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摘要：新聞從業人員行業流動分布狀態一直是個探討較多的話題，但其中關於新聞評論員的研究相對較少。本研究以121位新聞媒體評論員為例，通過對其個人信息尤其是行業經歷進行量化，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其行業背景多為採寫新聞的記者出身，其次多來自國企和公務員單位。一直有新聞評論領域背景且專職從事評論工作，還沒有自媒體轉向的純粹的傳統媒體評論員隻佔所有評論員的三分之一，他們始終堅守著新聞評論領域。此外，評論領域與評論員的評論取向的確存在顯著相關性，評論領域與評論員是否（曾）任評論部（副）主任具有相關性。

關鍵詞：新聞評論員﹔職業理念﹔職業業流動

引言

當下我國新聞媒體正處於轉型時期，新媒體環境取代了新聞專業主義盛行的傳統媒體環境。新聞表達載體不再僅限於專業媒體，無論是新聞從業人員還是新聞愛好者都可以通過新媒體和社交平台發聲。新聞評論員作為一種相對泛化的新聞從業者，其職業背景較為多元。相當比例的傳統媒體人具有其他行業的職業經歷，也不斷有傳統媒體人從新聞行業轉到其他領域就業。新聞評論員作為新聞表達主體之一，也具有相當的流動性。本文通過對新聞評論員的個人經歷進行計量統計分析，以期了解其職業流動狀態，發現其中的問題，尋求加強新聞評論員隊伍建設的措施。

一、研究背景和假設

關於行業流動和職業的研究多集中在經濟學、管理學、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職業流動研究被認為是“社會流動研究的根基”[1]。從我們掌握的情況來看，新聞傳播學領域關於職業流動和行業流動的研究成果數量相對較少。有關新聞表達主體的總體研究，如蘇林森通過對全國性行業調查的結果進行分析，得出我國新聞從業者的“平均從業年資約8.66年，近半從業者有過跳槽經歷。另外，記者的職業忠誠度不高，隻有近四成記者願意重新選擇新聞職業。”[2]學者丁方舟以默頓的失范反應類型理論的創新、儀式主義、退卻主義與反抗為依據，對中國新聞從業者的職業流動類型進行了分析，發現“新聞人職業轉型選擇分別為新媒體轉型/創業、轉投其他行業、回到學校與成為自媒體人。”[3]學者吳自力[4]以南方報業“年度記者”文本為例進行詞頻分析，認為記者職業化狀態呈現為進退之間。此外，學者趙雲澤等通過實地調查研究發現，記者職業的地位開始殞落，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自我認同’的貶斥與‘社會認同’的錯位。”[5]學者胡沈明通過對媒體人離職信息的分析發現，“在媒體格局出現巨變之時，媒體人的生存狀態也發生急劇改變。”[6]

具體到新聞行業中的某一類型，學者張志安[7]對調查記者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專業背景、受聘方式等進行了問卷調查，對新媒體環境下調查記者的行業生態做了分析。學者劉昶[8]等從社會學的角度對廣播電視記者進行了定量分析和實証調查，認為其面臨著職業、技術和市場的三重挑戰。總體而言，研究者或從宏觀關注記者的職業轉型，或從微觀對記者的職業狀態加以關注，但是普遍較少關注新聞評論員這個群體在媒體轉型期的變化。實際上，自媒體為人們提供更多的基於“觀點”和“情感”的后真相發表平台，以真相為基礎的新聞信息反而弱化，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探討新聞評論員的職業理念和職業流動狀態更具現實意義。

新聞評論表達者除就職於傳統媒體的從業者外，還有大量非傳統媒體的從業者，其來源多元，其內部的行業流動復雜。新聞評論表達主體大體可分為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兩大群體，前者無論是否就職於傳統媒體，但其發表觀點的陣地是傳統媒體，而后者則主要以網絡特別是自媒體平台為陣地，其評論寫作呈現出截然的不同風格。因此，本研究所指的新聞評論員是依附於傳統媒體這一表達空間的新聞評論員，這類評論員的基本情況、分布狀況以及其將來的職業規劃，是本課題研究的主要問題。考察新聞評論員各個要素之間的影響和關系，有利於深入了解其行業流動狀態。因此，本研究不限於對新聞評論員職業狀態的描述，也注重對各個變量的相關性展開分析。基於以上問題，我們提出兩大假設，一是評論員的工作領域影響評論員的價值取向和未來職業發展傾向﹔二是評論的職務影響其價值取向和可能的職業流動，具體可以分為以下七個假設：

1.行業領域經歷與評論工作經歷有相關性。

2.行業領域經歷或評論工作經歷與評論員的評論取向有相關性。

3.行業領域經歷或評論工作經歷與評論員的自媒體轉向有相關性。

4.評論領域與評論員的評論取向有相關性。

5.評論領域與評論員是否（曾）任評論部（副）領導有相關性。

6.評論員的評論取向與是否（曾）任評論部（副）領導有相關性。

7.評論員的的自媒體轉向與其是否（曾）任評論部（副）領導有相關性。

二、研究方法

目前，傳統媒體在新聞評論方面影響力較大的主要有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國青年報、新京報、南方都市報、光明日報、北京青年報、檢察日報、中央電視台、都市快報、深圳特區報、錢江晚報、澎湃客戶端等。

為了解傳統媒體評論員的基本情況、分布狀況、以及其將來的轉向如何，我們從全國選取知名紙媒的評論版，以及電視媒體中的評論節目，全國范圍內各大新聞評論賽事中挑選符合本研究要求的評論員，並收集包括評論員的個人經歷、所在單位、評論領域、評論取向等資料。在剔除以集體名稱命名的評論員后，篩選出121位影響力較大的評論員作為本研究的樣本（數據截止日為2018年5月14日）。通過內容分析法了解他們的行業領域經歷、評論工作經歷、評論領域、評論取向、是否有自媒體傾向、是否（曾）任評論部主任/（副主任）共六個類目。

在完成了121個樣本的編碼后，得到121條數據，共計726個數據項，通過使用SPSSforWindows22.0對相關數據進行分析總結，獲得以下資料。

三、研究發現

（一）行業經歷復雜多元

統計結果顯示，在樣本數據中，始終在新聞評論領域中的評論員佔73.6%，從其他行業轉到評論領域的評論員佔26.4%。前者在評論員中佔絕大多數，這反映出新聞評論員在成為評論員之前，近三成具有其他行業的經歷，是從其他行業轉到新聞評論領域。在這32位評論員中，有9位（28%）是從新聞採寫記者轉到新聞評論領域。其次是來自黨政部門和國企，佔比達22%﹔有文學出版創作背景的評論員比例達13%，來自高校、科研機構行業的評論員比例佔10%。來自中小學、其他公司的評論員均佔9%。

此外，還有來自軍隊和編導行業的傳統媒體評論員。

（二）評論員多有不同工作經歷

在評論工作經歷方面，僅僅從事新聞評論（包括后期各種媒體形態中的評論）評論員的佔比達到66.1%，他們以新聞評論作為主業。同時從事其他工作，將新聞評論工作當做副業，或擁有其他副業的評論員佔33.9%。其中，同時擔任新聞採寫、媒體策劃的評論員居多，佔比29%，其次是轉向互聯網公司的評論員比例達到22%。但從評論員的個人經歷來看，從新聞評論領域轉到互聯網公司后不再進行評論工作的居多。此外，轉到文學出版行業的評論員達到17%，到媒體公司當總編或總裁的評論員也有15%，他們從事著媒介經營管理工作。還有10%的傳統媒體評論員創業成功，7%的評論員走進了教師行業。

（三）時評作者佔據評論員大半江山

主要評論領域為政論、財經新聞評論、科技教育文化類評論的評論員數量相差不多，分別為14.9%、13.2%和10.7%。科教文類評論多為提供知識類的新聞評論員撰寫，政論鮮由提供知識類的新聞評論員。思想宣傳取向的新聞評論員很少涉及財經新聞和科教文類新聞評論領域。評論取向為批判的新聞評論員同樣較少涉及財經新聞和科教文類評論領域。

根據卡方檢驗結果得出，評論領域與評論員是否（曾）任評論部（副）主任具有相關性。在數據樣本中，財經新聞領域沒有評論員從事新聞評論主任。時評和政論領域的評論員當評論部主任或副主任的較多，科教文領域任評論部主任或副主任的較少。此外，從總量上看，盡管當評論部主任或副主任的主要為時評領域的評論員，但絕大部分時評領域的評論員都沒有任此職位。值得一提的是，政論類領域的評論員雖然數量相對不多，但任職評論部主任或副主任的比例最大。

在評論領域方面，主要評論領域為時評的評論員數量最多，佔比達到61.2%，高於其余三個領域的總和﹔

（四）評論領域影響評論員價值取向

相關數據表明，評論領域與評論員的評論取向的確存在顯著相關性﹔評論領域與評論員是否（曾）任評論部（副）主任具有相關性。

在評論取向方面，主要評論取向為批判性的評論員佔比最高，為52.1%，是思想宣傳類評論（25.6%）的2倍。主要提供知識類的評論包括法律知識、金融財經知識、科技知識等評論的評論員比例為22.3%。

在是否有自媒體傾向上，即評論員將主要精力轉向自媒體，即有在屬於自己且被公眾知曉的自媒體平台發表評論作品的狀況。在樣本數據中，66.9%的傳統媒體評論員沒有自媒體轉向，33.1%的評論員有自媒體轉向。

通過卡方檢測結果得出，評論領域與評論員的評論取向的確存在顯著相關性。其中，評論取向為批判的評論員，多關注時評，評論取向為思想宣傳的評論員所在領域也多為時評。以提供知識為評論取向的評論員，多分布在財經新聞評論領域。而工作經歷與評論取向沒有相關性。通過檢驗結果得出，交叉表卡方檢驗中，行業領域經歷與評論員的評論取向的皮爾森（Pearson）sig值為0.376，兩者無相關性。評論工作經歷與評論員的評論取向的皮爾森（Pearson）sig值為0.182，兩者無相關性。

（五）評論員流動性強、自媒體傾向性較強

通過對比傳統媒體評論員的行業背景和專業程度，我們發現，在這個群體中，從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在新聞評論領域，隻從事新聞評論工作，且沒有自媒體轉向的傳統媒體的新聞評論員隻有33%，我們稱為“純粹新聞評論員”。由此可見，純粹新聞評論員的數量不多。新聞表達的總體主體流動性大，67%的傳統媒體評論員在其他行業和評論員行業之間流動，且不穩定。

評論工作經歷與評論員的自媒體轉向無相關性。通過檢驗結果得出，交叉表卡方檢驗中，行業領域經歷與評論員的自媒體轉向的皮爾森（Pearson）sig值為0.853，兩者無相關性。評論工作經歷與評論員的自媒體轉向的皮爾森（Pearson）sig值為0.855，兩者無相關性。

四、討論與結論

以上分析表明，始終在新聞評論領域、僅從事評論工作、評論取向為批判、評論領域為時評、沒有自媒體轉向、沒有評論部主任或副主任的任職經歷的傳統媒體評論員佔絕大多數。從傳統媒體評論員的分布狀態來看，行業背景中多為採寫新聞的記者出身，其次為有國企和公務員單位工作經歷的評論員。但也有部分評論員從事若干年新聞評論的同時還擔任採寫任務，且不少媒體人轉向了互聯網公司和媒體公司，其中有部分擔任總裁和總編一職，也有少數傳統媒體評論人員創業成功。一直有新聞評論領域背景且專職從事評論工作，還沒有自媒體轉向的純粹的傳統媒體評論員隻佔所有評論員的三分之一，他們始終堅守著新聞評論領域。

從輿論宣傳的角度來看，擔負著輿論宣傳重要任務的時評作者反而批判意識最強，如未能對這一批群體進行有效引導，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其對社會輿論的負面影響更多。深度訪談表明時評作者相對於財經評論員、黨報政論評論員以及其它專業評論員而言，其獲取經濟收益的渠道極為有限，被稱為評論圈裡“最窮的那批人”。對於時評作者而言，其經濟資本、組織資本和文化資本所佔均少，如直接進入到自媒體圈中，一個可能的結果便是“蹭熱點”[9]，從而獲得一定的流量，這樣的結果便是負面影響被自媒體放大了。因此，建構新聞評論員合理的職業流動狀態是維護良好職業理念的前提，制定自媒體的觀點表達規則，同時建立正確的表達理念是避免其“游民”狀態的重要手段。具體而言，就是表達明確底線，建構正確的職業尊嚴觀，確立知識、信息傳達以及日常生活批判的觀點表達路徑。

五、研究的不足之處

本研究所選取的樣本信息均來源於網絡資料的收集，由於傳統媒體評論員的流動性大，個別信息有改動或缺失，難以窮盡。此外，本研究雖對傳統媒體新聞評論員中的個人經歷、評論領域、評論取向、任職經歷等資料進行了量化分析，描述了其中存在的狀況，檢測了其中的相關性，但並未解釋原因，這有待於接下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張文宏,劉琳.職業流動的性別差異研究——一種社會網絡的分析視角[J].社會學研究,2013(5).

[2]蘇林森.新聞從業者職業流動狀況及其影響因素[J].新聞界,2012(2).

[3]丁方舟.創新、儀式、退卻與反抗——中國新聞從業者的職業流動類型研究[J].新聞記者,2016(4).

[4]吳自力.進退之間：2008-2013年記者職業化狀態分析——基於南方報業“年度記者”文本的詞頻考察[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3).

[5]趙雲澤,滕沐穎,楊啟鵬,解雯迦.記者職業地位的殞落：“自我認同”的貶斥與“社會認同”的錯位[J].國際新聞界,2014(12).

[6]胡沈明,胡琪萍.個體身份轉換與行業規則的塌陷——以2003—2016年媒體人離職告白為例[J].編輯之友,2016(12).[7]張志安,曹艷輝.新媒體環境下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7(11).

[8]劉昶,張富鼎.中國廣播電視記者現狀研究——基於社會學的某種觀照[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3).

[9]胡沈明.自媒體“蹭熱點”的邏輯、方法與問題[J].新聞論壇,2018(4).

作者簡介：胡沈明，新聞學博士，江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副院長。羅祎文，單位為江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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