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青年記者》2018年12月上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流動的加快，我國鄉村發生了全方位的變化。而反映鄉村社會的信息來源更多的是基於新媒體時代民眾的信息生產與傳播的參與，近幾年流行的“返鄉體”，一度成為社會變遷中人們理解鄉村的信息窗口，但是這種信息窗口一定程度地帶有個人化、碎片化和隨機化的色彩。比如，有學者通過對《新京報》（2011-2017）的記者返鄉隨筆的研究指出，鄉村變遷是主導性的敘事話語，新聞採用小人物大命運的視角，把個體的鄉土記憶和鄉土經驗放置到城鎮化浪潮中的鄉村社會現實語境中，創造出一個特有的鄉土敘事空間①。而新媒體中民眾所參與的鄉村信息傳播，則隱含了一種新的知識生產方式的產生②，這些報道從不同層面為民眾展示了鄉村的諸多變遷現實。基於“三農”報道話語的特征，主流媒體在“三農”宣傳報道上應該與政府構成“代理-委托型”關系，與農民構成“信息-供需型”關系﹔與新興媒體構成“競爭-合作型”關系③。

就國家話語層面而言，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強調的是在宏觀層面對鄉村社會變遷歷史、當下與未來的掌控，因此，對媒體而言，僅僅將鄉村作為一種敘事空間或者將鄉村報道看作一種新的知識生產方式的形式顯得過於抒情化，帶有一種精英文化主義的信息意識。同時，從信息視角將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看作是競爭-合作型關系過於僵化，與城鄉信息傳播的生態系統並不完全吻合。

就社會變遷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中，而社會現象的實踐邏輯，往往是在事件性的過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來，因此應該更加重視的是事件性的過程④。鄉村振興視角下的“三農”報道，在報道取向上應該將國家話語層面與社會變遷視角結合起來，側重事件發生的動態過程的敘述，並在鄉村振興話語體系中建構媒體“三農”報道的新角色、新位置和新立場。這種新角色、新位置與新立場的立足點在何處呢？

換言之，基於“三農”報道的視角和關注事件發生的動態過程的立場，媒體在“三農”報道中應該如何著手呢？筆者認為，應該從理解變遷中的農民入手。原因在於：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城鄉社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鄉村社會的變化尤為突出，這種變化以個體的形式呈現在農民群體身上。因此，從理解農民變遷的視角報道“三農”問題是媒體在操作層面的一種現實選擇。這種現實選擇的實現，需要有三條路徑相互配合。

第一條路徑：通過對當代鄉村社會中農民現狀的理解來建立“三農”報道的新立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從職業、心理、價值、經濟等角度都發生了分化和改變，無論從群體內部還是農民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的關系視角，相關研究都証實了這一觀點。

最新的研究將農民按照職業分為7個階層：無業者是沒有職業的人、純務農者就是指全部時間用於從事農業活動的人，上述兩個階層是農民中的下層。兼業者專指農業與非農兼顧的那些農民﹔打工者就是指被他人雇佣了去從事有償勞動的那些人﹔農村個體戶則指自己當老板﹔從事這三種職業的為農民中的中層。農村企業主（指雇工８人以上的投資經營者）和農村干部（主要指鄉鎮和村干部以及居住在村庄裡的其他農村干部）則是農民中的上層⑤。

此外，隨著鄉村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進程，除了上述的農民之外，還有不少農民盡管在戶籍上還是農民，但是已經和農業生活沒有關系了，這一部分農民並沒有包括在上述分類之中。

還需要說明的是，農民的分化除了在職業上的區別之外，在價值觀念上也出現了多元化的分割趨勢。一種是進城務工的農民，或者稱為農民工，他們在戶籍身份上依然是農民，但是觀念與在村裡的農民已有很大差異，研究指出，近60%的農民工從事雇員類工作﹔自我雇佣類農民工佔比為25.06%﹔男性農民工處於較高層級工作崗位的概率更大﹔受教育水平能夠顯著提升農民工進入高層級工作崗位的概率，是農民工職業層晉級的重要決定因素﹔農民工的年齡與其職業層之間呈倒“U”型關系⑥。另一種是在鄉村治理中出現的一些新的社會身份，比如農業技術員等，他們在接收外來信息方面的機會較普通農民多，在獲得政府的相關資助方面也比普通農民多，但是他們並不屬於上述學者所劃分的村干部系列。

除此之外，從中國地理區劃、經濟發展狀態而言，不同地區的農民群體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概括來說，農民的整體分層呈現出金字塔形式結構，純粹務農的農民，也就是傳統農民和失業無業者人數最多，處於鄉村社會的最底層，而村干部和鄉村企業主比例雖小，但是處在鄉村社會的最高層，中間層是個體戶、打工者和兼業者⑦。

筆者在北京郊區進行農民觀念培訓有8年了，調研發現，北京郊區的農民與其他地方的農民相比較，觀念、職業和社會地位上也有較大的差異，但總體來看，僅僅就觀念而言，外出打工者或者進城務工者，其整體觀念與社會變遷的趨勢是一致的，而一直堅守在農村的農民，即便其經濟地位有所提升，在觀念上往往滯后於其經濟地位的快速變化。這一點，在經濟地位發生突然變化的農民群體身上表現較為突出。鄉村工業化過程在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並沒有使人們在觀念或者價值體系上進行同步的更新，這種情形使得鄉村社會中農民群體的總體狀況變得更為復雜。

基於上述情況，對於媒體而言，從理解農民的變遷趨勢、變動狀況和動態特征出發進行“三農”報道，是一個比較實際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則與記者對中國社會變遷趨勢的理解不可分割。記者在閱讀各種關於農民情況調查報告的基礎上，“三農”專家的觀點、一線資料的調研也不可缺少。

第二條路徑：從本土化的中國社會變遷出發，從過程性和變動性的視角對“三農”問題進行報道，這是媒體報道“三農”問題的新位置

從學術傳統和實踐場域來看，傳統與現代、中心與邊緣二分法的思路，來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此延伸出來的類似劃分有精英與大眾、融合與衍射、大傳統與小傳統、城市與農村等。有的學者還增加了中間狀態，如過渡階段和棱柱型階段。

20世紀70年代，亞歷克斯·英格爾斯和大衛·史密斯出版了《從傳統人到現代人》一書，在書中他們通過對6個國家6000多人次的採訪，對數據進行分析之后指出，個體變化的唯一方向是從傳統到現代，但是這本書的主要問題在於其個體變化的模型無法與中國當下鄉村社會農民的特征相吻合。而且，兩分法本身意味著一種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分析工具，米格代爾認為，學者們提出二分法本身是為了呈現出一種發展的陣地圖景：即在當代社會中，發展的陣地在社會的現代部門或中心（或者是精英、大傳統、城市化地區）——也是變遷的方向——而社會的“落后”部分則存在於傳統部門或邊緣（或大眾、小傳統、農村地區）⑧。這種簡單的二分法，忽視了社會變遷的動態現實，形成了一種對“三農”報道的預設前提，在這種預設的報道位置中，報道所呈現的“媒介現實”滯后於活生生的城鄉社會變動的現實。因此，對於鄉村振興背景下從事“三農”報道的記者而言，如果依照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的二分法簡單看待“三農”問題，往往會滯后於農民群體的變化，也會基於因循守舊，呈現出對鄉村社會固化、概念化、抽象化、浪漫化的報道形態來。

研究指出，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在於提升農民的對話和談判地位，農民盡管有分層，有分化，但是在與外部世界對接中，缺乏對話計劃和談判地位，群體分散，缺乏自組織性。因此，組織農民不能依靠外部強制，也不能依靠傳統家族組織等本土資源，更應該依靠市場導向和利益紐帶的農民自組織⑨。因此，有學者指出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核心是消滅傳統農業生產和小農經濟⑩。但同時有學者反駁，認為農業商品化、農業資本化與以家庭勞動力為主的小農經濟之間並不必然排斥?。

顯然，學者對於中國鄉村該走向何方，以及農民的轉型方向觀點並不一致，即對於“三農”問題在理論探討上依然存在一些差異。同時，媒體記者與民眾在對當代中國農村的觀察中，個體的直接經驗和分散化、碎片化的信息在網絡平台上呈現得較為突出，這些信息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社會大眾對中國當下鄉村社會中農民的認知。這些個體的直接經驗和碎片化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往往都是在社會中處於較高信息等級的群體，農民本身對自身狀況的認識在網絡中並沒有呈現出來。

基於上述狀況，對於中國媒體而言，新位置的建立，不僅需要摒棄原有的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二分法的簡化立場，還要從宏觀上對中國“三農”政策變遷、鄉村治理的發展有大致的理解，這樣才有可能報道“真”現象，反思“真”問題。

第三條路徑：鄉村振興視角下“三農”報道的新角色

從上述兩條路徑可以看出，對於媒體而言，不僅要理解中國農民的變動趨勢，要理解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主要理論與政策，把上述兩條路徑落實下來，便是媒介入手的路徑，即媒介應該對“三農”記者進行專業培訓，並且設立相應的報道“三農”問題的專業崗位。

“三農”在改革開放初期是一個“專業領域”，而隨著媒介產業化和市場化的深入，“三農”領域逐漸成為一個弱勢的領域，記者在鄉村的一線調查也變得比較困乏，即便有一線調查，也呈現出零碎化和非系統化的特征。筆者調查發現，老一代的“三農”記者（50-60歲之間）對鄉村的印象更多來自於個體經驗和成長經歷，他們大多出身於農村或者曾經在農村下放、工作，對農村有深厚的情結，擁有個性化的鄉村記憶。一位從事“三農”科技報道三十余年的記者認為，他對“三農”報道很有發言權，“像我這樣從事‘三農’報道三十年的記者幾乎沒有了”。另一位則說：“我來自農村，我從參加工作就從事農村報道，原來是報道農業政策、農民生活狀況為主，現在是報道鄉鎮企業、縣鎮一級的政府工作為主。農民已經退為其次了。”換言之，“三農”報道的專業記者大都已經做其他方面的報道，而還在從事相關報道的，已經將關注點集中在科技、企業等領域，農民已經不再是“三農”報道的主角了。媒體中報道“三農”問題的記者，通常對底層農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之心，但在實際的新聞報道中，一般會從社會新聞的角度而不是從“三農”問題的視角出發，這就導致了一個問題，“三農”問題在新聞報道中被再度邊緣化。這種情形實際上造成了“三農”問題報道的雙重邊緣化，即記者報道身份的邊緣化和報道內容的邊緣化。

研究表明，媒介消息來源總體上呈現偏向情形:在職業上,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經濟精英以積極而主動的狀態被呈現在新聞報道中，成為消息來源中的強勢者﹔而一般民眾作為消息來源的幾率極少，而且往往角色單一、模糊與被動。在新媒體環境下，隨著新聞行業面臨的挑戰，“三農”報道領域也面臨著類似的挑戰。“三農”報道在新聞報道領域的被泛化現象、新聞記者在信息來源上的精英化趨勢、社會化媒體對新聞記者信息來源的影響以及新聞記者本身的一些變化，如學歷和年齡等，使得上述“三農”報道雙重邊緣化的趨勢變得更為復雜。問題的核心轉變為“三農”報道本身訴求的轉型問題了。

從一定意義上說，“三農”報道的轉型與媒體自身面臨的新媒體的挑戰幾乎是同步的。一方面，“三農”問題在不斷轉化、多元化和復雜化，農民在分化、鄉村在變遷、農業在轉型﹔另一方面，媒體面臨著社會大眾參與信息生產與傳播趨勢的變遷，面臨著人工智能時代技術整合信息功能的挑戰。那麼，在這種復雜的境遇下，媒體如何尋找自己的新角色呢？筆者認為，首先，要對從事“三農”報道的記者進行專業培訓﹔其次，從事“三農”報道的記者要深入鄉村獲取第一手資料，而不是僅僅依靠網絡上的信源。

結 語

綜上所述，對當代中國社會而言，改革開放初期的價值導向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農民的選擇從老一代到新一代，以自由的方式尋找自己理想中的工作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在城市中。因此，在鄉村振興的戰略中，一方面，依靠國家層面對農民進行個體發展的政策支持成為必要的基礎﹔另一方面，依靠基層政府的鼓勵與幫扶，讓農民可以在鄉村社會中重新找回“家”的感覺。這種“家”的感覺便是鄉村的感覺，也是振興鄉村的核心因素。媒體記者隻有在全方位理解鄉村振興話語的前提下，理解當下農民的多元化分層、多元化困境和多元化希冀，結合“三農”發展的諸多理論與政策導向，並關注當下中國社會變遷的現實，方能在媒介信息傳播日益多元化的狀況中，找到一席之地，也才能實現鄉村振興視角下“三農”報道的新立場、新位置和新角色的轉換。

注釋：

①胡元姣 袁夏嵐：《“返鄉體”鏡像中的鄉村敘事策略——以〈新京報〉（2011—2017）61篇記者還鄉筆記為例》，《新媒體研究》，2017年第14期

②楊勝剛：《“返鄉體”底層視角下的農村敘述》，《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4期

③梁媛 王娜：《主流媒體“三農”報道話題式傳播的理念創新》，《編輯之友》，2016年第6期

④孫立平：《社會轉型：發展社會學的新議題》，《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3期

⑤⑦王春光 趙玉峰 王玉琪：《當代中國農民社會分層的新動向》，《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期

⑥歐陽博強 張廣勝：《農民工就業分化及其影響因素》，《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⑧【美】喬爾·S.米格代爾著，郭一聰等譯：《社會中的國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頁

⑨徐勇：《農民與現代化（筆談）——階梯性社會與“三農”的提升》，《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

⑩張濤 趙磊：《城鄉發展一體化: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路徑》，《農村經濟》，2017年第10期

?賀雪峰 印子：《“小農經濟”與農業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兼評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政治經濟學評論》，2015年第2期

?王芳：《當前我國大眾化報紙消息來源偏向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作者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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