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8歲的賈樟柯參加了人生中第一個國際電影節。柏林電影節上，一部《小武》讓世界影壇知道了中國小城汾陽。電影節還沒結束，一家法國公司就買下了《小武》版權，在法國放映。20年過去了，賈樟柯已經成了著名導演，在家鄉辦起了平遙國際電影展，今年6月還把電影展帶到了巴黎。

　　《小武》《站台》《任逍遙》《三峽好人》《山河故人》《江湖兒女》……把賈樟柯的電影串起來看，就像是一部汾陽的紀錄片。有的藝術家愛雲集在大城市，賈樟柯卻越來越離不開故鄉。2015年，他索性回到賈家庄，開了一家餐廳就叫“山河故人”。今年5月，他又辦了一場陣容豪華的呂梁文學季，主會場設在賈家庄。

　　據說賈樟柯重返故鄉時，鄰居奶奶依然稱呼他的小名“賈賴賴”。村民跟他喝酒聊天，會勸他要個孩子。大家不關心他的電影，隻關心他的生活，這大概就是故鄉對每一個游子的一視同仁。

　　從故鄉走向世界，又從世界回到故鄉。賈樟柯的電影與文學，離不開山西。

　　賈樟柯出生於一個教師家庭，父親是一名中學教師。父親熱愛古典文學，小時候家裡沒什麼錢，但書架上有書，唐詩宋詞、四大名著。在賈樟柯還不識字的時候，父親就教他背唐詩。“說實話我當時一句也聽不懂這些詩在講什麼，但小孩子就是能記住，靠音律、靠節奏。”這是賈樟柯的文學初體驗。

　　在賈樟柯看來，文學首先是我們每個人心事的一種表達。“我們生長的環境，我們居住的村庄、街道，我們的家庭、周遭的親戚朋友，我們的歷史、傳統，在生命過程中，我們會遇到非常多的問題，會遇到非常多的難忘時刻，文學就是這種心情的一個出口。”

　　有一次，父親教他“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小孩子不理解，但也背會了。直到上小學四五年級的某一天，父親那天可能心情不好，帶著賈樟柯來到汾陽殘存的古城牆，一言不發，坐在土堆上，太陽在西邊慢慢地落下。此時此刻，此情此景，賈樟柯突然理解了那首詩裡說的“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也理解了父親，“與自己讀過的東西產生共鳴，不在閱讀的一剎那，可能在很久以后”。

　　讀高一時，夏天的一個下午，突然下了很大的雨，幾分鐘又停了，賈樟柯和班上同學跑到汾陽中學旁邊的汾陽縣教育局的樓頂玩，卻意外地發現了一本朦朧詩選。詩選被雨打濕，詩也朦朧，字也朦朧。那是賈樟柯第一次讀朦朧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証，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和小時候背古詩一樣，中學生賈樟柯也不太明白朦朧詩在寫什麼，“因為不確定性，帶給我豐富的聯想”。多年以后，他說，從成為朦朧詩愛好者的那一天起，自己從一個孩子成為少年。

　　對一個青春期的孩子來說，讓他對“不確定性”感興趣，可能最接近事物的真實狀態。有一天上課，老師沒來，教室外正在刮沙塵暴。班上二三十個男生聚在一起聊天，覺得風沙很浪漫，聊著聊著決定成立一個詩社，就叫“沙派”。大家開始寫詩，每個人寫了20多首詩，還刻在蠟紙上印出來，裝訂成冊。寫了什麼，賈樟柯現在一句也記不住了，“這是當時的生理需要”。

　　辦呂梁文學季，是賈樟柯的願望，他覺得，當下的文學閱讀是被“妖魔化”的——大家一說起讀書，好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這讓他無法理解。“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閱讀一直很愉快。且不說它能給我們帶來多少新知識，即便是打發時間，愉悅感也和其他娛樂活動沒有區別。”

　　籌備文學季時，賈樟柯做了一些調研，除了交通場地等硬件設施，更重要的是“文學的條件”。“我當時是懷著一種對於故鄉的記憶來決策的。因為我從出生到中學，直到21歲離開呂梁，文學一直伴隨著我。也是在老家，我寫下了我的第一行詩、我的第一個劇本。”賈樟柯說，“那個年代有像我這樣有文學需求和沖動的年輕人，我相信今天也一定有很多年輕人與文學相伴。”

　　賈樟柯說：“希望通過作家與讀者近距離的交流，通過線上、線下立體的活動，讓更多人能夠開始閱讀，我覺得隻要翻開幾頁紙讀下去、讀進去，你就進入到那個無限寬闊的世界。”

　　至於文學季能給故鄉的村民帶來什麼，賈樟柯說：“當作家就在身邊，賈家庄的孩子就敢想了，覺得文學這東西離自己不遠。就像北京有那麼多文學活動，能給胡同裡的年輕人帶來什麼，說不清楚，但也有可能哪天他就變成王朔了。”

　　但是文學和電影有什麼關系呢？

　　“電影是敘事的藝術，有故事情節、人物塑造，與文學相通，但更主要的是，電影的思維方法其實是文學性的。”賈樟柯說：“充沛的閱讀和頻繁的寫作，會提升我們的思維能力，只是未來的終端出口不一樣。”

　　1997年春節，賈樟柯回老家過年。那一年，汾陽從縣升為縣級市，經濟在發展，城市在拆遷。小時候熟悉的街道，突然就不見了。之后，賈樟柯寫了一個劇本、拍了一部電影，那就是《小武》。“這是我正在經歷的巨變，是我不吐不快的事情。”賈樟柯說，“我籌備另一個古裝片已經10年了，還沒有拍。因為我一直覺得，記錄當下的感受更重要，這才是性命攸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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