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資深媒體人楊瀾攜新版《一問一世界》在京舉行首發式，細述入行30年來的成長與體會，對上千位智者勇敢發問，為人們展現這個時代的真相。參加本次新書發布會的還有著名主持人水均益、陳魯豫、陳偉鴻，並且這也是四位主持人史上首次同框，大家一起暢聊中國電視黃金30年，約定繼續做一個勇敢的“提問者”。

　　《一問一世界》是楊瀾入行30年來的一次總結，從楊瀾做主持人提出的一萬多個發問中提煉而出，涵蓋了國際政治、商業、文化、體育、藝術等各個領域，她採訪的對象包括老布什、基辛格、克林頓、李光耀、王石、稻和盛夫、嚴歌苓、金庸、李敖等上千位各行各業的名人領袖。在書中，楊瀾袒露了入行30年的生命跨越和歲月流轉﹔她的媒體生涯和她眼中的傳媒江湖﹔她與上千位各個領域精英們的問答過程﹔她對輸贏、競爭、艱難時候的選擇，夢想和現實的差距，事業和家庭之間的平衡通過問答得出的答案，幫助讀者解決當下的困惑。

　　在新書發布會前夕，北京青年報記者也對楊瀾發問。

　　談媒體

　　仍有好奇心 我還想講好故事

　　北青報：這本書名叫《一問一世界》，在你看來，一個好問題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共性？

　　楊瀾：我覺得一個好的問題一定是打開想象力的問題。它既打開了被採訪者的表達欲望，也能夠讓觀眾覺得“我怎麼沒想到這一點”，能夠激發出觀眾的好奇，讓大家好奇對方怎麼回答。總結來說，一個好問題，就是一個能夠打開想象力、能夠帶動別人參與的提問。

　　北青報：你在序言裡的第一句就寫，今年是您入行30年，其實也可以說這30年你是跟中國整個的媒體生態環境一起來成長的。這30年中國媒體經歷了很多變化，那這麼多年，對你自己來講不變的一些東西是什麼？

　　楊瀾：我覺得不變的兩個方面：第一個是我的好奇心從來沒有改變，現在當我們討論一個選題，進行一個採訪的時候，我還會感到一種興奮和緊張。第二個不變是，我始終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想，新聞無論有多麼堅硬的內核，它都在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一定要和你的觀眾發生某種聯系，這個故事一定有講述它的更好的方式，是先講結尾，還是先講中間，是先講一個細節，還是先講背后的一個邏輯，都是充滿創意的一個過程。

　　北青報：那讓我們也談談變化。過去傳統媒體的時代裡，主持人是少數的，聲音是響亮的﹔而今天的新媒體網絡時代，人人都可以發言，人人都可以當主播，眾聲喧嘩。那您怎麼看這種媒體環境的變化？作為一個網絡時代的親歷者，您又如何適應這種喧囂？

　　楊瀾：我覺得某種表達權利的釋放是我們這個社會的進步，誰說提問是一種特權？大家都能夠有自己的表達方式，甚至直接表達出自己內心的這種渴望，我覺得這個時代非常可貴。

　　每個人都有自己表達的欲望，但人們也有一種和真正有思想的人進行深度交流的渴望，就是看你怎麼去滿足它。

　　這一點，2018年給我的印象特別深。2018年先后有很多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去世了，比如說像李敖先生、金庸先生等等——當這些大師級的人物去世，網絡傳播的還有多年前我對他們的訪問，點播量甚至都還是幾千萬級的。

　　北青報：這說明當年你的採訪是很成功的。但這麼說起來你會不會稍微有點遺憾——這麼多年來，大家可能創造了很多內容，但可能很多都是娛樂的甚或說是消遣性的東西。

　　楊瀾：新的事情還在不斷地發生，其實這兩年，比如說我在關注人工智能和包括像《匠心傳奇》這樣的節目，越來越覺得在所有喧囂的背后，科技的發展、人文和藝術才是歷史的硬推動力。

　　談AI

　　集團墊資做人工智能節目

　　北青報：近些年來你一直關注人工智能領域。有關AI主播逐漸要取代媒體人部分工作的報道越來越多。作為媒體人，你怎麼看這種現象？

　　楊瀾：我們之前做人工智能的報道，在華爾街採訪時就發現很多財經新聞的播報類稿件，都是由人工智能軟件自動生成的。從文字寫作的角度來說，人工智能挑戰記者的工作已經不是新鮮事了，當然現在也有人工智能的主播。

　　也正因為此，我進一步認識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人工智能可以比我們有更大的記憶儲存，可以回答更多的問題，但是要問出一個好的問題，卻要取決於非常綜合性的判斷。前一段時間，我採訪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時，他們就提出來，現在的年輕人會不會提問題。我覺得《一問一世界》中的“提問”將來是人的智能，也是我們傳媒工作者智慧的一個集中的體現，所以我要繼續問下去。

　　北青報：近些年來，不論是科技還是科幻都是社會討論的焦點。最近大熱的電影也都是和科幻題材密切相關。我知道你關注科技報道也有一定時間了，當初你是怎麼關注到科技報道的？你對今天中國科技文化的發展又有什麼樣的感觸？

　　楊瀾：我之前看了《流浪地球》，我覺得不論是在想象的開闊性，還是電影的工業制作水准上，《流浪地球》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也特別恭喜他們獲得的票房成功。在我看來，科技的潮流方興未艾，將來一定會有越來越多更好的作品出現。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來了解科技，其實我們在做探尋人工智能的這個決定的時候是2015年年底，當時很多我身邊的人都還沒有聽說過人工智能這個詞。但因為閱讀和跟專家探討，我看到這個技術將影響各行各業，所以我們當時是集團墊資先來開始這個節目的全球採訪和制作。

　　在各行各業都需要有某種前瞻性，需要看到未來的改變而去適應它——這就像不斷“走出自己的舒適圈”，進行自適應的學習，這幾乎已經成為我們一種生存的必要能力了。

　　談女性

　　不喜歡“如何平衡家庭事業”類問題

　　北青報：在你的書中，講了很多採訪過的人和事。三八婦女節剛剛過去，我會很好奇，你在訪問中有沒有哪些女性是你印象特別深刻的，為什麼？

　　楊瀾：舉例子真的很難，因為有很多很多位女性，都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訪問過的女性當中還有很多這樣的榜樣，比如說IMF就是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總裁拉加德，她也是非常瀟洒和自信的女人，一頭白發給我很深刻的印象：通常人們都覺得女人是怕顯示出自己的年齡或者是怕老的，但一個有足夠自信和從容的女性，可以非常坦然地面對年齡這個話題。從她身上我可以感受到一種經過歲月歷練之后的骨子裡的優雅。

　　北青報：你會在採訪的時候問她們如何平衡家庭、如何處理生活這樣的問題嗎？她們會抗拒這種問題嗎？

　　楊瀾：我本人就會比較抗拒這種問題，問一個人如何來平衡事業和家庭不應該是有性別取向的。所有的女性企業家，或者是有一定的職場成功經歷的女性，都會被問到你如何平衡事業和家庭——似乎就是你要是沒有平衡你就沒有權利去搞事業。但一個男人如果成天在外邊出差、從來不關注自己孩子在上什麼學校、讀幾年級，人們可能就會說他多麼盡心地工作，就會把他當作一個男子漢、男人氣很高的一種佐証。這種不平衡是不公平的。我在做男性嘉賓採訪的時候，經常會問他們是如何平衡事業和家庭的？他們都感到一愣，沒有想到我會問他這個問題。但是你想，這個問題難道不是我們生而為人、每一個人都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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