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皮書》雖然拿下了今年奧斯卡的“最佳影片”獎，但導演彼得·法雷裡連“最佳導演”的提名名單都沒能入圍，在一些人眼中恐怕還是“成色不足”。這其中就包括了黑人“老炮”斯派克·李（《黑色黨徒》的導演），當他聽到最佳影片居然是《綠皮書》時，氣得要離座退場，被現場工作人員勸回，最后自嘲了句“每次有人開車，我就會輸（29年前他的《為所應為》就曾敗給過《給黛西小姐開車》）。”導致他憤怒的真正原因，當然不是開車的主題，而是這部《綠皮書》是一個幾乎由白人思維主導的電影，與他們這些黑人導演的作品有本質上的不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綠皮書”這個聽上去有些浪漫的片名，背后卻是丑陋的美國近代史。在上世紀60年代，由黑人郵遞員編纂的這本“綠皮書”，是指導美國黑人深入保守南部腹地的旅行小冊子，告訴他們哪裡才能住宿、吃飯，否則就會遭到白人侮辱、驅逐和毆打，是一本滿是血淚的“保命手冊”。這麼個種族主義時代的特殊產物，放到半個世紀后的今天來回顧，原本應該滿是憤怒的聲討，在白人法雷裡的鏡頭下卻成了一個溫馨、包容的公路喜劇。他當年可是拍《阿呆與阿瓜》這樣的影片的，同樣是兩人結伴開車遠行，智商欠費的吉恩·凱利和杰夫·丹尼爾斯，如今成了黑白搭配的維果·莫騰森和馬赫沙拉·阿裡，敏感的膚色對立就在聖誕之夜化解，對於那些畢生斗爭的黑人平權運動家來說，這也太容易，太幼稚了。

　　當年種族對立的尖銳和粗暴，難以調和，《綠皮書》最后那場餐廳戲已有所體現，但在李這樣的激進主義者看來，還遠遠不夠，《黑色黨徒》裡就是經過血與火的暴力洗禮，差點付出生命的代價，才讓黑人有一絲刺破種族主義壁壘的機會。《綠皮書》裡的理解來得太輕巧，太想當然了，說得好聽是“舉重若輕”，說得嚴厲點就是“蓄意麻痺”，會讓人忽視掉斗爭的殘酷性。如果把今年奧斯卡上獲獎的四部“膚色片”放在一起看，《綠皮書》和《黑色黨徒》《黑豹》《假若比爾街能說話》並非一個“陣營”的，這種差別是立場和視角的區別，這才是斯派克·李等人難以容忍的。

　　因為事實上的種族沖突就在眼前，《黑色黨徒》裡最后的新聞片段就是當下的美國社會，《綠皮書》裡再怎麼柔光美化，都難以安慰那些被種族分子碾壓的死者家屬。而在保守主義重新抬頭的后奧巴馬時代，黑人地位和話語權的演變實在微妙，即便在好萊塢這個左翼大本營，能給出的聲援方式也沒有太多。去年已經聲嘶力竭地懟過了特朗普，今年就算把一半的表演獎頒給了黑人演員，也仍然難以平息少數族裔對平等的絕對主義要求——以阿裡在片中的戲份，憑什麼不能提名男主角，而隻算是男配？

　　白人為主，黑人為配，《綠皮書》裡這樣的設定，並不只是因為戲份的多少，而是前者對后者的觀察才是真正推動劇情發展的動力。司機托尼·利浦一路上發現唐·謝利博士身上的秘密，比沿途的風土人情更有意思，莫滕森的演繹更加豐滿，多虧了他銀幕上的莽漢形象和演員自帶的詩人氣質，讓這個托尼既有頭腦簡單的一面，也有微妙的內心曲線。從一個黑人用過的杯子都要扔掉的隱性種族主義者，到邀請黑人來家中同過聖誕節，真正打動托尼的，或許不是謝利的才華、修養，而是對“史上最孤獨的黑人”的同情，讓他意識到侮辱和暴力並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至少不會像《皮膚》（今年奧斯卡最佳真人短片獎）裡那樣，把歧視和對立傳遞給下一代。但這種“頓悟”式的同情隻限於個人和家庭，難以蔓延到更廣泛的白人群體中，所以才會有風起雲涌的民權運動，才會有《假若比爾街能說話》裡的控訴司法不公，《黑色黨徒》裡的體制內臥底單挑3K黨，《黑豹》干脆自組文明、另立一國……相比之下，黑人和白人開趟車出了趟遠門就成了好友，攜手給妻子寫情書的一幕，也太溫和了。

　　從結構上看，《綠皮書》是一部圓熟、工整的公路片，有人物、有動機、有沖突，還有值得大書特書的崇高立意，真實故事的基礎提供了可信性，虛構的篡改又增添了戲劇性，奧斯卡不給個獎都說不過去。對於熟悉此類電影的影迷來說，影片的情節發展也大多在意料之中——著名鋼琴師謝利要去南方巡演了，司機托尼是個意大利裔的社會人，這一路磕磕碰碰少不了文化、習俗和性格上的沖突，其中最有趣、也最值得深挖的新意，是二人身份的“逆向”設定：黑皮膚的謝利是受過高等教育，不屑吃肯德基的優雅紳士﹔白皮膚的托尼反而是舉止粗魯，沒教養沒文化的底層混混，這就比《給黛西小姐開車》《觸不可及》等同類影片多了個實驗性的思考：位於社會底層的種族，能夠通過藝術教育和文化修養，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嗎？

　　遺憾的是，即便觀眾在片尾被二人的友情所打動，回頭再冷靜想想這個問題時，答案也並不那麼樂觀。黑人的整體地位並沒有因為謝利的巡演而好轉，改變最大的除了托尼，恐怕就隻有他自己了。謝利內心何嘗不明白，他不過是一個被白人圈養、圍觀的“異類”罷了，就像那些被用作“靈長類智商實驗”的黑猩猩，一切不過是白人科學家操縱的表演機會，他遠離同胞，甚至無法選擇自己表演的曲目類型和演出場所。而影片中最殘酷、也最嚴肅之處，正是讓謝利親口把這個“真相”說出來，大雨傾盆之夜，侮辱伴隨著孤獨，自我身份的迷茫，那對於當事人是何等的痛苦，可偏偏謝利還得繼續這麼做下去，放棄自己最愛的古典音樂，轉而用更世俗的流行鋼琴來取悅世人，取悅白富人。

　　或許在路邊的黑人兄弟眼中，謝利的遭遇和困苦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但作為藝術家，謝利挑戰“歧視之路”的勇氣還是值得尊敬的。而“才華”，在這個對立的體系裡則變得無足輕重，它換不回一件西服、一個床位、一頓飽餐，甚至還會引來殺身之禍，最后隻靠白人司機的一對老拳，才能保得黑人藝術家的平安。說到底，謝利開場時的派頭，所謂尊嚴和榮譽，還是以肯尼迪兄弟為首的美國白人精英施舍的，若不是高層大人物向基層警局施壓，那些歧視黑人的白人警察根本不會輕易放人，這正是斯派克·李最不屑的“白人拯救論”。等這倆外鄉人走了，3K黨等種族主義者依然會繼續欺壓農場裡的黑人勞工，把黑人球員趕出餐廳，毫無悔改，甚至變本加厲。

　　黑人想要贏得真正的尊重，不再順從“綠皮書”苟且生存，最有效的方法是放下鋼琴，奮起抗爭，向傲慢的白人要回生存權。對這一點的認識，不僅是斯派克·李等黑人導演，就連昆丁·塔倫蒂諾都看得更加透徹，《被解救的姜戈》裡槍口對准的，除了萊昂納多·迪卡普裡奧飾演的白人奴隸主，還有塞繆爾·杰克遜飾演的黑人走狗。早在1940年，奧斯卡就曾用一個最佳女配角（《亂世佳人》裡的海蒂·麥克丹尼爾）安撫了黑人們，卻隻希望他們做聽話的保姆、忠誠的管家。從這個角度來看，《綠皮書》比起《黑豹》和《黑色黨徒》，更像是路線上的退步，隻能算是《讀者文摘》裡的私人回憶錄，留在爺爺的相冊裡，溫情脈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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