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鐵道報社畢鋒:三個難忘的採訪故事

2019年07月09日07:36  來源:中國記協網
 
原標題:人民鐵道報社畢鋒:三個難忘的採訪故事

  作為一名老記者,在新時代新征程上,要展示新作為,不斷用新知識新技能,給自己補養充電,以一種加倍奮斗的姿態,用腳奮力行走,用眼悉心觀察,用腦深入思考,用筆真情表達,這樣,才能不負肩上的使命,不負偉大的時代。 這裡我給大家講三個故事。

  第一個是關於青藏的。

  青藏高原被稱為世界屋脊,也被視作“生命禁區”,高寒缺氧,強紫外線。當地民謠唱道:“到了昆侖山,氣息已奄奄﹔過了五道梁,難見爹和娘﹔上了風火山,進入鬼門關。”如此惡劣的環境讓許多人望而卻步。

  而青藏鐵路就要跨越昆侖山、風火山和唐古拉山,全線將近90%在海拔4000米以上,最高達到5200多米,可以說是在“鬼門關”裡修鐵路。

  2001年6月底開工后。報社決定在格爾木設立臨時記者站,我第一個報名,並成為首任駐站記者。

畢鋒(左)在青藏鐵路那曲站採訪藏族群眾。

  可沒想到,一到格爾木,高原就給我來了個下馬威。從拖著行李箱出站開始,腿就像灌了鉛一樣,走起來費勁,頭痛惡心,像戴了個緊箍咒,吃飯沒胃口,睡覺也總被憋醒,其實格爾木海拔才2800米。反應最厲害的是第三天,但我咬牙堅持按計劃到了海拔4600米的昆侖山和4900米的風火山採訪。

  之后的三個多月裡,每次上工地,一個來回少則跑一二百公裡,多則要跑七八百公裡。為減輕各種高原反應,一頓飯可以不吃,但抗缺氧的藥一粒都不敢少,還經常是邊吸氧,邊寫稿。

  那年,我的小孩才3歲,剛去幼兒園,還不適應,每天送到園門口,娘倆都淚眼汪汪。更不巧的是,后來我愛人又摔骨折了,沒法照顧孩子。隻好把東北的親戚請來幫忙。

  “孩子挺想爸爸的。”我愛人在電話裡說,一天晚上,孩子在家玩時,突然看到一張報紙廣告上有個男的、胖乎乎的、戴著眼鏡,挺像我的,孩子竟然興奮地大喊:“媽媽,媽媽,爸爸在報紙上。”當時聽到這些,真不是滋味,覺得很對不起他們。

  在昆侖山、風火山隧道裡,看到建設者背著氧氣瓶干活,心中充滿敬佩。高原上本來就氧氣稀薄,空手走路,都跟在平原背著20公斤的東西一樣,更何況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隧道裡,氧氣就更少,那可不是一般的胸悶氣短、四肢發軟,如果不能提供足夠的氧氣,別說干活,就是光站在那裡,他們的身體也受不了。為了保証建設者的身體健康和鐵路的建設順利,他們隻能這樣背著幾公斤重的氧氣瓶,吸著氧,干著活,干著活,吸著氧。真是挑戰極限啊。

  那些日子,我為採訪雪水河工地夜戰情況,晚上趕往現場,路上差點翻車。為搞清凍土施工情況,在可可西裡無人區的清水河工地,差點被鋼筋扎進眼睛,幸虧有厚厚眼鏡片擋住。

  駐站結束后,我一直追蹤報道這條鐵路,10多年裡, 14次登上雪域高原,9次跨越唐古拉,4次採訪全線,穿過無人區,進過雅魯藏布江大峽谷。先后圓滿完成5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考察工地的重大報道任務。

  雖然飽受艱辛,但我的意志得到了磨煉,我的“腳力、眼力、腦力、筆力”也得到了增強。採寫的消息《海拔4161米:總理跟我們合影》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

  第二個是關於地震的。

  2001年11月14日17點26分,昆侖山一帶發生了8.1級特大地震。當時,我正在格爾木總指揮部二樓辦公室寫稿,突然感到,椅子晃動,窗戶玻璃閃動,鐵櫃上的皮箱滑動,就在我納悶的時候,樓道裡傳來了急切的喊聲:“地震啦,快跑。”隨著人群跑出大樓后,我發現院子裡的大樹還在不停地搖晃。

  “震中在什麼地方?”“對青藏鐵路有沒有影響?”“工地上有沒有人員傷亡?”職責告訴我,必須把這一突發事件弄清楚,盡快報道出去。當天晚上,我就一直守在總指辦公室,但由於通信中斷,很多工點聯系不上,直到半夜也只是了解到一些單位的大概信息。

  本想當天夜裡就把稿件發回北京,但總覺得不完整,“必須到現場去收集第一手情況。”可同事們都勸我,“別上山了,太危險。”“一定要去。”看到我這麼堅持,總指領導終於同意了,並提出陪我一起上去。

  地震是無情的,大家都害怕還有大的余震。聽說把瓶子倒立起來可以起到報警作用,我就把衣領淨的瓶子、防晒霜的瓶子,甚至裝藥的瓶子,統統倒立在宿舍窗台上。衣服沒敢脫,房門也不敢鎖。

  雖然害怕,可在我心裡有比“怕”更強烈的責任感。

  第二天一大早就出發了,寒風刺骨。一路上,看到有的民房坍塌,有的設備受損,但不見一個人影,也沒有其他車輛。過了昆侖山隧道,三條橫穿公路的大裂縫出現在眼前,其中兩條有30多厘米寬,往下看,深不見底,兩端向群山延伸,望不到頭。

  在距離大裂縫隻有1000多米的項目部裡,總算找到三個人,他們穿著軍大衣,戴著厚棉帽子,裹得嚴嚴實實。見到我們,大吃一驚,“都往下跑,你們怎麼還上來了?”這裡是重災區,不僅駐地圍牆倒了、水泥庫倒了、汽車庫倒了,而且職工住房也倒了,暖氣管都震壞了。他們指著地上的裂縫說,當時跟打雷一樣,聲音可大了,人都被震得站不住,隻能趴在地上。當晚,他們就利用一切運輸工具,把人撤到160公裡以外的格爾木市區,甚至連推土機的車斗裡也站滿了人。他們說,就在我們到達前半個小時還明顯感到余震。

  看完現場,對災情就心中有數了,但回到格爾木時已近半夜,我連夜趕寫稿子,精選照片,發到報社。

  第三個是關於職業思考的。

  新聞的源泉在基層,新聞的富礦在一線,新聞的活力在現場,對於鐵路記者來說,哪裡有鐵路,哪裡就有我們的身影,鐵路修到哪裡,我們就走到哪裡。好記者,永遠在路上。

畢鋒(中)在漠河採訪我國鐵路最北端的工務職工。

  前幾年,我又帶隊採訪我國鐵路東南西北四極。

  我們每個季度走一個極點:最冷的三九天,到零下40多度的漠河﹔最熱的三伏天,到海南三亞,體驗最南端50多度高溫下的渡輪機艙工作﹔風沙最大時,到距離最遠的西極喀什﹔春水泱泱時,到東極撫遠,探訪鐵路人迎接第一縷陽光的夢想。

  歷時一年多,行程5萬裡。推出的4個大聯版,匯聚了記者用心採寫拍攝的近百件圖文作品,把一線最美的風景、最感人的故事呈現給了廣大讀者。

  至今腦海裡還記得,在大興安嶺深處,有間五六平米的小屋,裡面除了簡陋的土炕,還有張破舊桌子,我國鐵路最北“看山工”計文革就住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不通電,不通水,連吃喝用的水都是從河裡鑿來冰塊煮開的。我們問老計,“一個人常年在這裡,非常寂寞吧?”他卻說喜歡這片森林,讓人心裡很安靜。在零下40多度的山坡上,記者的相機凍得罷工了,水筆凍得寫不出字來,口罩上眉毛上都凝著白霜,老計卻滿懷深情地朗誦自己寫的詩。

  老計的故事刊發后,吸引了多家中央媒體記者去採訪,還被選入北京2012年語文高考作文題。

  老計們那種鐵路情懷和職業情操,讓記者們深受鼓舞。大家感到,不只是採訪他們,更多是被他們所感染、所教育。所以說,“腳力”所至,眼力所及,對“腦力”是一種豐富,對“筆力”也是一種提升。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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