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是一項復雜系統的工程。當前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化主要是期刊社建立網站、在線審稿、設立微信公眾號等“自媒體化”﹔與大型數據庫合作數字化﹔國家數字化公益平台推進﹔學術期刊機構方聯盟數字化。總體上看，“自媒體化”工作艱難，開展成效不明顯﹔與商業化數據庫平台合作成效突出，但存在張力﹔數字化實踐中理念存在偏差，缺乏傳播力的精准定位。數字化改變了學術期刊的傳播生態，傳播力成為學術期刊的核心競爭力。學術期刊數字化的內在邏輯是新技術對傳播方式革命性的整合和再造，以及傳播力的內在價值訴求。傳播力建構是學術期刊數字化的出發點、著力點和落腳點。當前要做好以下學術期刊數字化工作：認清學術期刊數字化的本質，堅持辦刊自信﹔積極推進和實施傳播力發展戰略﹔提高政治站位，尋求政策性傳播力道。

【關鍵詞】數字化﹔學術期刊﹔內在邏輯﹔傳播力

數字化改變了學術期刊的傳播生態，傳播力成為學術期刊的核心競爭力。20世紀90年代我國學術期刊引入核心期刊評價引發“鯰魚效應”，產生極強的內生動力。一時間“影響力”成為各期刊社競相追逐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過去單向度的靜態的傳播模式，極大地推動了學術期刊的發展。但從近20年的評價實踐來看，它並沒有改變學術期刊封閉的辦刊生態環境。數字化是數字技術發展的必然趨勢，其技術意義並不僅僅局限在工具性層面，而是全行業生產方式顛覆式的變革。如果說核心期刊理念堅持的是內涵式的發展道路、功夫在內的話（“內容為王”），那麼數字化背景下就強調內外兼修，既強調內容生產，又重視知識傳播、追求外延式發展。目前，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化工作已經破局前行，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國家層面，“十二五”“十三五”發展規劃已明確提出了數字化期刊發展的具體目標。但在實踐中相較於商業性或者說經營性期刊來看，學術期刊明顯存在數字化意識主動性不夠，整個工作較為被動和遲滯的問題﹔數字化中“去期刊化”的問題，也直接對學術期刊形成困擾，使辦刊者陷入深深的迷茫。本文以人文社科類學術期刊為視角，聚焦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化實踐、通過數字化與傳播的內在邏輯分析，揭示出學術期刊數字化的傳播本質，以期在傳統紙質學術期刊的數字化正確轉型問題上拋磚引玉，就教於專家。

一、當前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及存在的問題

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是一項復雜系統的工程，學術界對此也有多種理解和定義。以傳統的紙質版學術期刊為視角解讀，學者給出的定義是：從廣義的角度看，是指學術期刊出版內容、編輯流程、經營方式及期刊社內部管理等全方位的數字化，其中不僅包括出版物內容的數字化，也包括出版行為的數字化。[1]從狹義的角度講，有學者認為數字化是依托傳統學術期刊的內容資源，運用數字化和網絡技術進行立體化的傳播，其主要是出版物內容的數字化。[2]從數字出版的形態來看，學術期刊數字化又可分為數字化期刊和數字期刊兩種形態。有學者認為，數字化期刊是基於傳統紙質期刊的數字化，即利用數字化技術改變紙質期刊內容的載體形式和用戶閱讀方式，主要體現為介質多元化、推廣網絡化、傳播立體化。這一表述相當於上述的廣義概念，而我們今天談的學術期刊數字化也主要是這一內容。數字期刊則是基於數字化技術，利用互聯網、物聯網、雲計算的全新出版方式，完全脫離紙質載體以數字內容的編輯出版為流通介質，以互聯網或其他電子通信手段為渠道，以網上支付或電子支付為交易手段，完全實現在線審稿、出版發行工作。[3]當前，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化的實踐形態和問題還主要是傳統紙質學術期刊如何數字化轉型的問題，因此我們也主要以傳統紙質學術期刊數字化為視角來分析數字化轉型問題。

（一）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化實踐考察

當前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化的樣態，有學者總結為“三個平台”和“五種模式”。“三個平台”即期刊數據庫第三方平台、學術期刊門戶網站平台、以中國科技論文在線和開放閱讀期刊聯盟等為代表的學術期刊開放存取平台，“五種模式”即優先出版、延時出版、開放獲取、紙質版的網絡版、學術論文個性化組合版。[4]如果以單個學術期刊為視角，在實踐中主要表現為四種情況：（1）學術期刊社數字化的“自媒體化”和數字平台建設。所謂“自媒體化”，即期刊社以傳統紙質學術期刊為依托，積極開展數字化出版和傳播工作，主要表現在自建網站傳播，在線審稿等編輯出版管理，創建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其中數字平台建設主要為網站建設，個別有實力的期刊社開展了電子版的出版發行工作，如《新華文摘》﹔還有一些媒體集團嘗試開展了媒體融合，實現了學術期刊數字化，如浙江大學學報。[5]（2）與中國知網等大型數據庫平台合作開展數字化工作。根據江蘇省的統計，截至2017年，江蘇省有65.8%的期刊建立了獨立的官方網站，其中90%為專業類學術期刊﹔有93.7%的期刊加入中國知網。調查分析中有兩個100%：一是所有期刊均建立了數量不等的數字化形式，二是全部專業學術期刊加入中國知網出版平台。[6]與大型數據庫平台合作形式較為簡單，即學術期刊社將每期的內容光盤“出售”給數據庫，一般按10%的收益分成，知識的再生產、經營一般與期刊社無關。近幾年大型數據庫在即時通信平台等應用方面也提供給期刊社很多技術支持，如優先出版、OA系統、在線審稿、學術不端查重、語義出版等。目前，以大型數據庫平台為主導的學術期刊數字化工作正向縱深發展。2017年10月，中國知網與首批合作的436家學術期刊編輯出版單位發布學術論文錄用稿網絡首發聯合公告，將期刊以錄用、初步定稿或已定稿件以單篇或整期的形式通過中國知網平台優先出版，開啟了我國學術期刊首發出版新模式。[7]（3）國家數字化戰略學術期刊公益性平台推進。2011年教育部“名刊工程”創建高校學術期刊數字化平台“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2012年3月，經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批准，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與數據信息中心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委托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建設。截至2016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庫收錄期刊665種，論文近300萬篇，在傳播方面與商業數據庫平台相比存在較大差距。（4）學術期刊機構方聯盟數字化。在實踐中，期刊聯盟之路並不順暢，往往呼吁的多，成功的少，如早期的“合肥宣言”最后也是無疾而終。[8]聯盟的意義一方面是適應數字化的資本、信息、人才密集的需要，破解支持條件難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與商業大型數據庫平台分庭抗禮，爭奪話語權的需要。但從目前來看，學術期刊機構方聯盟數字化並沒有實現初衷與超越，而是仍然在探索中。如2015年7月，社科院系統、高校及其他學術研究機構與團體、新聞出版機構等聯合成立中國學術數字出版聯盟，該聯盟依托《學術著作出版規范》系列標准、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的人文社科學術成果重要質量評估指標體系、眾書網搭建的“國際化按需出版數字傳播網絡”“學者在線”“壹學者”等建立學術成果應用發布平台[9]，2018年9月第五屆中國（武漢）刊博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新媒體與學術期刊傳播’暨社會科學期刊新媒體聯盟發布會”，集合院內81種學術期刊組成方陣與社會各方聯盟建立新媒體平台數字化發展，都意在努力實現學術期刊機構方聯盟數字化。

（二）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化實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化已邁出堅實的步子，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囿於體制、資金、技術、人才等因素在實踐中的數字化探索顯得有些遲滯不前，總體來看還屬於探索試水階段。其問題主要表現如下：

（1）各期刊社數字化流於形式，“自媒體化”成效不明顯。如上文中江蘇省的統計反映出我國多數學術期刊社已經具有數字化意識，但整個工作還處於初步階段，數字化運作還存在諸多困難。就網站建設而言，很多期刊社的網站形同虛設，數據更新遲緩，甚至還存在滯后於紙質期刊的現象，其結果導致與建設初衷相背離。[10]很多期刊社網上投稿系統也因操作繁雜、稿件分類等問題相當於形同虛設。[11]在即時通信傳播平台方面，有學者對政治學類35種CSSCI核心期刊進行研究分析，設有微信、微博或博客的期刊已逾半數，但從數據更新看，大多隻機械地設立平台，內容缺乏系統性、連續性、及時性，致使平台建設流於形式。[12]由上述問題可以看出，我國學術期刊的數字化道路可謂漫長悠遠。

（2）與商業化數據庫平台合作成效明顯，但存在張力。大型數字化平台集中了單個學術期刊難以企及的資本、信息、技術、人才等數字化要素，在滿足自身商業利益訴求的同時，成功實現了學術期刊數字化的傳播。就學術期刊而論，當前我國學術層面的媒體融合是中國知網、維普信息、萬方數據等大型商業數據庫推動和完成的，有學者認為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3]。目前學術期刊加入大型數據庫平台是實現數字化傳播最現實、最有效的形式。如中國知網經過20余年的發展，其產品出口到北美洲、歐洲、亞洲43個國家和地區，機構用戶達1300余家，海外每年文獻下載量1300余萬篇次[14]，這是單個期刊社無法企及的。

但近年來，學術期刊社在與大型數字化平台合作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數字化背景下“讀庫的越來越多，讀刊的越來越少”，學術期刊存在感下降、主體性喪失﹔大型商業性數據庫平台資本逐利和任性的一面也表現出來，引發了與學術期刊社的矛盾。2017年3月，中國知網在天津舉辦“學術期刊轉型與融合發展合作方案溝通會”，主辦方明確提出“消滅紙質版，提高數字版價格”，學術期刊社擔心的數字化過程的“去期刊化”問題公開暴露。實際上，早在2016年此問題就出現過，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因中國知網買庫漲價太高不得不聲明暫停使用的情況。[15]實事求是地說，如果說學術期刊利用大型數據庫平台成功地實現了數字化轉型，最終革了自己的命，而沒有實現“鳳凰涅槃”式重生，那學術期刊數字化的意義在哪裡？這個問題非常值得人們深入思考。商業化數據庫平台的逐利性如何受到約束？法治化的環境是其一，更重要的約束還是學術期刊的話語權。學術期刊雖然是內容的提供者，但沒有話語權，所以如何“合作”的問題在當下法制不完善的情況下需要體制性的政策保護。同時，當前學術期刊公益性傳播平台也急需建立起來以制約商業化數據庫平台的逐利性。

（3）缺少數字化背景下學術期刊傳播力的精准定位。從當前來看，人們對數字化的定位主要還是技術的，沒有從本質上即從傳播上理解數字化概念，致使學術期刊數字化走入“死胡同”。筆者查閱中國知網，在“主題”一欄輸入“學術期刊傳播力”，顯示70條結果﹔輸入“傳播”顯示375條結果﹔輸入“核心期刊”顯示91432條結果，顯示結果反差巨大。[16]從實踐來看，筆者走訪多家期刊社，幾乎所有期刊社都把轉載、索引放在工作的突出位置，沒有一家期刊社提出把傳播力作為期刊發展規劃的明確概念。對於數字化，人們從理念上接受，但均局限於工具性的簡單使用，沒有與傳播力對接。當前學術期刊數字化出現困難或者流於形式的重要原因在於數字化理念的偏狹甚至錯誤，即追求數字化形式的轉型工作，不追求基於傳播力提升的平台構建或建設。人們在實踐中一提數字化開展困難，大多都會把原因歸咎於缺少資金、人才等，思考也往往就此止步。學術期刊的重要功能應在於學術交流與傳播，創辦學術期刊不能僅止步於平台的搭建，而忘記了學術傳播與交流的初心。

二、學術期刊數字化傳播的內在邏輯

在數字化工作中，有主編說，學術期刊不主動數字化是等死，主動數字化是找死。這話雖有偏頗，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目前一些學術期刊社的無奈，但同時也反映了學術期刊如何數字化的緊迫感。

（一）數字化新技術是對傳播方式革命性的整合和再造

數字化的概念和意義決不能僅僅止步於工具性的使用，而是思維和理念的迭代。數字化全面解構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數字化環境下知識的傳播和獲取越來越容易，學術期刊在知識傳播上的功能受到沖擊。當前，基於大型數據庫的知識服務體系，使學術期刊在成果提供形式和結構上發生了變化，以適應數字化。一方面，知識傳播立體多維、空間無限，使論文在呈現形式上不斷豐富﹔另一方面，在方便檢索、向用戶展示研究過程等深度服務時，論文要素被分解，在傳播的形態上呈現新特點。數字化傳播改變了傳統學術期刊共享性差、信息不全、存儲和檢索不便的傳播缺陷。數字媒介整合了一對一、一對多以及多對多的傳播形態，一種物質載體、不同數字媒介對應的傳播用途和傳播目的在傳播過程中一直處於不斷的探索和建構中。傳播載體實現了從無形到有形的轉換，傳播形式及傳播手段在時空上實現了從橫向到立體傳播的范式轉換，傳播的主客體可以經常性換位，且互動性增強、個性凸顯。[17]移動互聯網時代，網絡傳播的復合、開放、多級、連通特性使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傳播理念、傳播規律都發生了變化，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傳播形態相互交織，單向性的傳播模式已經轉變為多向性的非線性傳播模式，信息傳播兼具多層級、分眾化、碎片化、及時性、交互性等特點，文本、圖像、聲音等信息交互融合。“數字出版融合了內容、變革了閱讀，以一種新的業態快速成長，是對學術期刊傳播方式的一種革命性的整合和再造。”[18]

（二）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本質在於傳播力內在價值訴求

“傳播是科學的本質”。[19]從轉型形式上看，一方面指載體的紙質傳播到數字傳播﹔另一方面指運用互聯網、大數據思維構建期刊運營新模式。這兩種轉型形式從本質上講都指向傳播，而且就學術期刊公益性而言，傳播是其內在的本質規定性。學術期刊離開傳播的價值遵循必然偏離主題與方向。就數字化而言，學者李頻認為，“學術期刊數字化傳播的內在邏輯是：傳播技術從機械化印制技術發展到數字化通信技術引致並最終決定了從期刊出版到傳播的數字轉型”[20]。數字化的本質不僅僅是出版載體的變化和介質的改變，由紙質出版變為數字出版，而主要在於傳播的立體多維，交互共享，無限鏈接等重要傳播的生態改變。因此數字化下，作為學術期刊社應主要把握這一過程的內在價值訴求——聚焦傳播力發展。有學者指出，“學術期刊的數字化，首要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讓用戶在單位時間內獲取最重要的內容。如何讓傳統期刊數字化后具有（為讀者所）喜聞樂見的特點、產生巨大的傳播力，才是期刊數字化的真正意義所在”[21]。關於傳播力，簡而言之就是“傳播內容充分利用各種途徑實現有效傳播的能力”。[22]與對影響力的重視相比，國內學術期刊對於傳播力的重視和研究無論是理論形態還是實踐形態至少晚了10余年。2012年，由雲南師范大學主辦、雲南師范大學學報承辦的“第二屆社科期刊改革與特色欄目建設高層論壇”主張“社科期刊應高度重視傳播力”，《人民日報》報道會議后，新華社、國家社科基金網站以及搜狐、網易等商業網站的轉載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學術期刊的傳播力才逐漸得到有關專家學者的重視[23]，並極大地影響了學術期刊數字化的轉型和發展。學術期刊數字化的實質就是傳播力的提升，離開這一價值訴求，數字化將變得毫無意義。

轉型的本質是從追求影響力到追求傳播力的改變，數字化時代也給學術期刊傳播力的提升提供了無限的可能空間。應該說，“影響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術期刊的傳播力。一般而言，影響因子較高的期刊文章的質量也較高，反過來講，“影響因子”較高的學術期刊，其學術傳播力也較強。“影響因子”作為傳播力的一個效度考察，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應該都能站得住腳。在今天的語境下，數字化對於“影響因子”的提升具有正向的作用。在我們國家，人們對於核心期刊評價的詬病主要在於其被“神話”、功能異化。數字化背景下圍繞核心期刊理念辦刊在一定意義上沒有錯，關鍵問題是它不能是目的性的，其價值實現應該在知識的交流與傳播方面。傳播力和影響力二者在實踐中並不矛盾，影響力是學術期刊發展評價的一種指標，價值在於工具性，傳播力對於學術期刊來說既是基礎能力又是目的，即最終價值旨歸。數字化下傳播空間無限，強調知識鏈接、互動性、共享性、服務意識、平台意識等，實際上數字化下誰對傳播力運作精准到位，誰就能佔領信息、服務的制高點，誰的傳播力就強，學術交流與服務功能就能得到最大發揮，期刊的社會認可度就會高。即使從影響力的視角分析，提升傳播力也必然會使轉載、索引傳播空間提升、效率提高。

三、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傳播力定位的戰略思考

數字化發展到今天，出現了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社會生產形式，生產關系形態上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甚至在深層的價值觀形態上都給我們以深刻影響。碎片化知識的呈現在給我們選擇與檢索自主與方便快捷的同時，知識的系統性、完整性也往往遭到肢解，虛擬性在對人的生活空間無限拓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著人們的責任，數字化的商業應用在整個生產領域較為突前，“算法推送”無形中也在“功利計算”，等等。因此，傳播力提升是個時代命題。既得益於數字化技術支持，反過來時代又需要通過傳播力提升引導數字技術的合理價值訴求。

（一）認清學術期刊數字化本質，堅持辦刊自信

堅持辦刊自信，制定傳播力發展戰略是解決目前學術期刊數字化迷失的當務之急。學者在研究中往往批評學術期刊受體制保護，數字化積極主動性不夠，這種觀點並不完全正確。實際上，在工作中多數期刊社還是主動進行數字化運營工作的。但多數期刊社在實際工作中往往遭遇到瓶頸，如建立網站、數字化管理與運營直接面臨人員少、技術支持能力差、資金匱乏等問題，致使工作的開展有始無終，困難重重。另一方面，學術期刊社數字化迷失還有“去期刊化問題”。“去期刊化”概念的形成至少與三個因素有關：一是人們對數字化轉型的誤解，即學術期刊數字化必須實現“數字期刊”的出版轉型，形成與紙質出版對立起來的錯誤理解﹔二是數字傳播中期刊內容傳播的論文要素被分解，出現“隻讀庫，不讀刊”現象，導致對紙質出版形態的誤解﹔三是人們數字閱讀劇增的發展趨勢，造成紙質出版物被冷落的假象。據筆者觀察，在辦刊實踐中，也有從業者刻意迎合這種現象，隻注重單篇文章的質量，忽視刊物特色以及版式設計等，對學術期刊社數字化出現茫然狀態。歷史地看，我國學術期刊發展呈現“全、散、小、弱”的生存狀態，沒有話語權，再加上與大型數據庫的合作中，資本運作邏輯出現的任性，學術期刊發展真有點雪上加霜的味道。這種狀況與新時代賦予學術期刊的新使命、新要求格格不入。

長期以來，我國學術期刊在自身發展的同時，在學術交流與傳播、學術創新、培養學術新人、促進經濟社會文明進步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傳統紙質的學術期刊經廣大學術同人對學術論文的嚴格把關並定期出版，具有較強的穩定性、權威性，因而在學術傳播體系中居於核心地位，成為傳播人類學術創新成果的主要媒介。在傳播體系中，學術期刊的內容生產具有超越其他傳媒的比較優勢，“內容為王”是傳統紙質媒體的制勝法寶。在數字化這個大趨勢下，傳統紙質媒體這一理念仍不能放棄，因為離開這種比較優勢，所有傳播也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有學者研究指出，“在人文社科領域，傳統學術期刊在學術傳播中的中心地位不僅沒有被新媒體取代，相反，似乎越來越穩固了”[24]。因此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隻有把傳統的紙質學術期刊辦好，凸顯出其學術中的權威性、專業性、特色性，我們傳統的紙質學術期刊才能有更加穩固的地位。

（二）積極推進和實施傳播力發展戰略

2015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與財政部聯合印發的《關於推動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提出了“立足傳統出版，發揮內容優勢，運用先進技術，走向網絡空間”。這應該成為我們制定傳播力戰略的指導思想和原則。當前，許多學者認為，掣肘學術期刊數字化的問題是資金不足、人才匱乏，在具體做法上，為“對抗”資本，呼吁建立聯盟的呼聲很高，但從實踐上卻收效甚微。筆者認為，數字化大數據時代信息密集的呈現不是哪幾家學術期刊社聯合或聯盟就能夠實現的，單個期刊社的孤軍奮戰在實踐中會走入死胡同。這種“聯盟”聚合是一種開放的生態。學術期刊應主動與資本對接、借力發力，而不是“對抗”在硬件建設上與“資本”比拼。傳播力建構是學術期刊數字化的出發點、著力點和落腳點。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1）制定傳播力發展戰略。這個戰略依托傳統紙質學術期刊，依照期刊社數字化條件，審查刊物自身的社會位置，制定傳播力發展目標，也即圍繞傳播力建設搭建數字化平台。（2）要有極強的平台意識，搭建好傳播平台。平台意識首先是開放的意識，是資源的意識，是發展的意識，是一種能夠超越傳統發展中基於廣告、發行的思維邏輯的意識。平台是發展的基礎，也是展現事業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可以集合社會上對自身發展有利的各種資源，拿來主義也好，合作共贏也好，唯一目的是為了產生巨大的生產效應。同時，這個“搭建”更強調合作意識。學術期刊社必須正視自身的數字化條件、審視自身的優劣勢，切不可被數字化概念套牢，更不可以被一些專業評價機構在對學術期刊的評價中，將期刊網站的建立情況作為加分項而誤導。在數字化實踐中不要刻意追求形式的東西，有條件可以設立網站，沒有條件與其他刊社或社會組織共建網站也未嘗不可。在互聯網生態下，我們必須有合作互聯共贏的意識，在搭建平台方面，思維要有開放性，而不是一味地進行單打獨斗。沒有條件的，利用移動新媒體時代開展好微信客戶端、微博等也不失為極佳選擇。（3）深入研究傳播價值鏈生成過程，積極以自身條件進行對接。數字化傳播的最大特點就是互聯互通、交互傳播、多維立體、空間無限，既往學術期刊知識成品成為“傳播元”，在傳播中無限鏈接產生新知識。在工作中我們必須有清晰的傳播意識，一切以提升傳播力為著力點。（4）提升服務意識，推動傳播的精准化和效度。學術期刊的轉型也包括服務意識的轉變。數字化時代呈現立體傳播的特征，傳播主客體隨時隨地可以互相轉化，受眾角色轉變為用戶。在整個傳播過程中特別強調用戶體驗，特別強調互動性，一切以用戶為中心。學術期刊可主動挖掘、分析這些行為，發現並利用受眾的個性化需要，促進傳播的分眾化、大眾化、個性化、精准化，延伸學術的生命空間。如果以商業化的視角，即使是內容生產也應該是面向用戶。早在20世紀90年代，許多通俗類期刊成立讀者服務部為讀者貼心服務，讓許多期刊發展贏得先機。今天數字化為用戶服務提供了極大的技術支持，OA系統、語義出版等創新服務形式也有了無限可能，如信息搜索幫助、在線交流等。互聯網時代是“粉絲經濟”時代，誰能為用戶做好服務，誰就能擁有更多“粉絲”。“粉絲經濟”的重要特點就是傳播具有無限的擴張力。對學術期刊而言，“粉絲”用戶多了，學術期刊的訂閱閱讀、轉載、索引等也必然上升，形成傳播價值鏈，提升傳播力。

（三）提高政治站位，尋求政策性傳播力道

政策就是生產力。政策無論在市場的條件下還是非市場的條件下都是影響社會的重要推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要求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在政策導向上，管理層對期刊的發展支持已經轉變為從過去調結構式的管理到今天的政策支持型變化，如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就是如此。以后國家層面也將會以課題或重大選題的形式對品牌期刊進行更多支持。提高政治站位，尋求政策的傳播力道，學術期刊就應積極融入社會，與黨和人民同呼吸，在解決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中汲取營養，保持活力，承擔其政治責任。數字化發展到今天，出現了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社會生產形式，生產關系形態上也隨之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甚至在深層的價值觀形態上都給我們以深刻影響。碎片化知識的呈現在給我們選擇與檢索自主和方便快捷的同時，知識的系統性完整性也往往遭到肢解，虛擬性在對人的生活空間無限拓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著人們的責任，數字化的商業應用在整個生產領域較為突出，無形中也在生成著“功利計算”的價值觀。傳播是技術，更是思想引導。意識形態問題是任何社會、任何階級都回避不了的問題。歷史地看“意識形態終結論”隻能是對自身結論的終結。學術期刊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類知識本身蘊含價值觀，其學術成果必須反映當代社會主流價值觀的社會訴求。學術期刊應該以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為責任和使命，在學好、吃透黨的方針政策時還要學會履行責任、完成使命，借助政策力道增強體質、發展好自身。學術期刊肩負著“社會之公器”責任，意識形態是紅線，誰觸碰誰完蛋，丟刊號、丟飯碗還是小事，還要按照“意識形態責任制”追究責任。目前，在實際工作中，部分人還存在糊涂觀念，總認為政策是約束力量，不斷抱怨體制掣肘發展，這種認識是極其錯誤的。從數字化時代的“共享”特征看，隨著政府“放管服”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信息公開條例”的進一步落實，政策力作用將進一步增強。

提升傳播力道在實踐中要特別注意以下問題：（1）處理好學術期刊的公益性與數字化商業運作中資本訴求之間的張力。數字化在傳播中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知識獲取的方式發生重要變化。商業化運作的普遍做法就是迎合用戶的“算法推送”，即用戶需要什麼我就“迎合”什麼。當今傳播仍是“內容為王”（包括政治）的時代，學術期刊仍將發揮重要作用，在與大型數據庫的合作中必須堅定自身的主體性，而且在學術信息解構、新的鏈接中必須保持有話語權狀態。當然解決這些問題還有待於知識產權問題的進一步深化。但今天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不能任由資本任性。（2）處理好快餐化、碎片化、娛樂化知識傳播與學術期刊內在科學精神訴求的張力。快餐化、碎片化、娛樂化適應了數字化時代知識信息的傳播快速、精准以及個性化的需要，但是學術期刊的重要職責是知識的傳承傳播和新知識的生產，具有嚴謹性、科學性、價值性內在邏輯統一，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數字化傳播是相悖的。學術期刊如何在數字化傳播中實現二者的統一，並利用新的傳播特點改變過去學術期刊既往的“小傳播”到數字化的“大傳播”“大眾傳播”是當下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3）處理好與國際接軌問題。解決好與國際接軌問題，是關乎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傳播和當下中華文化“走出去”，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問題。中國學術期刊與國際接軌不僅僅是技術的接軌，傳播得更多的是中國文化、是中國人的價值觀。我國文化傳播在國際中的地位急需提升，如中國知網等在國際化的傳播中，2000年后做出了突出成績，但與一些國際大型傳媒集團相比，還缺少話語權。我們必須避免陷入資本的邏輯，防止我們的意識形態丟失。因此，我們更應該大力傳播中華文化、展現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學術風採和文化風採，從而提升中華文明的傳播力，提升中華文明在世界文化中的影響力，提升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文化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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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河南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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