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第5期

【摘要】從五四時期的新民主革命運動興起到當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百年來我國在國際報道中已取得了部分成就，但在掌握國際話語權中，仍受各種論調的掣肘。五四時期國際新聞報道所體現的自主意識崛起下的採編隊伍壯大化﹔時效性突破下的內容多樣化和表達豐富化﹔新聞業務取得進步下的語言多變化及新聞矩陣社會化等重要特征都對當下我國提升國際話語權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五四時期﹔新聞報道﹔國際新聞報道﹔國際話語

一、引言

五四前后，世界政局復雜多變，國內民族工業不斷發展，通信技術進步，人口流動加大……使信息需求量急速上升，“僅1919年一年之內新創報刊就達400種之多”[1]，另一顯著性特征就是國際新聞報道的增多。這一時期，駐外採訪活動勃興，國際消息頻繁見刊，報刊種類多樣，社會功能逐漸凸顯，這不僅為國人向西方學習打開了消息之窗，更為我國話語權自主意識的覺醒鋪下了奠基之路。

在此之前，無論是林則徐的“採訪夷情”還是嚴復的“通中外之故”，我國報界雖意識到了國際消息的重要性，但國際新聞的來源只是依賴於對西方報社、通訊社消息的翻譯，加上當時政府對在華外刊的保護使得“中國對國際宣傳方面必須完全仰外人之鼻息”[2]。在此雙重壓力下，加上五四時期群眾運動的“剛需”，知識分子民主意識的推動，民間團體的人力、資本支持及國內通信技術的變革等多重保障，五四時期的國際新聞報道具備了形成自我特色的可能性。在人才組建上呈現出隊伍擴大化、被動翻譯轉主動報道的傾向﹔在新聞價值探索上表現出時效性增強、內容多樣、冷熱新聞交替及受眾意識覺醒等轉向﹔在新聞業務上展現出語言精練化、表達標准化靠近國際化操作的水准﹔在其影響力上，能夠在全社會范圍內組建有效的“新聞矩陣”，不僅是新聞人才（政、商、學生、工人、知識分子、華僑）的凝聚，更是各載體（報紙、期刊、學刊、手冊）的融合，通過各種社會力量向國內外傳播中國形象、民主與科學及無產階級黨性。回顧百年，這對當下“中國名片”的對外輸出有著較為重要的參考意義，研究五四時期的國際新聞報道特征並從中總結抽象出一般的國際傳播規律，將能夠更好地“以史為鏡”，為我國對外傳播事業提供借鑒。國際新聞傳播包括“一是把發生在外國的新聞事件報道給本國受眾﹔二是對境外傳播本國和世界新聞，除此之外它還包括國際性新聞媒體從世界各地採制又向世界各地發送的新聞”[3]。本文將以此為基點和框架，結合五四時期的歷史現狀，對其在國際新聞報道中呈現出的特征進行梳理。

二、意識崛起：被動報道轉主動報道，借力壯大採編隊伍

民國前，我國報紙所記西方之事多源於翻譯，民國后至五四前，“我國報紙之記載，曩隻注重東亞一隅，所譯歐洲消息，徒以充篇幅而已”[4]。自五四起，駐外記者的採訪活動在我國報界真正勃興。一方面表現為國際新聞主動報道意識的覺醒，一大批報社將視野從國內轉向國外，開啟了外派記者採訪之路。另一方面業界和學界“齊頭並進”，共同培養了一大批有素養的外派記者，擴大了國際新聞報道的採編隊伍。

（一）意識覺醒：內外配合，極力爭取話語權

20世紀初期，我國報刊已有了外採新聞的意識。1909年，同在英國讀書的楊篤生和章士釗就常為國內報刊撰稿，介紹西方政黨活動的情況，同年，孫中山流亡至倫敦，楊篤生還建議孫設立歐洲通訊社，孫也大為認可。這一時期，報界雖認識到了主動外採新聞的重要性，但其駐外記者多為楊、章這樣的留學生，並未有專門的業界人士擔任。1914年左右，通信技術的發展和交通網絡的形成及一戰所帶來的世界格局動蕩，加速了信息需求和交換，“新創立的大通訊社派駐通訊員和記者在世界各地追蹤著最有震撼力的國際新聞”[5]，民國六年至七年，“國內各大報紙競相加強國際新聞的報道，派遣駐外的記者與日俱增”[6]，以致“自山東問題起，喚起中國報界對外之輿論﹔而駐外特派員，乃漸萌芽”[7]。

1918年12月，時任《大公報》主編的胡政之以唯一的中國記者身份被派往法國報道巴黎和會，同時參與巴黎和會的胡霖、梁啟超也常將和會消息傳至國內，和會期間，梁啟超所傳出的大量消息被《晨報》和《時事新報》刊登。除此之外，在巴黎設有分社的少年中國學會“第一個將和會關於不直接歸還青島的消息電傳給國內各報館”[8]。消息傳至國內，引起一片嘩然，最終促成了五四運動的爆發，自此新民主革命興起。《密勒氏評論報》主筆畢德生評論此次學生運動及全國抵制日貨行為皆為報紙活動的結果。1920年梁啟超回國，深覺國內報紙向外派駐記者的重要性，在其幫助下，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決定聯合出資，選派16名特派記者、通訊員前往歐美各國進行新聞採訪。是年，全國報界聯合會又議決組織了國際通訊社，選派有經驗的特派員赴歐美，同時聯合當地留學生共同報道國際新聞。在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中，“凡與華會有關系之公共機關，無不有新聞記者之足跡”[9]，他們向各國代表團索取消息發至國內，使得國人能夠及時了解時局，發起一系列群眾運動，對於拒簽有著不可輕估的作用，同時也向各國証明了中國各團體之間的團結一致。當時，英國的半官方報紙《京津泰晤士報》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強烈要求廢除英日聯盟，其中包括“對於日本無理的二十一條的反對”“對於山東問題為中國辯護”[10]等。

從五四運動初期的國人掌握主動採訪國際新聞報道權到五四末期國人走出國門向外媒宣傳中國革命，這一時期的國際新聞呈現出從“被動的主動”覺醒轉向“主動需求”的特征。這樣的內外聯合不僅生產了一批符合我國讀者閱讀習慣的作品，延伸了其感官，更使社會各界力量團結在一起共同獲取解放的勝利，同時也使海外國家看到了中國力量的強大和進步。

（二）齊頭並進：業界學界聯動，共同培養人才

五四前期的新文化運動打開了人們對“科學”與“民主”的向往之門，加上此后十月革命的勝利催生的共產主義使得國內政界人士、知識分子及青年開始關心中國的前途與國際局勢，一時間，“報紙與雜志均以大篇幅報道國際新聞和近代發展”[11]，國際信息需求不斷增長，各大報社也將此看作是商業競爭中的法寶，競相向外派遣記者。

除《晨報》和《時事新報》外派記者外，《申報》在巴黎、紐約、倫敦等也聘請專職或兼職通訊員，上海《商報》也曾向外派遣記者，採訪國際新聞[12]，除此之外，部分報紙還請留學生、在外知識分子等當通訊員（約每文十元），為其採寫國外消息。如周恩來曾在赴歐留學前與《益世報》商定成為其駐歐記者，自1921年至1922年，周恩來向《益世報》供稿56篇，其稿件如《歐戰后之歐洲危機》《留法勤工儉學生之大波瀾》《德國賠款問題之決裂》及英國的罷工系列文章等，向國人詳細介紹了歐洲政治形勢及旅歐華人的生活狀況。同樣，被《晨報》派往蘇俄去的瞿秋白自1921年初到1922年底，在蘇俄也進行了大量的實地採訪，向國內送回35篇旅俄通訊，加深了國內對十月革命及共產主義的認識。除此之外，其他報紙如《每周評論》在1919年連續23期，從第12期至34期刊登了一位名叫“明生”①記者的旅歐特別通訊，而這位記者正是由陳獨秀、李大釗特約的。

各大報刊不僅通過外派記者、向各留學生拋“橄欖枝”等方式擴大採編隊伍，其報社自身的編輯及名記者就有曾在國外生活學習過的，如徐寶璜（留美）、邵飄萍（留日）、吳定九（留日）等。此外，報刊社本身還有著較多的外力資源來擴大新聞來源。廣大的新聞源加上經驗豐富的記者打破了報社作為新聞人才“養成所”的傳統模式，最終推向我國新聞學的學術化、標准化及專業化發展。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自此拉開我國新聞教育的開端。從美國學成而歸的徐寶璜和接受日式新聞經驗的邵飄萍將“美國新聞傳播模式”在國內推開，從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新聞系到由美國密蘇裡新聞學院發起創辦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再到復旦大學新聞系等，我國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步入正軌。在校學生除需要學習中國政治文化外，還需學習外文（英文、日文、俄文等）、外交史、國際公法、英文新聞學原著等，聖約翰大學報系甚至沿襲密蘇裡課程和課本，採用英文授課，美國人卜惠廉（W.A.S.Pott）、畢德生（D.D.Patterson）、得武道（M.E.Votau）都在該校任職。同時，美英等國的知名記者、學者亦受邀在我國講學，密蘇裡新聞學院院長威廉博士曾在五四前后三次訪華授課。除注重學生知識體系的形成，當時學校還非常注重學生的職業實踐能力，一是大部分授課老師都是由業界老師擔任，二是根據學校教務安排學生出版報紙或在報館實習。如由燕京大學的燕京通訊社，就將該校師生共同採寫的新聞（初期僅出英文稿件）供給國內各大報社及東京、紐約等。由業界和學界共同推動的國際報道新聞人才的培養，最終促成了1921年中國人第一次於檀香山出席國際新聞界會議，會上我國記者史量才、黃憲昭被公推為世界報界大會副會長。我國國際報道新聞人才完成了從少到多，從臨時到常駐，從業余到專業的體系化轉變。

三、新聞價值初探：時效提升、趣味多樣，冷熱交替、貼近生活

在完成國際新聞報道專業化的道路上，無論是報界還是學界都在新聞實踐中展開了對新聞價值的探索。這於內一是表現在各報界團體對國際新聞在外交中所體現的重要性的認知，如民國時期的三次重要報界團體會議②均將對外宣傳和加入國際新聞協會列在決議方案中﹔二是體現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由企業化競爭產生國際新聞報道的增多，《申報》老板史量才提出的“確、速、博”[13]為重要見証。於外表現在追求新聞自由和平衡以呼喚和平、減少誤解的重要使命，如世界報界大會中我方代表提出國際新聞報道對和平的重要影響及由我方掌握國際新聞報道自由之必要。我國報界對於國際新聞報道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及價值認知不僅存在於認知，更在逐漸摸索中轉化為現實漸變。如國際新聞報道時效性的突破，創作體裁的豐富，內容多樣化的轉變，冷熱新聞的交替及貼近讀者生活的互動等。

（一）電報往來：即時通信，創作體裁多變

新聞和信息是分不開的，而信息的傳播又離不開技術，尤其是通信技術（交通、郵電、印刷等）的發展，五四時期國際新聞報道的增多除受國際形勢多變和國內廣泛愛國群眾運動的催生外，通信設施的發展對其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技術保障。在信息傳輸靈便的情況下，電訊消息、長篇通訊、國際消息專欄及時事述評等多種溝通方式不斷碰撞，從而產生了豐富的新聞體裁。

五四運動前后，中國境內鐵路已有萬余公裡，加上汽車、輪船等交通工具的發展使郵政范圍不斷擴大，也加速了各大報社的業務范圍和影響力的擴大，同時國內電報線路的不斷完善和電報費用的降低（“新聞電每字隻三分”[14]甚至更便宜），使得中國與世界的聯系得以加強，國內外信息交換速度快速提升，新聞時效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強。海量信息和報社的激烈競爭還帶來了印刷技術和投遞次數的變更，《申報》曾記載了五四前后世界新聞協會會長威廉參觀其報社時的狀況：一小時4.8萬張的印數讓威廉稱贊其水平“在世界大報中亦佔一位置”[15]。在巴黎和會展開之際，國內各大城市也大大增加了郵件投遞次數，如北京從1919年4月1日起，每天早6點到晚8點將郵件投遞次數增加至12次。[16]在巴黎和會外交失利后，盡管北京政府封鎖消息，但已無法再繼續蒙蔽國人，3月底少年中國學會就已將山東問題傳至國內各個報館，國內公眾團體一再通過各種群眾運動施壓致電代表團請求拒簽。“報界的積極報道和吶喊，最終促成了這場空前廣泛的群眾運動”[17]，也誠如當時在華外國人致電巴黎報界所言：“中國日刊報紙的發達，已使中國人對世界發生之情形，均甚洞悉。”[18]

電報的往來和通信的即時，使得短消息和電訊成為當時新聞紙上最主要的體裁，主要原因有內外信息需求增多使新聞報道必須以快和多為主要特征，另外相較於國內新聞採寫，國外電報通信的費用較為昂貴也使得記者不得不多採寫短消息。國際消息需求面的擴大也造成了報道角度和體裁的多樣化，如瞿秋白在1921年至1923年旅俄之際，就深入工廠、農村、學校等採寫了大量的長篇政治通訊發回國內，其所撰寫的反映俄國十月革命的《餓鄉紀程》及《赤都心史》既具有散文雜記風格又具有初期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又如《申報》在1919年8月創設的專欄新聞版面——《星期增刊》，每逢周日出版，專門介紹國際關系問題﹔另外，五四時期的大量國際關系述評及評論也是該段時間新聞體裁的重要特征，如這一時期陳獨秀在《新青年》《興華》《前鋒（廣州）》等發表了一系列關於西洋教育、國際時局、俄國精神、列強侵華等問題的見解。述評興起的最大標志為各大報刊如《每周評論》《湘江評論》《星期評論》《新聞報》等新聞評論板塊均以“述評”為主要新聞體裁，從而展開了對帝國主義侵華、巴黎和會、十月革命等國際事務的探討。除此之外，1920年由《時報》所創辦的《圖畫周刊》通過畫報的方式反映中外大事也是需要注重的體裁。這一時期除表達自由所體現的體裁豐富外，內容的多樣性是國際新聞報道的又一特征。

（二）讀者本位：冷熱兼俱，內容多樣有趣

“新聞價值的大小由滿足人們需求的程度而定，滿足程度越高，新聞價值越大。”[19]五四時期人們對國際新聞投入了極大的關注度，促使報界不僅在其新聞影響力、重要性、時效性上下功夫，更在其趣味性和貼近性上做出改變，后者的嘗試主要體現在國際報道中時政新聞的持續發熱、以往“坐冷板凳”的社會新聞地位逐漸提高、國際經濟體育類新聞報道面逐漸擴大及外貨廣告的大幅增加。

當時，各家報紙為滿足讀者需求，紛紛增加對國際新聞的報道。以《新聞報》1920年2月12日（周四）為例，當天報道國際類新聞（主要為“魯案”，即山東問題各國看法）共21條，所報道版面約佔12個版版面總和的14%，佔新聞報道版面（除去廣告）約60%，其中第三版國際新聞約佔該版的90%。這一時期國際類時政問題頗受關注，如歐戰后果、十月革命進展及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的走向等都是人們日常所關注的熱點話題。戈公振曾在《中國報學史》一書中截取了1923年幾大報紙對國外新聞的報道面積所佔總新聞報道面積的百分比（如表1所示）。除時政類熱新聞刊登在各大報紙外，原先“登不得大雅之堂”的社會新聞也逐漸在人們的視野中多了起來。時有歐美記者記載我國“政治新聞多，而社會新聞少﹔外來新聞多，而自行採集之新聞少”[20]，自五四運動各地群眾運動的興盛及“民主”與“科學”的風刮過之后，社會新聞的地位得以逐漸提升，國外生活也受到人們的關注，如國外突發性新聞及趣事、留學生生活狀況、國外教育趨勢及國外婦女地位等話題都成為人們感興趣的事。如“德國外長被人暗殺”（《新聞報》1922年6月25日，第4版）的國外突發新聞﹔生活新聞“瑞士大雪”（《新聞報》1920年1月15日，第13版）﹔娛樂新聞“國外俱樂部”（TheChinaPress1921年1月23日，第10版）等都可以登上國內各大報紙以吸引人們的眼球。

此外，為滿足讀者多種閱讀需要，不少報紙打起了“差別競爭戰”。如當時的《新聞報》與《申報》以工商類信息為主，報道國際匯兌、証券及金融行情。由留日學生徐一冰主辦的《體育雜志》則主要報道體育類新聞，也包括一些國際賽事，周刊《教育與人生》也報道美英體育賽事，由黃柏惠主持的主打體育報道的《時報》經常花大手筆報道國際體育賽事，因此深受南方地區學生的喜愛。《科學》雜志所報道的科技新聞，如美國新式電話機、德國電燈等其他機械也讓人耳目一新。不只是經濟、體育、科技等內容的新聞增多，出現在報紙上的西式生活也促進了我國廣告業的興盛。外商雄厚的資本加上西方生活觀念在我國的模仿與開化，使得當時報紙廣告中外國貨物所佔比例平均可高達60％至70％，外國飲品（啤酒、咖啡）、汽車、化妝品等成為新的消費趨勢。

四、業務試驗田：傳播語言豐富自由，新聞矩陣推進民主

意識上的覺醒使我國報界在爭取話語權上邁出了第一步，新聞價值的認知使國際新聞報道開始內化為多樣消息，而五四時期傳播語言的規范和新聞矩陣的打造則使得我國國際新聞報道開始注重章法，走向標准化。

（一）活泛編輯：白話漸行，布局排版新意贏受眾

語言是傳播的核心，它承載著文化的延續，國際傳播中，不僅要重視文化的差異，更要了解本國和他國的語言接收習慣。五四時期的報刊不僅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使用白話文報道新聞，更注重新聞傳播語言的轉變，在符號、文章結構、排版上將國際新聞傳播推向一個新的層次。

由胡適、蔡元培等興起的白話文運動一方面使得消息知曉權和報刊閱讀范圍下移，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報刊語言逐漸契合受眾閱讀習慣。從《新青年》到《每周評論》《新潮》，白話文在各大報刊盛行，同時文章採用新型標點符號，開始分段分句，大大增強了人們對新聞的理解能力，如當時大多數報紙就採用“☉”這個符號用以分段。此外，新的語言符號如圖畫和聲音也開始在國際傳播中顯現，《圖畫周刊》就以繪畫、書法等形式報道國內外重大事件。《時報》的《圖畫周刊》就在民國十一年用整版報道了遠東國際體育賽事。同年，美國人奧斯邦也在上海開啟了無線電廣播業的發展路程。

在新聞傳播語言上，五四時期報刊還特別注重文章結構中標題導語的清晰以及排版上編輯思想的規范。除去英式標題的模糊表達，我國報界開始引進美國式標題，講究清晰制作，僅記最復雜、最要緊的事，並且“每一行標題之間，隔以短線”，副標題、側標題等則用來進一步解釋說明，如表2記錄了1919年2月《晨報》改版后的文章標題，這些標題簡短有力。消息來源的增加使標題導語制作簡單化還給排版帶來了一定的變化，如混合編輯、集中排版、對比排版、連載等應運而生。編輯們通常將大量的國外專電排在一起以突出時事，如1920年2月12日的《新聞報》第3版就將所有國外專電關於“魯案”的報道情況匯總在一起集中編排﹔五四運動當天《每周評論》在其第20期一版採用對比排版將菲律賓獨立運動、巴黎和會上日本帝國主義的奸詐、北洋政府的退讓和中國士大夫階級的罪惡羅列在一起，其產生的文化碰撞力量使讀者警醒﹔此外《每周評論》還經常連載留學生的國外通訊，1919年其從第12期至34期連載了“明生”的旅歐通訊，連載在當時是很常見的排版技法，《益世報》也曾連載9篇周恩來關於英國罷工的詳細考察，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編輯們的選題意識逐漸形成和受眾閱讀習慣的逐漸養成。

（二）團體行動：刊物紛呈，報界內外齊力筑民主

五四時期群眾運動的頻繁促進了國內外團體的互動，各團體在新民主運動中一是通過各方力量為國發聲，推動國際時事的報道，二是通過資本及人力等支持報刊創辦與報刊展開合作。報界內部也多次舉行會議，統一對外傳播決議、一致對外發聲，通過多種刊物組成新聞矩陣，從多方面傳播國際新聞、民主與科學及馬克思主義等。

五四時期社團所組成的信息網絡對於五四各類信息的採集和傳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團體所輻射的范圍廣大，另一方面團體對報界的支持意義重大。這一時期的團體有“學生救國（聯合）會、商會、全國報界聯合會、各地國民大會……及各省職能類聯合會和以外交做旗幟的國民外交協會、外交委員會、外交后援會、外交救濟會”[21]及國外各地留學生聯合會，尤其是各學生團體在當時國際活動中起著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如五四運動爆發后，歐美同學會立即召開會議達成決議，請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同時赴英、法、意使館遞交“山東問題決議書”扭轉話語局勢，6月11日促成美國《大陸報》及美國在華媒體對段祺瑞皖系軍閥的批判，其時日本媒體回應美國，指美方在華傳道教育亦不為教化之結果。在這一來一回中，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斷覺醒。我國民族主義的醒悟與民主主義的進程是分不開的，五四時期由知識分子團體“霸屏”的《副刊》亦成為民主與科學傳播的另一“公共話語空間”。當時的四大副刊通過大量文人的筆法輸出民主先進觀念等，李大釗、胡適、陳獨秀、蔡元培、鄭振鐸等皆為四大副刊的御用作者。四大副刊中上海的《時事新報·學燈》多記載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文化，在西方科學文化方面下功夫多﹔同在上海的《民國日報·覺悟》也多宣傳新思潮，文章細膩有趣且篇幅較長﹔北京的《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前者是以通訊、游記、科學談、小說、戲劇等多種方式介紹新思潮，其欄目“譯叢”就傳播了大量的西方論點和觀念，后者則主要以評論論爭等方式支持愛國運動等。

除報界外部團體對當時信息網絡的貢獻外，報界內部所組成的聯合大會、通訊社及對外宣傳團體也為五四國際新聞報道做出了較大貢獻，在報界同仁的努力下，各大報紙、期刊及機關刊形成傳播矩陣，共同繁榮了這一時期的國際報道。巴黎和會后不久，廣州報界公會致電《上海日報》公會發起全國報界聯合會以“外為和會專使之后盾，內作南北代表之指導”為准則共同商議對外宣言案，以求維持言論自由並決定拒登日商廣告，民國九年五月五日，聯合會決定電請美國上院主張山東問題公正裁決，並商議“力爭青島”“組織國際通信社”及“加入國際新聞協會”等事宜。我國記者參加由三十四國組成的第二屆世界報界大會時做發言也極力表達了世界和平和言論自由等願望，在會上提出的報道國際新聞時應注意各國民俗風情，以防誤解，這在我國當時國際新聞報道觀念中已屬前衛。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的西方通訊社也在國際報道中起到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如1919年在北平創辦的日本英文報紙《北華正報》（NorthChinaStandard）與美國英文報紙《北京報道》（Peking Leader）兩家就中華時局展開的論辯與對話十分搶眼﹔當時中國最老最有實力的英國報紙《字林西報》（NorthChinaDailyNews）不僅影響著大量的西方閱讀者，部分中國商人和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也是其受眾，“《字林西報》通信欄所發表的通信比中國其他任何報紙都要豐富些”[22]，不僅包括世界問題評論還有大量事件的詳細論述及極為准確的經濟新聞。然而由中國報界所組成的新聞矩陣也是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從民國五年創立的新聞編譯社到民國九年組織的國際通訊社，從各大日刊如《時報》《申報》《新聞報》及其增刊（《申報汽車增刊》《新聞報·經濟新聞》）到周刊《每周評論》（1918）等再到雜志《新青年》（1915）、《科學》（1916）、《新潮》（1920）、《學林》（1921）等，機關刊《向導》（1922）、《先驅》（1922）、《中國青年》（1923）等所組成的媒體矩陣，對國際熱點事件和世界最新科學知識進行討論，宣傳著民主與科學的新思潮，向國內普及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觀，喚醒國內新民主意識，對五四時期的群眾運動起著重要的作用。

五、借鑒與總結

五四時期國際報道的勃興與繁榮一定程度上引領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進一步打開了我國民眾看世界的眼光，也為我國從屈辱走向世界舞台打開了一扇門。當下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亦成為世界歷史重要的一部分，如何通過良好的形象輸出減少誤解，增強話語權，我們可從五四時期國際新聞報道中汲取經驗，規避不足。

（一）讓世界聽到，自主掌握話語權

五四前期我國處於國際話語權完全缺失的情況，西方列強掌握著主要的媒體資源，這一時期盡管我國報界意識到了主動掌握話語權的重要性，但因為政局、科技及資本的原因，依然處於話語弱勢的地位。當下，我國應在與西方話語霸權國家爭奪國際話語權中，自主發聲，讓世界能夠聽到並聽清楚中國話語。這需要新聞人的自主和自信，就如五四時期勢如破竹走出去的民國報人一樣，我們在較為利我的傳播環境中要尋求主動，團結在一起積極發聲，組成矩陣加大曝光度﹔同時也要培養一批優質的對外傳播人才，尤其是能夠掌握多語種的復合型人才，要改變五四時期多數依靠外媒海外發聲的狀況，增強我國外語類媒體的影響力。此外，要掌握話語權就要佔據多數媒體資源，五四時期我國媒體資源大多源於對西方國家的模仿與學習，當下，我們需要在保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傳播理念的同時，熟練掌握各類科技通信方式，這樣我們才有掌握自主傳播的保障。

（二）讓世界聽懂，符合受眾接收習慣

國際新聞傳播作為一種跨文化交流，必須意識到傳播中克服文化差異的重要性，五四時期無論是白話文的使用，還是將外報報道譯為中文再登報，抑或是國內外報界聯合會的溝通及要求對民情風俗的尊重都體現了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們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要求我們在國際新聞報道中首先要充分了解本國文化和他國文化，採用合適的符合受眾接收方式的新聞傳播語言讓世界聽懂中國聲音，盡量減少文化傳播所帶來的誤解。我們要通過動聽的中國故事感染世界，向五四時期競爭激烈的各家報紙學習，提高新聞的可讀性，增加多視角報道和策劃類報道，而不是生拉硬扯、不講策略地傳播。如對會議或國際會議的報道，我國新聞報道大多採用通稿的形式，而國外媒體大多注重政策的細節變化、解讀及挖掘較強故事性熱點事件等方式展開報道，因此這就要求我國媒體在國際新聞報道、對外傳播時不能採用國內通用手法，而應符合外國受眾的閱讀及信息接收習慣。

（三）讓世界認同，文化自信創新表達

五四時期無論是各社會團體還是報界所組成的新聞矩陣，一方面將先進的外國文化引進來，另一方面又將中國聲音傳達出去，但縱觀這一歷史時期，我國對外國文化的吸收遠遠大於對本國文化的傳播，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國際話語權的失利加上對傳統舊文化的極力否定，使得國人面臨著文化自信的缺失，而當下我們恰恰要認識到中華文化中優秀的地方，重拾文化自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我們要注重挖掘中華文化的魅力，將中華文化作為名片推出去，贏得世界的掌聲。2019年春節，我國短視頻社交網站一則《四世同堂》的視頻在海外瘋狂傳播，短時間內在推特上獲得千萬點擊量，視頻裡，從幾歲小孩到耄耋老人，四代人在一聲聲“媽”的呼喚聲中，依次出場。美國、澳大利亞、丹麥等外媒不僅對中國傳統文化做了介紹，還對四世同堂共享天倫之樂的中國傳統大加夸贊，外國網友也紛紛模仿[23]，因此我們必須要意識到自我文化的獨特與魅力。然而在國際報道中，除展現中華文化魅力外，我們還需借鑒五四末期的文字、圖像、聲音多符號組合的傳播模式，將優秀的中華文化融於多符號的科技通信中，將傳統文化和中國觀念通過創新型表達讓世界認同。

從1919年到2019年，百年巨變中，我們依然積極爭取世界話語權，從五四時期的被動意識崛起到當下的有能力主動追求話語權，從國際新聞人才的缺失到如今“人人都是記者”的局面轉變，從依靠外國通訊社的電報往來到現在的通信科技普及，從報界業務試驗初探到現下新媒體、融媒體矩陣實力增強，從全盤西化到當今文化自信，中國在爭取國際話語權上仍面臨著諸多挑戰和掣肘，這依然需要社會各界如五四時期充滿斗志的努力。

注 釋：

①有學者鑒定其為當時北京大學教授陶孟和。

②分別為民國元年成立的中國報界俱進會﹔民國八年的全國報界聯合會﹔民國九年的全國報界聯合會第二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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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趙敏恆.外人在華的新聞事業[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8：40.

[23]中國日報雙語新聞.抖音“四世同堂”短視頻火遍全球，中國式親情暖哭外國網友[N/OL].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1901/13/WS5c3a8d90a3106c65c34e4140.html.

（黨李丹為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2017級碩士生﹔陶喜紅為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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