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對時代永葆真誠的熱情

何 平

2019年04月24日06:52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原標題:對時代永葆真誠的熱情(慶祝新中國成立70年·文學期刊篇)

  《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

  開欄的話:70年來,文學期刊的歷史和命運與整個新中國的歷史和命運同頻共振,從篳路藍縷到蔚為大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期刊迎來黃金時代。我們從今天起開設“慶祝新中國成立70年·文學期刊篇”欄目,通過走訪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期刊主編,全面客觀地檢視中國當代文學成就,呼吁文學期刊更加積極地參與到時代的蓬勃發展中,敬請關注。

  何 平:今年是《人民文學》創刊70周年,你能談談新中國成立70年來,《人民文學》所做出的時代擔當嗎?

  施戰軍:時代擔當,是伴隨著新中國成立而創刊的《人民文學》的必然要求,所發表的重要作品是體現擔當的最好說明,同時,每個時代的擔當也成為了文學史擔當。建設時期,中國當代文學史教材上提到的“十七年文學”的大部分代表作,都曾在《人民文學》上發表過,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1976年復刊后,蔣子龍的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引起的巨大爭議為改革開放時代到來做了更早的思想解放的輿論准備,后來他的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引起強烈的沖擊波,從而使改革文學成為時代的文學強音。《人民文學》發表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也是“傷痕文學”的開山之作。新時期之初,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徐懷中的《西線軼事》、宗璞的《弦上的夢》、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張弦的《記憶》、李國文的《月食》、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王蒙的《春之聲》、張承志的《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何士光的《鄉場上》、柯雲路的《三千萬》、張抗抗的《夏》、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等,還有長篇小說比如老舍遺作《正紅旗下》、姚雪垠的《李自成》,童恩正的科幻小說《珊瑚島上的死光》、曹禺的劇本《王昭君》都發表於這個時期的《人民文學》。

  青年作家迭代推出,更是《人民文學》一直擁有的生動景觀,上世紀80年代中期左右的先鋒文學探索,《人民文學》發表的徐星《無主題變奏》、劉索拉《你別無選擇》、莫言《紅高粱》等就是給文學史留下的不容忽視的代表作。即便是市場經濟沖擊下的90年代,談歌的《大廠》等重振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形成了“現實主義沖擊波”。劉震雲從短篇小說《塔鋪》到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畢飛宇中篇小說《玉米》到長篇小說《推拿》……從全國短篇小說獎、全國報告文學獎到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中,如果從原發刊物角度統計,《人民文學》肯定不少。

  新時代,新擔當,如今我們更注重發掘、引導和編發與火熱而復雜的現實生活身心共振的作品,比如《生命冊》《主角》《高腔》《海邊春秋》《經山海》《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等等,在尊重藝術規律的同時,抓好現實題材創作,鼓勵作家用行動的深入度、眼光的明敏度、內心的溫熱度來造就筆下的高度、深度、厚度和寬度,努力讓所發表的作品體現“四力”。

  何 平:我查了一下,《人民文學》創刊號茅盾先生《發刊詞》有這樣的話:“通過各種文學形式,反映新中國的成長”,“創造富有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人民文學”。70年后再讀茅盾這些話,你怎麼看茅盾說的“人民文學”?

  施戰軍:茅盾先生的話在今天依然是我們辦刊應該遵循的。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大慶之年,我們既有重點欄目的體現,也在總體上圍繞這個主線,為新中國、新時代擔當起“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何 平:你現在提出“有時代擔當”“現實感”,顯然有“重提”和“重申”的意味。如果我們意識到你不僅是一位文學期刊主編,而且是一位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文學現場有廣泛影響的批評家,這樣的“重提”和“重申”肯定是基於對當下文學某些方面缺失的觀察。換句話說,是批評家的聲音。作為資深的批評家,你對當下文學怎麼看?

  施戰軍:當下文學,一句兩句說不清楚。現實、夢想、科幻、自然、人情之間的界限已經不像從前那麼清晰,哪個不是有著個性思慮、族群命運、現實精神、家國情懷、天下憂患、世界探索、宇宙憧憬?但是心地誠實和真切表達,還應是起碼的基礎素質。但也有的寫作者的參照系就是身邊或者認識的幾個寫作同人,每當在自己暗暗進行的周邊比較中勝出,就正告編輯說:我寫了天下第一的巨作,你如果不認可就是你對世界文學的損傷。再比如,他干脆既不看當前的作品,更不屑了解現實生活,聲稱早已不在人世的經典作家才有資格與之對話,於是每寫出一個作品,都會神秘又堅定地訓教你:如果你不認可就是對文學史的背叛。我最近重讀程永新老師的專著《一個人的文學史》,非常佩服,只是還有點期待,他應該專門設一個章節,寫寫在編輯生涯中巧遇的一類寫作人——那些沉浸在隻有他自己“一個人的文學史”裡的“超諾獎天才”。

  僅僅從“現實題材”層面說,我們在來稿中發現,文稿所寫的“現實”與“現場”有明顯出入,構成了一種較為普遍的情況。名為“當下”的敘寫,其實是十年八年之前的故事,自己神宅於閣樓之上,以“慢”為傲,“夢裡不知人換世,買珠猶自說京華”。對時世的客觀了解和深度認知,也是文學的責任所在。如果相關題材作品裡看不到基層治理的實際、新基本矛盾的存在和新人的成長,仍遍布著胡挖亂採的山地、活躍著弄權欺民的村長……如果編輯也不“較真”,刊物版面就會被這樣的作品濫砍盜伐。無論做批評家還是當編輯,對時代中的世情人心永葆真誠認知的熱情和行動,有時候比讀書看稿件重要得多。

  何 平:再看你之前的《人民文學》歷任主編,他們要麼是和你一樣的批評家,要麼是詩人、小說家,這可能也是《人民文學》和其他文學期刊不一樣的地方。這種“復合”身份是不是也會影響到《人民文學》的刊物傳統?你覺得批評家辦刊物會不會形成一種獨特的辦刊視野?

  施戰軍:前輩主編都是大家,都是榜樣。前輩們是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學問家,但是從《人民文學》角度看,他們最重要的身份是編輯家。不說太遠的吧,小說家王蒙、劉心武主編時期,刊物中評論文字很活躍﹔批評家李敬澤主編時期,刊物上的評論文字很少。這些都很難簡單地看作編輯家之前某個身份的影響。其實,相對於創作來說,編輯過程是最早也是最嚴的批評活動,不僅體現在稿簽中,還體現在與作者交流修改意見和具體的編校程序之中,盡管不一定能留下多少批評文字,但編輯所為,是付諸行動甚至深植作品中最深入最實在的批評。批評家未必能有機會成為編輯家,但編輯家一定是批評家。

  何 平:作家有所謂“文學史中的寫作”的說法,作為辦刊時間這麼長的一家文學期刊主編,你的辦刊實踐也可以說是“刊物史的辦刊”。“刊物史的辦刊”不只是因襲傳統,而且要創造和生長出新傳統,你是怎麼做的?

  施戰軍:4年前,《人民日報》也對我有過一次訪談,題目是《擺渡經典入瀚史》。我當主編從2012年4月開始,馬上就整整7年了。想想這些年,一直努力去做到的大概是這8個字:穩中求進,守正創新。

  常規的欄目比如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非虛構、詩歌、新浪潮等都一直保留,並力圖把各體裁最好的作品能夠在《人民文學》刊出。當然,新嘗試不是沒有,比如曾編發兩次“科幻文學輯”、兩次“武俠文學輯”,反響還都不錯。每年第八期基本上是軍旅文學專號,第六期以少兒文學為主。今年仍然是這樣,今年的特色,主線是與新中國70年相關的精選細編的現實題材作品,還有科幻長中短篇作品、自然主題多體裁文學專輯等。

  何 平:記得創刊60周年的2009年第7期《人民文學》600期專號是一個青年作家專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當時的主編李敬澤說:“文學期刊要改革,要有彈性。”事實上,我們看《人民文學》辦刊史一直以“培養新的文學力量”為己任。當然,我理解的“培養新的文學力量”不僅僅是發現青年寫作者,還有對新文學生態的培育。套用“人設”這個詞,現在這麼多刊物,《人民文學》辦成怎樣的刊物是有自己的“刊設”的,這既是傳統使然,也是當下的審慎選擇。怎樣的作者尤其是年輕作者,能進入你們的編輯視野?你們會為他們做什麼事?

  施戰軍:對熱情支持我們的作者,我們首先抱以感激之情,也有多次來稿而沒能用的作者成了我們的朋友,他們也出了很多好主意。僅靠來料加工肯定是不夠的。發現了一個年輕人的好作品當然是特別開心的事,如果從未刊稿上發現一株好苗子,那更高興。編輯參與年輕作家的文學成長,已經不是新鮮事,卻一直是一個極好的傳統,也在新時代得到了傳承發揚。文學新人是我們的活力征象,“新浪潮”欄目是專門給第一次在《人民文學》發表作品的年輕人的,“90后”欄目開設較早,好幾個后來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第一篇作品發表於此。時不時我們還會有青年小說家專輯、青年詩人專輯推出。

  怎樣的年輕作者與《人民文學》緣分更近呢?其實也沒有一定之規,自然率真而不自驕任性、撒歡而不撒嬌、首先寫給同代人看的而不是向父兄輩模仿討好的,都歡迎。無論多大年齡,有個性很重要,活氣和熱力、具備寫作的大格局和對人與世界的整全性認知的自覺,更是非常重要的。

  何 平:在做《人民文學》主編之前,早在上世紀90年代你就參與文學期刊的策劃,比如“70后作家”“聯網四重奏”等等,在當時和對當代文學史都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且,你當時做這些的時候正值世紀末所謂“文學期刊危機”甚至喊出“必須保衛文學期刊”的時代。現在20年過去了,你覺得文學生態、期刊形勢、文學媒介、世界文學格局、文學觀念等等又發生了怎樣的新變化?面對這些變化,《人民文學》肯定是有所為有所不為,什麼是你們的“有所為”?什麼是你們的“有所不為”?

  施戰軍:我上世紀90年代在山東大學中文系任教時,先后兼做過《東方訊報》(現在的《齊魯周刊》)副刊、《作家報》《時代文學》的編輯,那個年代編輯是集編稿、畫版、校對於一身,相當鍛煉人。之后也在教書之余主編過一些文學叢書。還專門主持過一個研究《人民文學》歷史的科研項目。當時萬萬沒想到,自己會來到《人民文學》工作。

  20年前的文學期刊低落期,我也算是親歷者,現在更是期刊回暖的親歷者。如今無論大環境還是具體條件,都是文學發展的大好時期。《人民文學》的外文版2011年試刊,2012年正式出刊,是英文版《路燈》,十八大后開始擴語種,聚攏外國優秀譯者組成不同語種的翻譯專家團隊,同樣以認真嚴謹的態度編選審校,不負時代。比如我們在劉慈欣獲雨果獎之前,英文版出了一期“未來”主題專刊,諸多國內科幻文學活躍作家的作品幾乎是第一次被翻譯成外語,這一本很快就售罄,如今已經成了收藏品,其他語種也紛紛以“未來”或“中國科幻文學”為主題翻譯出版,也很受歡迎。十九大之后已經有10個語種,並有7個語種在世界許多地方很好的出版機構實現了落地出版。不少年輕作家就是通過我們的外文版被國外讀者所了解,並在國外版權和作品推介上得到更多機緣。它的延伸效果是讓國外讀者更多了解中國當代文學作家隊伍的龐大、作品審美形態的豐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考的通約性,進而達到從“走出去”到中國文學與各區域各語種世界文學對話互融格局的形成,以文學方式“向世界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人民文學》一直是中國故事、時代精神的文學載體,所謂有所為有所不為,其實就是珍惜時代機遇,把握時代特質,保持敏銳,涵納豐富,積累厚重,對文學史負責,始終為人民而辦刊。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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