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第5期

【摘要】五四時期《新青年》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賦予整個運動彌足珍貴的鮮亮色彩。陳獨秀和《新青年》介紹、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由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決定的。陳獨秀接受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是五四時期《新青年》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排頭兵和主陣地的決定性因素。為中華民族從積貧積弱走向偉大復興提供根本理論遵循，是五四時期《新青年》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所具有的偉大意義和貢獻。

【關鍵詞】五四時期﹔《新青年》﹔馬克思主義

五四時期，是我國新聞史、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分期，是一個與新文化運動、五四愛國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重要歷史概念。五四時期，具體從什麼時候開始，到什麼時候結束？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參加過新文化運動和黨的早期工作並當過中共上海發起組機關刊物《新青年》編輯的茅盾（沈雁冰），對這個時期有過這樣的說法：“‘五四’這個時期並不能以北京學生火燒趙家樓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長到‘五卅’運動發生時為止。這應該從火燒趙家樓的前兩年或三年起算，到后兩年或三年止。總共是五六年的時間。火燒趙家樓隻能作為運動發展到實際政治問題，取了直接行動的政治態度，然而也從此由頂點而趨於下降了。這樣去理解‘五四’方能夠把握‘五四’的真正歷史意義。”[1]茅盾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北京學生火燒趙家樓，發生在1919年5月4日。這是“五四”一詞的由來。這一事件的出現，當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講五四時期，不能不提五四運動﹔講五四運動，不能不提《新青年》。在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爆發前兩三年，由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發動新文化運動，在全國知識界特別是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培育了一代“青年人”，使之成為“五四”運動的主力軍﹔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后的兩三年內，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集聚了一批志同道合並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先進分子，成為介紹、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進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建黨的思想中心和組織中心。在五四愛國運動爆發100周年之際，回顧和總結五四時期《新青年》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經過和情形，既是對五四運動和《新青年》以及那一代人的紀念和致敬，也能使我們明白自己“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從而更好地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宣示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的堅定信念。

一、五四時期《新青年》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輸入各種“新思潮”，強烈反對和抨擊中國傳統封建思想、道德和文化的思想啟蒙運動。《新青年》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這場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青年》的創辦人和實際主持人陳獨秀，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在他從事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革命運動中，辦報辦刊是其重要的經歷之一。1902年，陳獨秀與柏文蔚等人，在安徽安慶組織“青年勵志學社”，擬辦《愛國新報》以“探討本國致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2]這是陳獨秀一生中革命與啟蒙運動、政治生涯的開始。1903年，陳獨秀協助章士釗主編帶有反清革命色彩的《國民日日報》。1904年，他又創辦《安徽俗話報》，向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窮人宣傳愛國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思想。1914年5月，受章士釗邀請，陳獨秀赴東京協助創辦《甲寅》雜志，宣傳反對袁世凱獨裁。該刊第1卷第4號上用筆名“獨秀”發表的政論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批評國人長期受“朕即國家”封建傳統的影響，把忠君視為愛國，並認為當時的中國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因此無所謂亡國不亡國。陳獨秀這篇“正言若反”“故聳危言”的文章發表后，引來一些責難，他未替自己辯護。事實上，這種涉及“國民性”的宏大問題，決不是僅靠一兩篇文章就可以解決的，它要靠大量的宣傳教育工作，特別是一場規模浩大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從根本上改造國民才能解決。辦自己的雜志，醞釀另一種革命，成為陳獨秀回國創辦《新青年》（創刊號名為《青年雜志》）的根本理由。

《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刊。陳獨秀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他心目中具有“自覺心”的國民性的標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幻想的”，其基本精神就是民主與科學。陳獨秀把拯救中國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斗耳！”[3]這樣，陳獨秀在《青年雜志》開篇就高舉起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向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傳統特別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動的部分——儒家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老庄與佛教的退隱思想和迷信觀念，以及為這些學說、思想、觀念服務的舊教育、舊文學，發起猛烈攻擊。

1917年1月陳獨秀受蔡元培邀請，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將《新青年》從上海帶到北大。他吸收校內一批學有專長、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形成一個新文化運動陣營，對中國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的核心——綱常名教，給予持續的、大規模的抨擊和批判。“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4]這場前所未有、空前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動搖了長期以來封建正統思想在中國人精神上的統治地位，國外各種“新思潮”得以洶涌進入，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得以廣泛傳播，中國社會得以獲得巨大的思想解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的主張也得以進入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

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同時，介紹、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也成為這場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賦予整個運動彌足珍貴的鮮亮色彩。

五四時期《新青年》比較集中地介紹、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形勢的文章，主要發表在5卷5號、6卷5號、7卷6號以及第8、9卷各號上。其中比較著名的文章主要有：李大釗撰寫的《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唯物史觀在現代歷史學上的價值》，陳獨秀撰寫的《談政治》《關於社會的討論》和李達撰寫的《馬克思的還原》《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等。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釗任《新青年》輪值主編時，把6卷5號編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陳獨秀把7卷6號編成了“勞動節紀念”專號，並在第8卷、第9卷各號上開辟了“俄羅斯研究”專欄。這些文章、專號和專欄，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剩余價值理論等馬克思主義各組成部分的主要觀點，宣傳了“十月革命”的經驗以及蘇俄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方面的主張，使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也滿足了國人希望了解蘇俄社會狀況的需求。

五四時期在新文化運動陣營內部，圍繞《新青年》是否應當傳播馬克思主義發生過一次影響較大的“問題與主義”論戰。1919年5月，由李大釗輪值主編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組織了8篇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文章，引起胡適的不滿。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之爭。胡適的文章表面上是把問題與“主義”對立起來，要求大家拋開主義注意解決眼前的實際問題，實質上是要宣揚改良主義，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階級斗爭學說。李大釗立即做出回應，強調不能把“問題”與“主義”對立起來。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既闡明了經濟問題的解決是中國一切問題根本解決的道理，又指出工人隻有聯合起來進行階級斗爭才能解決經濟問題，有力地反駁了胡適堅持改良主義和反對階級斗爭的主張。這次論戰是馬克思主義者與反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的第一次論戰。這場論戰，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為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國社會起到了積極作用。

五四時期《新青年》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提升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的知名度，使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成為一些先進的中國人觀察國家命運、思考民族未來的重要工具。這是新文化運動送給中華民族最珍貴的精神財富，也使新文化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熠熠生輝。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不再僅僅作為一種學說由知識界研究和討論，而是作為一種改造社會的指南走向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五四時期《新青年》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中國當時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和《新青年》介紹、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這是由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決定的。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上，領土和主權的完整遭到嚴重破壞，司法和行政的統一不復存在﹔經濟上，傳統農業經濟仍是主要形式，但是農民受剝削程度更重，除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外，還受到官僚買辦資本和高利貸的剝削，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十分落后﹔思想文化上，既有崇洋媚外、賣國求榮、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虛無主義，也不乏封建衛道者“祖宗之法不能變”的頑固守舊思想。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造成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和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洋務運動、資產階級維新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都先后失敗了。特別是中華民國的成立，並沒有給人們帶來預期的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人們意識到，如果沒有思想的啟蒙和文化的覺醒，不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經濟和文化，而只是照抄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中國就擺脫不了被瓜分的命運，中國人民就擺脫不了被奴役的命運。正如陳獨秀所呼吁的：“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5]陳獨秀認為：中國近代以來的文明與古代文明無異，稱不上“近世文明”﹔“近世文明”“即西洋文明也，亦謂之歐羅巴文明”﹔“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也。”[6]陳獨秀受時代重托，倡導和吹響了思想啟蒙的號角。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美國、德國等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趕上和超過了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為重新劃分勢力范圍和爭奪殖民地，這些國家從1914年開始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世界大戰。這場歷時四年的戰爭，使人民墜入痛苦的深淵，人口急劇減少，經濟發展停滯，社會秩序混亂，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的矛盾和經濟、政治等基本制度的弊端暴露無遺，自由、平等、博愛的資本主義文明也淪為一紙空話。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還能不能延續下去？西方文明還有沒有借鑒和遵循的價值？一度向往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文明的先進知識分子，不能不對其進行反思和批判。正如陳獨秀所說：“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7]這種反思和批判，順應了時代和歷史發展的方向，為后來中國革命否定資本主義制度和接受社會主義思潮，做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准備。

1917年3月（俄歷2月）和11月（俄歷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俄羅斯連續促發了俄國工人和士兵推翻封建王朝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勝利，喚醒了西方的無產階級，也喚醒了東方的被壓迫民族。俄國是與中國有漫長邊界線的鄰國，“十月革命”前俄國的國情與中國也很相似，比如，兩國都是幅員遼闊、資源豐富的國家，都是長期實行過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國家，在推翻帝制后也都建立起資產階級政權。“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政權由工人、農民和士兵代表構成，代表最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新生的蘇維埃政府宣布俄羅斯廢除過去沙皇時代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與其他國家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外債，並果斷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結束“一戰”和恢復世界和平做出榜樣。“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和蘇維埃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為探尋救國救民真理和尋找中國革命道路的中國先進分子，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李大釗對俄羅斯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給予極大關注，研究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8]他科學預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的潮流，並在《新青年》上撰文高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9]

三、陳獨秀接受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是五四時期《新青年》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排頭兵和主陣地的決定性因素

以《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在全國發生巨大影響，成為蕩滌神州大地的強大沖擊波。大批青年受到它的啟蒙，人生觀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成為一代“新青年”。這固然是《新青年》的貢獻，當然也是《新青年》的實際主導者和核心人物陳獨秀的貢獻。毛澤東同志在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的內部講話中說：“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准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來有一部分進入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10]

《新青年》從創刊到后來發展成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自覺而堅強有力的主要輿論陣地，應該說，與陳獨秀在思想上逐漸否定自己過去所信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轉向科學社會主義有直接關系。“陳的個人意志對《新青年》辦刊理念的演變和取向起著關鍵性作用。”[11]

陳獨秀在思想上先后經歷過康梁改良主義、西方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三次重大的轉變。他總是走在時代的前列，與時代先進思想的發展同步。創辦《新青年》發動新文化運動之初，陳獨秀思想上還處於篤信西方民主主義的狀態。他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雖然提及“社會主義”“馬克思”等字眼，但他把“社會主義”與“人權說”“進化論”並列，統稱“西洋文明”和“近世文明”，並主張中國應先著力宣傳和實踐“人權說”（民主）和“進化論”（科學）。該文把法國大革命時的“巴布夫（Babeuf）”財產共有制主張、“聖西孟”（Saint-Simon）及“傅裡耶（Fonrier）”的社會主義、德國的拉薩爾(Lassalle)主義及“馬克思”(Karl Marx)主義都稱為“社會主義”，表明當時的陳獨秀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混亂的、模糊的和膚淺的。1917年3月，俄國發生推翻沙皇統治的“二月革命”建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后，陳獨秀興奮預言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俄國，“政治學術一切制度之改革與進步，亦將曠古所罕聞”。[12]這種思想就是從民主主義戰勝“君主主義”出發的。直到1919年底，陳獨秀還未脫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該年11月2日，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仍然積極宣傳美國杜威博士的“民主主義”，並說：“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13]杜威的“民主主義”，實際上就是西方議會民主加階級調和的空想社會主義。該文表明陳獨秀那時還分不清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

陳獨秀思想上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科學社會主義，應該是在1920年。在這年1月1日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中，陳獨秀首次以贊賞的口吻說道：“進步主義的列寧政府，宣言要幫助中國。”[14]陳獨秀對列寧和蘇俄政府的好感，應該與1919年7月蘇俄政府宣布廢除沙皇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有關。陳獨秀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早年參加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活動，后來又參加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活動，內在動機都是為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對比蘇俄政府歸還中國權益的對華宣言和巴黎和會損害中國權益的卑鄙行徑，陳獨秀的思想和情感不能不有所轉變。1920年2月，陳獨秀擺脫警方監視，從北京潛回上海，他認真總結五四運動的經驗教訓，特別是研究北京與天津、上海等大中城市的運動開展情況，認為僅發動知識界和學生而不發動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運動就發揮不出強大威力。這時候，陳獨秀開始將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奮斗方向由學生和知識界的救國運動轉向工人的革命運動。為了解工人階級的狀況，他親自或委托別人深入到全國各大中城市的工人群眾中，調查工人們的工作時間、勞動強度、文化程度、家庭生活等情形，並將調查結果刊登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專號）上。同時，陳獨秀也積極在工人中開展活動，出任工人的義務教授，發表演講，提高工人覺悟。1920年4月，共產國際和俄共（布）駐中國代表維經斯基赴上海會見陳獨秀，向他介紹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以及“十月革命”的經驗和蘇俄政府的對華政策。維經斯基帶來大量與共產主義理論及俄國革命相關的文獻資料，為陳獨秀打開了直接通向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的大門。與此同時，被陳獨秀派到日本建立共產黨小組的施存統等人，把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以及其他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翻譯介紹給陳獨秀。

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號，首篇刊登了標志陳獨秀轉向和擁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談政治》。陳獨秀說：“若不經過階級斗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的）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的）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的）利器。”“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15]這些論述表明，陳獨秀接受並堅定擁護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以該文的發表為標志，陳獨秀完成了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轉變。

與此同時，《新青年》徹底擺脫了過去因內有胡適等人反對、外有各種反馬列主義者的攻擊而零散地、遮遮掩掩地、勉為其難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局面，面貌煥然一新，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鮮明地舉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從此，《新青年》成為自覺而堅定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排頭兵和主陣地。它主動出擊，積極開展思想斗爭，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號發表陳獨秀《主義與努力》的短文，對新文化運動陣營內部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做了一個總結，他說：“我們行船時，一須定方向，二須努力。不努力自然達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將要走到何處去？……主義制度好比行船底（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說，改造社會和行船一樣，定方向與努力二者缺一不可。”[16]“行船方向論”本是李大釗在與胡適的論戰中所闡發的觀點。陳獨秀的這篇文章，鮮明地表達了在這場爭論中他站在李大釗這一邊的態度。在陳獨秀的領導和組織下，《新青年》又開展了對以梁啟超、張東蓀為代表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實為改良主義的批判，劃清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與各種假社會主義的界限，在思想上解決了建立一個革命的共產黨的問題﹔還開展了對以區聲白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的批判，解決了堅持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在同各種錯誤思潮進行斗爭的過程中，《新青年》增強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說服力，引導了一部分知識分子轉入馬克思主義陣營，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和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傳播。

習近平同志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時深情地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苦苦探尋救亡圖存出路的中國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使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17]。后來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時他又說：“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裡程碑。”[18]這兩段話之間內在的邏輯關聯在於：五四時期開啟的真正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中華民族從積貧積弱走向偉大復興提供了根本理論遵循。這實際上也是五四時期《新青年》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所具有的偉大意義和貢獻。

參考文獻：

[1]茅盾.“五四”運動的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報告[A].茅盾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2]唐寶林.陳獨秀全傳[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31.

[3]陳獨秀.敬告青年[J].青年雜志（1卷1號）,1915-9-15.

[4]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0.

[5]陳獨秀.敬告青年[J].青年雜志（1卷1號）,1915-9-15.

[6]陳獨秀.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J].青年雜志（1卷1號）,1915-9-15.

[7]陳獨秀.本志宣言[J].新青年（7卷1號）,1919-12-1.

[8]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J].言治(季刊第3號),1918-7-1.

[9]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J].新青年(5卷5號),1918-10-15.

[10]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1981-7-17(1).

[11]歐陽哲生.《新青年》編輯演變之歷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書信為中心的探討[J].歷史研究，2009(3).

[12]陳獨秀.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J].新青年（3卷2號），1917-4-1.

[13]陳獨秀.民治的基礎[J].新青年（7卷1號）,1919-12-1.

[14]陳獨秀.保守主義與侵略主義[J].新青年(7卷2號)，1920-1-1.

[15]陳獨秀.談政治[J].新青年（8卷1號）,1920-9-1.

[16]陳獨秀.主義與努力[J].新青年（8卷4號）,1920-12-1.

[17]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光明日報,2018-5-5(2).

[18]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光明日報,2018-12-19(2).

（豐純高為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博士﹔王晶晶為中國傳媒大學與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2018級傳播學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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