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第一部金棕櫚到底有多強 《寄生虫》"石之沉重"

2019年05月31日06:49  來源:北京青年報
 
原標題:韓國第一部金棕櫚到底有多強

  5月25日,韓國導演奉俊昊執導的影片《寄生虫》在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審團獲得一致好評,並最終榮獲金棕櫚大獎,這是韓國電影首次摘得當今世界含金量最高的電影獎杯,也意味著亞洲電影已經連續兩年登頂。韓國總統文在寅也在第一時間向奉俊昊劇組公開發文祝賀,表示影片獲獎正值韓國電影百年,意義極為重大。目前看來,5月30日在韓國開畫的《寄生虫》極有可能超過《鳴梁海戰》,成為韓國影史票房第一。

  影片圍繞一個居住在半地下室的四口之家展開:父母二人是無業游民,一雙兒女也輟學在家,四人唯一的收入就是為披薩店折包裝盒得到的微薄酬勞。直到有一天,兒子基宇(崔宇植飾)在即將出國留學的朋友的引薦下來到富豪朴社長(李善均飾)家中,為其女兒做英語家教,所有人的命運由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此次奉俊昊狡猾地把片名取為“寄生虫”(Parasite),似乎是在有意無意之間讓這部影片與前作《漢江怪物》產生聯系(該片的英文名“The Host”既有怪物之意,也有宿主之意),讓人誤以為這將是一部類似的怪獸/科幻電影,尤其是開頭部分街道消毒的場景,幾乎就是專門給奉俊昊影迷設下的巨大“陷阱”。不過,整個故事卻並沒有按照影迷預想的那樣發展下去,而是走上了一條與《殺人回憶》接近,但與科幻、怪獸、災難等等奉俊昊擅長的類型和題材完全無關的道路:眼見富家女主人(趙汝貞飾)確實如朋友所說的那樣“天真簡單”,基宇開始暗中計劃讓自己的妹妹來為這個富人家庭的兒子進行“藝術理療”。直到這時,觀眾才恍然大悟,所謂“寄生虫”並無任何災難色彩,而是貧窮家庭以富裕家庭為生的生動比喻。

  隨著“寄生”計劃逐漸開展,基宇的父親基澤(宋康昊飾)替換了富家原來的司機,母親(張慧珍飾)也替換了原來的女佣,一家人使出渾身解數,為富人家庭設下各種迷局,將男女主人玩弄於股掌之間。在這裡,絕對的貧富並沒有發生改變,但貧富間的權力出現了讓渡甚至倒置:基澤一家成為了富人家庭的實際控制方,盡管這種控制極其脆弱,但卻達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脆弱的關系和結構也為劇情的進一步發展、拉鋸以及反轉提供了可能。

  全片基本在兩個主要空間裡展開:一個是基澤一家的半地下室,一個則是朴社長的高檔豪宅,前者在下城,后者則在上城。社會學出身的奉俊昊顯然對城市空間的構造和意義了如指掌,而為了呈現出這種上與下的對比,導演也使用了大量的升降鏡頭。這些鏡頭往往從光明通透移向晦暗隱秘,類似的場面調度和鏡頭剪接非常直觀地呈現了韓國社會的階層分化現象。在全片最讓人心酸的一個段落中,傾盆暴雨之下,基澤一家一路從上城的豪宅回到下城家中,發現自家的半地下室幾乎被雨水完全淹沒,馬桶向外噴涌骯臟的黑水,就在此時,富家公子卻自尋刺激,在自家院落裡露天撐起美國購得的帳篷安然入睡。對奉俊昊而言,“底下層”不僅僅是一種文學層面的修辭,更指代一種與城市方位、居住環境密切有關的人格尊嚴。

  如果說去年《小偷家族》的獲獎很大程度上要歸於評審團主席凱特·布蘭切特對安藤櫻等一眾日本演員高水平表演的青睞,那麼對本次戛納電影節一個擁有五位世界頂尖級作者導演的評審團而言,導演的水平就成為一部電影能否獲得金棕櫚的關鍵。強烈的商業和大眾屬性並沒有抹去《寄生虫》對視聽和技術水准的極高追求,事實上,奉俊昊不僅在影片裡有效構建出一個等級化的空間,而且還能在其中進行復雜的雙線或多線敘事﹔不僅能夠流暢地進行復雜敘事,而且還能根據特殊的情境進行頗富意味的匹配剪輯,比如把富家女主人的衣帽間和體育館裡發放賑災衣物的場景並置,兩相對比之下,家庭之間命運的交織和對立立刻被凸顯出來,殘酷的生存處境得到了極大強化。

  與此同時,《寄生虫》對聲畫關系的使用也極其精妙,通過對位和錯位,奉俊昊往往能夠帶來內容的對比和延宕,從而揭示更深層次的意義。最明顯的一次就是結尾,兒子讀信的畫外音和他的幻想相結合,給人一種計劃已經達成的錯覺,但實際上,這一幕的真實意味卻被大大延后,從而造成了巨大反差。可以說,《寄生虫》給觀眾帶來的每一次巨大的心理沖擊都與其視聽語言密切相關,其對各種電影手法的嫻熟運用,搭配中青兩代韓國演員(“國民影帝”宋康昊功不可沒)自然生動的演繹,使得影片幾乎超越了近幾年來任何一部劇情片和類型片,成為了一首時而幽默時而庄嚴,時而又極度殘酷的視覺音樂。

  總體來看,《寄生虫》可能是奉俊昊職業生涯當中視聽手段最繁復、文本修辭最復雜的作品,其對幾種簡單意象的使用,已經儼然構成了一個完整且具有流動性的系統。從影片一開始,兒子基宇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同學送給他的一整塊石頭假山盆景“很有象征性”(metaphorical),這種說法的不斷重復固然在片中形成了一個笑點,但事實也確實如此:石頭是華而不實的裝飾,是兒子內心無法擺脫的重擔,是殺人的工具……雖然石頭在片中的功用一直在發生變化,但有一點始終沒變,那就是石頭寓意著基澤一家堅定穩固的“計劃”,甚至可以說這塊石頭就是窮人追尋夢想的圖騰。這種堅如磐石的穩定感又每每被流水沖擊,小到半地下室外醉鬼的一泡尿,大到一場暴雨,都可以讓計劃泡湯。在這裡,奉俊昊無疑是在透過這樣一個頗有分量的物件向我們暗示階層的固化和躍升的無望,如果說去年驚艷戛納的《燃燒》是“火的憤怒”,奉俊昊的《寄生虫》則是“石之沉重”。

  除此以外,奉俊昊還非常大膽地在片中引入了對“氣味”的描述,盡管嗅覺可以說是電影這一視聽藝術的盲區。全片多次提到基澤一家身上有一種氣味,這是一種“地下室的味道”,是一種“坐地鐵的人身上才會有的味道”。氣味雖然無形,卻是基澤無法忽視的心結,是壓垮父親基澤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構成社會歧視的重要層面,是表明社會地位和身份的隱形標簽,是難以撫平的差別和傷疤。在固液氣三態元素的交響中,影片迅速走向了高潮和尾聲,巨大的震撼、感動和痛苦隨即涌來,讓人切身體會到“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值得注意的是,奉俊昊並沒有在片中指出故事發生的具體城市名稱,這使得《寄生虫》成為了一個超越韓國社會的、具有普適意義社會寓言——它是對《雪國列車》和《玉子》探討的反烏托邦問題的延伸,是《殺人回憶》和《漢江怪物》等社會問題電影的變奏,是關注親子關系的《母親》的姊妹,甚至可以說是奉俊昊全部電影的總和與結晶。

  盡管始終被冠以“類型片導演”的名號,但實際上奉俊昊使用的手法和類型從來都是融匯而多變的。正如他自己所說,《寄生虫》既是一部犯罪片,也是一部喜劇,還是一部懸疑驚悚片,同時更是一部悲傷的人性戲劇。《寄生虫》中的全部人物都是高度復雜的,無論貧富都不是單純的偉光正、假惡丑,他們始終游移在灰色地帶,為了生存偶然越界,時而竊喜時而懺悔。也正因如此,每個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鳴、找到自己、找到最令人痛切的人類境況。最終,我們不得不說,奉俊昊並不是通過類型成為大師,而是相反——種種類型透過奉俊昊之手才脫離了套路,抵達了彼岸的真實。(圓首的秘書)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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