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

　　尋找中國故事

　　何 平：最近你的《一個人的文學史》時隔11年后再版，你也知道我們的文學史很少談編輯，談到文學期刊也往往是某年某月發表了哪個作家的哪部作品，更不要說談一部作品發表背后曲裡拐彎的那些東西。而事實上，就像我幾年前給《小說評論》寫“先鋒小說三十年”的專欄，很多重要和一手的信息都來源於你的《一個人的文學史》，你覺得當代文學史如果要談編輯和刊物如何去談？你也可以用你熟悉的《收獲》做例子具體說。

　　程永新：編輯其實沒什麼好說的，蘇童當過編輯，劉恆當過編輯，他們最終成為好作家是他們的造化，沒成為好作家的編輯再怎麼樣都是自己的命數。我這麼說，不代表編輯工作不重要，幾十年當代文學的發展，離不開作家、批評與刊物，當然重要的還有讀者。優秀的編輯往高裡說，他們是作家的知音和提衣人，是文學家園的守夜者﹔往低裡說，好編輯不僅僅會改錯別字，它還需要一種稟賦和感受力，還要有一雙火眼金睛，具備與作家溝通的能力，能把有潛力的文本變成一部優秀之作。木心說沒有審美力是絕症，知識都彌補不了，我非常贊同。

　　何 平：《收獲》即使不是一部當代文學史，半部還是稱得上的。

　　程永新：《收獲》曾經三起三落，它所經歷的曲折坎坷與當代文學的命運是同步的。上世紀50年代末，大型文學刊物不多，所以《收獲》發表了很重要的作品，像《茶館》《大學春秋》《創業史》《上海的早晨》《大波》《歐陽海之歌》等等，這些作品在當時都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何 平：1979年復刊到現在也是有很多變化吧？你一直在《收獲》沒挪窩，應該是最清楚的。

　　程永新：《收獲》1979年復刊后，因為社會形態的變化、因為改革開放，文學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期。那時候似乎人人都在讀文學作品，文學寄托了我們這個民族所有的訴求和願景。隨著社會的一點點進步，文學一次次突破禁區，西方需要幾百年才能完成的變化，我們在幾十年裡都經歷了。開放，讓世界上的優秀文學典籍都涌現在我們面前，中國作家具有超強的學習能力，學習過后就面臨了一個本土化的問題，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尋找中國故事。在我看來，所有的變化都是在學習中完成的，所有的變化都可以落實到本土化這個詞上面。當然，本土化的過程還包括向傳統學習，向民間學習。

　　為中國文學趟開新路

　　何 平：還有，我認為不只是上世紀80年代的先鋒文學，1979年1月《收獲》復刊之后的三四年，《收獲》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貢獻同樣重要，有著前行者趟開一條路的意義。你1982年到《收獲》雜志的，遭遇到的正是那個一個傳統現實主義文學變革的文學時代，記得你到《收獲》到前后兩年，《收獲》發表了《大牆下的紅玉蘭》（從維熙）《人到中年》（諶容）《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一弓）《人生》（路遙）《方舟》（張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張賢亮）等，某種意義上，《收獲》的讀者口碑和在當代文學史地位與這些作品有很大關系，你作為一個新入行的編輯感受到怎麼的文學氣息？或者說，一個文學的“80年代”是如何開啟的？

　　程永新：我是在農場讀到《大牆下的紅玉蘭》和《啊》的，那一期的《收獲》被傳閱得掉了封面﹔大學期間，《收獲》在中文系的閱覽室可是搶手貨，需要早早去排隊才能借到。晚上十點以后我們津津樂道的是《方舟》《人生》《在同一地平線》這樣一些小說。三年級的時候去《收獲》實習，來到巨鹿路675號，感覺走進了文學的殿堂。老編輯用毛筆在稿子上涂涂改改，用毛筆給作家寫信，親眼目睹老編輯與作家談稿子的修改，這些場景如夢如幻，讓人不敢相信那些校園裡到處流傳的小說就是這樣被印成鉛字的。《收獲》與《上海文學》在一個樓面，李子雲是《上海文學》的負責人，她是一口京腔、連抽煙都極其優雅的前輩，我與同學在走廊裡看《收獲》的來稿，李子雲老師把我們叫去坐在理論組的房間，這樣我們見到了吳強、茹志鵑、王安憶這些名字如雷貫耳的作家。理論組的一張沙發上，經常會坐一些被叫來修改稿子的人。一個頭大大的、聲音宏亮的人后來知道叫吳亮，一個斯文的戴著眼鏡的人是王曉明，另一個倔頭倔腦、不停為自己文章申辯的人叫程德培，而理論組來得最早跑去樓下泡水的就是蔡翔。主持談稿的通常都是理論組組長周介人。那時《上海文學》的理論組可以說是文學思潮的策源地。我與我的大學同學渾然不覺，我們同時接受兩個編輯部的熏陶，就是在這樣一種人來人往的氛圍中，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開啟了。

　　何 平：文學界對你的印象，基本上把你看作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先鋒文學的推手。你和先鋒文學的關系，你可能講得太多，有點厭煩了。我們換個方式問，三十多年后，你如何看待當時的先鋒文學？

　　程永新：先鋒文學是后來被命名的。回過頭去看，雖說當時發表的作品其中有學習模仿的傾向，有的甚至比較幼稚，但無論如何，這是發生在文學內部的一場變革，說革命也未嘗不可。這批年輕人后來都成為了中國當代文學的中堅力量。沒有先鋒文學，就不會催生上世紀90年代一批名作的誕生，就沒有當代文學的成就。所以，1997年我編選《中國新潮小說選》，在后記中說，也許這些年輕人不一定都能成為大師，但未來的大師一定是沿著這條道路走向一個輝煌殿堂的。

　　有一種精神氣質感召我們

　　何 平：1979年《收獲》復刊后，巴金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氣質影響到《收獲》的氣質，不是每一個刊物都有巴金這樣的靈魂人物，你覺得巴金之於《收獲》最重要的意義在那裡？

　　程永新：巴金老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最具反省精神懺悔精神、最具人格力量的人，年輕時讀《家》《春》《秋》，也就是覺得好看，后來讀《隨想錄》，才漸漸體會到巴金老的深刻與博大。他都是用最簡潔最直接的方式來講出生活的道理，他的隻言片語往往既有歷史意義又有現實意義。比如說講真話，比如說把心交給讀者，都是大白話，可今天有用，未來也有用，今天我們就能做到真正講真話了嗎？巴金老留給后人的隻言片語，是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遺產。巴金老一直靠稿費和版稅生活。他是《收獲》的創辦人，是《收獲》的主編，可他從不拿雜志的錢。每每雜志碰到麻煩，他就為雜志遮風擋雨。在我看來，巴金老就是《收獲》的靈魂，就是旗幟和壓艙石。他就像一棵參天大樹，庇護《收獲》，也庇護文學與作家們。他的精神氣質和人格力量一直感召我們，我說過，誰當主編都改變不了，也不應該改變。

　　何 平：2018年《收獲》文學排行榜發布的座談會上，我發言的時候說，新時期以來的《收獲》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遺產，也是《收獲》自己重要的精神資源，是突破禁區、開放的文學趣味和審美“極端主義”（余華）的寬容以及對文學新人的聲援和庇護，你覺得是這樣的嗎？

　　程永新：是這樣的。《收獲》之所以在幾十年的文學浪潮中始終在場，始終在風口浪尖，就是因為一直擁有大海一樣的胸懷，文學的精神內核之一就是包容，隻有包容，文學才能前行，才會不斷涌現新人。90年代的一批重要作家像畢飛宇、李洱、東西、韓東、葉彌、金仁順、魏微等都在《收獲》發表了重要作品，笛安的處女作《姐姐的叢林》我們發了中篇頭條，那時候她在法國留學，我根本不知道她是李銳和蔣韻的女兒，李銳叫編輯不要跟我說。世紀初我們還推出了棉棉的作品，因為描寫的是殘酷青春，當時遭受一定的壓力。巴金老說辦刊物就是出人出作品，我們一直沒有忘記。

　　何 平：這一二十年，文學邊界被不斷拓展，文學和媒介的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收獲》在安妮寶貝剛剛出道的時候就發過她的小說。比如《收獲》去年青年作家專輯的班宇、大頭馬等都有網絡寫作的前史，郭爽也是從媒體出來的。以你的閱讀感受和判斷，青年寫作者潛藏著和前幾代作家不同新的文學氣質嗎？你做主編的這些年，《收獲》編輯思路和辦刊策略作了怎樣的調整？我印象中《收獲》不僅僅和出版機構的合作加強，而且在網絡新媒體的擴張也在嘗試做一些事，《收獲》的公眾號在文學公號裡也是一流的。

　　程永新：這些年文學的邊界確實一直在拓展，進入新世紀，隨著新媒體的興起和科技的進步，類型文學發展迅猛，文學雜志的生存環境也發生很大的變化。我們所做的調整無非就是順勢而為，所有的手段其實還是萬變不離其宗，推出的作品好，才會有好的口碑，才會立於不敗之地。

　　當下的年輕寫作者知識積累豐富，知識結構與前代作家迥異，他們思路活躍，少有禁忌，個性鮮明，但文學最終要比拼的還是對人性的洞察力，對時代和生活的把握，在對人性的發掘和思想的深刻性方面，年輕作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需歷練，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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