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環境下用戶社交媒體倦怠情緒與消極行為研究

張程潔

2019年04月22日13:46  
 

來源:《視聽》2019年第4期

摘要:本研究以計劃行為理論為理論基礎,探討影響用戶產生社交媒體倦怠情緒的因素以及社交媒體使用消極行為。研究發現,新媒體環境下的用戶對社交媒體(社交媒體平台、信息內容、社交媒體中的他人)的負面態度均與社交媒體倦怠呈中度正相關關系﹔用戶的主觀規范與社交媒體倦怠之間低度相關﹔但是自我效能感與用戶的社交媒體倦怠之間沒有明顯的關系。而社交媒體倦怠與其后續行為之間呈中度正相關關系,並且不同的消極行為與社交媒體倦怠情緒之間的相關程度不同。

關鍵詞:計劃行為理論﹔社交媒體倦怠﹔消極行為

一、引言

近年來,社交媒體在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沃土的滋養下蓬勃發展,不斷進行類型創新,迸發出強大的活力,不斷提升的可獲取性和易用性,使用戶可以輕鬆地游走在不同的APP中。然而,用戶對社交媒體的認知並非總是積極的,國內外的多個行業報告均顯示,用戶在使用社交媒體的過程中出現了消極情緒。

過往的研究更多關注何種因素導致了社交媒體倦怠的產生,缺少對后續消極行為的系統分析。本研究以計劃行為理論為理論基礎,試圖通過問卷調查探索影響社交媒體倦怠情緒及其后續行為的關鍵因素,以及用戶出現倦怠情緒之后的主要行為表現,並試圖對社交媒體倦怠的影響因素及其關系進行探索研究,希望研究結論可以對社交媒體用戶和運營者提供一些幫助。

二、理論基礎及研究假設

計劃行為理論認為,個體的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能夠直接影響個體的行為意向,同時,行為意向會對個體的實際行為產生顯著影響。

本研究採用計劃行為理論研究用戶的社交媒體倦怠情緒以及后續行為,根據以往研究中對社交媒體倦怠的影響因素和后續行為的討論,本研究納入對社交媒體的負面態度(對平台的負面態度、對信息內容的負面態度、對社交媒體中他人的負面態度)、主觀規范、知覺行為控制(自我效能感、感知風險信念)這三個概念,提出了以下研究假設:

H1:用戶對社交媒體的負面態度與其倦怠情緒呈正相關關系﹔

H1a:用戶對平台的負面態度與其倦怠情緒呈正相關關系﹔

H1b:用戶對信息內容的負面態度與其倦怠情緒呈正相關關系﹔

H1c:用戶對社交媒體上其他用戶的負面態度與其倦怠情緒呈正相關關系﹔

H2:用戶的主觀規范與其倦怠情緒呈正相關關系﹔

H3a:用戶的自我效能感與其倦怠情緒呈負相關關系﹔

H3b:用戶的感知風險信念與其倦怠情緒呈正相關關系﹔

H4:用戶的倦怠情緒與其消極行為呈正相關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量表與問卷設計

本研究的問卷分為四個部分:前三部分為問卷說明、被訪者的人口統計學特征以及被訪者社交媒體使用的基本情況。第四部分為本研究問卷的主體部分,包括用戶對平台的負面態度、對信息內容的負面態度、對他人的負面態度、主觀規范、自我效能感、感知風險信念、倦怠情緒、消極行為,共28個題項。本研究的量表採用李克特五級量表,五個維度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觀點遞進。該部分的量表設計來自對文獻進行梳理、總結,並結合成熟量表進行修改。

(二)數據搜集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的方法獲取數據,因為被訪者限定為有社交媒體使用經驗的用戶,因此,本研究在社交媒體上以“滾雪球”的方式發放問卷。在正式發放問卷之前進行了小范圍的前測,邀請30位被訪者填寫問卷、參與討論,根據問卷數據和討論結果修改問卷,形成最終問卷。

四、數據分析

(一)信效度檢驗

收集到問卷150份,有效問卷150份。其中,男性佔45.3%,女性佔54.7%。本文採用Cronbach’α系數對問卷信度進行評價,各個變量組以及量表整體的Cronbach’α值均大於0.7,表示本研究的量表信度比較理想。本研究以KMO及巴特利特球形檢驗值為主要指標來檢驗其效度,因子模型適應性分析結果表明,各變量以及整個量表的p=0.000,均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0.05的Bartlett球形度檢驗,具有較高的效度。

(二)假設檢驗

1.社交媒體倦怠影響因素

運用SPSS24.0對各研究假設進行檢驗。其中,對社交媒體的負面態度(對社交媒體平台的負面態度、對信息內容的負面態度、對社交媒體中他人的負面態度),感知風險信念均與倦怠情緒呈中度正相關,並且這種相關可以推廣到總體(r=0.598,p=0.000﹔r=0.416,p=0.000﹔r=0.477,p=0.000﹔r=0.622,p=0.000﹔r=0.485,p=0.000)。用戶的主觀規范與其社交媒體倦怠情緒呈低度正相關,並且這種相關性可以推廣到總體(r=0.282,p=0.000),因此H1、H1a、H1b、H1c、H2、H3b均得到証實。自我效能感與社交媒體倦怠之間呈正向相關,但是這種相關性很弱且不能推廣到總體(r=0.051,p=0.534),因此,H3a未被証實。社交媒體倦怠情緒與倦怠行為之間呈中度正相關關系,並且這種相關性可以推廣到總體(r=0.522,p=0.000),因此,H4被証實。

2.社交媒體倦怠與消極行為

潛水行為、屏蔽行為、忽略行為、退出行為與社交媒體倦怠均呈現中度正相關關系,並且這種相關性可以推廣到總體(r=0.395,p=0.000﹔r=0.503,p=0.000﹔r=0.491,p=0.000﹔r=0.563,p=0.000),而社交媒體倦怠與轉移行為之間的相關關系極低,並且不能推廣到總體(r=0.093,p=0.260)。

五、討論

研究發現,用戶在社交媒體的使用過程中會出現倦怠情緒,這種倦怠情緒與外在的平台、信息內容、與他人的關系,內在的用戶主觀規范、感知風險信念等因素有關。倦怠情緒產生后,潛水、屏蔽、忽略等行為都是常見現象。

(一)對社交媒體的負面態度

研究結果顯示,用戶的社交媒體倦怠與其對社交媒體的負面態度呈正相關關系,並且這種相關對普遍意義上的群體來說同樣存在,在社交媒體上,無論是平台運營者還是用戶,都會影響其他用戶對該平台的看法。結合對少數被訪者的訪談可知,近年來,用戶手機中的社交APP數激增,且各個平台上充斥了大量內容,標題黨,冗余、虛假信息的泛濫以及手機屏幕的限制使得用戶的閱讀習慣逐漸變得淺薄﹔除此之外,社交媒體平台頻繁更新、優化升級軟件,使得部分用戶在使用過程中不堪其擾﹔同時,用戶社交圈的擴大使“好友”標准不斷降低,不斷更新的各個群消息打亂了用戶的日常生活節奏,帶來無形的壓力和負擔,增加了用戶的倦怠情緒。

(二)主觀規范

研究結果顯示,主觀規范同樣是造成用戶產生社交媒體倦怠情緒的因素之一。在日常生活中,用戶所處群體的觀念和態度會對用戶的認知、態度和行為產生較大的影響,在群體壓力或群體動力的影響下,用戶會調整自己的行為以期和群體規范一致。因此,對於社交媒體平台來說,怎樣在現有資源和技術的基礎上,更好地開發功能為群體使用社交媒體服務,也許是部分社交媒體開發者需要考慮的問題。

(三)知覺行為控制

研究結果顯示,用戶的感知風險信念對用戶的社交媒體倦怠情緒的影響是顯著的,這與多數學者的研究結果是符合的。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在給生活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賬戶安全和隱私暴露的風險也增大了。同時,新聞媒體報道帶來的積累、遍在、共鳴效果使得用戶充分感受到了自己處在賬戶安全和隱私暴露的危險之中,因此,被遺忘權、刪除權開始被重視起來。

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出,用戶的社交媒體倦怠更多的來自平台功能、信息內容、社會關系等外在因素的影響,而內在的一些影響因素則對用戶的社交媒體倦怠情緒影響不大。因此,社交媒體平台的管理者一方面要不斷優化平台的功能和設計,還要管理好平台﹔另一方面,社交媒體用戶要不斷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在互聯網中生產更多優質的內容。

(四)社交媒體倦怠情緒與消極行為

研究結果顯示,與社交媒體倦怠情緒最相關的消極行為為退出行為,其次分別是屏蔽行為、忽略行為和潛水行為。這証明社交媒體倦怠情緒確實會引起用戶的消極行為,並且這種倦怠情緒與不同消極行為之間的相關性大小有差異。

具體來說,用戶的倦怠情緒與退出行為的相關程度最高,與其他幾種消極行為比起來,退出行為是最明顯的,刪除好友、退出群聊都會有被對方知曉的可能﹔但是,退出行為也是解決倦怠情緒最有效的方式,因為一旦退出,由這一部分群體帶來的負面情緒就會得到緩解。因此對於用戶來說,他們樂意為了消除社交媒體的負面影響而採取最沒有隱蔽性但是效果最好的方式。

屏蔽行為相對其他四種行為來說性價比最高,用戶可以悄無聲息地切斷信息源,避免一些群聊或他人給自己帶來不愉快經歷,因此該行為與社交媒體倦怠之間的相關程度也較高。忽略行為與潛水行為都表現出倦怠情緒產生后的趨於沉默,但又迫於工作、學習等壓力,不得不對這些信息或者群體進行關注,但是這種長期的被動關注對用戶的情緒影響很大。

在本研究中,轉移行為與社交媒體倦怠之間的相關關系極弱,並且這種相關關系不能推廣到總體,可能的原因是轉移行為所需要的轉移成本過高。一般來說,轉移行為包括開小號或者轉移到其他社交媒體中,就開小號而言,用戶要在兩個號之間相互切換,還需要通知與自己關系密切的其他用戶,並且承擔被其他人知道的尷尬風險﹔而轉移到其他社交媒體的用戶,只是暫時性的逃避,因為迫於各種壓力,之前的社交媒體並不能卸載或者退出。因此,用戶在社交媒體倦怠情緒產生時,更傾向於選擇其他的幾種行為來緩解這種負面情緒。

六、總結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計劃行為理論作為研究的理論基礎,發現用戶的社交媒體倦怠更多地來自外在的因素,內在因素的影響較小。同時,社交媒體倦怠確實會引起用戶的消極行為,並且不同的消極行為與用戶的倦怠情緒之間的相關程度不同。這個研究發現需要引起社交媒體管理者和用戶的注意。或許對於社交媒體平台來說,討論的應該不再是“渠道為王”還是“內容為王”的問題,而是如何引導用戶生產更加優質的內容以及如何保障平台用戶的信息安全。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是研究以計劃行為理論為理論基礎討論社交媒體倦怠情緒的影響因素,但是對於影響因素的探討還不全面﹔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所有的社交媒體用戶使用者,后續研究可以對研究對象進行分類,不同的研究對象或許會因為對社交媒體的了解和接觸程度差異,在社交媒體倦怠上呈現不同特點﹔因為目前國內對相關研究還不夠深入,可供參考的量表比較少,這或許也是個別變量測量結果不夠理想的原因,因此,關於社交媒體倦怠影響因素及后續行為的量表還需要繼續開發。

參考文獻:

1.李宏,李微.社交媒體倦怠研究述評與展望[J].情報科學,2017(9).

2.劉魯川,李旭,張冰倩.基於扎根理論的社交媒體用戶倦怠與消極使用研究[J]. 情報理論與實踐,2017(12).

3.劉魯川,李旭,張冰倩.認知負荷視角下社交媒體用戶倦怠及消極使用行為研究——以微信為例[J].圖書館論壇,2018(11).

4.張艷豐,李賀,彭麗徽.移動社交媒體倦怠行為的影響因素模型及實証研究[J].現代情報,2017 (10).

5.周雪.基於計劃行為理論的用戶微信信息流廣告接受意向研究[D].廣西大學,2016.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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