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老記者，在新時代新征程上，要展示新作為，不斷用新知識新技能，給自己補養充電，以一種加倍奮斗的姿態，用腳奮力行走，用眼悉心觀察，用腦深入思考，用筆真情表達，這樣，才能不負肩上的使命，不負偉大的時代。 這裡我給大家講三個故事。

　　第一個是關於青藏的。

　　青藏高原被稱為世界屋脊，也被視作“生命禁區”，高寒缺氧，強紫外線。當地民謠唱道：“到了昆侖山，氣息已奄奄﹔過了五道梁，難見爹和娘﹔上了風火山，進入鬼門關。”如此惡劣的環境讓許多人望而卻步。

　　而青藏鐵路就要跨越昆侖山、風火山和唐古拉山，全線將近90%在海拔4000米以上，最高達到5200多米，可以說是在“鬼門關”裡修鐵路。

　　2001年6月底開工后。報社決定在格爾木設立臨時記者站，我第一個報名，並成為首任駐站記者。

畢鋒（左）在青藏鐵路那曲站採訪藏族群眾。

　　可沒想到，一到格爾木，高原就給我來了個下馬威。從拖著行李箱出站開始，腿就像灌了鉛一樣，走起來費勁，頭痛惡心，像戴了個緊箍咒，吃飯沒胃口，睡覺也總被憋醒，其實格爾木海拔才2800米。反應最厲害的是第三天，但我咬牙堅持按計劃到了海拔4600米的昆侖山和4900米的風火山採訪。

　　之后的三個多月裡，每次上工地，一個來回少則跑一二百公裡，多則要跑七八百公裡。為減輕各種高原反應，一頓飯可以不吃，但抗缺氧的藥一粒都不敢少，還經常是邊吸氧，邊寫稿。

　　那年，我的小孩才3歲，剛去幼兒園，還不適應，每天送到園門口，娘倆都淚眼汪汪。更不巧的是，后來我愛人又摔骨折了，沒法照顧孩子。隻好把東北的親戚請來幫忙。

　　“孩子挺想爸爸的。”我愛人在電話裡說，一天晚上，孩子在家玩時，突然看到一張報紙廣告上有個男的、胖乎乎的、戴著眼鏡，挺像我的，孩子竟然興奮地大喊：“媽媽，媽媽，爸爸在報紙上。”當時聽到這些，真不是滋味，覺得很對不起他們。

　　在昆侖山、風火山隧道裡，看到建設者背著氧氣瓶干活，心中充滿敬佩。高原上本來就氧氣稀薄，空手走路，都跟在平原背著20公斤的東西一樣，更何況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隧道裡，氧氣就更少，那可不是一般的胸悶氣短、四肢發軟，如果不能提供足夠的氧氣，別說干活，就是光站在那裡，他們的身體也受不了。為了保証建設者的身體健康和鐵路的建設順利，他們隻能這樣背著幾公斤重的氧氣瓶，吸著氧，干著活，干著活，吸著氧。真是挑戰極限啊。

　　那些日子，我為採訪雪水河工地夜戰情況，晚上趕往現場，路上差點翻車。為搞清凍土施工情況，在可可西裡無人區的清水河工地，差點被鋼筋扎進眼睛，幸虧有厚厚眼鏡片擋住。

　　駐站結束后，我一直追蹤報道這條鐵路，10多年裡， 14次登上雪域高原，9次跨越唐古拉，4次採訪全線，穿過無人區，進過雅魯藏布江大峽谷。先后圓滿完成5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考察工地的重大報道任務。

　　雖然飽受艱辛，但我的意志得到了磨煉，我的“腳力、眼力、腦力、筆力”也得到了增強。採寫的消息《海拔4161米：總理跟我們合影》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

　　第二個是關於地震的。

　　2001年11月14日17點26分，昆侖山一帶發生了8.1級特大地震。當時，我正在格爾木總指揮部二樓辦公室寫稿，突然感到，椅子晃動，窗戶玻璃閃動，鐵櫃上的皮箱滑動，就在我納悶的時候，樓道裡傳來了急切的喊聲：“地震啦，快跑。”隨著人群跑出大樓后，我發現院子裡的大樹還在不停地搖晃。

　　“震中在什麼地方？”“對青藏鐵路有沒有影響？”“工地上有沒有人員傷亡？”職責告訴我，必須把這一突發事件弄清楚，盡快報道出去。當天晚上，我就一直守在總指辦公室，但由於通信中斷，很多工點聯系不上，直到半夜也只是了解到一些單位的大概信息。

　　本想當天夜裡就把稿件發回北京，但總覺得不完整，“必須到現場去收集第一手情況。”可同事們都勸我，“別上山了，太危險。”“一定要去。”看到我這麼堅持，總指領導終於同意了，並提出陪我一起上去。

　　地震是無情的，大家都害怕還有大的余震。聽說把瓶子倒立起來可以起到報警作用，我就把衣領淨的瓶子、防晒霜的瓶子，甚至裝藥的瓶子，統統倒立在宿舍窗台上。衣服沒敢脫，房門也不敢鎖。

　　雖然害怕，可在我心裡有比“怕”更強烈的責任感。

　　第二天一大早就出發了，寒風刺骨。一路上，看到有的民房坍塌，有的設備受損，但不見一個人影，也沒有其他車輛。過了昆侖山隧道，三條橫穿公路的大裂縫出現在眼前，其中兩條有30多厘米寬，往下看，深不見底，兩端向群山延伸，望不到頭。

　　在距離大裂縫隻有1000多米的項目部裡，總算找到三個人，他們穿著軍大衣，戴著厚棉帽子，裹得嚴嚴實實。見到我們，大吃一驚，“都往下跑，你們怎麼還上來了？”這裡是重災區，不僅駐地圍牆倒了、水泥庫倒了、汽車庫倒了，而且職工住房也倒了，暖氣管都震壞了。他們指著地上的裂縫說，當時跟打雷一樣，聲音可大了，人都被震得站不住，隻能趴在地上。當晚，他們就利用一切運輸工具，把人撤到160公裡以外的格爾木市區，甚至連推土機的車斗裡也站滿了人。他們說，就在我們到達前半個小時還明顯感到余震。

　　看完現場，對災情就心中有數了，但回到格爾木時已近半夜，我連夜趕寫稿子，精選照片，發到報社。

　　第三個是關於職業思考的。

　　新聞的源泉在基層，新聞的富礦在一線，新聞的活力在現場，對於鐵路記者來說，哪裡有鐵路，哪裡就有我們的身影，鐵路修到哪裡，我們就走到哪裡。好記者，永遠在路上。

畢鋒（中）在漠河採訪我國鐵路最北端的工務職工。

　　前幾年，我又帶隊採訪我國鐵路東南西北四極。

　　我們每個季度走一個極點：最冷的三九天，到零下40多度的漠河﹔最熱的三伏天，到海南三亞，體驗最南端50多度高溫下的渡輪機艙工作﹔風沙最大時，到距離最遠的西極喀什﹔春水泱泱時，到東極撫遠，探訪鐵路人迎接第一縷陽光的夢想。

　　歷時一年多，行程5萬裡。推出的4個大聯版，匯聚了記者用心採寫拍攝的近百件圖文作品，把一線最美的風景、最感人的故事呈現給了廣大讀者。

　　至今腦海裡還記得，在大興安嶺深處，有間五六平米的小屋，裡面除了簡陋的土炕，還有張破舊桌子，我國鐵路最北“看山工”計文革就住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不通電，不通水，連吃喝用的水都是從河裡鑿來冰塊煮開的。我們問老計，“一個人常年在這裡，非常寂寞吧？”他卻說喜歡這片森林，讓人心裡很安靜。在零下40多度的山坡上，記者的相機凍得罷工了，水筆凍得寫不出字來，口罩上眉毛上都凝著白霜，老計卻滿懷深情地朗誦自己寫的詩。

　　老計的故事刊發后，吸引了多家中央媒體記者去採訪，還被選入北京2012年語文高考作文題。

　　老計們那種鐵路情懷和職業情操，讓記者們深受鼓舞。大家感到，不只是採訪他們，更多是被他們所感染、所教育。所以說，“腳力”所至，眼力所及，對“腦力”是一種豐富，對“筆力”也是一種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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