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來，部分自媒體文章（評論）在宣揚報道中國科學家、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時，使用“知識——娛樂”二元對立框架對正面人物進行形象塑造，給娛樂圈中藝人的“高知名度”、“高收入”與正面人物的“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標簽相對立，表面上呼吁社會關注被忽視的精英、英雄，實際上卻是在煽動受眾情緒、加深社會階層的對立。本文採用案例分析法，試圖通過對近五年來在自媒體中熱傳的網絡評論，探究這些文章中敘事手法，並就受眾對類似話語陷阱的解讀、淡化社會誤解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

形象塑造﹔二元對立﹔情緒宣泄﹔階層對立

【正文】

當科學技術積累到一定程度時，社會生產和生活模式必定會迎來一場革命。[ 溫世君.擁抱“互聯網+”的基礎是用戶思維——受眾角色的重構與媒體轉型[J]電視技術.2015,39（16）]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加速了信息的傳播，受者與傳者的角色逐漸融合，用戶得以依托自媒體平台進行信息發布，對公共事件進行點評。然而，大眾自傳播的局限、現代社會的多元價值觀、認同構建的困境以及職業新聞素養的缺乏等因素，導致了網絡新聞以及衍生的生產內容缺少理性表達，在相當一部分網絡評論中，充斥著生產者的主觀情感色彩與話語陷阱。

近年來，在互聯網上被廣泛熱議的《姚貝娜之死 張萬年之殤》、《黃曉明PK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敵一場作秀？》、《中國明星為何比科學家拿得多？》等網絡評論，在宣揚報道中國科學家等業界精英時，才“知識——娛樂”二元對立框架中進行形象塑造，將娛樂圈中藝人的“高知名度”、“高收入”與科學家、將軍等“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社會角色相互對立，再通過模糊、夸大甚至捏造事實的敘事手法，煽動受眾情緒，以加深社會的階層對立。

1.新媒體時代大眾自傳播的局限

1.1新媒體時代自傳播的局限

伴隨著自媒體的崛起，新聞傳媒業生態經歷著劇烈的動蕩，以數字為核心的新媒體環境中，受眾獲取信息的途徑發生著改變，博客、微博、QQ、微信等社會化媒體的興起，令用戶突破了現實社會的局限，在新媒體形成的公共空間內，大眾自傳播已成為相當強大的傳播力量。社交平台的興起，帶來的很重要的一個變化是新聞的大規模業余化，[ 常菲.互聯網興盛與公民新聞興起[J]青年記者.2013.10]社會個體擁有了發聲的權利與渠道進行大眾化傳播。傳播與接受不再按照時間先后順序發生，傳播與接受依托於媒介而融合，大眾由單純的受眾進化為傳播的主體，並對信息進行有傾向的選擇。

在這種傳播中，新媒體新聞大眾的局限也不斷暴露，作為理性公民的公民階層並非是大眾傳播中的主體，也沒有形成成熟的傳播模式。[ 楊延琪.論新媒體新聞大眾自傳播的局限[J]編輯之友.2014（8）P50]相比較職業新聞評論，發生在民間輿論場中的個體觀點缺少專業的新聞規范，所使用的話語體系包含了大量主觀情感色彩。

依托於人際關系、社會關系的公民新聞的生產和擴散，在帶來信息繁榮的同時，也透支著自身的公信力與傳播質量。這種用戶個體的自由發聲，相比職業新聞，網絡評論並不嚴格遵循新聞報道的公正客觀原則，以至於出現了快速追逐話題的現象，發布的信息缺少完整深入的了解，部分內容判斷膚淺化與感性化、信息傳播的缺失，影響著受眾的認知。

1.2受眾的局限：非理性解讀

隨著網絡媒體的繁榮，信息全球化令媒介不斷融合，媒介與信息在獲得主導地位的同時，也引起了信息的泛濫。從過去的被動接受單一、有限的信息，到當下如洪水般襲來的信息流，受眾對信息產品的品質提出了空前苛刻的要求。[ 郭琳.多屏時代的媒體受眾——從媒介融合背景下受眾角色的轉變談起.[J]電視研究.2010（8）]在信息全球化的語境中，集文字、聲音、視頻、圖片於一身的多媒體作品取代了單一的信息生產，移動終端的交互性實現了受眾與信息發布者的雙向交流。媒體與受眾互動方式的改變，促進了受眾由單一受者變為傳受合一的雙重角色。

網站以秒計算的不斷更新的信息，會使得公眾對信息內容的了解越來越多，但大都停留在蜻蜓點水的程度。吳曉明在公民新聞與社會輿論的研究指出，當代中國，公民只是扮演了輿情追隨者和煽動者的角色。[ 吳曉明.網絡“公民”新聞的社會輿情解讀[J]. 河北學刊，2011（3）.]當某件公共事件引起互聯網的風起雲涌，經歷了短暫的喧囂后，又很快湮沒在一個公共事件的討論中，受眾在新媒體空間中，持續的集體行為難以實現。

當公共發生引起網絡圍觀時，這些情緒會引發對抗式的解讀。受眾具有獨立認知和思維能力，可能會基於自身利益、立場、對社會環境的認知在特定的時空、生活環境、政治氛圍中，會進化出對信息的多元解讀方式。在相互印証以及對信息的解讀過程中，受眾會從自身的利益、立場、職業、所屬群體、生活經歷以及對信息真實性、可信度等判斷加以選擇。[ 陳小偉.傳統媒體面對受眾對抗式解讀的困境及對策[J]當代電視.2012（9）]

缺乏新聞專業素養的公民新聞，在為受眾接收、解讀的同時，也因為片面的真相、主觀的情緒而引起集合行為甚至是議程設置。尤其是關於公關事件的公民新聞中，更多的以新聞評論的形式發聲。這種聲音的背后缺乏理性，在構建邏輯鏈中，價值判斷往往多於事實判斷。

和諧社會就是在不斷彌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沖突、增進團結的過程中達到。[ 鄭杭生.社會學理論視野中的社會矛盾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發展報告（2007）[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在昔日全景監獄的社會模式中，官方媒體壟斷了臣民信源，習慣了以俯視的姿態進行單向的灌輸，囚房中的“囚徒”隻能認真領會、深入貫徹。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打破了信息牆壁，民間輿論場迅速崛起，當“官方輿論場”不能為公眾提供話語權話語表達需要時，公眾就會轉向“民間輿論場”並與官方輿論相對抗。尤其是官方媒體會根據政治風向對事實進行選擇呈現，尤其是涉及到貧富差距、官民沖突等具體矛盾的事件，即使官方媒體報道了事實，民眾對官方媒體的不信任、格式化的官方語言、對於關鍵事實的忽視等因素，也會引發對抗式解讀。

1.3大眾化特性對內容生產專業化的消解

新聞與人的社會生活緊密相關，為了世人提供觀察主義的窗口。在傳統的新聞報道中，受到新聞客觀原則的要求，新聞工作者都會盡力維持文字的客觀公正，盡量減少甚至消弭字裡行間的主觀情緒，即使是在新聞評論中，作者也需要建立普遍性的認識框架和普遍性的判斷標准。[ 馬少華 劉洪珍 主編.新聞評論案例教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0]大眾傳播的基本要素是媒體的專業化、規模化和傳播單向度。[ 溫世君.擁抱“互聯網+”的基礎是用戶思維——受眾角色的重構與媒體轉型[J]電視技術.2015,39（16）]

但自媒體的大眾化特征，注定了內容生產者行為的不確定性，因而，新聞的專業主義注定了其不可能像醫生與律師受控於少數個體的權威掌控，媒介信息是就像社會運行的血脈，布羅且流動於整個社會之中。[ 李岩，李賽可.新聞專業主義的悖論探析[J]新聞界2014（1）][ ]他們更多追求眼球效應。[ 鄭滿寧.輿情2.0時代新聞事件命名機制研究[J]當代傳播.2016（6）]受眾個體逐漸掌握了對公共事件的價值判斷專屬權，令話語場格居發生了巨大變化。

傳統大眾媒體機構的信息壟斷被打破，受眾依托新媒體得以參與到信息傳播鏈中，在公關平台上就重大議題發表意見。主動設置和修改議程、獨立承擔起新聞的採編發甚至解讀工作，就重大議題發表意見，成為自我興趣的“個性化把關人”。在這種背景下，受眾的主體意識被喚醒，不僅能選擇接收信息的內容，還能可以自主反饋、直接發布信息，受眾的參與意識和分享意識則得到前所未有的凸顯。

但在受眾參與分享的過程中，卻鮮有理性的影子。在情感的推動下，受眾對於互聯網中的信息缺少鑒別。在民族主義事件中，這種現象更加明顯。楊國斌通過研究發現，在中國的網絡事件中，憤怒、同情與戲謔最能激發網民參與抗爭。[ 盛芳.新媒體語境中新聞失實與媒體文化的變異[J].編輯學刊.2012（3）]雖然情緒宣泄能促進信息在新媒體中的傳播速度和傳播范圍，但缺乏理性的表達，也很容易隨著受眾情緒宣泄之后的疲倦而陷入消解。

在公共事件的傳播中，不論是主流媒體，還是自媒體，在向受眾傳播信息時，都會出現選擇性呈現事實的現象，受眾碎片化的新聞閱讀習慣，也導致了用於迅速做出模式化判斷，下意識將“相關”和“因果”混淆。[ 彭蘭.“內容”轉型為“產品”的三條線索[J]編輯之友.2015（4）]

在專業化的時代，受眾依賴印象式的符號來接受、傳遞信息，在缺少深度注意力投入的年代，用戶迅速形成情感與思想，習慣了迅速表達，聚焦得快，消散得也快，雖然提升了傳播的強度，卻缺少持久性與控制力。

2.多元主體間認同障礙

2.1多元主體的分化

世界大多數國家都依托於政治制度與科學技術的進步進入現代化階段，部分發達國家已經建立相對成熟的社會運行系統。法律保護公民的發聲權，使之免於政治高壓的恐懼。科學技術創造舒適的生活方式，令公民不再為生機擔憂，轉向了“馬斯洛金字塔”更高層次的需求。社會治理模式發生了從“全景監獄”到“共景監獄”模式的根本性轉換。[ 喻國明.媒體變革：從全景監獄到共景監獄[J]人民論壇.2009(16)]此前作為唯一信源的“瞭望塔”地位下降為“舞台”，被封閉在牢房中的臣民不再恐懼監視，在法律和科技的保護下，他們上升為“公民”。

新媒體的崛起，打破了全景監獄中阻隔彼此的信息壁壘，公民借助各類媒體交互著信息，設置著社會的公共議程，質詢、甚至嘲笑著處於公共視野之中的權威。[ 喻國明.媒體變革：從全景監獄到共景監獄[J]人民論壇.2009(16)]盡管公民自身並不直接參與社會管理，但是他們卻很積極地接受他們各類媒體的信息轟炸，憑借自己的想象和猜測，甚至基於捕風捉影的流言、以及對政府的刻板印象，就做出主觀片面的判斷。

而這一現象導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權力的權威持續下降，每一個人或者每一個組織、機構集體的影響都被直接弱化。最終導致以上每一個主體都能通過自媒體得到話語權，有發表見解進行活動的權利，在各自的活動中，由於之前被視為權威的思想已經被“共景監獄”模式削弱，導致每一個主體能會進化出獨特的價值觀和道德觀。

多元主體的出現，導致了多元價值觀的形成，這種價值觀，體現在對於公共事件的不同意見評論中，在微博、貼吧、門戶網站的評論互動區，多元主體可以進行發聲，不同的觀點、多元的聲音、多重視角都能自由表達交鋒。但是在公共評論留言區內，理性表達的聲音實在太少。在《黃曉明PK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敵一場作秀？》中，路長全使用了“戲子”、“作秀”、“揮金如土”等帶有歧視性色彩的詞語，以此襯托屠呦呦“嘔心瀝血地奉獻一生”的光輝形象。

鐵血網用戶“陌上默守”撰寫的評論《姚貝娜之死和張萬年之殤 中國人到底怎麼了》，姚貝娜的歌曲，在導語中被貶為“糜音”，隻為了襯托張萬年上將的“力挽乾坤”的英雄光輝。網民們對兩位逝者不同程度的悼念，成為陌上默守筆下“名將不如名伶麼”的民族悲劇......除了自媒體上的生產內容，媒體評論留言區的口水戰也觸目驚心，圍繞著這些網絡評論，留言區衍生出各種不堪入目的字眼。

實際上，我們並沒有邁進所謂的后現代性的時期，而是正在進入這樣一個階段，其中現代性的后果比從前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劇烈化更加普遍化了。[﹝英﹞艷東尼吉登斯 著，田禾 譯.現代性的后果[M]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在后現代性衍生的復雜社會中，多元主體之間各有分工，但是並不清晰，主體之間並不能自然而然的達成共識，利益、價值之間並不完美和諧。

在后現代語境下，一切意義都遭到解構。社會難以形成一種被集體認同的價值觀，盡管在社會交際中我們每個主體都表現出了真誠。主體多元化和價值多元化，帶來了我們形成共同認同的困難，而這，直接影響了現代社會中信任的建立。由於信任是構建人與人、人與組織、人與社會乃至人天秩序的基本因素，[ 胡百精.新媒體與社會信任[J]國際公關.2013（5）]

2.2多元化平台的離散效益

整合社會是大眾傳播的基本社會功能之一。[ 李凌凌.新媒體時代的話語權博弈——央視東莞報道引發的討論及啟示[J]新聞界.2015（5）]不論是BBC，還是莫斯科中央廣播電台，都在戰爭中將分散在全國各地的聽眾與國家生活這個象征中心結合起來。但在現代社會，意見表達途徑的多元化造成了話語中心的離散。沒有了權威媒體統一凝聚的價值觀，社會共識也隨之消解。

當社會分化出多元主體的時候，也就是增加了信任的成本，維系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傳統人倫情感伴隨著多元生活方式的出現被逐漸消解，人們逐漸從個體信任轉向了機械信任和制度信任。

伴隨個體間信任的削弱，我們不再信任人際傳播信息的真實性，對官方媒體的宣傳採取用對抗式解讀和戲謔式地回應。

2.3多元主體利益差異效能的堆積

現代社會的到來，催生了多元主體，生活方式的多樣化、社會階層的分化以及多元價值觀的建構令原本強權統治下的單一世界邁入多元化，更促進了多元主體間的利益差異效能。

文化心理影響著人們在新媒體空間表現出的情感、思想、想象和紛爭，基於不同文化背景成長的受眾，會基於其特定的社會階層、職業、家庭氛圍、教育程度等經歷會進化出多元的價值觀，在日益密切的地球村中，多元價值觀的碰撞更加頻繁。

在2012年初“內地兒童在香港地鐵進食”的個體事件，經互聯網的傳播與發酵，演化成了內陸與香港網民的集體罵戰，一個兒童的不雅舉動，卻因為“內陸”的標簽以及事件的發生地“香港”，就被部分網民上升到了政治高度。百度貼吧內，“港狗”、“英狗”、“陸豬”等歧視侮辱性字眼隨處可見。

按照李漢林的觀點，體制改革給社會結構帶來最深遠的影響，就是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轉變。隨著經濟成分、社會結構、利益格局以及人們價值觀念的重大變化，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利益差異的效能累加日益成為轉型時期逐漸顯現和不斷激化的社會矛盾沖突和群體事件的觸發根源。[ 劉勇.利益差異效能累加:群體沖突的觸發根源:以斯梅爾塞的“價值累加理論”為詮釋框架[J]福建論壇.社會科學版2011(1)]

新媒體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社會的減壓閥和情緒宣泄場所。處於轉型期和利益調整期的中國社會，多元主體有著多元的利益訴求，但是現實和訴求之間的巨大差距導致了民眾的浮躁與不滿，進而造成負面情緒的堆積。由於社會代償機制的不健全，網民能夠宣泄不滿情緒的渠道有限，互聯網——這片虛擬的空間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社會安全閥。虛擬社會的發泄性代償 ,總比現實社會的影響要弱得多。[ 喻國明 李彪.2009年上半年中國輿情報告 (下 )——基於第三代網絡搜索技術的輿情研究[]山西大學學報.2010（3）]

特定的社會功能，也注定了互聯網中傳播內容所承載的負面情緒。隱藏於“網絡制服”之下的用戶，在虛擬的世界中大肆宣泄，在宣泄的過程中，理性表達幾乎是一張奢望，更多的時候，是網絡傳播者脫離社會現實、道德至是法律的約束，在公共空間中傳播虛假信息，炮制惑眾謠言，泄憤式的進行情緒宣泄，促使不明真相的群眾情緒被瞬間引爆。[ 劉勇.利益差異效能累加:群體沖突的觸發根源:以斯梅爾塞的“價值累加理論”為詮釋框架[J]福建論壇.社會科學版2011(1)]

傳統媒體在向向新媒體轉軌的過程，總是充滿深刻的動蕩，[ [加]哈羅德·伊尼斯 著 何道寬 譯.傳播的偏向[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過去，社會認同感伴隨著統一的政治經濟制度維系著社會的集體認同，而如今，公共事件的參與主體，大多是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缺少話語權的弱勢階層，階層之間的差距不可避免差生了心理落差，面對物質利益取向作為普遍價值取向的社會，認同感為焦慮、失望甚至是憤怒，當心中的不滿無法找到具體的職責對象時，媒介會習慣塑造一個敵人進行公共審判。

在“張萬年-姚貝娜”、“屠呦呦-黃曉明”、“王寶強-墨子星發射”等將正面人物與娛樂明星二元對立的網絡評論中，作者都使用了“塑造敵人”的興許宣泄方法，將科學家、軍人等正面人物與娛樂明星進行比較的，屬於一種休眠喚起模式，這是一種受單一價值觀支配的道德專斷思維。[ 廖為民.突發事件網絡輿論議題的演化及價值沉澱——以屠呦呦獲諾貝爾獎議題為例[J]新媒體.2016（2）]

3.二元對立話語框架的構建

3.1二元對立的框架構建

3.1.1形象對立

任何一種敘述形式都是文化自身確証與傳遞的手段，[ 王煥，樊葵.二元對立的身份訴求與社會拒斥——論農民工媒介形象的敘事倫理[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隨著文學敘述手法的多元化，新媒體中媒介形象塑造的手段也逐漸多元化。作為一種符號形象，媒介形象以符號集合體的形式存在，借助故事化符號組織手段呈現。

朱若谷經過對報道案例的分析，發現在弱者事件的新聞報道中，“二元框架”的報道策略經常被採用，將涉事雙方建構為“富二代-寒門學子”、“官二代-農村學子”的二元對立關系，根據框架的需要來取舍事實。二元框架，是把新聞嵌入在人們的固定成見中，[ 朱若谷.二元框架與“弱者”事件報道的真實性[J]現代傳播.2013（4）]以滿足大眾心理預期、迎合受眾的情感需要。

在近些年的網絡評論中，典型案例有《黃曉明PK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敵一場作秀！》、《姚貝娜之死 張萬年之殤》、《一個科學家不如戲子的國度能走多遠？！》，這類網絡評論中，被提及的當事人甚至並無直接利益沖突，扮演著不同的社會角色，唯一有所交集的，就是圍繞著評論中當時人的公共事件發生的時間有所重合，因為在互聯網上網民的響應程度不同，就被置於二元對立的框架中。

在這些二元對立話語框架中，我們可以看到未經深入調查就採用主觀臆想或情感宣泄來代替事實，表達鮮明的褒貶。部分網絡評論通過模糊事實、斷章取義的手法，令“二元對立”成立。

受眾在閱讀時第一時間接收的信息便是標題，即便只是一行標題，也要真實平衡客觀，在網絡評論中，標題更多是作為觀點的表達，也需要基於事實的基礎。2007年12月20日，魯國平在搜狐博客中發表文章《中國明星為何比科學家拿得多？》，在標題上，魯國平想要表達中國科學家群體收入不及藝人的事實，但標題本身，卻存在稱呼上的漏洞，“科學家”是職業屬性的詞匯，“明星”在辭海中則是“泛指在某一領域有影響力的任務”，並非是一種正式的職業，對其表述應採用“藝人”或“文藝工作者”。

路長全於2015年10月10日在個人公眾號發表的評論《黃曉明PK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敵一場作秀！》，文中通過將娛樂明星黃曉明和科學家屠呦呦提升至同一平台進行對比，這篇評論，在標題中就給屠呦呦定下了“努力一生”的設定，將屠呦呦的形象定格為“為科學事業而奮斗一生”的光輝形象，而對於文藝工作者黃曉明，路長全用的是帶有蔑視色彩的“作秀”。屠呦呦的生物制藥學研究生涯，始於她21歲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給她“一生”下結論，與“屠呦呦身體健康”事實並不相符。

在文章內容的表述中，內容生產者選擇使用什麼樣的話語體系、呈現出怎樣的事實，甚至對於引語的安排，都會有意無意地實現對新聞主題的構建。[ 張晉升，許諾.群體沖突報道中的事實選擇與偏見消弭—以“城管掐小販子”報道為例[J]新聞記者.2013.09]一些細節會在整體上影響到受眾情緒，

在具體內容的表述中，作者指出“黃曉明婚禮因參加的打牌太多，導致浦東和虹橋機場幾近癱瘓”，但事實上，任何公民都依法享有人身自由權，參加朋友婚禮是天經地義，導致機場擁堵的是慕名而來的粉絲，這些粉絲的擁堵並非黃曉明、楊穎的教唆。這樣的敘述方式不符合客觀事實，將粉絲的不當擁堵歸咎於藝人舉辦婚禮。

對於黃曉明婚禮開銷，文中的數字也有失偏頗：“當黃曉明揮金如土，婚禮奢華，費用達兩億的時候，而諾獎得主屠呦呦嘔心瀝血，一生奉獻……”，文章中提到的“兩億”，也只是媒體根據現場的菜單、鮮花、蛋糕等結婚用品，結合市場價格進行簡單計算后得到的，無論是黃曉明夫婦還是婚禮的承辦公司都沒有正式公布過具體數字，在婚禮上，包括蛋糕、手勢在內的物品，都被証實是商家借黃曉明婚禮而做的廣告，屬於“以贊助蹭熱度”的贈品，與文中“揮金如土”的土豪形象完全不符，這樣籠統、主觀的敘述，塑造了一個“有錢任性”、“張揚高調”的明星形象，配合“奉獻一生”、“嘔心瀝血”等明確褒貶的詞語，將黃曉明、楊穎、屠呦呦符號化，充斥著主觀色彩。

對於屠呦呦所獲獎金數目（四百萬瑞典克朗獎金）並未被具體提及，只是以“隻能在北京買半個客廳”進行粗略描述。這種刻意夸大、模糊事實的敘事手法，放大了屠呦呦與黃曉明、楊穎的收入差距，

在網絡評論中，間接二元框架的構建也經常被運用於自媒體上的網絡評論中。在《中國明星為何比科學家拿得多？》一文中，作者魯國平首先將中國定性為一個“窮國”，“在明處藝人們每年進項有億萬的並不鮮見”，事實卻是，當年中國籍藝人收入過億的僅有成龍與劉德華。

語言是媒體新聞價值取向的直觀反映，媒體對版面的編排和處理對讀者的新聞判斷有著潛在影響。字裡行間中，我們可以自由表達，但是，對於具體事件

“暗中女明星性交易即賣身從中國拿去的錢簡直可以用汗牛充棟來形容。而這些錢幾乎有很大一部分來源於社會腐敗階層尋歡作樂的民脂民膏，官僚和富豪花得毫不心痛。”

當開創中國自然科學先河，意義不亞於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事件卻比不上兩個藝人的一場婚禮的時候。

對於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其歷史意義該如何定義，和原子彈爆炸能否相提並論，這是一個很主觀的判斷，但是稱其不如“兩個藝人一場婚禮”卻是不實，兩個事件媒體關注度的確有很大偏差，但並不能稱其為比不上。而“中國自然科學的先河”這種專業定論，更是過於籠統。

圖片的設置，也會對受眾的接受產生沖擊，在《姚貝娜之死和張萬年之殤 中國人到底怎麼了？》中，發布者老貓707配上了百度詞條中“張萬年”、“姚貝娜”的搜索截圖，因為“一張是全灰，一張是全彩﹔一張右側是紀念專區，一張右側是普通的相關人物推薦”，老貓707就得出了“一代國人頹廢如此”的結論，更進一步上升到國家層面，指出“我們的教育失敗”，中國的國人“在麻醉中迷茫，像在大腸一樣骯臟的社會中墮落。”

事實上，二元對立框架的網絡評論並非個例，將“科學家”、“軍人”與“藝人”相互對立進而進行價值批判的網絡評論近十年來多次出現，而此類網絡評論往往在事實呈現的過程中先做價值判斷，后做事實描述，在敘事中強行塑造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對立，令群體隔閡觀念殘留在人們心中。

仇恨的情感一旦過度膨脹，就會左右人們的理性判斷。《某“戲子”發飆，驚動全國人！中國科學家的地位為什麼不如戲子？》的文章，將周杰倫個人的不當行徑定性為“享受虛幻光環”，並在此將周杰倫個人偷換成“明星群體”，聯系到同時期其余出軌、吸毒、嫖娼的藝人，將他們的行徑置於同一話語體系中，將不同個體間沒有聯系的違法行為，描述為“惡性膨脹”。

話語陷阱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種語言現象，語言學和邏輯學早就開始了對話語學的研究。從“白馬非馬論”、庄子寓言中的濠梁之辯，隱藏在思辨困惑之后的話語陷阱，在社會輿論結構之下的話語陷阱。

如今，自媒體憑借迅猛發展，受眾借助自媒體的發生平台，編織一個又一個狹隘的身份陷阱，沖擊著社會，通過構建二元對立的敘事框架，先入為主地將社會個體之間的利益沖突貼上其所代表群體的標簽。

人類社會系統傾向於按照群體的不平等來組織，當基於群體的社會等級的程度即將變成道德上令人不快的或結構上不穩定的時候，等級平衡便會出現。[ [美]吉姆·斯達紐斯、[美]費利西亞·普拉圖：《社會支配論》，57—58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伴隨著現代社會群體之間的分化，結構上的穩定和道德危機也產生，社會不同階層就會產生階層下滑或者對階層流動道路關閉的焦慮，在這種背景下，弱勢群體會將弱勢的現狀歸咎於精英集團的不道德剝奪。[ 趙雲澤，王靖雨，滕沐穎，焦建.中國社會轉型焦慮與互聯網倫理[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P5]

在這種語境中，網絡評論中總是充斥著“我們”與“他們”的兩級對立身份話語的評論方式，強化了“我”與“他者”概念的對立。在意見表達過程中，表面上頂著“公知”、“良心”的面具吶喊疾呼，但字裡行間中，卻處處充斥著挑撥不同群體關系的、帶有強烈情緒色彩的暗示，令一些偏激言論顯得順理成章。

屠呦呦、張萬年等正面人物的確需要社會的贊揚，但是對他們的敬佩不容摻雜私活，在激烈的思辨中，受眾有可能陷入反思甚至是話語陷阱中。

在現代社會，公共話語平台中的觀點表達需要要素思考，作為信息載體的新媒體為何會上演一場情緒宣泄？尤其需要反思長久以來對於二元對立身份話語潛意識運用帶來的傳播影響，[ 陳佑榮，何雙百.全球化語境下電視新聞直播中的二元話語敘事與身份政治陷阱[J]新媒體.2014（14）]這種導致交流障礙的狹隘的身份陷阱為何能在自媒體的喧囂中獲得廣泛傳播？

不難想象的是，如果自媒體過度充斥的二元對立的表達框架，那麼多元主體之間的溝通將會閉塞，無形之中建構起的“巴比塔”也將迅速橫亙在“我們”與“他們”之間，勢必消解對話的能力。

媒體若要促進一個開放的全球化對話，其對於身份的形塑就不能完全固守於標簽，還應做到客觀，避免作者主觀的想象。這種想象往往把“他者”帶到延伸的對話中，成為一種負面形象。

例如路長全的《黃曉明PK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敵一場作秀？》一文，僅僅是根據網民在互聯網中對於事件關注度、屠呦呦與黃曉明的收入差就得出了“一生努力不敵一場作秀”的結論。下文，對黃曉明和楊穎的婚禮，採用“揮金如土”的貶義色彩的形容詞，

諾獎得主屠呦呦嘔心瀝血，一生奉獻，獎金卻隻能在北京買半個客廳，所獲報酬遠比不得baby一季跑男的收入。

在這裡，路長全雖然是呈現了事實，即屠呦呦所獲諾貝爾獎金低於楊穎在《跑男》一季的片酬，但是卻將價值觀一元化，以簡單的財富多寡判定個人價值的實現。

而“難道中國夢要落到“戲子”身上嗎？”更是毫無根據的主觀情感宣泄，除了“戲子”一詞的歧視色彩，中國夢的實現需要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譜寫，文藝工作者用合法途徑獲取酬勞，創造精致的文化作品，也是中國夢篇章的一部分。

在互聯網上傳播的《三無科學家屠呦呦 憑啥獲諾獎？》文章的傳播效果遠大於其他新聞報道，作者孫建勇在標題中，用“三無科學家”的標簽代替“諾貝爾獎得主”，對於“屠呦呦獲獎”的事實，則以“憑啥”從個案出發否定整體，即屠呦呦在國內未獲院士身份反而獲得國際認可，進而全盤否定我國的科研評價體系，認為所有“三有”（會英語、有院士身份、發過 SCI 論文）的科學家都不一定能夠獲得諾貝爾獎。[ 鄭滿寧.輿情2.0時代新聞事件命名機制研究[J]當代傳播.2016（6）]

結語

本研究主要討論了網絡評論中採用二元對立框架進行形象塑造的網絡評論及其話語之下的修辭陷阱，研究發現，此類網絡評論喜好採用二元對立框架，配合模糊夸大事實、混淆邏輯、模糊攻擊對象的方式，過度渲染正面人物形象，對文章中歌頌的科學家、軍人、英雄等社會正面人物採取去人性化的形象塑造方式，過分夸大其貢獻，呈現出人物的悲劇色彩﹔而對於文藝工作者，則通過暗示甚至是捏造事實的方法，對其社會角色與社會職責進行直接或間接批判。

在新媒體催生的多元公共空間中，公民都依法享有言論自由權，可以在自媒體平台上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在發聲的過程中，所有的觀點都需要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之上進行理性表達，盡管互聯網是社會的減壓閥，但依托於虛構和煽情的意見表達，不但不會利於社會各界言論的表達，隻會加深社群的分裂與斷裂”[ 傅劍鋒.網絡時代，我們需要不斷地返回新聞史——平衡報道不能屈服於網絡民意[J]南方傳媒研究,2009 (19)]。

現代社會保障了網民話語表達渠道的拓寬與通暢，尤其是在新媒體時代，各種各樣的表達手法被運用到言論的表達中，在自傳播中影響著受眾。在當下，很多現象或許看似不公，多元的價值觀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但是這種二元獨立的敘事放大，卻並不符合理性表達的專業素養。社會多元主體間的利益沖突的確客觀存在，但是這一切的表述都不應摻雜話語陷阱。

在網絡空間的移交表達既是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也是一種權力，互聯網本身的去中心特性導致了自身權力的分散，作為網民，信息發布者、內容生產者，倘若缺乏權力利用的智慧就很容易導致對受眾的權力錯用濫用。[ 趙雲澤，王靖雨，滕沐穎，焦建.中國社會轉型焦慮與互聯網倫理[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P120]

互聯網的開放與包容，極大提高了人們在獲取信息時的自主性和選擇性，但相比更大范圍地討論，人們還是更傾向於接受與自己意見相一致的觀點。當互聯網為受眾提供多元表達途徑的時候，其實理性表達、認真聆聽依然是一種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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