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第4期

【摘要】新聞表征的研究不能隻停留在表面或字面意義的使用上，有必要從新聞傳播和意義產生的歷程中吸收有效成分。無論是文化研究、社會心理研究，還是社會學、語言學、哲學等領域的研究，均具有新聞表征的因素和運用。同時，學者對非表征理論的研究也將表征理論的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

【關鍵詞】表征﹔理論梳理﹔辨証

表征是近十幾年來國內學術界興起的一個非常紅火的概念。但學者在使用這個概念時，往往不是從概念的核心意義出發，而是使用一種潮流性的外在形象。這使得人們關於表征的研究停留在一個熱鬧的外在場景上。對於表征的核心內容、核心理論缺乏應有的關注和研究。新聞自然也是一種表征。新聞作為社會現實的表征具有更為廣泛的現實基礎和影響力。研究新聞表征對於提升人們對新聞學的學理性認識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立足於新聞表征相關理論的梳理與辨正，以期展示新聞表征研究的大致脈絡。

一、新聞表征概念的梳理與辨正

談新聞表征，自然要從表征開始。國內人文社科學界開始使用表征，主要是從2003年霍爾的一本書開始的。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1997年編著的作品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ng Practices出版。2003年，我國學者將其翻譯成中文出版。在這本書中，霍爾明確了表征的基本概念，即表征是在我們頭腦中通過語言對各種概念的意義的生產。﹝1﹞其后，這本書在國內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學者們發現了一個可以使用的新鮮詞匯，廣泛開始使用，並在多個學科展開討論。霍爾的概念與巴爾特有相類似之處，過於關注語言表征。這裡實際上說的是以語言為代表的符號。

和霍爾一樣屬於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的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也曾對以represent為代表的一組詞進行過解釋。他把representative作為詞條進行解釋，從詞根出發進行了挖掘，他的解釋具有考據的性質，表達的是“使出現”的意思。他指出representation即一個符號、象征（symbol），或是一個意象、圖像（image），或是呈現在眼前或心上的一種過程。﹝2﹞

現在我們知道，表征是意義的產生問題。霍爾在《表征》一書中明確指出，在我們的概念系統、事物、符號之間存在著一系列的關系。通過概念系統我們能夠賦予世界以意義。通過符號我們能表達概念系統。語言成為這種符號最經常使用的一種。各種“事物”、概念和符號間的關系是語言中意義生產的實質之所在。而將這三個要素聯結起來的過程就是我們稱為“表征”的東西。﹝3﹞我們不難看出，概念是我們用來表征世界的事物，我們使用符號來表征這些概念，而在通常表達中，語言成為最常用的符號，將外界事物、概念進行了連接和表征。

文學藝術界關於表征的問題非常古老。探討文學作品與外在世界的關系一直是哲學家和藝術理論家孜孜以求的東西。從柏拉圖的模仿說到現代的反映論，都在表達藝術是客觀世界的圖像或鏡子。在新聞傳播學上，與表征相關的研究較早的學者是美國符號學的創始人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皮爾士很早就指出，是一個事物的特征（character），通過這個特征產生某種心理效果，從而可以代替另一個事物。具有這個特征的事物就是再現體（representamen），心理效果或者思想就是解釋項（interpretant），所代表的事物就是對象（object）。﹝4﹞皮爾士在這裡說的是符號的三個組成部分。他在文集中多次使用representation來表達相關意思，比如他說，我把表征（representation）這個單詞限定在符號的操作或與表示解釋對象關系的范圍上，代表的具體主體我叫做符號（sign）或再現體。﹝5﹞

總體來看，新聞表征並沒有納入學者的研究視野。很多學者使用表征時多使用其“表面特征”或“表現出的特征”的意思。一方面，學者希望通過新的詞匯來增加研究的前沿性，另一方面又不願意深入或者從學術的角度來研究表征問題。這就使得關於表征的研究停留在一個尷尬的地步。

二、新聞表征相關理論的梳理與辨正

直觀來講，新聞是社會現實的表征。伯格和盧克曼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提出，現實是由社會建構的。“現實”是一種獨立於我們自己的意志之外的現象的性質。伯格和盧克曼提出，人的表現度可以客觀化。一種比較特殊但卻相當重要的客觀化狀況就是意義化（signification），即人類創造的符號產物。符號可以通過其作為主觀意義標示的直接意向而與其他客觀化事物區別開來。﹝6﹞

伯格和盧克曼在此已經引入了符號的問題，並且重點對語言符號進行了介紹。語言提供給我一種早已准備好的可能性——將我已經歷經過的事物持續不斷地客觀化。﹝7﹞這裡的客觀化就是符號化，就是我們所說的表征的過程。

新聞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包含的核心問題就是人們如何認識外在世界，現象學的答案是“意識”。胡塞爾說，現象是“純粹意識中的存在”，“給予性就是對象在認識中構造自身”。﹝8﹞現象學的首要問題就是認識與現實的問題，或者說認識與客體的關系。舒茨（Alfred Schutz）認為，我不僅發現了我對於我周圍這個生活世界的全部思考，我和其他人的生活及其相關的、各種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也屬於這個生活世界，它們既主動又被動地把這個生活世界塑造成一個社會世界。﹝9﹞他想表達的是，我們生活的世界有著先天的歷史文化積澱，這種積澱包括前人和他人的經驗，主體之間共同創造了生活世界。舒茨把個人先前經歷的人與事物作為個體對新認知事物的基礎性要素，同時又對現實的社會生活進行觀照。這樣，人們對事物的建構形成了一個系統性的構成和影響要素。這些要素是我們進行新聞表征時必不可少的內容，也是討論表征載體符號問題時必須關注的內容。

對於這個主體世界的理解，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用典型化（typification）的方式進行推進。他指出，行動者將原先儲備的現有知識或者常識性的理解帶到解釋關系中，他可以根據這些知識將另外一個人典型化，並且能夠估計這個人對自己的行為可能作出的反應，從而保持與他人的交往。﹝10﹞典型化帶有去除部分因素的思想和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取其核心的或者經常被人們稱為本質化的東西就成為要求和選擇。這也可以稱為片面化。在這個符號化的過程中，表征出現了片面化。這種要求和選擇既是符號的客觀表現，也是人們認識的必然過程。

新聞作為社會現實表征的一種形式，必然是片面化地反映社會現實。片面化是符號化之必須：無關品質，可以甚至必須忽視，不然解釋效率太低。顯然，這不是符號載體本身所決定的，而是解釋的需要。﹝11﹞人作為解釋的主體，在新聞表征社會現實的過程中具有更多的主動性，因此，在表征的過程中涉及生產的主體和解釋的主體，這兩類主體都會存在片面化的情況，在具體研究中需要進行區分和推衍。

戈夫曼的框架理論（Framing Theory）也可以歸入探討新聞與社會現實的范疇。新聞生產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生產，大眾媒介“是形成並限定公眾假設、態度和情緒的一種重要社會力量，通過無孔不入、廣為接觸以及突出符號的能力等長處，為社會不同部分命名”﹝12﹞。這種命名是一種選擇和符號化，這種命名帶有傳達意識形態的特性，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征。

與框架理論相關的還有場域理論（field theory）。布爾迪厄“場域”概念的提出，文化生產場暫時在權力場內部佔據了一個被統治的位置。無論他們多麼不受外部限制和要求的束縛，它們還是要受總體的場，如利益場、經濟場或政治場的限制。﹝13﹞新聞生產是一種文化生產。這種生產不是單純的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銷售，而是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影響和制約。這種影響和制約就是社會權力。我們需要看到，作為社會權力表征的新聞呈現出如何的社會權力，如何呈現這種權力，如何呈現這種權力的博弈斗爭和妥協。與此同時，社會和社會權力又是由人組成的，人的行為、意識以及群體的人產生的行為和意識都會讓媒體呈現不一樣的表征，這種表征不是新聞包含的直接信息和表面信息，都帶有廣泛的權力內容。

表征也被引入了社會心理學，並形成社會表征理論。社會心理學原本屬於心理學的范疇，因為它主要著眼於認知問題的研究。但一遇到社會研究就呈現出學科交叉的問題。社會表征理論著眼於從社會文化層面研究人們對社會現實問題的認知，同時探討這種認知對人們日常行為的影響。依照莫斯科維奇的研究，社會表征形成的主要途徑是定錨和客觀化。定錨是對不熟悉的事物進行命名或是賦予特性，用熟悉的名詞來定義，使其可以被解釋並溝通。客觀化是讓那些模糊和抽象的觀念變得具體化。﹝14﹞

社會表征理論研究表明，社會表征過程要同時具備表征主體、表征對象具體實體或抽象概念、表征建構的社會背景三大要素。﹝15﹞這三大要素如果用符號學的概念來進行解釋的話，可以認為是符號主體、對象、符號解釋主體。用皮爾斯的話可以近似地理解為符號、對象和解釋項。如果我們把整個過程作為一個表征過程的話，近似的可以理解為符號發出者、符號、符號的解釋，符號的解釋與社會背景緊密相關，或者說符號解釋要有文化的參與。

與新聞表征關系十分緊密的還涉及話語問題。這方面大家比較熟悉的學者有梵·迪克、諾曼·費爾克拉夫等。已經有學者開始質疑梵·迪克關於話語的研究問題，認為其更多的是語言研究而不是話語研究。﹝16﹞費爾克拉夫關於話語的研究比較具有代表性。他的方法是將以語言學為方向的話語分析和與話語及語言相關的社會政治思想結合起來，用框架或者分層的方式進行社會分析和研究。費爾克拉夫的框架指的是在“文本”“話語實踐”“社會實踐”三個框架范圍內分析話語。涉及文本分析的那部分程序可以稱為“描述”，那些涉及話語實踐的分析、涉及社會實踐——話語為其一部分的分析的部分可以稱為“解釋”。﹝17﹞

深入探討話語分析的問題，必然要涉及言語行為理論。奧斯汀（J.L.Austin）認為，語言不僅是對客觀世界進行描述的工具，而且本身就是一種行為，即言語行為。﹝18﹞學者依照言語行為理論提出了“言語行為的充分定義法”。我們首先要確定新聞行為是一種什麼“行為”，或者說這一行為的規定性要素是什麼﹔其次，這一新聞“行為”決定了其在“言語行為”上的構成性要素是什麼﹔最后，我們在充分理解其“構成性規則”的基礎上，了解其種種“策略性規則”。﹝19﹞這裡的策略性規則指的是實現“行為”的方法和手段，而實現“行為”的方法和手段必須以“構成性規則”為基礎。由此不難看出，言語行為理論與話語分析理論基礎是同源的，都是要對話語和話語涉及的相關內容進行分析和推衍。

總體來看，話語分析的基礎、言語行為理論與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法關系密切。系統功能語法的核心理論就是系統功能決定論。具體到語言領域，就是什麼功能決定使用什麼語言。在系統功能語法看來，人們對語言的理解主要來源於對語篇的研究，而語篇的研究又離不開語境。按照韓禮德的理論，新聞語言表征形式的選擇也是由其在新聞話語表征上的目的所決定的，而不同的目的選擇背后往往隱含著重要的意識形態意義。

韓禮德關於語境的思想來源於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的情景語境、文化語境。后來，語言學家弗斯（J.Firth）進一步發展了情景語境的概念，他建立了一個可以描述情景語境的框架。這個框架包括情景的參與者（the participants）、參與者的行為（action）、情景的其他相關特征（features）、言語行為的效果（effects）。﹝20﹞如果我們將韓禮德的功能語言學與西方批評話語研究放在一起來觀察的話，無論是費爾克拉夫的“話語實踐”“社會實踐”、馬林諾夫斯基的“情景語境”“文化語境”，還是后來弗斯提出的框架問題，都是更多地在尋找外圍的突破，在尋找更為廣泛的途徑來認識人們表達的過程，在探尋人類思維過程中意義的傳播和推衍。而我們使用表征來推進研究時，使用符號在整合表征中，意義的探究同樣是前提和根本。

新聞文本作為社會現實的表征，必然是在情景文化中推衍而成的。新聞文本是各種現實生活的表征，是各種意識形態的交融和共進，其中也包含有各種各樣所謂權力關系的博弈。文本作為表征的產品，表征著現實的社會和社會的現實。與此同時，這些符號的深層結構隱喻使文本變得更加豐富和鮮活，更為重要的是，文本被賦予了鮮活的文化含義。這個文化含義賦予的過程是表征的第二系統，是空間與生活在空間中的人之間互動的結果，也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創造或重塑空間的隱喻、象征和想象。

三、新聞表征與非表征理論

當我們觀察新聞表征時，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問題。這正如我們看一個問題時不能隻專注於問題的正面，要想看清楚某一個問題，我們還需要從反面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非表征理論，來自人文地理學，主要是由奈杰爾·思瑞福特（Nigel Thrift）及其同事和他們的學生提出並發展的。該理論挑戰那些使用社會理論進行地理研究的人去“超越表征”，去專注於身體力行的體驗。﹝21﹞非表征理論不是研究和表達社會關系，而是注重實踐，去體驗人類和非人類的構造是如何形成或實施的，而不僅僅是停留在所產生的東西上。﹝22﹞他們認為從世界中提取的知識不能作為優先考慮的認識論工具。在他們看來，體驗或者實踐才是認識社會的關鍵，而那些“深思熟慮的知識”也是在體驗和實踐中產生的。有鑒於此，思瑞福特認為，通過身體感覺反應這種“非表征”能力去認識世界與通過認知能力去認識世界一樣多。﹝23﹞

按照非表征理論的論述，人們進行非表征活動是為了自由地表達、為了追尋某種記憶。在非表征活動中，身體文化、歷史價值和社會價值之間的聯系似乎達到了實踐的核心。﹝24﹞所謂身體文化，其實就是個體的實踐和體驗，通過個體的實踐和體驗得到更為真實、自然的東西，更為充滿活力和創造性的東西。顯然，這種實踐和體驗具有更多的非理性成分，這也是非表征理論重點強調的問題。但是當實踐和體驗與歷史價值和社會價值產生勾連時，我們又如何保証這當中沒有理性的表征參與其中呢。因為知識的產生和使用都與表征關系十分緊密，這恰恰是非表征理論所拒絕的。

非表征理論倡導混合研究方法。借助各種相關的傳統，努力去擺脫對已有理論的死板應用。從這種理論出發，人們會認為呈現甚或再現（即我們說的表征）的不可能性。尤其是當某些事件不是完全意識的記載，如一些事件產生的影響，在傳統理論的應用和過濾下，難免會產生錯誤的意識和表征結果。問題是，對任何研究者而言，不管他們如何努力去避免已有的理論，也不管運用哪個領域的方法和知識轉化策略，都必須通過意識來對事件進行再現和表征。

嚴格來說，文化地理學強調空間問題，因為沒有空間就很難找到學科的立足點。文化地理學要在自然條件的基礎上研究生計文化、制度文化、意識形態等內容。作為研究的基礎，無論如何不可能擺脫對文化的認知和表征。實際上，文化地理學也要運用文獻研究和民族志的方式，雖然要有田野工作的配合，要有實地考察的內容，無論怎樣強調體驗，我們提供的文本一定也是一種認識的表征。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提倡體驗和實踐，這本身是學術研究的需要。但體驗和實踐本身就是在進行表征。對事物的概念化、對概念的文本化或者媒介化，正是通過表征才得以讓體驗順利進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非表征活動作為一種個體的實踐和體驗，最終創造的是一種隱性的、更具個體性的知識。我們必須看到，如果我們不把這種隱性的、更具個體性的知識變為顯性的知識，即採用文本或者媒介表征出其具體內容，並進而使這些具體內容成為社會的知識﹔如果沒有這樣的過程，我們所進行的非表征活動到底能創造多少價值就很值得懷疑了。

這很容易讓我們想到社會學中包括很多其他學科也在借鑒使用的扎根理論。扎根理論作為一種歸納方法，試圖通過不斷地比較觀察來總結和發現理論。學者認為，扎根理論的關鍵是，在沒有假設的情況下收集資料。最初的資料決定了所要觀察的關鍵變量，而變量之間的關系假設也同樣來自其所收集的資料。不斷持續的資料收集過程會影響研究者的理解，反過來，也使得資料收集的目的性更強。﹝25﹞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非表征理論正是一種強調體驗和實踐的扎根理論的應用。

這樣看來，所謂的非表征理論作為一種表征理論的反動，作為對人類認知活動的補充和提醒，是具有現實意義的。但由於表征作為人類認知活動的載體、過程和表現物，無論人們怎樣強調表征之外的東西，包括個體的差異、體驗的不同，都難以撼動表征的存在和價值。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學者對非表征理論的概念提出了質疑。例如Lorimer認為“超表征性”（more-than-representational）對於考慮和傳達的研究內容而言，是一種更好的表述。﹝26﹞

上述對新聞表征的概念理論的梳理和辨証，多以社會學、語言學、符號學展開，雖有涉及哲學，但難免挂一漏萬，我們將另文專門探討哲學層面的表征問題。應該說，這種梳理未必會令人滿意，甚至會存在牽強之處，特別是關於非表征理論的探討更處在較淺的層面和初級階段，但作為從表征角度來講的一種探討，作為一個多學科關注和研究的話題，還需要更多方家參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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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生，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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