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翻看以往的一些照片，回想起老照片上的一些人和事，觸景生情，似乎又走進了那過去了的崢嶸歲月。

孟浩然詩中說，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在我留存的無數張照片中，有一張是我與金學曙大夫的合影，怎麼也不能遺忘。

2013年2月8日，本文作者顏世貴（左）看望時年九十一歲重病中的金學曙醫生（潘真攝）

那是2013年2月8日的晚上，我與老伴潘真前去金大夫府上看望她老人家的一張合影。時年九十一歲，在人民日報社默默地工作了一輩子的金大夫，視患者如家人，關愛備至，一絲不苟。報社大小職工，都眾口一詞，無不稱贊她老人家醫術精湛，德高望重，受人尊敬。

我因長期在地方記者站當記者，遠離報社，又很少回報社辦事，而且每次都來去匆匆，很少見到金大夫。當我從記者站調回記者部時，金大夫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

離退休干部局知道她醫術好，在她六十六歲那年退休后還繼續聘請她做醫生，為離退休的干部職工看病，直到她快八十歲。

我一直想去金大夫的家裡看望她老人家，但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時間。這天晚上終於有了合適的時間，我和潘真來到了金大夫的面前。老人特別高興，坐在輪椅上，緊緊抓住我倆的手不放，就像母親見到了久別的兒女，是那麼的慈祥與親切。

然而沒有想到，這次去探望她老人家，竟是我們的最后一次見面與敘談。第二年，即2014年3月17日，她老人家就走完了九十二歲的不平凡人生，永遠離開了我們。

逝者如斯夫，冬去春來，柳枝抽芽，一朵朵迎春花搶先張開了黃色的花瓣，散發出陣陣的幽香。轉眼間，又到了金大夫遠去的忌日，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這不由使我想起了過往的點點滴滴，想起了金大夫每次見到我，總是那樣的親切與關愛。

我1966年大學畢業，1967年被選進了人民日報社，在總編室做夜班編輯。那時的報社在王府井大街，編輯樓、行政樓、單身宿舍樓相連在一個大院。我住二層的單身宿舍，一層是報社醫務所，每天上下樓必經之地，自然會看到患者進出問診就醫，很快也就認識了一個個醫務人員。

人民日報王府井大街117號舊址（王東攝）

記得有一次拖到第二天下午一點多才下班，當天晚上還要照常上班。睡眠不足，加上我不喜歡吃面食，更不喜歡吃粗糧，一天天過去了，感覺很疲勞，就去找金大夫。她給我做了認真仔細的檢查，並抽血化驗，發現轉氨酶有些偏高，其它指標正常。

還未生過病的我，一下有了思想壓力，剛剛工作就生病了，很緊張。金大夫安慰我說，沒關系，吃點藥，加強營養，休息休息就會好的，她的鼓勵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金大夫是浙江人，我是江蘇人，在生活習慣上我們算是老鄉了。記得我的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好，金大夫就邀請我星期天到她家裡，並燒了些好吃的南方飯菜給我吃，把我當作她的孩子一樣看待，給了我一種家的溫暖，這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記的。

那時金大夫家就住在天橋報社宿舍。她先生是鐵道部的工程師，上海人，和靄可親，很有學問，同我交談了好多，我由衷地敬佩他。

1974年我進入了記者部當記者，1975年去報社小湯山五七干校勞動，被分配在水稻班擔任班長。育苗、插秧、施肥、除草，我把從父母親那裡學到的一些農活知識，用來指導水稻的種植。

本文作者顏世貴（右）1975年在小湯山五七干校參加拔草勞動（圖片來源：人民網）

沒有想到，金大夫也在小湯山五七干校，不知她何時來的干校。在這裡能見到金大夫非常的高興，我又有好長時間未見到她了。白天忙勞動，晚上收工有時間了，就去干校醫務室金大夫那裡看看，見她總是熱心、耐心、仔細地在給患者做檢查、開藥、交待注意事項等。那時干校的條件雖然艱苦，但人與人相處，還是很溫暖的。

這年，在水稻抽穗即將成熟之時，我結束了在干校的勞動，回到記者部當機動記者，而后去了南京籌建駐江蘇記者站，再到北京記者站、海南記者站，又回到北京記者站。

忙忙碌碌，難得一見金大夫的面。從記者站回報社后，金大夫年紀大了，不怎麼出來活動，也沒太多的機會相聚。直到這一次去她家裡看望，哪知這是我見她的最后一面。

后來，我從金大夫的女兒那裡了解到，金大夫在病危期間，和報社老記者陳柏生同住一間病房。當時，陳柏生已經昏迷，金大夫自己已經病得那麼重了，仍不忘在病床上密切觀察著陳柏生的病情，她一遍遍呼喚：“柏生，柏生！”她知道，輕度昏迷的患者尚有意識，就要對其不停呼喚，以防她徹底失去意識，發生危險。陳柏生一有危殆症狀，金大夫馬上呼叫醫護人員前來進行搶救。好幾次，金大夫竟不顧自己病弱的身體，有時一夜不曾合眼，就這樣守護著病友陳柏生的生命……

金大夫就是這樣一位令人愛戴的好大夫。她是新中國首屆“全國三八紅旗手”，時任社長兼總編輯的鄧拓稱她為“新時代的杰出女性”。她在平凡的崗位上，幾十年如一日，對職工、對患者，傳遞了不同尋常的愛，感染著每一個有過接觸的人。

斯人已逝，那份滋養心田的潤澤，卻將長存，我們懷念金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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