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客戶端北京4月18日電(任思雨 袁秀月)2019年的春天，一部紀錄片《四個春天》上映。陸慶屹花四年時間拍下自己的父母——相濡以沫50多年，他們多才多藝，樂知天命。因為對家庭生活朴實真摯的記錄，這部影片打動了很多人。

　　近日，陸慶屹參加了第九屆北京國際電影節，接受中新網記者專訪時，他說，目前自己還不是一個導演，只是一個記錄者。

　　《四個春天》劇照

　　從小就是一個旁觀者

　　陸慶屹說，自己小時候其實是很孤僻的人，好像從小就是一個旁觀者，觀察自己的生活，經常有一種抽離感。

　　但這種抽離，一開始並沒有用在他的電影《四個春天》裡。當時他看自己的父母，“怎麼看都覺得特別可愛，是一種本能去拍的”。

　　這是一部原本隻想送給父母的片子。

　　陸慶屹的老家在貴州獨山縣，他曾形容自己的家庭，很普通又很特別，父母喜歡琴棋書畫、有勞動的美德，像記錄、歌唱這些跟日常家庭不太一樣的精神需求，在他們家來說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記得小時候家裡特別窮，每天就吃稀飯。但就在那種情況下，父母都會攢一點錢，到縣城裡面請一個叔叔來拍照片。

　　陸慶屹與哥哥姐姐的合照。

　　陸慶屹也對記錄有著濃厚的興趣。2012年，他在豆瓣上發表了一篇《我媽》的日志，一年之后又發表了《我爸》，意外成為爆款。

　　“我媽天生暴脾氣，見不得不平事，眼睛一瞪，路燈都要黯淡幾分。”

　　“我爸做什麼事都悄無聲息的。比如他在睡覺前，會不聲不響到每個人的房間打開電熱毯預熱。”

　　2012年，陸慶屹在豆瓣發表文章《我媽》《我爸》，成為爆款。來源：網頁截圖

　　像多數在外漂泊的年輕人一樣，陸慶屹和家人也隻有在假期時才團聚，2013年到2016年，他用視頻的方式記錄下父母的日常。

　　“人無藝術身不貴，不會娛樂是蠢材。”電影裡，母親有一句山歌這樣唱道。兩位老人玩樂器、學視頻剪輯，給蜜蜂做房子，對生活充滿好奇心。

　　每年，燕子都會如期飛來家裡，父親興高採烈：“今年燕子又來了哦。”一旁的母親接著話茬說：“我喊你爸少高興一點，到時候這些燕子一走，心又灰幾天。”

　　2018年，《四個春天》在第12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上獲“最佳紀錄片”。公映之后，豆瓣評分8.9，有觀眾形容說，從片子裡看到了生活的溫情和詩意。

　　我只是一個記錄者

　　直到現在，陸慶屹依然沒有把自己定義為導演。“因為紀錄片，除了專題那種他可能需要導演，其他我覺得是一個記錄的身份。”

　　《四個春天》是陸慶屹的第一部紀錄片作品，在這之前，他還是一名攝影師，從來沒有接觸過電影的相關知識。

　　陸慶屹。資料圖

　　小時候叛逆離家，陸慶屹先后做過職業足球運動員、出版社編輯、酒吧駐唱歌手、採礦工人。他佩服父母，沒有反對過他做的每一個決定，從小就鼓勵孩子們尋找更廣闊的天地。

　　剛開始拍攝的時候，陸慶屹只是想把父母一舉一動拍下來。但到2016年，他的想法變了。

　　他發現爸爸的身體很明顯地在衰老。他很害怕，怕他看不到，“我意識到必須開始剪輯了”。陸慶屹決定，要做一部完整的、有始有終的片子。

　　買電腦、裝軟件，買書來開始學習剪輯，一點點摸索，從觀眾的角度，注意到環境對人的影響。

　　他也沒有想到，這部原本是送給父母的片子會上到院線，受到觀眾的歡迎。

　　“我只是想把生活質感記錄下來。我是覺得我爸媽挺特別的，他們那種豁達、從來不抱怨人生的態度，特別打動我，所以我就把他們記錄下來。”

　　第一場公開放映，陸慶屹把爸媽接到了北京。看完以后，父親摘了帽子向大家鞠躬，“我第一次看見我上銀幕了，我很激動，不知道講什麼，我謝謝我的小兒子、大兒子”。母親也說，早知道你真的在拍電影，我就穿得好看點兒了。

　　陸慶屹覺得，自己的心願已經完成。“所有的一切都值了，那就夠了。”

　　就像拍照片和畫畫的差別

　　陸慶屹曾說，人這麼匆匆而過，很容易忽略到很多細微的感覺，不說物質上的，是很多情感上的東西忽略掉了，記錄下來，再去揣摩那個味道，是不一樣的。

　　回看影像，他發現很多細節。比如母親有次對他講，“如果我不在了，你爸怎麼面對這個家”，這時，母親望著遠方的眼瞼突然劇烈顫動。這是他拍攝的時候從未注意到的。

　　《四個春天》劇照。

　　《四個春天》受到很多好評，談到這之后的影響，陸慶屹說，“可能有更多的機會去拍自己想表達的東西，有更多的人和機構信任我”。

　　年初的一次採訪中，他作了個對比，“原來我的微信隻有一百來個人，現在有一千二百個了”。

　　電影制片人趙珣評價他，這是一個特別適合干電影的人，“經歷豐富又難得地保持著對事物的童心”。

　　他說，也許以后還當導演，“我有信心，但是現在來說沒有把握。只是說你要給自己打氣，你要自己沒信心還做什麼”。

　　他分析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區別，一個是在現有的現實基礎上去尋找內容，但另一個需要構造一個世界，就像拍照片和畫畫的差別一樣。可能對故事片來說，需要去考慮的因素更復雜一點，但可能紀錄片要挖掘的深度更深一些。

　　近年來，觀眾對於文藝片的熱情開始增長，但另一方面，作品的創作於宣傳卻產生了一些不對等，從“下跪排片”到“一吻跨年”，文藝片的營銷也屢屢陷入爭議，等活動，甚至影響到電影的口碑。

　　在陸慶屹參加的藝術電影論壇上，主持人最后談到，導演創作時是自我狀態，但之后去找發行、推銷作品時會變成社會狀態，這兩者應該怎麼調試呢？

　　問到陸慶屹的時候，他簡單地說了一句，“還是交給專業的人士做吧”。主持人又問，那您是如何尋找到專業人士的呢？

　　陸慶屹回答，“是他們找到的我”。現場的人都笑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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