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新聞線索的信息十分有限、隱蔽。記者甚至不知道信息是否為真，被舉報的是誰。隨著調查的深入，新的線索還會出現，如何判斷、求証，以及尋找求証的渠道、途徑，都是擺在新聞調查記者面前的問題。為此，新聞調查要如何進行？筆者以從事多年新聞調查的經驗，結合親身經歷的“從一張快遞單號查出假口紅案”的實例，具體分析調查報道實戰中常用的方法。

調查之初：

判斷線索是否有價值

很多爆料者有時不是因為有確切的証據，而是有所懷疑才向媒體進行爆料，其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甚至不知道要舉報的那個人是誰。面對海量的碎片新聞，甚至似是而非的線索來源，在決定是否介入調查前，需要根據記者個人的積累、經驗，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和前期初步的走訪、調查，來判斷其是否有值得深挖的價值。

此前，《溫州都市報》新聞熱線接到讀者投訴：通過微商購買的某大牌口紅質量低劣，懷疑為假貨。至於店主叫什麼名字、住哪裡，有無証據証明口紅是假的，讀者稱自己都不知情。唯一的線索就是對方的平台店名、微信號和一張對方發貨的快遞單。

這一線索是否有深挖調查的價值？筆者仔細詢問爆料者后，初步掌握了幾個疑點——

其一，店家的“實力非凡”：店裡的大牌口紅、粉餅等化妝品堆了一地，從不缺貨﹔一些國外代購都買不到的爆款、“斷貨王”，這家店都有，且量大價低。

其二，消費者通過購物平台聯系上店主后不久，都會被要求添加微信。購物平台上，多以價格較低的日用品為主，而微信朋友圈裡發布的貨品種類豐富，且均為國際品牌的化妝品，價格較高。相比購物平台店鋪，國家對微商的監管還處於空白，這讓不少商家有空子可鑽。

其三，爆料者還稱，自己提出要向有關部門舉報后，馬上就被店家拉黑。筆者假借活動急用，需購買100套日化用品，並提出叫同事上門取貨，對方予以拒絕。按照溫州人“有生意就做”的性格，這麼大量的訂貨，沒理由不接，除非是不想讓人知道其地址。

其四，快遞單上的發貨地址，隻顯示為市區某小區，並沒有詳細的房間號。筆者前往位於該小區后門的某快遞公司網點（與讀者提供的快遞單上顯示的快遞公司一致）得知，很少有小區居民通過他們發貨，經常發貨的購物平台店家或微店更沒碰到過。

通過對以上幾個疑點的初步調查，已經可以初步判斷這家店有貓膩，線索值得深挖。

調查必備：

事先做預案利於應變

快遞公司是否知情？是否會幫對方隱瞞？或者處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慮，得知筆者真實身份的情況下，是否會如實相告？甚至有可能通風報信？在進一步調查前，筆者准備了一套預案，並對可能發生的情況以及對方有可能的質疑作好應對准備。在調查報道中，記者如果不能隨機應變，很可能會半途而廢，無功而返。

為防打草驚蛇，筆者以“幫人找孩子”為由，得到了快遞網點工作人員的幫助，通過快遞單號查明貨是從該公司其他網點發出的。

在這一網點，記者同樣拋出此前的理由，確定該單號確實是其網點發貨后，得到答復“具體情況，裡面內勤比較清楚”。

內勤是兩名年輕女性，於是，筆者拿出事先准備的“找人”故事的詳細版本——有一婦女收到了一份化妝品，懷疑是離家出走多年的孩子寄給她的。這名思子心切的媽媽，委托我們幫忙尋找孩子。

“你要找的人，是男是女？”其中一名內勤突然提出了這個問題。記者回復“女的”。不想對方很快給予了否定：“那肯定不是你要找的人，老板是男的。”

會不會對方警惕了？筆者趕緊拋出“有沒有可能是老板女朋友”的說法。卻又得到了“不會的，他還沒有女朋友”的回復。“那估計，她女兒從這家店裡買了化妝品寄給她媽媽了。”終於，這一推測獲得了內勤的信任，很快將店家的信息透露給了筆者：二十幾歲，男性，在附近一個廠房租房賣了好多年化妝品，生意不錯，最近剛剛搬家。

調查手段：

反復交叉求証確定信息

筆者根據快遞公司員工給出的信息，迅速給自己編好一個“租戶”的身份，在保安大伯的帶領下，順利進入該店家之前租用的房間內。在該房間內，筆者發現不少丟棄的化妝品、外包裝、大量快遞單的底單等証據。

隨后，筆者又以“客戶”身份向保安大伯打聽到了該店的新地址，大伯的信息是否為真？如真，具體在哪個房間？筆者通過微信向該店家買了2支唇釉，並再次根據快遞單號找到了快遞公司的另一網點，確認了店址的具體位置，以及“房間有很多化妝品”“發貨量比較大”“一男一女帶著個孩子”等信息。

一切水落石出。筆者聯系轄區市監部門，對該地址進行了突擊檢查，查獲各類國際名牌化妝品、日用品、奶粉等大批量貨物。其中，各品牌的化妝品中，僅口紅就有千余支。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以及政務信息的公開化，不少之前不對外公布或者需要記者去部門調查核實的內容，大多能通過多種平台查詢到，拓展了記者獲得線索的渠道。而通過相關官方網站、客戶端等獲得的信息，因其官方屬性，基本上可以採用“拿來主義”，節省了不少調查的時間和精力。

在上述口紅案中，筆者就是採用“拿來主義”的方法：通過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查詢到該微店所屬的公司，在2017年5月曾因發布虛假廣告被市監部門處罰過，並因“通過登記的住所或者經營場所無法聯系”而被市監部門列入經營異常名錄。而類似這樣的官方權威渠道，還有很多。

在調查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記者在運用非官方渠道獲取信息時，要多方比對、印証和核實，不能單純採用“拿來主義”，以免報道出錯。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