的民主制在俄國的不現實性,提出了建立職業革命家組織與以同志信任為基礎的組織原則。他批評了納杰日丁把辦報與建黨工作分離的觀點而說明如果沒有政治機關報,黨的各項活動將失去政治意義。與當前許多實際效用性文本沒有理論論証的“要”字訣表達,或者與沒有實際意義的理論表揚相比,列寧的這些論著既體現了深刻的理論自覺,又表現出顯著的可操作價值。
四、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說:我看過一些西方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書,其結論未必正確,但在研究和考據馬克思主義文本上,功課做得還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們的一些研究在這方面的努力就遠遠不夠了。[20]我們經歷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為深化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實踐基礎。但是要真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哲學社會科學,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需要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上下功夫。而閱讀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原典,目標不是掌握其具體結論,而是要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維模式、論証邏輯和研究方法,即以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的新聞論著為例,我們當然已經不需要牢記必須通過全俄政治機關報完成建黨目標,必須通過黨報進行全面的政治揭露等具體結論,也不需要將之列為我們必須熟記的原則和主題。對於我們而言,重要的是文本所體現的思考邏輯,即列寧在這些文獻中體現出來的革命的現實性思維,依據黨的綱領和目標而制定的日常的穩固的新聞宣傳路線。這種思維模式體現在文本中所形成的實際效用性文本的基本特征,即在方法論層面討論問題,進行高度語境化的分析論証,並將理論和實際有機結合。這可能是理解列寧新聞論著之方法論品質的更有價值的收獲。
注 釋:
①在本論文中,除明確標注的引用外,其他引文均來自《列寧全集》中引述的5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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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河南大學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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