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半年寫作，半年和農民、工人同吃同住，這樣獲得的體驗最深刻、最有真情實感，進而創作出獨特的故事。對於故事，不能“撿到筐裡都是菜”，而是要悉心“培養”，把故事一點點“養”大

　　2018年，我有4部作品在衛視黃金檔播出，《家有九鳳》《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闖關東》，這些都是我十幾年前的作品。對一個創作者來說，沒有比這更高興的事：我的作品經歷時間檢驗，今天的觀眾依然愛看。創作者要有志向打造能夠流傳下來的精品，而不是“一次性消費品”。

　　編劇有兩種，一種是做一個匠人，把它當成飯碗﹔一種是做一個藝術家，把它作為畢生追求。隻有把創作當成畢生追求才可能成為好編劇。創作應是抑制不住自己對生活的激情、對人民的熱愛而有感而發。出發點沖著“開張”去，這個劇本不會很出色。

　　我常說，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我的創作狀態經常是半年寫作，半年走到最基層的農民、工人家裡，和他們同吃同住，完全沉浸到老百姓生活中去。我曾經坐在黑龍江農民家的大炕上，聽當地人拉家常，一宿一宿地聽，不知道聽了多少故事，第二天早上起床找不到鞋了，因為頭天晚上一屋子人嘮嗑，嗑的瓜子皮把鞋給埋起來了。我儲備的這些素材，一生都寫不盡。

　　真正熟悉了創作對象，才敢下筆寫。我努力做到，寫一個題材就寫到最好。寫《家有九鳳》我積累了4年素材﹔寫《大工匠》，我在工廠斷斷續續體驗近3年﹔寫《闖關東》，我奔走7000多公裡﹔寫《溫州一家人》，我走了國內14個城市，又到法國、意大利、荷蘭等與題材相關的國家搜集素材和體驗。充分的准備和積累，使這些作品從同題材中脫穎而出。

　　深入生活獲得的體驗才是最深刻、最有真情實感的，它能不斷激發創作靈感，進而創作出有個性的故事。有的創作隻圖個“快”字，快寫、快拍、快賣，創作者沒有時間深入生活，隻從網上搜集素材加工一番——這些故事是網上的、別人的，但唯獨不是“你”的——創作者對這些挖來的材料沒有感情，激發不了創作欲望，隻能炮制出同質化的“一次性消費品”。

　　最近我參加劇本評審，現場來了七位編劇，講了七個故事。因為故事缺乏個性、長得太像，讓人分不清誰講的是什麼。多年前，我與同代的幾位編劇張宏森、錢濱、石零做過一個測試，讀劇本判斷是誰的作品。單靠聽，就能從台詞分辨出每個人的作品。寫過《大法官》《西部警察》的張宏森喜歡用長句子，力量澎湃，寫《宰相劉羅鍋》的石零有山西人的幽默，寫《誓言無聲》的錢濱有四川人的機智。

　　當前電視劇創作需要加強的正是這種創作個性，而這隻有從生活深處才能得來。編劇不肯“下去”，作品就“上不來”。所以，我一直鼓勵年輕編劇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到生活裡去聽、去看，而不是苦苦地“編”故事。不要說自己現在是“腕兒”、受不得苦，哪個編劇沒有一本辛苦賬呢？有追求的編劇怎麼能省略吃苦這一步，等著別人上門來請？也不要說我不熟悉那個年代，所以我不能寫，這也是托詞，我一開始也不熟悉“闖關東”那段歷史。

　　對於故事，不能“撿到筐裡都是菜”，而要悉心“培養”。很多故事在一開始時，人們意識不到這是個故事，過了一段時間才突然意識到這個人、這件事太有意思了！當你覺得這個故事有價值時，也不要馬上結構故事，一定要慢慢培養它，把它講給不同的人聽，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調整講故事視角，發展它、調整它，使之豐滿、壯大、耐聽。這個過程，我稱之為“養魚計劃”：把故事一點點“養”大，等到成熟的時候再撈出來。這個過程非常享受。當它折磨得你睡不著覺，一宿起來多少次，你就知道——這個故事的臨界點到了，寫出來就會一發不可收拾。我小時候生活在大連民權北七街，那裡有一個點心工廠，每天下午3點出點心，我和小伙伴每天兩點多就跑到工廠門口等著。出點心的時間到了，每個人都把氣運足了，使勁嗅著空氣中點心的味道，那個陶醉啊！這個記憶后來被我寫進新戲《老酒館》裡。這條“魚”我養了幾十年，所以它才動人心弦。

　　劇作家最大的悲劇是重復自己，最有出息的是每一部戲都往前走。要讓每一部作品都保持它的鮮度、不可復制性，每寫一部戲都當作第一部戲來寫。這樣才會調動所有的藝術感覺，而不是落入惰性和慣性，使自己的作品可有可無。

　　（本報記者張珊珊採訪整理）

　　高滿堂，1955年生於遼寧大連。現任國家一級編劇、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副主席、電視劇編劇工作委員會名譽會長。代表作品《闖關東》《家有九鳳》《北風那個吹》《鋼鐵年代》《雪花那個飄》《溫州一家人》《老農民》。曾獲中國電視劇“飛天獎”優秀編劇獎、“金鷹獎”最佳編劇獎、“華表獎”最佳故事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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