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方自綏遠戰地寄給母親的照片。

　　小方的妹妹方澄敏老人和珍藏幾十年的底片盒。

　　署名“小方”的圖文報道《盧溝橋事件》刊載於1937年7月號的《良友》雜志。

　　1937年7月10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的第三天，一位高大的青年騎著自行車隻身穿越炮火，來到盧溝橋一帶，成為第一位到達現場的新聞記者。

　　他就是方大曾。

　　如果他健在，今天已是一位百歲老人，但了解他的人仍喜歡稱他為“小方”。

　　小方，盧溝橋事變現場報道第一人，被攝影史學家譽為“中國的羅伯特·卡帕”。他一度與同時代的范長江、徐盈等戰地記者同負盛名，並留下了大量抗戰題材的攝影作品。可惜，就在1937年，年僅25歲的他“消失”在戰地，與這個世界失聯。

　　62年后的1999年，小方的同行、紀錄片導演馮雪鬆意外結緣，開始探尋小方的足跡。20年的尋找之旅中，馮雪鬆陸續拍攝了紀錄片，出版了書籍，推動成立了方大曾紀念室、方大曾研究中心，開展了“方大曾校園行”公益計劃。兩代新聞人的隔空對話中，那個擁有短暫而傳奇一生的小方，仿佛重新回到了這個世界。

　　戰地踏察

　　“十日清晨，戰爭既停，記者乃騎著自行車赴盧溝橋視察……到盧溝橋的公路，須經過這條岔道的一個涵洞，有兩個日軍在涵洞口上放哨。我經過這裡的時候，被日軍截住……他們先疑我為中國軍的高等偵探，理由就是新聞記者沒有勇氣到日軍方面來，然而由於我的態度自若，這個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時后，我被放行，穿過涵洞再行了一裡許到宛平城下。”

　　第一次讀到小方寫下的這段文字時，馮雪鬆已經在國家圖書館過刊庫泡了幾個月。當時還是中央電視台年輕編導的他，在彌漫著陳年紙張氣息的圖書館，捧著因年代久遠而變黃發脆的舊雜志激動不已，因為這段文字出自小方最重要的一篇新聞通訊——1937年8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識》雜志刊登的《盧溝橋抗戰記》。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畔的槍聲，讓緊張了許久的北平城愈發人心惶惶。為了躲避戰火，宛平縣的許多百姓紛紛涌向城裡，此時，正在城內家裡休假的小方卻打算逆人流而行。

　　兩年前，中共地下黨員吳奇寒、進步青年周勉之等人在天津成立了“中外新聞學社”，通過研究新聞和新聞寫作，向國內外傳播抵御外侮及學生運動的圖文報道。小方是中外新聞學社唯一的攝影記者，得知盧溝橋發生的重大新聞，當然不想錯過。

　　7月9日晚上，小方整理了相機和膠卷，匆匆告別家人。10日一早，騎上自行車，他隻身前往盧溝橋。

　　這段路程小方早已駕輕就熟，八個多月前，他才去過豐台盧溝橋一帶。那是1936年10月，聽說駐（北）平豐（台）通（縣）（天）津的日軍將在北平附近進行大規模的“秋操”，小方特意於10月20日步行至宛平觀察採訪。他在察訪后發表的《宛平之行》中寫道：“侵略者越鬧得起勁，而反抗者的勢力，則也隨著增加。記者願以愉快的態度敬告國人，就是華北的民眾都在待機發動，發動一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而願自任先鋒。”

　　這一次，大概是意識到事態緊急，小方選擇了騎自行車。他看到由廣安門通盧溝橋的大道已經修成了很好的汽車路，道路兩旁，仲夏的田野顯得特別美麗，沿途的村子市集還相當熱鬧，戰事似已成為過去了。

　　但這一切都是假象，抵臨宛平城，東門緊閉，西門半開，在一位於姓巡官的幫助下，小方抓緊時間拍照了解戰況。在盧溝橋的石獅子旁，背著大刀巡邏的二十九軍戰士進入他的取景框，定格為歷史——這些照片后來刊登在《良友》、《申報每周增刊》等許多雜志上。

　　臨近中午，小方正在警察局採訪，前方忽然傳來消息：一是日軍四五百人又從豐台出動，向盧溝橋進行中﹔二是大井村又被日軍佔領。

　　小方盡快完成了宛平城的採訪，然后經過戰火暫熄的盧溝橋，西行至長辛店。這裡的官兵百姓熱情歡迎小方的到來，並為他提供各種方便，經了解，小方才意識到，自己是盧溝橋事變后第一個趕到現場的記者。一條街的盡頭排列著陣亡兵士的尸體，街上的老百姓告訴小方，直奉戰爭時長辛店打了三天三夜，也沒有死這麼多人﹔一列傷兵專列正要開往保定，列車的最后一節車廂內，躺著因守衛宛平城被炸傷腿部的營長金振中，他接受了小方的採訪，並在其鏡頭中留下了受傷后的第一張照片。

　　採訪至下午，街上的氣氛更加緊張，盧溝橋戰事又起，急著發稿的小方不得不沿永定河西岸繞道門頭溝，返回城裡。這條路是中國軍隊沿河的一道防線，隻身趕路的小方引起了好幾波守軍的誤會，有一次甚至被一名士兵拿槍直指，士兵從側面五十米遠的高粱田裡跑出來，並立刻做臥倒的姿勢用槍口瞄准小方，大喊“站住！”小方停住，告訴他自己的來歷和去向，士兵才讓小方在離他很遠的地方走開，但他的槍口一直沒有放下，直到小方的背影慢慢消逝。

　　下午六時，就在小方剛剛繞道離開長辛店后，隆隆的炮聲從盧溝橋方向傳來，激烈的戰斗又開始了。

　　小方在此次採訪后完成的《盧溝橋抗戰記》中感嘆：“我站在盧溝橋上瀏覽過一幅開朗的美景，令人眷戀，北面正浮起一片遼闊的白雲，襯托著永定河岸的原野，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了！”

　　他的預言成為了現實，盧溝橋在民族抗戰的記憶中佔據了沉甸甸的分量。與此同時，小方的命運也徹底被改變了。

　　從盧溝橋、長辛店前線回到城裡，小方加班加點撰寫了近七千字的長篇通訊《盧溝橋抗戰記》，洗印了前線拍攝的戰地照片。緊張的工作中，他度過了自己的25歲生日。7月23日，他將文字和照片從北平寄出。不久，8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識》雜志第6卷第10號發表了署名“小方”的《盧溝橋抗戰記》及若干張照片，為世界了解中國全民抗戰發端提供了詳細的第一手信息。此外，《我們為自己而抗戰》《日軍炮火下之宛平城》《衛國捐軀》《民眾慰勞》等專題攝影報道陸續被上海《申報每周增刊》、《良友》雜志、英國《倫敦新聞畫報》等國內外媒體刊發。一系列現場及事后的報道圖文並茂，影響甚廣，尤其是攝影作品反響極大，小方因此被公認為盧溝橋事變現場報道第一人，並被攝影史學家陳申等人稱為“中國的羅伯特·卡帕”。

　　誰也沒有料到，僅僅兩個月后，名字頻頻出現在國內外報紙雜志上的小方，竟在前線戰火中失蹤了，而他留下的文字與攝影作品，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幾乎無人知曉。六十多年后在圖書館找到小方作品的馮雪鬆說，當時的借閱單上一片空白，這意味著，小方的作品在半個多世紀中讀者寥寥。

　　方者，剛正不阿也

　　馮雪鬆第一次知道小方的名字是在1999年。那天，他無意中在辦公室的報紙堆裡看到了一份傳真，傳真是時任中國攝影出版社副社長的陳申發來的，裡面提到了一個陌生的名字“方大曾”：

　　作為抗戰初期活躍在國內的一位戰地攝影記者、歐美許多報刊的供稿人，方大曾在民族抗戰如火如荼、個人事業剛剛展開的時候神秘地失蹤了。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位攝影家……幾乎完全沉入了歷史的忘川，隻有他的胞妹珍藏著哥哥留下的一千多張底片……出版社擬將方大曾的作品及世人對他的回憶，合編成《方大曾的故事》一書，以示懷念。

　　傳真沒有明確的接收人，“戰地攝影記者”“神秘地失蹤”“一千多張底片”這些關鍵詞語卻觸動了馮雪鬆這名紀錄片工作者的直覺。他記得那時的心情，有點興奮，有點沖動。從此，持續20年之久的尋找方大曾之旅開始了。馮雪鬆習慣說“尋找”小方，而不是“紀念”之類的詞語，因為“一開始還懷有美好的願望，希望小方還生活在世界的某個角落，希望他只是因戰爭失憶，或者別的原因，一直不曾回家。”

　　他先翻開了厚厚的《中國攝影史》，結果讓人失望，其中的方大曾沒有獨立的篇章，沒有連貫的履歷，沒有定論和結語，他只是一個被叫作“小方”的年輕人，他的名字只是零星出現在相關聯的歷史事件中。

　　馮雪鬆找到陳申，並在陳申的引見下拜訪了小方的妹妹、85歲高齡的方澄敏。於是，那個碎片化的小方有了一點輪廓：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筆名小方，1912年7月13日出生在北京東城區協和胡同。他的父親在外交部工作，家境殷實。讀小學時，方大曾就喜歡攝影，開明的母親用七塊大洋給他買了第一架相機。1929年，17歲的中學生方大曾發起並組織了中國北方第一個少年攝影社團。

　　1930年，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學經濟系，1935年畢業，大學期間思想活躍，熱心進步活動，曾與詩人方殷共同主編《少年先鋒》雜志。畢業后，先后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和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工作，工作之余同時擔任中外新聞學社的攝影記者，時常帶著相機外出，記錄所見所聞。

　　據方澄敏介紹，大學時的小方就已經在北平的攝影圈嶄露頭角，參加各種展覽，常在報刊上發表攝影作品。上大學后他不再向家裡要錢，他的稿費不僅可以支付生活用度，還足夠買拍攝用的膠卷、洗照片用的藥水。

　　在《以身許國的新聞戰士》一文中，方澄敏回憶，哥哥“身材高大，臉色紅潤，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透露出純正無邪的光芒”，他“好像每天都是樂呵呵的，又好像從不知疲倦”，“他之所以稱為‘小方’，那是因為他童心未失，秉性活潑，喜歡同孩子們在一起的緣故。當朋輩們看到他這個大個子出現在歡蹦亂跳的小人群中時，就情不自禁地親昵地稱他為‘小方’，他自己呢，也認為這個稱呼並不孬。他說：‘方者，剛正不阿也，小則含有謙遜之意，正是為人處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個正直的、於國於民有用的人。’”

　　瀏覽小方留下的底片，不難感受到妹妹眼中“活潑”“正直”“純正無邪”的他。馮雪鬆告訴記者，上世紀三十年代，正是中國攝影藝壇上一個相當活躍的時期，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照相機只是少數“有錢有閑”的人手中的“畫筆”。一些攝影家們追求唯美主義，集中在上海、北平等大都市，熱衷於展示改良過的類似國畫或時裝照的攝影術。而小方的攝影風格和工作方式與之截然不同，用方澄敏的話說，小方“不拍美人照”。他的腳步遍及城市周邊的寺廟古剎、鄉村田野、商埠市集，以及河北、山西、察綏一帶﹔他的鏡頭中多是紀實風格的勞苦大眾，譬如門口的車夫、討生意的小販、蜷縮在牆角下的縫窮者、破衣爛衫的碼頭工人、皮膚黝黑的黃河纖夫、井下挖煤的煤礦工人等。

　　行走和拍攝中，小方對現實有了更多思考。在一個煤礦區目睹工人們隨時危及生命的工作后，他忍不住在文章中吶喊：“這個世界簡直不允許他們生存在光明中，我想，他們總會得到解放的吧，我這樣企望著，我確信這不是幻想：因為有千百萬的人，正為著人類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斗爭！奴隸們也要享受‘人類的生活’了！”

　　引人注意的是，小方留下的底片裡還有不少自拍照。這些直到2015年才在方澄敏老人的遺物中露出真容的自拍照中，小方經常是攀登在高處的形象，在塔吊上、在天梯上、在山頂上，他似乎總想抵達更高的地方，讓人不由得想起母親對他性格的評價——“太愛冒險”。

　　“知子莫若母”，小方的確是不懼危險的。早在學生時代，他就因參加進步活動被捕過兩次，隻不過，這些事情他從未對家人透露過。馮雪鬆說，最近幾年，他才在中法大學相關的檔案和史料中發現小方被捕過。一次是1932年1月19日，一份北平市警察局二區的案卷顯示為“解送中法大學王良驥、方德曾等十三人游行被捕案”，事由大意為當日下午，青年學生集會后赴市黨部抗日情願，沿街高呼“打倒國民黨”等口號。另一次是1934年，中法大學的校友高雲暉在《回憶農苔在中法大學和抗戰初期》的文章中提到，“一天，教師范文瀾、王慎明、阮慕韓和同學方德曾分別被國民黨省黨部逮捕去了，過了好幾天，他們才都被校方營救保釋出來……”因為這次被捕，本應1934年畢業的小方被校方降了一級，延遲至1935年才從中法大學畢業。

　　這樣一個充滿正義感、不懼危險的青年，在“九一八”后動蕩的時局下，成長為一名戰地攝影記者，幾乎是最順理成章的事。

　　綏遠43天

　　1936年年底，綏東集寧縣的冬天，范長江遇到了“碩壯身軀、面龐紅潤、頭發帶黃的斯拉夫型青年”小方。彼時，《大公報》記者范長江的經典作品《中國的西北角》已在全國引發強烈反響，而小方還是中外新聞學社的年輕記者，兩人均為採訪綏遠抗戰而來。這是兩位同行的第一次謀面，小方的一個“壯舉”卻讓范長江吃了一驚——他打算告別同行的記者朋友，獨自騎馬斜穿陰山，到綏北的百靈廟繼續採訪。

　　小方“單槍匹馬”的獨行“壯舉”由來已久。1936年11月，綏遠抗戰的炮聲打響，中國軍隊取得了百靈廟戰役和紅格爾圖戰役兩次大捷。12月4日，小方帶著他的相機，登上了北平開往綏東的火車，一夜顛簸后，抵達了寒風呼嘯的集寧縣。接著，他先在集寧搭乘部隊車輛，后逆著北風徒步五個多小時、跋涉40裡，趕到距離集寧180裡的紅格爾圖。

　　在前線與戰士們同吃同住採訪后，小方返回集寧，遇到了《大公報》記者范長江、中央社記者王華灼等人。數日后幾人共同前往綏東的另一處軍事重地興和縣採訪，后再次回到集寧。

　　就在此時，小方輕描淡寫地告訴范長江，他第二天要騎馬去百靈廟。范長江在1938年的《憶小方》一文中回憶：“到百靈廟……那是雄壯而艱苦的旅程……塞外的生活，我們多少經歷過一些，總少像他這樣冬季孤身翻陰山，而且正是百靈廟戰爭之后。”范長江寫道，從此被人叫為“小方”的方大曾先生，在我們朋友心中佔據了很重要的地位。

　　小方決定開啟這趟艱苦旅程的理由很簡單，從集寧到百靈廟這段路程經過的地方，“自戰爭平定后，還沒有新聞記者到那裡去視察過被匪蹂躪后的慘狀”。

　　駐集寧的湯恩伯聽說小方的計劃，提出派汽車送他，小方拒絕，因為他清楚這段原始狀態下的路程並不適宜汽車行走，他打算騎馬趕路。與今天的記者不同，當年的范長江、小方等戰地記者騎術都不亞於駐守塞外的戰士，在興和採訪時，一位師長就曾稱贊他們：“你們都是武裝的新聞記者啊！”小方在戰地通訊裡提到此事，斗志昂揚地寫道，“不只是新聞記者，中國的全民眾都應該武裝起來！”

　　就這樣，1937年1月6日，小方和一名士兵同行，向西北方而去。天氣冷得厲害，狂暴的北風迎面吹來，就連同行的士兵都受不住，想打退堂鼓，小方不願半途而廢，便建議士兵自己先回去，士兵看他意志堅決，還是咬著牙隨之繼續趕路了。

　　除了天氣，在陌生的崇山峻嶺中辨認道路也是一大困難。小方在文章中寫道：“我們並沒有領路人，有的只是我的方向鑒別力，在我們越過那段盤山道路之后，就再也遇不到行旅的蹤跡，因之，我斷定這是走失了正路，我們陷於危險的環境中了。”沒辦法，他隻好一邊估量著山的形勢，一邊用眼力尋找蒙古族人辨別山路的“敖包”，翻過一個又一個山峰，經歷一次又一次失望，整整走了一天，終於，一片平原出現在眼前，村庄也多了起來，目的地到了。

　　這樣艱難的旅程中，小方仍然沒有忘記工作。一路上，土法開採的煤礦區、喇嘛寺院、天主教堂、畜牧場，都成了他鏡頭和筆尖的新聞素材。

　　2017年10月底至11月初，馮雪鬆、陳申等人駕車沿著小方當年的採訪路線前往內蒙古實地考察，沿途隻見陰山綿綿，草原茫茫。馮雪鬆說，他難以想象，當年的極度嚴寒下，小方單人獨騎行程數百裡，邊趕路邊拍照寫稿是如何做到的。

　　這次長達43天的綏遠之行，是目前已知小方外出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採訪，也是留下照片和文字最多的一次採訪，他拍攝了四百多張照片，完整地報道了綏遠抗戰。《綏遠軍事地理》、《綏東前線視察記》、《興和之行》、《從集寧到陶林》等來自塞外的通訊，一篇接一篇發表在《世界知識》上。報道中，前線戰士們挖戰壕、擦槍備戰的緊張，頭戴面具進行防毒演習的場景，興和街頭“反對日軍在青島的暴行”的大膽標語以及戰后尸體的慘狀，一一呈現。

　　這些報道鼓舞了民眾抗日斗爭的士氣，也引起了范長江等新聞界人士對小方的賞識與重視。正因如此，后來被新聞史學家方漢奇稱贊為“中國新聞史上的雙峰”的小方與范長江，才得以在抗戰全面爆發后成為同事，並肩戰斗在抗戰一線。

　　消失在25歲

　　1937年7月23日，剛剛度過25歲生日的小方在北平寄出《盧溝橋抗戰記》后，再次離家前往盧溝橋、長辛店一帶採訪。從那以后，家人再也沒有見到過他，隻能從報刊上發表的作品以及共赴前線的記者回憶中略知小方的蹤跡。

　　在盧溝橋、長辛店一帶第二次見到小方的范長江寫道：“我們又常常碰頭，他（小方）的工作情緒愈來愈高漲，身體也愈來愈結實。北方的夏季，他穿著短褲襯衣，自己帶著他的小箱子行李，在平漢路前線不斷地突擊。”

　　時任上海《新聞報》記者的陸詒記得，和小方初次相識，是在1937年7月28日的保定，范長江鄭重為兩人相互介紹。當時的小方“年少、英俊，頭上戴一頂白色的帆布帽，身穿白襯衫和黃短褲，足蹬跑鞋，挎一架照相機，顯得精力充沛，朝氣蓬勃。”

　　那天，陸詒、小方和北平《實報》記者宋致泉結伴，從保定搭兵車去長辛店。經過良鄉車站時，前線炮聲隱約可聞，小方坐不住了：“這是中華民族爭取解放的炮聲！”不一會兒，小方又拖著陸詒到車窗旁，手指窗外高粱地裡行進的軍隊說：“你看，我們的軍隊正在向前線開拔！”

　　到長辛店后，小方徑直到離戰火最近的地方拍照，回來后告訴陸詒：“我在前線為一個29軍青年戰士照了相，這位戰士隻有16歲，高個兒，大眼睛，臉色紅潤。他身背大刀、步槍，手裡拿了日本軍官的指揮刀和望遠鏡，笑得嘴都合不攏來呢。”說話間，一顆炮彈在附近爆炸，小方不屑一顧，隻拍拍胸前的照相機：“今天收獲不小！”

　　據小方的作品《保定以北》記載，28日夜裡他住在長辛店，震耳的大炮“每隔十分鐘發兩響，一直響到次日的天明”。29日，小方離長辛店赴門頭溝，路上遇到自盧溝橋撤退的隊伍，覺得奇怪，問他們盧溝橋是否有人接防，無人答應。不久，又遇到從門頭溝返回的旅客，據說北平與門頭溝的交通也斷了。小方隻覺得“一切情形均與昨日在長辛店所聞者大為相異”，甚至猜測這是“有計劃的神秘行動”。

　　無奈折返長辛店、后輾轉回到保定的他完全沒想到，就在29日這一天，北平失守，第二天，天津陷落。小方的家回不去了，他寫信給已回到上海的范長江：“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還有許多攝影材料工具不能帶出來，我現在成為無家可歸的人了！我想找一家報館做戰地記者，請你為我代找一崗位。”那時，上海《大公報》正需要人，主要負責戰地記者派遣和聯絡工作的范長江，就請小方負責平漢線工作。

　　此后，以保定為落腳點和中轉站，小方開始東奔西突，為《大公報》寫通訊。

　　8月初，南口戰役爆發，范長江赴察哈爾助記者孟秋江工作，與邱溪映、小方配合，總轄平綏平漢的戰爭消息。烽火硝煙中，小方獨自一人從保定到南口、居庸關採訪。深入陣地的他看到戰士們肉搏坦克車，“連長帶著兩排人跳出陣地沖向坦克車去……大家不顧一切地攀上前去，把手榴彈往窗口裡丟，用手槍伸進去打，以血肉和鋼鐵搏斗，鐵怪不支了，居然敗走”﹔看到每天都有二十架飛機在空中威脅著，但“沒有一個人怕它……一些臨時工事亦被炮火轟平，居庸關從今以后再也不會看到它的模樣了，有的只是由我們忠勇的抗日將士的血肉筑成的一座新的長城！”

　　慘烈的戰斗還在繼續，8月底，在范長江的召集下，小方、孟秋江和邱溪映趕去大同，召開了一次戰地記者會。幾個人交流了情況，分配了接下來的工作，邱溪映堅持綏遠寧夏線，孟秋江支持同蒲線，小方仍挺進平漢線。緊接著，在大同城牆邊的防空洞裡，幾個人分別將前一階段的採訪付諸文字，其中小方完成了《從娘子關到雁門關》（寫於9月4日）和《血戰居庸關》（寫於9月7日）兩篇通訊。

　　隨后，范長江與小方先后到石家庄。聽說保定吃緊，衛立煌所部三師正與日軍激戰於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帶，小方異常興奮，他帶上充足的藍墨水、稿紙和照相器材，急急由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車。臨別時，范長江對小方說：“希望你能寫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戰爭’！”小方平和堅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績答復你！”果然，不久之后，《大公報》收到了小方發回的《平漢線北段的變化》。

　　但誰也沒有想到，這篇文章之后，小方就沉寂了，《大公報》再也沒有接收到他的任何稿件。

　　小方的家人習慣通過每天的報紙了解他的蹤跡，9月30日《大公報》刊出《平漢線北段的變化》后，許久不見小方的文章，家人起初也沒怎麼在意。直到年底，小方依然杳無音信，一家人才開始產生不祥的預感。多方打聽，找到已搬至武漢的中外新聞學社（已改名為全民通訊社）詢問，無果﹔聯系《大公報》刊登了三天尋人啟事，還是毫無結果。

　　范長江也失去了與小方的聯絡，他曾寫信到邯鄲郵局問小方的一個親戚，收到的回信說，小方到保定時正值保定失守，他被迫退到保定東南的蠡縣，在蠡縣曾發出一信，以后就沒有了下文。他在蠡縣寫信給邯鄲的親戚時還提道：“我仍將由蠡縣繼續北上，達到長江原來給我的任務！”

　　烽火連三月，沒有消息或許就是最好的消息，無論是小方的家人，還是范長江等記者朋友，都一直默默希望，哪天他會突然出現在大家面前。直到1938年，范長江還說：“我相信他不會有問題，因為他的機智，足以應付非常事變，他的才能也應該為中國新聞事業、中國民族解放事業多盡些力量。”

　　可惜，天不遂人願，小方就這麼永遠消失了。

　　幾經波折的底片

　　小方失蹤已久，家人整理他留下的東西，發現了兩個裝滿底片的小木盒。小木盒裡的一千多張底片，編號從個位數開始，斷斷續續以四位數的第1200號結束。底片中有關抗戰題材的作品最多，不過幾乎全是盧溝橋事變之前拍攝的，之后的大量戰地照片，隨著小方的消失已無從查詢。

　　小方的外甥張在璇接受馮雪鬆訪問時曾介紹，協和胡同10號的老宅院子裡有一個灰色的小木屋，是舅舅方大曾專門請木匠搭建用來沖洗照片的“暗房”。裝底片的兩個小木盒也是當時一並做的，每個盒子一尺多長，半尺多寬，半尺多高。

　　日偽時期，京城一片恐怖，家人擔心那些記錄抗日運動的底片惹上事端，趁著燒火做飯時悄悄燒了一些。后來，還是小方的母親把小木盒藏在她的大書箱裡，才使剩下的底片幸免於難。日本投降后，小方的母親就把小木盒放在臥室的平櫃上——她始終不相信兒子的失蹤，覺得這些底片是對兒子的一個念想，看見它們就好像兒子還在。可是，她這樣等了32年，打聽了32年，直到去世，也沒有聽到小方的任何消息。而且，就在她去世前幾年，小方留下的唯一念想——小木盒裡的底片又經歷了另一次波折。

　　那是“文革”時，社會上正在反“四舊”，小方拍攝的綏遠抗戰時的國民黨官兵，以及揭露冀東偽政府統治區娼、賭、毒、走私等丑惡現象的照片，讓妹妹方澄敏和姐姐方淑敏十分擔心：萬一這些底片被發現，別說底片留不下，家裡人都將遭到滅頂之災。於是，兩姐妹瞞著母親，主動把小方的底片交到了方澄敏單位的“紅衛兵辦公室”，告訴他們這是家裡親人留下的紀念物，看他們如何處置。張在璇告訴馮雪鬆，姨媽方澄敏在單位人緣很好，說明情況后，負責人看她態度誠懇就沒有為難她，隻淡淡地說“就放這兒吧”。底片上交后僅僅一周，紅衛兵來了方家，翻箱倒櫃搜查一番后，什麼也沒找到，隻好離去。

　　1969年，小方的母親帶著一生的遺憾，離開了人世。此后，妹妹方澄敏和姐姐方淑敏接過了尋找小方的重擔。那時距離小方失蹤已經32年，但她們還抱著一絲希望，盼望知道小方的下落。

　　對於那些上交的底片，姐妹倆本來已經不抱希望了。沒想到，1979年的一天，已經退休的方澄敏到單位辦事，突然在工會辦公室的角落裡，看到幾張廢報紙包著一些粉紅色的袋子。袋子隨意地散落在地上，方澄敏卻一眼認出那就是哥哥的底片：每一張底片都裝在一個半透明的紙袋裡，然后再裝進粉紅色的外袋，外袋上印著“德記商行”“王府井大街北口路西”的字樣。她急忙找到工會負責人，被告知“紅衛兵辦公室”早就不在了，這些東西沒人管，“是你的你就拿回去吧”。

　　底片失而復得，后來，裝底片的小木盒經歷了在食堂放飯票的命運后，也物歸原主。然而，幾十年過去，除了方家人和小方生前的一些朋友，已經沒有人知道底片主人的故事了，甚至“方大曾”這個名字也變得陌生。

　　六十多歲的方澄敏開始悉心整理命途多舛的底片，她希望可以出本畫冊，或者辦個展覽，紀念自己的哥哥。她四處奔走，查閱資料，編寫目錄，訪問知情人，找過許多人，想過許多辦法，卻收效甚微。曾有一家出版社表示願意出版小方的作品集，方澄敏滿心歡喜地等待，最終的答復卻是不能出版，原因是賺不到錢。

　　1989年，方澄敏輾轉聯系上了在中國攝影出版社工作的攝影史學家陳申。陳申是《中國攝影史》的作者之一，因為編纂《中國攝影史》，見到方澄敏之前他略略知道“小方”其人。在協和胡同的方家老宅裡，陳申見到了小方的底片。后來，在陳申的推介下，台灣著名攝影家阮義忠征得方澄敏同意后，挑選了50張底片，於1994年在台灣《攝影家》雜志推出一期方大曾專輯。在專輯引言裡，阮義忠斷言：“方大曾與他同時代的任何世界攝影家相比，毫不遜色。”至此，小方的名字和作品總算被一些文化界和攝影學界人士知道。

　　1995年，抗戰勝利五十周年之際，攝影雜志《焦點》向陳申約稿，對方澄敏作了一次專訪並錄音，首次將戰地記者小方的故事公諸於世。

　　不過，讓小方真正回到大眾視野的，還是馮雪鬆長達20年的尋找。

　　沒有句號的追尋

　　1999年，第一次見到方澄敏悉心保存多年的底片那一刻，馮雪鬆就決定答應這位老人，用拍紀錄片的方式尋找並紀念消失的方大曾。他在工作筆記裡寫道：“我們拍攝此片的目的不僅僅是去尋找一個人，是通過‘尋找’去還原一個真實的熱愛和平與自由的生命……我們試圖依照他的最后旅程解讀抗戰初期一個人的命運和一個國家的遭遇。”

　　互聯網不發達的年代，除了連續四個半月泡圖書館的笨方法，馮雪鬆還帶著紀錄片攝制組沿著方大曾的足跡，一路尋訪，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蠡縣……1999年底到2000年秋天，兩千多公裡的行程中，他們查閱每一處的地方志，探訪小方提到過的每一個具體地點，尋覓、採訪每一個可能與小方有過交集或關聯的人。尋找過程中經歷過經費不足、線索中斷等重重困境，但馮雪鬆就像指引他前進的小方一樣，堅持了下來。

　　2000年7月，央視科教頻道播出了最早版本的《尋找方大曾》﹔同年11月第一個記者節前夕，素材更完善、內容更充實的第二版紀錄片《尋找方大曾》正式播出。同一年，陳申、馮雪鬆等人策劃，由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的《尋找方大曾——一個失蹤的攝影師》順利面世。

　　紀錄片的播出和圖書的出版，讓小方引起了一定的關注。2002年7月，由中國攝影出版社和四川攝影家協會主辦的“追溯——方大曾攝影作品展”在成都的四川美術館舉行，小方的106幅照片穿越時空與公眾見面。2005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恆溫恆濕的底片庫建成，開始征集照片。經過陳申從中多番接洽，2006年3月，小方遺留底片中的837張被無償捐贈給國博收藏，其中約300張反映的正是綏遠抗戰。近70年的風風雨雨后，這些珍貴的影像史料終於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或許是心願了結的緣故，捐贈儀式舉行之前10天，為哥哥珍藏底片幾十年的方澄敏老人安然離世。

　　與此同時，完成了對方澄敏老人承諾的馮雪鬆，沒有停止追尋的腳步，他不止一次感嘆，“每次我以為要為小方的故事畫上一個句號時，這個句號都會變成一個問號，然后變成逗號，然后繼續往下尋找……”紀錄片播出后，意猶未盡的他總是有意無意地搜集查閱小方的蹤跡，事實上，也總有一些視線之外的小方作品和故事被陸續發現。比如，小方大學期間兩次被捕的經歷就是近幾年新發現的﹔又比如，前幾年突然發現小方的作品《保定以北》竟被1937年的《廣西日報》節選刊登，可見其在當時的影響之大。

　　2014年底，馮雪鬆的著作《方大曾：消失與重現》出版。原本，這只是他對十幾年來尋找小方歷程和收獲的一次總結和交代，出版社也沒有安排宣傳活動，甚至第一版隻印了2000冊。萬萬沒想到，2000冊圖書一周就賣完了，很快加印了5次。年底，各大媒體的關注和報道也隨之而來。

　　2015年2月，《大公報》北京分社總編輯孫志慕名來訪，並主動陪馮雪鬆前往新聞史學界泰斗方漢奇家中拜訪。當時89歲高齡的方漢奇看完書后高度評價，稱該書填補了中國新聞史的空白﹔對於小方他更是盛贊，“方大曾與范長江雙峰並峙，二水分流，一個長於文字，一個長於攝影，是中國新聞史上的雙峰，可以並存於世，並存於史，並存於書。”

　　這一年的7月7日，在馮雪鬆的推動下，方大曾紀念室在小方最后戰斗過的保定順利落成，方漢奇先生為紀念室題寫了匾額。9月，公益活動“方大曾校園行”在清華大學啟動，這是馮雪鬆發起的公益計劃，他希望更多學子尤其是新聞學子認識方大曾。他告訴記者，截至目前，“校園行”已經走進了約40所大學，其中包括美國的紐約州立大學。

　　2017年12月，在發現更多史料和照片的基礎上，《方大曾：消失與重現》的姊妹篇《方大曾：遺落與重拾》出版，一個更加鮮活生動的小方躍然紙上。

　　2018年7月7日，方大曾研究中心在河北保定成立。“這個研究中心不僅是尋找小方，而且要發掘研究一批抗戰記者、報人的事跡，傳承抗戰精神。”馮雪鬆說。

　　今年是馮雪鬆尋找小方的第20年，他最欣慰的是，方大曾的名字不僅寫入了《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中國名記者》《中國攝影大師》等權威書籍，更是被納入《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目前他已完成邀請撰寫方大曾詞條的工作。從最初的一個人，到如今的一群人、一個社會甚至國外，都在關注小方，他告訴記者，《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方大曾：遺落與重拾》的英文版即將由中國外文局出版，此外，印地文、韓文版的版權也已被買走，“小方不僅重新‘歸來’了，而且開始從中國走向世界。”（本文照片由馮雪鬆提供。感謝馮雪鬆先生對本文採寫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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