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歷史記憶傳播與文化認同建構

——以大型電視文博節目《國家寶藏》為例

張兵娟 劉停停

2019年02月28日10:19  
 

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1月

【摘要】中華民族的歷史文物是文明發展的軌跡,延續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記憶,需要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傳承與守護,更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國家寶藏》作為一檔文博探索節目,在傳承中國文明、文化認同以及傳承創新方面作出了積極、有益的探索。筆者主要借助中國文物,從激活文物、凸顯文明特色,講述中國記憶、傳承歷史文脈,凝聚情感共識、促進認同建構等幾方面闡析《國家寶藏》,以表現其傳承文化記憶和構建文化認同的雙重傳播意義。

【關鍵詞】國家寶藏﹔歷史﹔文化記憶﹔認同

近年來,電視原創文化類節目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比如《朗讀者》《中國詩詞大會》《如果國寶會說話》等,像一股清流走進了大眾的視角,激發了國民對文化的關注。2017年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可謂原創類文化節目中的一匹黑馬,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評。《國家寶藏》是以文物為主體舉辦的一次盛大特展,參與其中的有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館、河南博物院、陝西歷史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等九大國家級重點博物院(館)。每期節目會有一家博物院(館)的館長推薦3件鎮館之寶,並在舞台上進行展演。每件寶藏都有自己的守護人,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傾情講述“大國重器”們的前世今生,讓國人與國寶有一次更好的相識與相知。

一、激活歷史文物,凸顯文明特色

《國家寶藏》的制片人、總導演於蕾說:“我們這次把紀錄片和綜藝兩種創作手法融合應用,屬於全新創制的‘紀錄式綜藝’,它以文化的內核、綜藝的外殼、紀錄的氣質,創造一種全新的表達。”[1]

(一)國寶:作為“記憶之場”的媒介

記憶之場即記憶的場所或場域,它包括博物館、收藏品、節日、古跡等,法國歷史學家艾皮爾·諾拉認為,記憶之場是“實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場所”[2]。以此觀之,《國家寶藏》中九大博物館可被看作是一個記憶之場,所展演的國寶便可作為記憶之場的媒介。從延續上古血脈的商代皿天全方罍到傳承中華文脈的先秦石鼓﹔從9000年前的史前賈湖骨笛到新石器時代的玉琮﹔從古絲綢之路文明共榮的縮影葡萄花鳥紋銀香囊到吹響華夏正音的曾侯乙編鐘﹔從展現華夏英姿的商代婦好鸮尊到彰顯華夏正禮的西周大克鼎……作為我們久遠記憶的歷史媒介,國寶不僅是歷史時代的載體符號,更是中華文明的遺存和見証。

以第三期節目《集荊楚文化大成——湖北博物館》為例,曾侯乙編鐘是湖北博物館推選的國家寶藏之一,曾侯乙編鐘是我國迄今發現的先秦編鐘裡數量最多、規模最大且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套編鐘,它的出現成功地改寫了世界音樂史最輝煌的一頁。節目通過曾侯乙用禮樂感召楚惠王,在亂世保曾國安寧的前世演繹,以及譚軍和整個武漢音樂學院青年編鐘樂隊守護華夏正音的今生故事,向觀眾講述了曾侯乙編鐘為何是驚艷世人的音樂“神器”,詮釋了中華兒女勇於傳承禮樂文明的擔當。

德國學者揚·阿斯曼認為,文化記憶是“包含某特定時代、特定社會所特有的、可以反復使用的文本系統、意象系統、儀式系統”[3]。由此不難看出,“文化記憶是建立在過去歷史中某個特定的事件上,通過一些可供回憶附著的象征物而凝結成了文本系統、意象系統和儀式系統”。因此,文化記憶是靠文化符號來傳承的。

文物從來都不是塵封的古董,它作為一個記憶之場的媒介,集聚了一個時代的特征。國寶作為記憶的載體器物,具有著空間的媒介特質,穿越歷史、見証歷史,同時也激活歷史、見証未來,從而使得“記憶”得以儲存、共享和再生。根據加拿大傳播學者哈德羅·伊尼斯的“傳播偏向論”,國寶具有時間偏向,它承載的厚重歷史和意義在時間維度上更為持久。與此同時,記憶具有被遺忘的風險,而通過《國家寶藏》這樣具有創新意義的展演活動,使得國寶“活”了起來,記憶得以傳播與共享。

(二)國寶:華夏文明的表征

中華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包羅萬象,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了民族獨有的特質。國寶作為歷史文物,承載著民族的記憶與文明,它的誕生與流傳皆源於文化血脈的精髓,同時又反哺於發展著的博大文化。作為一種器物媒介,不僅僅為今天的人們所欣賞和收藏,更是華夏文明的表征。

第一,禮樂之治

禮樂是華夏文明的顯著標志,有道是“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記·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后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由此可以看出,文明的社會秩序要遵循“禮”的約束,和諧有序才能奏響盛世樂章。古代往往用一些器物來舉行祭祀、宴饗、征伐及喪葬等禮儀活動,這在《國家寶藏》所展演的二十七件國寶中也有所體現,如良渚玉琮、婦好鸮尊、皿方罍、大克鼎、雲紋銅禁和曾侯乙編鐘等,由此所引申出的等級、身份、倫常等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內化為社會整體的一部分,成為一種文明制度的象征,鑄就了中華文明禮樂和諧有序的精神特質。

第二,大同追求

費孝通曾說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在《國家寶藏》中最能體現費孝通這種美的非《千裡江山圖》莫屬了,它集中體現了這種對“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追求。《千裡江山圖》是北宋王希蒙創作的絹本設色畫,這幅畫立足於傳統,展現的是一幅美妙的千裡江南山水圖。無論你是全面觀賞還是局部打量都會覺得美不勝收。比如當你縱觀全卷時,遼闊的國土,蔚藍的天空,山巒高低起伏,有一種靜、動、平、近交相呼應,讓所有美景一覽無余之感。再者當你一幀幀地仔細打量,有亭台樓榭、屋宇庭院,也有橋梁舟車、人物牲畜﹔再移動你的視線,有園林、書院、寺觀,還有漁船、貨船、游船映入眼帘……一步一景,咫尺有千裡之趣。描繪了陶淵明筆下“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的世外桃源般的大同盛世。

二、講述中國記憶,傳承歷史文脈

“歷史作為一種記憶,歷史使先民的經驗、事跡與思想存活於今,它充當著不同時代的紐帶”[4]。每種文化都會形成一種“凝聚性結構”,歷史記憶作為一種“凝聚性結構”,對於中華民族的向心力、歸屬感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5]毫無疑問,《國家寶藏》是以博物館的文化底蘊為依托,用文物銜接歷史與當下,採用舞台劇與小話劇的展演方式,用紀實的講述方式,集中展現文明古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故事講述、舞台演繹與觀眾互動,環環相扣,層層遞進,激活了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記憶。

(一)前世傳奇——講述“中國記憶”

不同的個人和文化通過語言、圖像和重復的儀式等方式進行交際,從而互動地建立起他們的記憶。[6]個人和文化兩者都需要借助外部的存儲媒介和文化實踐來組織他們的記憶。用舞台劇演繹國寶的“前世傳奇”,營造出讓受眾有身臨其境之感,是《國家寶藏》的節目特色之一。

如在第五期對國寶《辛追T形帛畫》的前世傳奇的演繹中,雷佳所扮演的辛追一開嗓,將辛追夫人所思之人、所念之世深情道來,不僅是辛追,聽者皆入其境。一首《帛畫魂》是根據T形帛畫的內容作的曲,大致分為:天國之美、人世之歡、煉獄之苦。通過這三部分的演繹,將辛追經歷生離死別,對命與緣仍留戀與熱愛的心境表達得淋漓盡致。通過舞台演繹,借助音樂劇極強的代入感和真實感,向我們講述了一段久遠的中國記憶。

每種媒介都會打開一個通往文化記憶的特有的通道。文物作為一種媒介,將中華民族的記憶保存了下來,其中文物中的文字便是記憶存儲的最佳方式之一。“石鼓之文,文字之鼻祖也”,漢字作為我們華夏文明的根,不僅能記錄歷史,更是我們中國人的魂魄,一筆一畫將我們民族的心與心凝聚在一起。就如同一位智者所言:“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毀其文化。”石鼓記錄著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保存下來的石鼓文更是我們民族信仰的象征。[7]正如梁家輝在扮演司馬池時所言:“很多人都說我們華夏民族沒有信仰,可其實我們的信仰就是自己的文字和歷史,如果我們連這點信仰都糊涂,我們何以為人呢?”[8]通過演員對於國寶前世故事的演繹,文物的內涵得以豐富,同時使得記憶得以再生、更新和建構。

(二)今生故事——傳承“歷史文脈”

從節目的內容看,今生故事的講述者職業多種多樣,但有著同樣的守護之心。他們當中有為了贖回皿天全方罍而不遺余力的文物愛好者﹔有歷時四年潛心研究《千裡江山圖》的“好色之徒”馮海濤﹔有一家五代都在故宮供職的“故宮世家”……他們用自己的堅守講述著悠久燦爛的華夏文明,用一份守護詮釋著每個中華兒女傳承歷史文脈的責任與擔當。其中最令我們感動的是河南博物院推薦的雲紋銅禁中“失臘法”的傳承創新。

雲紋銅禁是古代中國人酒文化中自我約束的一件物証,也是一代霸主楚庄王大國夢的一個縮影。今生故事對於它的展現,是對於古代技藝的傳承與創新,同時它的出現向眾人高喊著:時間是不斷變的,而精湛的技藝一直沒變。古代的雲紋銅禁與現代的飛機發動機渦輪葉片一脈相承,他們是國人勇於探索、不斷創新的見証者,更為制造強國夢打下了基礎。《國家寶藏》通過國寶的“前世傳奇”與“今生故事”,講述著屬於中國人的記憶,傳承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文脈。

三、凝聚情感共識,促進認同建構

“人類的獨特特征之一就是在形成社會紐帶和建構復雜社會時對情感的依賴。”[9]《國家寶藏》通過對作為文化符號的文物和文物故事的操演,凝聚了人們共同的情感,引發了觀眾對本民族文化價值的認同。

(一)以情感為律動,凝聚共識

第一,國寶之美撥動情感之弦。《國家寶藏》通過高科技舞台多維度展現國寶,讓觀眾全方位欣賞國寶的形與色之美。首先是精美的舞台設計,節目組採用高精准度的LED開合車台、360度全息幻影成像系統,將三維畫面懸浮在半空中成像,讓觀眾可以用3D幻影立體特效觀看文物,更可以近距離地欣賞他們的美。同時運用天軌調裝移動設備,將中國風的韻味和現代舞美技術進行了完美融合,多維度、全方位展現了國寶之美。比如,在節目中向觀眾展現的《千裡江山圖》、懸空的越王勾踐劍、各種釉彩大瓶、靖康之恥燃燒的戰火以及活靈活現的火鳳凰等,觀眾可細致入微地審視國寶的每一寸花紋,亦可觀看國寶的全貌風採,在微觀與宏觀之間多維度欣賞國寶之美,時時撥動著觀眾的情感之弦。

第二,劇場表演激發情感共鳴。文物是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充溢著中華民族的美、感動和信仰,其中的美、感動和信仰便是我們最真實的情感表達。比如在《國家寶藏》第一期就引爆話題的乾隆皇帝,在王凱的演繹下,將眾人嘲之貶之的“農家樂審美”詮釋出了“鼎盛王朝就該海納百川”的嶄新意義﹔秦海璐化身金陵繡娘,始終守護著大報恩寺琉璃塔拱門,一句“你一天不回來,我等你一天,你一年不回來,我等你一年”,演繹了一段感人肺腑的愛情﹔何炅則幽默生動地表現出了千年前長沙窯廠小老板所具有的先進的營銷思維與民族自豪感,並用方言驕傲地喊出“長沙窯,大唐造”的口號……這些國寶的傳奇故事,在舞台上鮮活了起來,觀眾或是感動流淚,或是激昂亢奮,或是會心一笑。每一次國寶守護人對於國寶背后故事的探尋,都實現了觀眾與文物的一次情感互動,激發起觀眾內心的情感,進而產生共鳴。

第三,互動參與凝聚情感共識。對許多人來說,文物是陌生的,而《國家寶藏》讓觀眾熟悉的影視明星擔當國寶守護人,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他們觀看節目的興趣。如雲夢睡虎地秦簡的明星守護者撒貝寧,這件文物出土在湖北,而撒貝寧恰好是湖北人,共同的“法律初心”,共同的荊楚文脈,將國寶守護人與觀眾的情感緊緊連接到了一起。

在新媒體環境下,受眾的主體性不斷增強,互動性和參與性也不斷增強。這是因為微博、微信以及客戶端都為觀眾提供了話語表達的平台,讓觀眾在觀看節目的同時能夠實現線上線下的雙向互動。《國家寶藏》作為一檔年輕的節目,立足於央視官方媒體的優勢,將電視與新媒體充分融合,使得觀眾在收看電視節目的同時,還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為自己喜愛的國寶投票,通過彈幕實時發表自己的感想與意見,這種雙向聯動式的傳播極大地增強了觀眾的參與感和對節目的黏合度,在和國寶的相見、相識、相知中形成情感共識。

(二)儀式傳播,增進認同建構

“認同”是指確認歸屬,指個體或群體辨識自己的特色,確定自己屬於哪一種類屬的活動,表達個體或群體的歸屬性,是一種文化——心理歸屬。[10]

第一,樹立文化自信,激發民族自豪感。

“以寶示國,以藏泯懷﹔以文鑒國,以物衍家﹔以史為鑒,以心愛國”是拍攝《國家寶藏》的初心,其中所展現的文化自信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例如這檔節目的開場白就是“我們是一檔年輕的節目,我們有多年輕呢,也就是上下五千年”,一句話充分展現了國人對於文化的自信。再比如對於九大博物院(館)的介紹也洋溢著滿滿的自信:“即將迎接紫禁城第六百個春秋的故宮博物院﹔包羅中國古代藝術萬象的上海博物館﹔見証華夏以周秦漢唐四朝文明定鼎天下的陝西歷史博物館﹔集荊楚文化大成的湖北省博物館……”這是對國家文化的認同與守護,傳遞著中華民族古往今來的文化記憶,通過文物喚起大家對於國家的歸屬感、民族自豪感和認同感。

第二,通過儀式操演,建構“認同空間”。

一般來說,儀式都具備兩個特征:形式主義和操演作用。每一個文物的前世傳奇都有該國寶守護人進行現場操演,這表現出了強烈的“形式主義”特征,主要凸顯文物這個媒介符號。例如演員劉濤化身“婦好”,在祭祀台祭祀時的庄嚴大氣,在古戰場殺敵時的英勇善戰,這些都通過小小的話劇舞台表現得淋漓盡致,更是在演員的儀式操演中凸顯了“婦好鸮尊”這個文物符號,也讓婦好這個女英雄的形象成功地塑造了起來。儀式“不但彰顯了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為群體提供了一個認同的空間,同時也成為動員一切社會力量,用以建構民族文化認同和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資源和文化資源”[11]。《國家寶藏》每期都會以“前世今生”的敘事和操演設置的固定形式,在一次次操演中強化文物承載的歷史記憶,為觀眾營造出庄重的儀式空間,在這個空間中,觀眾的情感得到激發,認同得以建構。

第三,宣讀鏗鏘誓言,守護歷史價值。

“儀式傳播並不是為了傳遞信息,而是為了傳遞一種特定的情感”[12]。守護國寶,是一個人對自己的承諾,也是對民族希望的守護﹔守護歷史,是一代人的擔當,更是對世代子孫信仰的守護。在這檔節目的程序設置中,先是守護人與國寶初次相遇的VCR的播放,然后是國寶守護人拿著印信,來到舞台中央,鄭重地將國寶守護人印信放入環形高台,這一環節給人一種庄嚴的儀式感。宣讀誓詞的環節設置無疑將節目的儀式感推向了高潮,其中充滿使命感的守護誓詞——賈湖骨笛:守護歷史,守護華夏初音﹔曾侯乙編鐘:守護歷史,守護華夏正音﹔大克鼎:守護歷史,守護華夏正禮……句句鏗鏘有力,字字擲地有聲,守護國寶,守護歷史價值。

四、結語

《國家寶藏》不僅是對文物的展覽、文化的展現、中國記憶的建構,更喚起了大眾對文物保護的責任感。節目在展示和傳承祖先留下的寶貴遺產的同時,極大地激發了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同時也堅定了我們復興傳統文化、實現中國夢的信念。作為文化自信之源,騰飛的中國急需建構“中國記憶”,強化民族認同,進而促進文化認同建構。形塑歷史遠方的“中國記憶”,傳承文化血脈,我們身為中華兒女責無旁貸、任重而道遠!

[本文為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禮文化傳播與認同建構研究”(項目批准號:16BXW044)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夏語檬.歷史、記憶與認同[J].新聞愛好者,2018(4).

[2]皮埃爾·諾拉.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M].黃艷紅,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20.

[3]簡·奧斯曼.集體記憶與文化身份[M].陶東風,周憲,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10.

[4]張兵娟.記憶的儀式:黃帝故裡拜祖大典所謂傳播意義與價值[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7).

[5]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M].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6.

[6]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M].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2.

[7]陳琳.《國家寶藏》:凝望一眼 傳承千年[J].廣電時評,2018(1).

[8]周麗川.《國家寶藏》傳播特色分析[J].飲食科學,2017(10).

[9]喬納森·特納,簡·絲戴茲.情感社會學[M].孫俊才,文軍,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

[10]肖濱.兩種公民身份與國家認同的雙元結構[J].武漢大學學報,2010(1).

[11]李芬芬.創新傳播下的文化密碼:以《國家寶藏》為例[J].新聞研究導刊,2018(1).

[12]張兵娟.全球化時代:傳播、現代性與認同[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0:75.

(張兵娟為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劉停停為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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