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春晚"開創者"黃一鶴病逝 揮手自茲去春晚薄幸名
央視首屆春晚總導演黃一鶴因病醫治無效,於4月8日清晨在北京去世,享年85歲。
昨日,央視春晚微信公號發布文章《送別黃一鶴導演》,介紹了黃一鶴的主要生平,稱其為央視春晚的“開創者”。迄今為止,再沒有一位總導演能攢下這位開創者一樣的口碑。隻有一個黃一鶴,這跟他的才華、膽量有關,也跟那個時代有關。
調查
1983年春晚榮膺
新中國成立60周年百姓最喜愛春晚
2009年,有媒體進行了一個調查:新中國成立60周年百姓最喜愛春晚投票。投票結果是1983年首屆春晚。當時接受採訪時,黃一鶴表示自己很吃驚和疑惑,后來他這麼理解:“中國的藝術工作,最根本的一條,就是 ‘為誰服務’。 1983年春晚做到了‘為人民服務’。”
黃一鶴曾這樣評價春晚:“每到春節的時候,不管是火車、飛機,水上、陸上,都有一億多中國人要趕回家團圓。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這麼大的親情號召力。如果不重視中國人這種親情,春晚就沒有立足之地。春晚應該讓大家感到骨肉團圓,要讓人民感到春晚是他們自己的晚會,而不單單是看演員美不美,穿得好看不好看。為什麼1983年春晚人們都爭先恐后地點播《鄉戀》那首歌呢?因為那首歌傳達了人們的親情。如果一個晚會能把這種人心抓住,人們怎麼會不喜歡呢?說穿了,春節晚會是人性真情的留戀。”
1983年執導首屆春晚 竟不是“天將降大任”
成為中國首屆春晚導演之前,黃一鶴自言:“之前沒有什麼翻天覆地的經歷。”1949年,黃一鶴參軍在解放軍某文工團從事文藝工作。一年后,他就跟著部隊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后來軍一級文工團解散,黃一鶴轉業到央視成為一名電視工作者。
黃一鶴與春晚的故事,也不是“天將降大任”的傳奇,更像是順其自然發生。其實,從1958年開始,央視(當時名稱為北京電視台)每年都有聯歡性質的春節晚會,不過那個時候為了防止“政治事故”,都是錄播。1983年,台裡的領導冒了很大的風險,決定辦春晚。 按照輪換制,黃一鶴就這麼成了第一屆春晚的導演,他和春晚就這樣彼此成就。
1983年春晚的故事,恐怕讀者早已爛熟於心:沒有錢搞錄播晚會,黃一鶴隻能拉著60人不到的隊伍和五台攝像機搞現場直播﹔舍棄專業主持人,選用王景愚、劉曉慶、馬季、姜昆主持晚會﹔晚會中,姜昆吃了“道具”燒雞,於是馬季“逼著”王景愚無實物表演﹔馬季宣讀群眾來信,錯將姜昆的家鄉說成湖南,引出姜昆挑起扁擔與李谷一唱起《劉海砍樵》﹔現場安裝了4台熱線電話,觀眾點什麼,演員唱什麼,合唱加獨唱,李谷一一人唱了9首歌,姜昆當晚也連說了三段相聲……
晚會直播結束后,也有故事,黃一鶴張羅著把參加演出的演職人員集中起來吃夜宵,一點人數,發現少了馬季。 他跑回演播室,看到馬季正對著熱線電話表演單口相聲。因為打電話的首鋼工人說,“我剛才在值班,沒看晚會,您得給我說一段”。
以上提到的每一項,都是央視春晚乃至中國電視史上空前絕后的一次,在當年和現在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以黃一鶴為代表的電視工作者卻憑借過人的才華和勇氣,在自己的權力范圍內“撕開”表達的口子。
1984年兩岸一家親 力保張明敏不惜摔電話
1984年春晚,同樣是在“撕口子”。那年,黃一鶴由中英談判想到了邀請港台演員回家過春節。在打給上級的報告中,有摘抄自《毛澤東選集》的語句“凡是有人群的地方,絕大多數都是好的,都是愛國的”,隻為了証明:請港台演員是可行的。
張明敏當時是香港一家手表廠的工人,在業余歌唱比賽中得了冠軍,但沒有經過政審。為此,黃一鶴摔了當時的廣電部部長吳冷西秘書的電話,摔完才“后怕”“會不會被掃地出門啊”。
1984年春晚的原則是“不喊一句政治口號,隻講魚水之情,兩岸一家親”。張明敏不上春晚,就意味著晚會的“心”沒了。時間已到了臘月廿七,為了保住春晚的“心”, 台長、副台長、黃一鶴和智囊團的人平均20分鐘給領導們打一次電話,最后一通電話,足足打了四五十分鐘,終於說動副部長向部長匯報。那一年,一首《我的中國心》深深地打動了億萬中國人,邀請港台演員也成為春晚慣例。
至於為了使陳佩斯和朱時茂的“吃面條”既“突出政治”,又不陷於“生硬說教”,兩位演員一招一式、一詞一句,千錘百煉,反復推敲,家裡排,招待所裡改,大食堂裡練……一個多月后,《吃面條》基本成形。為了檢驗效果,黃一鶴要求各界嘉賓審看節目。小品演到一半,馬扎上沒人了,大家捂著肚子,笑趴到了地上。“笑果”好得出奇,黃一鶴有開始擔心,“這樣的笑法,會不會被視為大毒草痛批一頓啊?”事后,黃一鶴回憶,“在那個歲月裡,人們干一點破格的事,就要付出很沉重的代價。當時我的思想斗爭很激烈。”
節目上還是不上,待定。事后,陳佩斯、朱時茂回憶除夕當天自己情緒低落,一直在幕布后邊躲著,是黃一鶴找到了兩人,拍板定下了“上!出了問題我負責”。由此,一個屬於小品的時代拉開了序幕。(記者 祖薇 實習生 宋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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