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第3期

【摘要】“新民”時期，梁啟超以“輿論救國”為理想，把報刊宣傳納入政治活動軌道，以忘我精神嫻熟地運用“浸潤式”進行新民宣傳，以如椽之筆發出時代最強音，引領救亡圖存和思想啟蒙的時代潮流。

【關鍵詞】新民﹔梁啟超﹔浸潤宣傳

晚清時期，新聞宣傳家梁啟超以“輿論救國”為理想，把報刊宣傳納入政治活動軌道，以忘我精神投身於中國報業27年，嫻熟地運用“煽動”與“浸潤”兩種方式，利用傳媒為其所從事的政治活動搖旗吶喊，以如椽之筆發出時代最強音，引領救亡圖存和思想啟蒙的時代潮流。“煽動式”是指把某種新的思想觀念在極短的時間內以暴風驟雨般的方式注入到受眾頭腦中的一種輿論宣傳方式。“浸潤”，本指“液體由表面漸漸滲入固體”，[1]在新聞宣傳領域“浸潤式”相對於“煽動式”而言，是指以點滴滲透的溫和方式長期不懈地進行輿論宣傳的一種方式方法。由煽動到浸潤，是梁啟超政治思想轉變在新聞宣傳領域的呈現與實踐。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后，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迫切地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滿腔愛國熱情付諸新聞實踐，採用煽動式在封建官僚階層進行政治動員，注重情感渲染，有效沖擊了社會輿論，使得維新變革聲勢由弱漸強，進而發展成為勢不可擋的社會潮流。但是階級的弱點使得改良派發起的煽動宣傳沒有真正深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中，無法在短時間內從根本上撼動封建傳統禮教影響下的民眾思想，僅僅呈現出表面的繁榮。國人面對亡國的危機“或游宴作樂，苟安旦夕﹔或目睹危難，不思拯救。敵氛壓境時，舉國惶惶，草木皆兵﹔一旦和議既定，則又載歌載舞，以遨以嬉”。[2]梁啟超痛心不已，他感慨地說：“煽動之收效速……但如華嚴樓台，彈指旋滅。”[3]

維新運動失敗后，流亡海外的梁啟超不得不繼續探尋新的救國救民之路。他在日本大量閱讀資料，在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和資產階級理論的影響下，結合自己政治斗爭和海外生存的經歷，他認識到：“國也者，積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4]他把新民看作新國的前提，把“民德民智民力”看作“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5]認為隻有打破國民心中的庸腐，徹底轉變其思想，喚起國民公德議論，振作國民精神，使其積極行動並團結起來，主動參與國家圖強變革，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積弱的狀態。因此，梁啟超在政治上逐漸摒棄以清政府為主導進行政治變革的自上而下的救國之路，轉變為從國民思想層面入手開展自下而上的救國與政治改革的探索之路，“新民”成為他政治思想的核心。

在新聞宣傳領域，梁啟超就如何有效地改變智識未開的國民固有的思維方式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他認為報館代表大多數國民之公益，向導國民之職，“為報館諸職之干，而舉之也亦最難”[6]。隻有以“收效緩的浸潤”方式，“積跬步以至千裡”，才能達到“積壤泰華，閱世愈堅”[7]的目標。在實踐中，他以“開啟民智、培育民德、凝聚民力”為目標，以《新民叢報》《新小說》為陣地，逐步嘗試以“浸潤”的方式運用報刊對國民進行輿論動員，在循循善誘中啟迪民眾智慧，傳遞愛國情懷，喚起民眾覺醒，從社會文化心理層面入手尋求改良社會、挽救國家之途徑。

一、突出叢報的教育功能，傳播新知、傳遞時政，開啟民智

梁啟超認為：中國所以不振，是因為國民愚昧、好偽，怯懦、無動，他把“教愚民、開民智”看作“今日救中國之第一要義”。[8]新民宣傳時期，他強調報刊的教育功能，力推“搜羅極博、門類極繁”[9]的叢報，既傳播新知，用大量的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包裹、陶冶民眾，改變其舊觀念舊意識﹔又反映社會現狀，引導民眾關心國家民族命運，承擔社會責任。大量介紹西方社會學說，傳播西方文明，使報刊成為普及時代知識的教科書。新民時期，梁啟超打破“首推政論”的辦報傳統，《新民叢報》高舉“以教育為主腦”的大旗，囊括政治、經濟、哲學、法律、教育、宗教、科學、農工商各業、軍事等內容，既有關於西方國家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發展演變的專題論述，又有關於世界地理、歷史、科技的全面展示。既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民權思想，又介紹西方的圖書館、博物館、博覽會等社會文化機構，拓展社會教育的內容……這些區別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新知新思想令民眾耳目一新，眼界大開，並且，《新民叢報》適逢我國新一輪譯書熱潮之時推出《紹介新著》欄目，不僅介紹中外圖書的刊載內容、出版信息，還帶有圖書評論性質的文字，對新書的出版意義及社會價值進行闡釋說明，從而引導民眾深入閱讀中西方書籍、了解世界大勢。

做“新民”文章再現晚清社會圖景，品評時政，開化國民。梁啟超不但旁征博引，把新的政治思想、近代世界知識引入報章，還推出“學說”專欄，從這一時期民眾關注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入手，刊載《國家論》《瓜分危言》《揚子江》《過渡時代論》《論進步》《論自由》等一系列恣肆奔放的文章，再現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景，將中外時局變化及時傳遞給民眾，並且敘議結合，同進步的西方各國進行比較中探求國家腐敗墮落的根源，引導國民清楚地認識到國弱的病因所在。從而為國民建立了一個可以隨時隨地開闊視野、汲取精神養料、了解國家時政動態的社會大學堂，解決了社會上無力就學卻又渴求新知的貧民的求學難題。

二、把社會調查和專題報道緊密結合，傳遞愛國情懷，培育民德

梁啟超把培育國民公德看作是“廣開民智”的深化，認為中國政治不進、國運日替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國人不知有公德，國家觀念淡薄，群體責任意識薄弱。隻有讓國民在智識開化后“知有公德”，而“新民出焉”。[10]在維新宣傳中，他注重情感煽動。但是維新運動的失敗讓他意識到空泛的吶喊不能從根本上撼動民眾。新民宣傳時期，梁啟超作“覺世”之文，直面社會弊風陋俗，用觸目驚心的事實直擊國民的心靈深處，針砭時弊、激濁揚清，把民眾的命運與國家生死存亡緊密結合在一起，使國家思想和公德意識內化於心，形成愛國認同。

把社會調查和專題評論緊密結合，以喚起民族覺醒。梁啟超從救亡圖存的時代思潮出發，於1902年初提出“調查為當務之急”，[11]把社會調查看作實現國家發展的基本途徑。《新民叢報》在五年間刊登了《本邦鐵路之調查》《中國歷史上人口之統計》《中國各省物產調查錄》《本邦電信之調查》《調查貴州苗族之情形》等社會調查文章，內容涉及交通、商業、殖民、物產、礦產、人口、民族等諸多方面，既促進和加深了國民對國家的了解，同時也為國家振興實業、人口普查、發展教育奠定了基礎。同時，以深度解讀、評論的方式，高密度地刊發《媚外奇聞》《奴隸與盜賊》《列強競爭中國鐵道之近情》專題評論，揭發帝國主義列強肆無忌憚地攫取中國路權礦產等資源、瘋狂追逐利潤的本質，又抨擊清政府閉關鎖國、出賣主權的丑惡嘴臉，對朝野上下“媚外”之風、政府官員貪贓枉法買官賣官等中國面臨的困境、危機迅速地傳播給國民，引發社會更深層次的思考，激發了國民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晚清政府及其官員的憤怒，從而喚起國人強烈的救國心和覺醒，形成了挽救民族國家危亡的輿論氛圍，進而積極行動起來，拯救岌岌可危的國家。

直面社會丑惡，呼吁新風俗，塑造時代新民。梁啟超將提升私德素養作為培養國民公德意識的手段之一，主張“欲改革中國風俗，非盡掃舊有之道德，而盡從泰西之風俗”，[12]以西方文明作為借鑒，對抵制社會變革、妨礙國民健康的弊習陋俗及社會現象予以批評，呼喚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新風俗，塑造時代新民。他在《新民叢報》上刊發《論斷發易服之大利益》《禁早婚議》等文章，針對與市井生活密切相關的賭博、男子蓄辮、跪拜禮、包辦婚姻、纏足、早婚、納妾、吸食鴉片等一系列風俗問題進行批評報道，不但列舉實例從對人的身體所遭受的苦痛等感性經驗入手，更與“國計”緊密聯系起來，批駁封建舊道德鉗制人民思想，認為“中國之亡不亡於今日，而亡於人心風俗間”。這些具有強烈心靈沖擊力的惡風陋俗在社會各界“炸”出了強烈的輿論波，“江蘇、湖南等地，相繼成立不纏足會、女學會、戒鴉片會等易俗團體”[13]民眾積極行動起來，反封建、反泥古，響應風俗改良。“語言學家劉半農力破婚前不見面的陋俗，並踐行一夫一妻制原則”[14]，用行動追求自己的幸福。

三、要求報刊宣傳做到“下逮”，以更好地承擔起“新民”的宣傳使命

梁啟超希望通過西方文明和新知滋潤民眾心靈，開化國人思想，改變國人固有的淺識陋習、陳腐愚昧，喚醒潛藏於國民心底的國家國民意識。他特別強調輿論宣傳要“下逮”，即採用通俗易懂的方式進行點滴入微的動員引導，不要因民眾短時地拒絕而輕言放棄。他進行報刊編輯業務的革新，凡有益於國民接受的報章體裁，如圖畫、時評、新聞消息、戲劇、小說等都廣泛使用，以更好地承擔起“新民”的宣傳使命。

進行報刊編輯業務的革新，注重提升宣傳內容的趣味性、直觀性與可讀性。《新民叢報》的印刷精美，封面有套色有圖片，“在1902年間，《新民叢報》出版24號，共刊登卷首圖畫80幅”[15]。行文中適當插入圖畫和銅版新聞照片，相比文字，這些圖片因其直觀性和形象性，更具視覺上的沖擊力，成為報章內容的有益補充，達到一圖勝千言的效果，吸引了識字率較低的民眾的閱讀興趣。

廣設專欄，增設要聞欄，突出重點，便於國民閱讀。梁啟超曾評價外人來華所辦報刊“紀事繁簡失宜，其編輯混雜無序”，[16]讀起來極為吃力。他的《新民叢報》一創刊就緊密圍繞“西學浸潤”編輯思想，開辟《圖說》《論說》《時局》《小說》《國聞短評》《海外匯報》《新知識之雜貨店》等24個欄目，把刊載的內容進行扒堆分類，融知識性、豐富性、專業性於一體。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在《叢報》封面增設“要聞欄”，將每期內容要點置於欄內，既突出了本期重點，又便於民眾在極短的時間內進行查找、閱讀和收藏，可謂心思細致入微。

將小說引進報刊，希望通過小說來潛移默化地“新民”，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維新時期，梁啟超等人以政論為主導的煽動宣傳來勢迅猛，但是宣傳內容的重復化和宣傳形式的模式化弱化了民眾的閱讀期待。當時中國國民“僅有15%具備閱讀能力”[17]的現狀迫使梁啟超在新民時期不斷探尋宣傳內容的有效載體。他注意到小說不但在西方國家盛行，而且“助力於日本之變法”[18]。於是，他把小說看作“新民的最佳工具”，[19]不僅在《清議報》《新民叢報》設立小說欄目，而且創辦了中國第一份專門的文學雜志《新小說》，刊登《十五小豪杰》《回天綺談》《洪水禍》《愛國女兒傳奇》《殖民偉績》《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數篇小說，既展現了世界歷史的宏偉圖景，描繪了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與風土人情，又揭露了清末的社會問題，批判五千年惡風陋俗對人性的摧殘，倡導“新民”所應具有的冒險、批判、民主、獨立等精神。尤其是他將深刻的道理雜糅交錯在市井百態中，使得這些新小說較之常見的報章政論文體，融故事性、趣味性、學理性為一體，變枯燥為新奇，變深奧為淺顯，因此老幼皆宜，常常在家長裡短的津津樂道中被碎片化了的冒險、批判、民主、獨立等新民精神所裹挾、浸染，使得新民宣傳獲得了廣泛而熱烈的響應。梁啟超曾回憶說“《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志暢其旨義，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20]盡管梁啟超對小說的作用和影響有所夸大，卻反映了他輿論宣傳大眾化傾向的追求和向往。

四、發揮報刊的服務與溝通功能，增強讀者黏性

維新時期的煽動式宣傳速度快、勢頭猛，但是這種單向、線性的輿論傳播形態忽視了受眾中佔絕大多數的普通國民在輿論傳播中的地位和主動性，使得“開民智”的初衷最終演變成了“開官智”的效果，沒有達到宣傳的預期收效。新民時期，梁啟超汲取經驗教訓，充分發揮報刊的社會服務與溝通功能，尊重讀者，與讀者建立起密切聯系。

注重報刊質量，對讀者負責。梁啟超認為報刊宣傳應注重品質，讓讀者“閱一字得一字之益”，隻有讓讀者得到准確而豐富的知識，才能達到“開智識、塑新民”的目的。他主持《叢報》筆政期間重視校勘，對報章裡校對有誤的地方會以“告白”的形式及時予以訂正，並告知讀者。如“《新民叢報》第23號上的一則告白：英國國會之Revelution字實Reform字之誤，校對時偶失檢，合並更正”[21]。這種“公開更正”的做法表明了編者注重報章品質的認真務實的態度、坦蕩的胸襟及對讀者的尊重，同時也鞏固、提升了輿論宣傳陣地的公信力和權威性。

注重互動展示，在答疑解惑中加強與讀者的聯系。梁啟超面向國人輸入西學新知的同時，也收到大量讀者來信就報刊涉及的政治時事、學術思想等方面的疑難問題進行提問，如詢問、回答“經濟學”“社會”“民權”等清末出現的新名詞的含義，或《新書推介》欄目涉及圖書的出版發行信息。這既反映了當時民眾的求知需求，也進一步反饋了“浸潤式”引導的效果。面對讀者的提問，梁啟超在《新民叢報》設立《問答》《飲冰室師友論學箋》欄目，及時、公開地進行答疑解惑，既表達自己的看法，又與其他讀者進行交流，啟發讀者思考，使西學新知在辯論中得到有效、深入地傳播。同時，這些讀者來信成為報紙和讀者之間的橋梁與紐帶，一方面反映了不同讀者群體的興趣點及閱讀期待，另一方面使得梁啟超可以及時了解讀者信息，根據讀者需求適時調整宣傳內容，優化宣傳形式。從而增強讀者的關注度與黏性，輻射帶動更多受眾，擴大了新民宣傳的影響力。

注重廣告文化承載功能，提升互動質量。與同一時期國內報刊廣告求利不同，梁啟超注重報刊廣告的文化承載功能，把廣告看作啟發民眾智慧、了解民眾需求、激發民眾參與的沃土。他在《新民叢報》上刊載了內容豐富的廣告，圖書出版廣告不但承載了大量的圖書出版信息，而且簡明扼要地介紹圖書內容，給民眾以正確引導。征文廣告鼓勵知識分子向報紙投稿，擴大了報紙的作者隊伍，滿足了舊式文人強烈的發表需求，使報紙成為聚合社會士大夫讀者群的有效渠道。“《新民叢報》中約有半數的調查文章系讀者投稿。”[22]“招股廣告根據讀者購買股票的數量來判斷圖書的市場反響，及時了解讀者的需求動態，制定印刷發行計劃等”。[23]這些廣告短小、精悍、傳播速度快、重復頻次高，不但激發了民眾的文化心理需要和動機，還在投稿互動中培養了讀者對報紙的信任和好感，拉近了宣傳者與宣傳對象的距離，使報紙獲得廣泛支持，使宣傳內容得到精准傳播。

總之，“新民”時期“浸潤式”宣傳手法的探索表明梁啟超在輿論宣傳的過程中開始遵循新聞傳播規律，注重民眾接受，把握節奏，由快變慢，由短變長，由表及裡，在“潤物細無聲”中達到“新民以救國”的宣傳目的。這既是梁啟超逃亡日本后政治思想轉變的必然結果，也是其總結維新時期煽動式宣傳的經驗教訓、實現“新民”理想的有效實踐。宣傳方式直接決定宣傳的效果，雖然清廷查禁，國內運送困難，但是《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宣傳范圍仍然很廣，“國內外地區達49縣市97處，受眾數量可達幾萬人甚至十幾萬人！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遠遠超過了《時務報》宣傳時期”[24]。“浸潤”宣傳推動了民眾的覺醒，點燃了國民心中醞釀已久的反清怒火，客觀上加速了封建王朝的隕落，為國內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奠定了思想基礎。

（本文為鞍山師范學院2017年度校級教師科研項目研究成果，項目編號為17kyxm14）

參考文獻：

[1]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新華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235.

[2]湯志鈞.康有為政論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205.

[3]張品興.梁啟超全集：第四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891.

[4]梁啟超.新民說[M].黃坤，評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6.

[5]梁啟超.新民說[M].黃坤，評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6.

[6]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M]//張之華.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36.

[7]張品興.梁啟超全集：第四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891.

[8]梁啟超.《蒙學報》《演義報》合敘[M]//張品興.梁啟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31.

[9]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M]//張之華.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36.

[10]梁啟超.新民說[M].黃坤，評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66.

[11]梁啟超.社會調查之關系[J].新民叢報，1902（2）：6.

[12]梁啟超.德育鑒[M]//張品興.梁啟超全集：第五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489.

[13]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M]//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4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856.

[14]尤育號.清末資產階級移風易俗潮[J].學習與探索，2005：135.

[15]丁守和.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6.

[16]飲冰子.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M]//蔣含平，李新麗.中國新聞傳播史文選.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6：60.

[17]梁啟超.《蒙學報》《演義報》合敘[M]//張品興.梁啟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31.

[18]梁啟超.《蒙學報》《演義報》合敘[M]//張品興.梁啟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31.

[19]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J].新小說，1902（1）：3.

[20]彭樹欣.梁啟超所辦報刊傳播效果評析[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3（5）：32.

[21]王海剛，張媛菲.晚清《新民叢報》的社會傳播功能研究[J].社會科學，2017（10）：67.

[22]劉珊珊.新民 新知 新文化：《新民叢報》研究[D].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237.

[23]王海剛，張媛菲.晚清《新民叢報》的社會傳播功能研究[J].社會科學，2017（10）：67.

[24]彭樹欣.梁啟超所辦報刊傳播效果評析[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3（5）：32.

（李南為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鞍山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