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界有句名言：“新聞是歷史的初稿。”這些年，撰寫初稿的筆頭越來越多，但與之相對應的，是人們越來越低的信任感。

　　上個月，在美國普利策新聞獎頒布2019年獎項前夕，其官網將一篇題為“為什麼人們已經不再相信媒體？”的文章刊登在最顯眼的位置，向讀者發問。

　　文中援引美國蓋洛普咨詢公司一項延續46年的調查，稱在人人可以第一時間上傳現場視頻、發表自己言論的“透明”時代，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卻在下滑。美國民眾對媒體信任感從上世紀70年代的72%下降到2017年的45%。

　　除了美國大選等特定因素外，調查指出，這一趨勢也與近年來大眾媒體的爆炸式增長，博客、社交媒體的盛行有關。當過多表達態度和觀點的文章、視頻等肆虐網絡時，人們會擔心媒體不再遵循原先嚴格的報道標准。

　　這種現象在國內也並不罕見。“北大學子涉嫌弒母案”的犯罪嫌疑人被抓后，這起案件再度被熱議，還充斥著無端猜測，例如母子亂倫、父親出軌等。前段時間，17歲的少年從大橋上一躍而下的視頻，更是未被打上馬賽克，在網上瘋轉，甚至還有公眾號文章有模有樣地描述事發前車中母子對話的細節。這些報道在傷害被害人的同時，也以混淆視聽的方式侵蝕著媒體的公信力。

　　追逐犯罪新聞是媒體和公眾的天然興趣。1987年，一位社會學者杰克·卡茨（Jack Katz）發表論文《什麼讓罪案成為新聞》指出，人們關注此類報道，主要是為了追求安全、規避風險。

　　30年后，發聲已經不是媒體的專利，但這個方向並沒有太多改變。最近發生的事件表明，這種“發聲”一旦被濫用，隻會帶來適得其反的后果。

　　1個月前，新西蘭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造成50人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凶手很懂得利用社交網絡。在襲擊發生的同時，其中一名凶手用頭盔攝像頭直播了整個屠殺畫面，這段類似網絡射擊游戲的視頻在Facebook和Youtube上屢禁不止。

　　在槍擊案發生的后一天，社交網絡Facebook稱已阻止了120萬次上傳該視頻的嘗試，但即便擁有先進的人工識別技術，它依然擋不住另外30萬個視頻剪輯的狂轟濫炸——這些視頻被屏幕前的看客重新剪輯、包裝、上傳，直到上線后才被識別刪除。

　　這並不是恐怖主義第一次利用社交網絡。2014年9月，伊斯蘭國（ISIS）在網上發布的兩名美國記者被斬首視頻，也曾在社交網絡瘋狂傳播。

　　《衛報》的一位編輯無奈地表示，當年9·11事件發生后，許多電視和報紙媒體選擇放棄報道受害者從五角大樓墜落的視頻和畫面。但是“似乎沒有人在2019年作出這些決定，人們拿起智能手機，可以迅速地上傳和觀看圖像和視頻”。

　　為了避免重蹈新西蘭的覆轍，斯裡蘭卡復活節爆炸案發生后，斯裡蘭卡官方以防止傳播虛假信息和仇恨言論為名，暫時關閉了當地的社交媒體。但人們很快發現，禁止並未有效解決問題。人們互相了解、通知平安的路徑被阻斷，極端主義者依然可以找到渠道傳播虛假消息，而這些消息都無法得到專業媒體的印証，隻會進一步加劇恐慌和騷亂。社交媒體真正需要的是更好地監控仇恨言論，虛假新聞或煽動暴力，並讓真正的嚴肅新聞價值得到顯現，而不是因噎廢食。

　　“大多數恐怖主義背后的無知和偏見在黑暗中滋生，並以偏執狂為食。謠言和陰謀在封閉的信息循環中茁壯成長。專業新聞經過交叉驗証信息和提供背景，可以打破它們。如果記者選擇保持沉默，那麼陰謀家會填補空白，讓沉默為他們服務。”《衛報》讀者版編輯保羅·查德威克（Paul Chadwick）表示。

　　媒體報道犯罪新聞的意義，是為揭露罪行、為社會安全排除隱患。2019年普利策獎公共服務獎頒發給《南佛羅裡達太陽哨兵報》，獎勵他們通過10個月的努力，揭示了槍殺案如何在一所被認為是佛羅裡達州最安全的學校中發生，並反映學校、當地執法官員和社會服務存在的漏洞。

　　在採訪中，該報受到來自學校和官員的威逼利誘，學校指責該報為了贏得普利策獎而無所不用其極。一名學校董事會成員甚至語出諷刺，建議記者發布不准確的信息提高獲獎幾率。編輯部在發布獲獎信息時表示，社區必須從發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訓，以防止這種恐怖事件再次發生。但首先，大家需要知道發生了什麼。

　　不可否認的是，當人們看到一則新聞，最先看到的是報道呈現出來的樣子，而新聞工作者背后作出的努力難被知曉，因此也常常造成誤解。今年1月，一伙武裝分子對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一家酒店發動了襲擊，造成至少11人死亡。《紐約時報》發表的一張關於死者的圖片，引起了某些讀者的憤怒。他們寫信給編輯部，反對將這些受害者的照片公之於眾，一些信中措辭嚴厲地質問“如果你的家人在這其中，你會如何對待”。

　　為此，《紐約時報》讀者部特地請出圖片編輯梅格·洛蘭（Meaghan Looram）來作回復。洛蘭直言：一般而言，我們盡量避免發布有可被識別的受害者和不必要的血腥場面，如果它不是新聞的核心。但作為記者，這是我們記錄暴力事件對世界影響的一個重要方式，如果完全避開這類影像，隻會模糊恐怖主義造成的影響，讓這些事件看起來與流血無關。

　　有時，放棄部分不適合報道或無法核實的信息，也是一種選擇。制造新西蘭清真寺恐襲的凶手除了在臉書上直播，還主動發布一篇具有煽動性的宣言書，《紐約時報》最初指派兩名記者來研究這份宣言書。但在仔細閱讀這些材料后，記者意識到這是凶手主動設置陷阱，讓媒體通過報道幫其宣傳思想。最后，他們選擇放棄。

　　如今，在許多國家的中小學，“媒介素養”已成為一門課程。學生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可以分析真假難辨的報道，分辨觀點和信息，並進行理性思考。

　　在我看來，這樣的課程應該向全社會開放。此次去香港旅行，為避開洶涌的人群，我特地選擇一個冷門參觀景點——香港新聞博覽館。展覽除了展示各類新聞事件外，更是讓新聞工作者從幕后角度講述一則新聞是如何突破、選擇角度和報道。可惜這個博物館隱匿於一條不起眼的街道上，參觀者寥寥。但我相信，如果有更多這樣的新聞博覽館開放，讓公眾有機會看到這些“歷史初稿”背后的故事，也許能在自己的撰寫上更加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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