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愚、馬季、姜昆任主持人。

　　1983年春晚現場設點播台。

　　數據說明：縱軸左側是黃一鶴任總導演的五屆春晚中，語言類節目的佔比，可以看到他奠定了語言類節目在春晚中的地位。但是黃一鶴是勇於探索的，1985年在工體舉行的春晚中隻有3個語言類節目。后來証明效果不好，黃一鶴在隨后又加大了語言類節目的比重。右側的演員們是黃一鶴在春晚中發掘的“春晚常青樹”，后面的數字是他們參加春晚的次數。

　　時間拉回到36年前，1983年首屆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正式舉辦。在那個僅有600平米的演播室裡，黃一鶴開創了晚會實況直播、熱線電話互動等全新形式，並首次設立了節目主持人。他帶領王景愚、馬季、李谷一、姜昆等藝術家，從歌舞、相聲、魔術等多個品類，為觀眾奉獻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除夕大餐。從此之后，央視春晚便如同大年三十放鞭炮、吃餃子一樣，成為中國家庭不可或缺的過年習俗。

　　黃一鶴曾執導過五屆春晚，姜昆、李谷一、陳佩斯、朱時茂、馮鞏、趙本山等“春晚常青樹”均在此期間得到過他的舉薦，《鄉戀》《我的中國心》《吃面條》等曾備受爭議的春晚節目，也都是在黃一鶴的果敢之下，成為了時代經典。李谷一曾評價，“他就是一心一意為他心中的老百姓服務。”黃一鶴生前曾回憶，每次想起春晚，就像剛分手的老朋友一樣，“30年了，不知道過得好不好。”如今斯人已逝，黃一鶴創造的春晚經典卻永遠留存在觀眾的記憶當中。

　　春晚開拓者 首創直播、主持人、點播節目

　　央視在除夕舉辦晚會，最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然而由於條件落后、電視機及衛星轉播不普及，大多只是排練幾個獨唱、舞蹈節目，從未在社會引起太大轟動。直到1982年，黃一鶴接到任務籌備1983年春節晚會，他決定做一次“質的飛躍”。他集中了馬季、王景愚、姜昆等藝術家組成策劃編創組，提議實況直播、開辟電話點播，並起用節目主持人。黃一鶴的提議曾招來了不少反對的聲音。姜昆也對此存疑，然而黃一鶴隻回答了一句，“足球賽如果不直播，你看錄播有意思嗎？我要讓中國所有觀眾跟我們一起過春節的時候，都有身臨其境的感覺。”

　　於是，黃一鶴在600平米的演播室裡擺放了五台攝像機，沒有絢麗的舞台背景和先進的燈光，工作人員加起來不到60人。但茶座式的觀眾區、主持人與觀眾的親密互動、直播的既視感，都讓春晚有了濃濃的年味兒。

　　不僅如此，黃一鶴還首創了“主持人”這一概念。在此之前，國內隻有“報幕員”，按照流程通報節目名稱﹔但為了春晚能夠更好地與觀眾交流，把節目通過更有意思的方式串聯起來，黃一鶴便嘗試找一些懂幽默，又能活躍氣氛的人搭配在一起主持，產生一些新的趣味點。馬季、姜昆等相聲演員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中，但隻有兩個男的不好搭配，於是人氣頗高的劉曉慶入選﹔又怕相聲演員嘴太貧，曾演過不少內涵喜劇的王景愚得到了上春晚的機會。

　　“觀眾想看什麼就播什麼”是黃一鶴辦春晚的初心。1983年春晚的“熱線電話”便開創了與觀眾互動的先河。當年黃一鶴在演播室放了4部電話，觀眾可以打電話實時點播節目，還能參與有獎猜謎。這在當年“電視台是上帝”，觀眾提意見都成問題的時代，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創舉。

　　而當年最紅的李谷一，一晚上被觀眾“點唱”了9首歌曲，其中甚至包括被封為“靡靡之音”的《鄉戀》。在改革開放初期，人們依舊思想僵化，這類表達個人情感的歌曲很難登上“大雅之堂”。然而黃一鶴卻堅持用熱線電話証明“觀眾的選擇”。他曾回憶，1983年春晚第一通電話撥進來，點播的就是《鄉戀》。但領導始終不同意演唱這首歌曲。隨著點播的電話越來越多，直到黃一鶴把第五通觀眾熱線提議給領導，領導終於一跺腳說“黃一鶴，播！”后來這首歌成為了當年最火的流行歌曲。春晚結束后，大量觀眾來信，贊揚央視是“人民自己的電視台”。

　　“當時我們就是希望觀眾可以改變晚會的播出程序，觀眾可以指揮電視台，節目播出應該是個流動的狀態，導演組要根據觀眾的要求播出節目，觀眾想看什麼我們就播出什麼。”黃一鶴曾說。

　　新京報記者獨家採訪李谷一，在她心目中，“黃一鶴導演既敢想、敢說，又敢干、實干，他不僅是個改革派，也是位大智慧家。”1983年，央視首屆春節聯歡晚會正式舉辦前夕，李谷一在節目組后台首次見到了黃一鶴，“當時他風風火火跑來跑去的，時間特別緊張，我也沒來得及跟他講話。”李谷一記得，第一屆春晚其實沒怎麼彩排，直播過程中節目也有些銜接不起來，但黃一鶴創新使用了和場外觀眾電話互動點歌的形式，讓李谷一在舞台上一連演唱了包括《鄉戀》在內的9首歌曲。“黃導思想特別活躍，敢於嘗試，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群眾需求服務。從《鄉戀》開始，我們的文藝發展也打開了一扇門。大家總是說李谷一很紅，但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與他分不開的。”李谷一的《難忘今宵》更是春晚的必備。她說，這首《難忘今宵》的誕生也與黃一鶴有著直接的關系，“1984年，黃導考慮要為晚會寫一首體現家國情懷的結束曲，希望能讓所有炎黃子孫一起慶祝新年，他就請了著名詞作家喬羽和著名曲作家王酩聯手創作了這樣一首歌。三十多年過去了，黃導的遠見流傳了下來。”

　　李谷一說，這些年她與黃一鶴的聯系一直沒有中斷，“有一年，我的從藝五十周年演唱會請他來看，他還很高興。但是我最后一次見到他，是在央視的一檔欄目上，當時他的身體已經不太好了。”如今聽聞黃一鶴逝世的消息后，李谷一表示很難過，“我永遠銘記他的相知之恩，希望老哥一路走好。”

　　膽魄和堅持

　　差點因邀請張明敏被開除

　　1983年春晚獲得不俗反響后，黃一鶴完全可以按同樣的模式繼續搞1984年春晚，然而為了滿足觀眾對晚會驟然增長的期望，黃一鶴決定冒著風險再次創新。1984年中國即將迎接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的簽署，黃一鶴大膽萌生了邀請港台同胞的想法。當時他曾在公交車上偶然聽到張明敏唱的《我的中國心》，歌詞有黃河、長江，於是他便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張明敏參加春晚。同時，黃一鶴也邀請港台藝人和趙忠祥、馬季、姜昆等人共同擔任主持。

　　雖然為了確保萬無一失，黃一鶴先對張明敏等人進行了“調研”，但仍有一些領導不同意如此“激進”的做法：“春節晚會是現場直播，可不是錄像，萬一他要說出一句不得體的話誰負責？”甚至某領導曾打來電話，稱如果黃一鶴再堅持己見，就把他撤掉。黃一鶴當即挂斷。但正是這樣的膽魄和堅持，最終造就了經典春晚節目《我的中國心》。

　　黃一鶴的“叛逆”不僅如此。1983年，啞劇小品《吃雞》大獲成功，黃一鶴便聯想到在1984年春晚再推出一個語言類節目。當年國內還沒有對白小品，於是黃一鶴看中了憑借《二子開店》《夕照街》等電影名聲大噪的陳佩斯，和因《牧馬人》而紅遍全國的朱時茂，並親自邀請二人從零開始創作小品《吃面條》。然而《吃面條》排練時，很多人竟然都笑得趴到地上，這又一度讓黃一鶴忐忑，“在那個年代，沒有意義的笑是不允許的。”上，還是不上，在除夕前一夜仍未有定論。但黃一鶴仍抵住內心激烈的思想斗爭，鼓勵彼時失落不已的朱時茂、陳佩斯：“這個節目沒有人說可以上，但是也沒有任何人說不能上。我是晚會的導演，我就可以做決定了：上！出了問題我負責。但你倆記住一條：表演時一定要按照審查的本子來，不要添枝加葉捅婁子。”

　　《吃面條》播出后，也曾有人質疑那是無意義的笑，黃一鶴卻反唇相譏：“誰說沒有社會意義？小品最后一句話畫龍點睛：‘你就別考演員了，該干什麼干什麼去吧！’你覺得做演員容易，可是連吃一碗面都吃不像，就是諷刺那些好高騖遠的人。”

　　專訪劉曉慶

　　昨天，劉曉慶接受了新京報記者採訪，回憶起當年黃一鶴是如何說服她上春晚主持的，“黃一鶴導演來請我的時候也沒有怎麼說服我，只是我自己斗爭了好久，因為當時我是拍電影的，電視機在中國觀眾家裡很少，一個聯歡會，犧牲和家人團聚的時間，因為我一個月工資隻有50塊錢，買一張車票很難。好不容易一年攢下的錢，要坐車回去和家人團聚。所以呢，這個機會是非常可貴的。但是春節聯歡會的規定就是要現場直播，就是說的是一個聯歡會，也沒覺得是多大的一個事兒。當時沒有什麼功利主義，主要是大家一起熱鬧就行，所以我也沒有提什麼要求，直播上就直接向四川人民問了好。然后從春節聯歡會的舞台上就直接去了火車站，然后就趕回成都和父母團聚。”

　　劉曉慶說，當時是聯歡會，沒想到一下變成了第一屆春晚，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晚會。當時看不到外國的電影，更加看不到外國的綜藝節目，在這種情況下，黃一鶴導演完完全全（當然大家也有一份磚瓦的貢獻）創造了這種形式的春節聯歡會，一直沿用至今，所以聽到黃一鶴導演去世，“我非常地、非常非常地難過，因為他就是經典。”（採寫/新京報記者 張赫 楊暢 劉瑋）

　　【一種懷念】

　　互聯網時代更要記住他的春晚創舉

　　黃一鶴是春節聯歡晚會這一節目類型的開創者，也是中國電視文藝迎來春天的前行者之一，讓我們一起回顧他的成就，緬懷這位對中國電視文化行業貢獻頗多的老人。

　　黃一鶴是春節聯歡晚會這一節目類型的開創者，也是中國電視文藝迎來春天的前行者。

　　電視晚會，是中國向電視文化貢獻的獨特文藝類型。關注者談及晚會，繞不開的話題就是春晚，而提到春晚，繞不開的就是黃一鶴了。作為央視春晚的同齡人，筆者在研究娛樂綜藝的時候，也常會撫今追昔，感嘆八十年代初春晚橫空出世的天時地利人和，更加贊嘆黃一鶴等人在當年的社會環境下敢於創新的巨大勇氣。

　　春晚從誕生至今，不僅是老百姓大年三十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飯，也是中國電視文化的象征標志之一。三十六年來，春晚既充當了改革開放的探路者角色，國家的大政方針和不少政策都在春晚節目編排上得到體現﹔在大眾層面，春晚成了萬眾矚目的造星平台，陳佩斯、朱時茂、趙本山、張明敏、費翔等人在春晚舞台上鯉魚躍龍門，成為中國電視史上最為璀璨奪目的書寫者之一。

　　如此一來，黃一鶴最為應該被銘記的貢獻有二：一是創新，親手打造了春晚，在風氣將開未開的時候，建立、引領了一個歷史潮流﹔二是勇氣，在八十年代初，有膽有謀突破固有框架，努力呈現以人為本的文藝。

　　黃一鶴1949年參軍，去過抗美援朝前線，1960年轉業到中央電視台從事編導工作，創作了一千多部不同規模、不同形式和不同體裁的電視片，1979年出席了全國第四屆文代會。經歷和實力，保証了他對電視文藝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和追求。當時電視剛剛在中國興起，社會上下對電視節目的需求巨大，能夠有一台晚會在除夕夜調理眾口，文化意義巨大。

　　但光有這些還不夠，現在談到三十多年前的社會環境，不少人往往會受到改革開放初期打破禁區的印象影響，認為在那個年代一切都是朝氣蓬勃呼之欲出的，認識不到歷史的復雜性。

　　實際上，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對很多看上去約定俗成的道理也未必能一下子就有社會層面的共識。就拿流行音樂來說，改革開放初期，盡管有港台歌曲和錄音機的傳入，但有人想聽鄧麗君的歌還得偷偷摸摸的。正如《甜蜜蜜》等電視劇所揭示的那樣，雖然廣受歡迎，但一直處於地下狀態。

　　在這種環境下，辦一台直播的春晚，其難度可想而知。黃一鶴的創新精神，在此時得到了最大的發揮，據其口述有四個妙招，“第一，搞實況現場直播﹔第二，搞有獎猜謎和電話點播﹔第三，設置節目主持人﹔第四，請中央領導出席。”

　　這樣就沒壓力了嗎？最大的壓力，莫過於現場觀眾對李谷一《鄉戀》的呼聲。這首歌，是作曲家張丕基1979年譜寫的，由於動用了前些年被禁用的架子鼓、電吉他、電子琴等樂器，旋即受到猛烈的批判和圍攻。李谷一也因為在《鄉戀》中新的演唱方法，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面對無數打來要求演唱《鄉戀》的電話，黃一鶴將壓力傳給了現場坐鎮的時任廣播電視部部長的吳冷西，最終在他的拍板下，《鄉戀》的旋律重新飄揚在神州大地。退一步想，如果當時吳冷西和黃一鶴沒有化解壓力，不讓《鄉戀》在春晚舞台上出現，會怎麼樣呢？

　　除了《鄉戀》的奇跡，就是他在春晚上面創造性地推出小品這一獨特的表演形式了。1983年春晚，王景愚的啞劇小品《吃雞》大獲成功，讓黃一鶴意識到了觀眾對語言類節目的需求。於是，在1984年春晚上，他推出了陳佩斯、朱時茂這對反差明顯的搭檔的小品《吃面條》，亦庄亦諧、一正一反的表演，讓春晚舞台誕生了第一代小品王，也使小品這種影視專業面試的考試項目成為與相聲並列的節目形式。后來趙本山走上春晚舞台，也是在黃一鶴的指導下，二人轉與小品表演結合，成為了春晚另一符號。

　　小品之外，黃一鶴請到港台藝人張明敏、奚秀蘭唱歌，請台灣的黃阿原做主持人。這種響應國家政策、滿足觀眾需求的創新之舉在當時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但是在他的堅持和勇氣之下，才有了那首感動了大江南北、令無數人落淚的《我的中國心》。可以說現在春晚等不少綜藝晚會，仍然在當初黃一鶴奠定的框架內運轉。

　　今日是互聯網的世界，也是一個非常需要創新精神的世界。回看1983年第一屆春晚，是非常有互聯網思維的產物，直播、點播結合，努力與用戶互動，最大限度做好了用戶體驗工作。而且在現場能夠根據演出需求，及時調整節目編排，用戶運營策略調度有方。無數電視觀眾打熱線進來，不但能夠妥善有效處理需求，通信設備還扛住了如此多的電話呼叫需求，產品功能測試做得扎實，尤其是扛住了高頻次並發的壓力。如果時空交錯，讓黃一鶴導演來操刀一款互聯網產品的話，想必也會是一個超級爆款。

　　創新，從來都與風險並行，具備勇氣，才能將創新貫徹到底，“我喜歡創新，而且認為創新是任何時代、任何行業都面臨的一個生存和發展的課題。”黃一鶴的這句話，在今日看來，仍然具有振聾發聵的效果。

　　□何殊我（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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