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趙冬苓編劇，沈嚴、劉海波共同執導，李幼斌、李小冉、張豐毅、石天琦領銜主演的大型法治題材電視劇《因法之名》已於4月14日正式登陸北京衛視。自開播以來引發熱議，作為中國首部正面描寫“平反冤假錯案”的電視劇，它不辱使命。正如中國文聯原副主席、著名評論家李准表示：“這是目前看過的法治題材創作中最新、最有話語權的作品。”

　　啃下硬骨頭

　　知道難寫 但還是希望搏一搏

　　與編劇趙冬苓的對話始於對劇名的探討。這要追溯到她最愛的那部北愛爾蘭電影《因父之名》，正是這部同是平反冤案題材的電影對她產生了極大的啟發。有人曾說法治題材是一個沙漠禁區，但她“啃”下了這塊硬骨頭，“我不願在寫作舒適圈裡混日子，那樣就失去了創作的意義和價值。”她毫不掩飾自己知難而進的決心，最初制片方向趙冬苓提供了幾個選題方向，其中“平反冤假錯案”令她一見傾心：“剛接觸這個題材時我就知道難寫，但還是希望搏一搏，盡自己一份之力來記錄中國法治的進步。”

　　最難邁的坎

　　雕琢正面人物不教條、不臉譜化

　　用“過三關，斬六將”來形容《因法之名》的創作之路絲毫不為過，故事剛有了初步的靈感和框架，而趙冬苓又“止步”於人物寫作上，李小冉扮演的“鄒桐”成了“挖空”她心思的角色。如何在雕琢正面人物時不僵硬、不教條、不臉譜化成了最難邁的坎，“往往心中極力肯定的人物反而是最難刻畫的。”她表示，“鄒桐代表著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價值觀，是無私正義的化身，卻也有著七情六欲，英雄也是人，太完美那是神仙！”最終呈現在熒屏上感性與理性兼並的鄒桐也並未達到趙冬苓心中的標准，“雖然不盡如人意，但也是經過反復推敲一稿一稿改出來的。”

　　為了更好地把握劇中的法律細節，趙冬苓深入到司法機關學習了解內部設置和工作流程。在最高檢的那段日子對她來說歷歷在目，“當時得到的更改意見有一頁半紙之多，我全部熟記於心。”《因法之名》中所有罪行與處理都有與之相對應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條款，對她來說，每一條法規、每一例法條都必須查清楚，不能放過任何一個細節：“我們國家的法律在不斷完善，我的劇本必須適時而變。”

　　當得知《因法之名》在北京衛視定檔時，她難以平復激動的心情，“如果它不能與觀眾見面，那我真的會遺憾一輩子。”

　　不嘩眾取寵

　　每個角色都有善良也隱藏著私欲

　　前期深入司法機關的調研和體驗也給趙冬苓帶來了靈感和啟發。冤錯案件的產生可能來自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而絕不僅僅歸結於某個人的功或過，所以在《因法之名》中並沒有出現故意的抹黑和刻意的頌揚。在創作之初，也曾有人給她提議：“把人寫得越壞越好，而且要體現惡有惡報，這樣才能給觀眾提供一個宣泄的途徑從而帶來熱度。”然而在她看來還原真實的人性才是創作之本：“我不想用嘩眾取寵的方式博得喝彩，一個十惡不赦的角色或許會引發眾人討伐，迎合社會輿論和心理，但這樣做簡單粗暴，不嚴肅也不負責任。”

　　趙冬苓認為，“如果為了迎合市場趣味而曲解現實那就失去了創作的價值。”她筆下的每一個角色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著善良也隱藏著私心和利欲。“陳家父子”是她最喜愛的角色，無論是最開始的財迷心竅，后又被“情”感化，義務為受害人辯護的律師陳碩，還是因嫉妒隱藏指紋，間接導致冤案產生，卻又備受內心折磨，最終投案自首的痕檢員陳謙和，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其實生活本身也是立體的，充斥著矛盾又填滿了美好，如何表現這樣的關系才是寫作的關鍵點，通過無底線地夸大人性惡或塑造虛妄的幸福和諧並不是趙冬苓所追求的。

　　對話

　　北青報：《因法之名》是國內首部平反冤假錯案的影視作品，您認為整部劇最想體現的核心內涵是什麼？

　　趙冬苓：我一直想說中國的進步要靠法治，其實我們是通過一個冤假錯案的平反來表現中國法治進步的過程。

　　北青報：在創作法制題材影視作品時，既要把握政治正確性和專業性，又要保証劇本的真實性和嚴謹性，為此您都做過什麼准備？

　　趙冬苓：一個是平常的積累。不能在基本常識方面出現錯誤。第二我覺得自己和一般寫法治題材的編劇、作家不大一樣的地方是，我會去研究它。《因法之名》中，每當說到罪行的時候，它是適用《刑法》第幾條第幾款，我都要查清楚的。

　　北青報：您認為《因法之名》的播出會產生怎樣的社會影響？

　　趙冬苓：我覺得建立法治信仰的過程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非常痛苦的過程。

　　我希望這部劇能夠在加強大家的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對法律的敬畏和信心方面能產生一定的社會影響。不光有對老百姓的教育問題，還有對我們公檢法部門的約束問題，但是總歸是一點一滴在進步，我也願意盡一己之力來記錄中國法治的進步。

　　北青報：這部劇是有原型的現實題材電視劇，但作為電視劇呈現出來，其中一定不乏藝術創作，在創作過程中您是如何把握尺度的？

　　趙冬苓：我記得是討論大綱的時候，還有人建議我說，你一定要把對立面寫成壞人，有壞人觀眾才有抒發、宣泄的地方。但是我沒那樣去寫。

　　創作葛大杰這個人物時，盡管他是一個犯了錯誤的警察，但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藝術形象，包括李幼斌也非常喜歡，就是因為他符合真正的歷史。我在採訪時有個檢察官說，我糾正了這麼多的冤錯案件，沒有發現一起冤錯案件是有人有意的栽贓陷害。這句話對我印象比較深。所以我覺得所謂的“尺度大”，對這部劇來說是不存在的，只是因為我觸及了一個敏感的領域。

　　我不想去迎合誰，把誰寫得十惡不赦且沒落得個好結局，可能會大快人心，但這不是我追求的。（記者 楊文杰 統籌/滿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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